章益国

英国思想家以赛亚·柏林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主要是《科学历史学的概念》、《现实感》、《政治判断力》以及他评论托尔斯泰历史观的名文《狐狸与刺猬》等)曾经提出：历史存在一个默会的层面——“世界之内在节奏、深层潮流，事物无言之迈进。”真实的历史中有着无数细小的“极微量的因素”，这些东西很难用语言表达，不能被归约为某些历史范畴或历史定律。而杰出历史学家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对此有“卓越的敏感”，能用各种方法展现出(不是直接说出)这些东西，从而给人以一种“现实感”。因此，历史学依靠一种“不可能完全被表达清楚的东西”而存在，缺乏这类颖悟的历史学家将不可能臻于一流。历史学家这种智慧和感觉，和俾斯麦那样的政治家、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对生活的判断力、对人性的敏感度是一样的，很难命名它。若强为之容，可以叫做“现实感、实践智慧、天生睿智、想象性理解、洞见、直觉”等等，但它显然和“理论知识、广闻博学、推理归纳能力、智力”不一样——后一组词形容的那些东西是能用命题性陈述表达出来的，是明确知识，而前一组词则不同，是默会知识。这种史学智慧与苏格拉底说的“美德不可教”相似，属于“非传递性理解”。就像学习美食的烘焙和美酒的酿造一样，历史学也不是一门能够在课堂上教授的科学，而是一门艺术，学习者也需要经历很长的学徒期才能人行。

柏林所揭示的历史认识中的默会(Tacit)层面，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家们其实早就有所体认，而且做了一些有趣的陈述，只是好像我们一直没有注意。

最概括地描绘历史认识中默会维度的是章学诚的“史意”论。“史意”一般被解释为“历史理论或史学理论”，这种解释把“史意”当作某种“意义”来处理，忽略了它“意味”的涵义。“史意”代表了章学诚的史学知识观：史学知识中的某些重要部分不是一种可以在人际之间、组织之间储存、转移有形的拥有物(posses—sion)，并且恰恰这种无法言说的东西才是历史知识最有价值的所在。《文史通义》对名言之外的知识领域再三致意，《辨似》中说：“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中说：“专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传也。其可以言传者，则规矩法。”在章学诚看来，“明确知识”与“默会知识”的传承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默会知识”属于一种“非传递性理解”，往往面临“父不得而与子，师不能以传弟”的传承困难。

那么，如何授受延续“史意”呢?章学诚曾提醒注意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早期史学大多是家传之学。“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史汉都是如此：“史迁著百三十篇，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后外孙杨悼，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固卒后，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后其学始显。”为什么史学需靠家传呢?像班固时代，汉代“当显肃之际，人文蔚然盛矣”，《汉书》为什么非要班家人(甚至是一个当时受歧视的女流之辈)才能续修呢?章学诚的解释是：

古人重家学，盖意之所在，有非语言文字所能尽者。

正以专门家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必须口耳转授，非笔墨所能磬。即存在知识的默会层面。古之史学之所以为家学，就是因为“史意”是一种“非传递性理解”，具有“秘传性”，并不能由已经知道“史意”的人宣示、写出来给那些不知道“史意”的人，它不能诉诸文字传播，而需要朝夕相守之中“口授心传”。因此，章学诚认为师徒之间的个体性接触十分重要：

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永久也。

那么，是不是和任何老师近距离接触就会有所熏染呢?章学诚认为非也。在他创作力十分旺盛的1789年(时年章52岁)，章学诚写了《师说》一文。在该文中，章学诚提出老师有“可易之N／不可易之师”之别：

至于讲习经传，旨无取於剐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询；此则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师也。虽学问文章，亦末艺耳。

“可易之师”传递的是明确知识，不带个人的成分，这一类知识像一个物体进行转移时，人人都可以做那个搬运工。如“讲习经传”、“斧正文辞”、“史例史法”之类，如果我不懂，你告诉我就是，“人所共知共能”，和“智力”高下无关，答案可以标准化和统一，这样情况下的老师是可替代的；这种老师，给予一般礼节上的尊敬就可以了。而只有跟从“不可易之师”，他才会向你呈现学术文章的真意：

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谱系不可乱也。此则必从其人而后受，苟非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

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痰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后受，不从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

