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涛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爆发里氏8级大地震，这是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自然原因所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公共安全事件。地震不仅造成了数万人口的死亡，也导致了大量灾民无家可归。地震发生后，在政府行使国家力量进行灾后重建的同时，全国各族人民纷纷自发地伸出援助之手，表达自己的拳拳爱心。《南方周末》头版刊发了评论员文章《地震震出了一个新中国》，高度评价地震发生后中国人民的优异表现。汶川地震以极其惨痛的代价，对全民上下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具有普泛性的生命教育，使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浸染于物质主义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振。

诚然，汶川地震作为一场悲剧性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间灾难，事件本身是消极的。但是，作为悲剧却具有喜剧根本所无法企及的积极性意义。鲁迅先生曾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则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如果将汶川地震视为一场悲剧，那么改革开放30年来物质文明的凯歌猛进无疑就是一幕幕喜剧的上演。在这些喜剧之中，中国人逐渐把追求快乐视为最高的人生目标，并且在追求快乐的过程中不断地面临“人生无意义”所带来的沮丧、失落、空虚等问题。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很简单，人的生命从来不仅仅是肉体生命，还有社会生命、精神生命。自我的生命从来不能孤绝于他人的生命。不过，肉体欲望的满足一旦成为至上的目标，欲望本身也就不断地沦为宰制主体自我的强大力量。在丧失主体性之后，必然带来精神的无力、空乏、虚弱，导致心灵世界的狭隘、封闭，乃至人性的麻木。所以，当感性追求成为一种时尚，空虚、无聊、沮丧必然也成为一种与之相伴的精神瘟疫。我们完全可以从30年来社会风气的变迁中，感受到时代的这种病理性症候。

在现代社会，金钱是兑换“快乐”最有效的载体，尽管它本身作为交换工具并不具有价值。金钱，对于谋求生活条件的改善，促进生命质量的提高，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虽然，金钱本身不是万恶之源，但人们往往容易在金钱面前迷失自身的本性。金钱不经意间从作为丰富生命的手段，沦为目的自身，并最终走向对生命的“异化”。当金钱出卖了良知，出卖了人格，出卖了亲情之后，它必然带来“世态炎凉”、“人情纸薄”的社会现象，必然导致人的生命关怀的价值消解。

不过，即使在颓废的社会风气之中，人性之中还是存在一种普遍的求新、求变的需求。这种需求在潜意识的积蓄之中，逐渐汇集成为一股强大的潜在力量。也只有当生命的反省成为一种自觉的时候，这股力量才能够顺利地转化为现实力量，并成为塑造崭新道德风气的起点。汶川地震，以极其惨痛的生命代价，引发了全民上下对生命的自觉反省。

首先，汶川地震以偶然性昭示了生命的脆弱性。在现代社会，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助长了“主体的狂妄”。尤其是生命科学的进步，使得人们对生命的强大充满自信。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支配下，人们沉溺于日常生活的物质欲望之中，生命的脆弱性问题因为生命的感受力降低而遮蔽。而汶川地震，以偶然性的生命毁灭，不仅显现了生命的有限性，更昭示了生命的脆弱性。生命如此之短暂，命运如此之奇诡，那么，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呢?这是汶川地震所引发的面向全体国民的人生课题。适如美国著名的悲伤与治疗专家爱娃-萧(Eva Shaw)女士所认为：“它(死亡)威胁我们的存在，威胁我们对生命深层次的理解。它激发我们去质问生命的特定本质和意义。”汶川地震，以生命毁灭的终