“可易之师／不可易之师”的差别显然是与“明确知识／默会知识”的划分对应的。这里把学问中“真意”的传承上升到了“不啻宗支谱系不可乱”的程度，学术传统类于宗族谱系，是什么东西能像“血缘”那样成为辨别这支宗族和那支宗族之不同呢?就是“史意”。正是那种不可言传的东西才构成学统，保证不同学派得以自立和传续。因而一个优秀的老师，只向学生传递显性的知识成果和方法是不够的，还能向学生示范大量默会的认识信念、概念、框架、方法与技巧等等。“不可易之师”之不可易，是因为他们传授的知识有其个人化的特点。

在西方，明确提出人类知识存在“明确知识／默会知识”划分的是匈裔英籍思想家波兰尼。与此相对应，波兰尼还曾把规则分为两类，一类是严格规则(strictrules)，如乘法表，任何人面对它都没有自由解释的余地；另一类是模糊规则(vague rules)，它们给个体的判断力留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孙子兵法》中讲的各种战争规则，它当然能给战略战术有价值的指导，但是它并不能保证读过《孙子兵法》的人都掌握该项技艺。钱钟书曾有趣地归类了四种情形：赵括，学古法而墨守陈规；霍去病，不屑学古法而心兵意匠；来护儿，我用我法后征于古法；岳飞，学古法而出奇通变，不为所囿。钱钟书评论说：“造艺、治学皆有此四种性行，不特兵家者流然也。”总之，做得好不好，与是否记住那些规则没有直接关系。波兰尼认为，即使在科学活动中，“严格规则／模糊规则”这两类规则都存在。有关实验、测量、计算、制作图表等的工作手册，属于严格规则的范畴，不过对于科学家来说，这是一些日常的、常规性工作；而科学发现的规则与此不同，是“模糊规则”，“存在着一些给予科学发现以有价值的指导的规则，但

……科学探究的规则使其应用处于充分开放的状态之中，让它由科学家的判断力来决定”。

我们可以作一个类比，波兰尼揭示的“严格规则／模糊规则”，史学工作中也存在，大体上就相当于章学诚所说的“史法／史意”。史法是“明确知识”，属于“严格规则”；而史意是“默会知识”，属于“模糊规则”。

史法指“史书在外部形式上的规范和内部结构上的秩序”，《史通》对史书体裁、体例做了系统的总结。刘言“史法”，一个特点就是严格明白，“史无例，则是非莫准”，乃至夸张到“史之有例，尤国之有法”。史法是命题性知识，像《史通》中谈到的史书的形式、书写的原则等，这些技术规则是可以明白表述出来的，或者把《史通》“置于坐右”(唐史家徐坚对《史通》的赞语)备查就是了；而且“史法”一旦确定下来，便是一个非个人的通行规则了：“继唐编史者，罔感不持其律。”(浦起龙对《史通·自叙》篇的注释)

但史意作为“模糊规则”就完全两样了。“史法”可以仿而能，“史意”则不可强而至，它更接近波兰尼所说的“科学发现的规则”。波兰尼提出科学发现中存在“模糊规则”，它们在实践中的应用，则取决于科学家的个体判断，伟大的科学家正是在这种判断中显示其天才。这种科学家的判断力，恰如柏林所说的政治家和史家的“现实感”，亦如章学诚所谓的“存乎其人”的“别识心裁”、“独断一心”，科学发现与“神以知来”的历史“撰述”工作一样，作为一种前瞻性、启发性的工作，是难以程式化的，是不能化约为一组规则的，仅仅遵循已有的研究程序和现存的规则，此即《文史通义》所谓“圆而神”，所谓“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秒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者。

因此，“作史贵知其意”这个命题，很好地呈现了历史学中存在着的一个层面：它是无法命题化的、无法言说的，是个人化的知识。基础的史学学术训练、对明确的规则掌握和勤奋的工作，章学诚称之为“功力”的，是必要的，但那只是前提性的，它不能保证你成为真正杰出的历史学家，真正使你超越庸手的则是另一种东西。在现在学界通常的解释中，我们把章学诚的“作史贵知其意”理解成“史家贵有理论思维”，按照当前史学界对“理论思维”的一般理解，大概是指一种“对历史理论的把握”、“对事实的抽象能力”、“科学的概括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一定高度的俯瞰能力”。实际上，这些能力和章学诚“史意”所蕴含的那种默会能力，那种对“极其复杂、极其繁多、极其细微、未知和半未知的因素”的卓越感觉，恰恰分属柏林所谓人类两种相互争胜、两两对峙的智力维度的两端。这两种智力维度，在章学诚的语境中大体就是“法”与“意”、“智”与“神”的区分。也就是说，我们刚好把章学诚给解释反了，从而把传统史学批评中最有趣和最有特点的一部分想法轻巧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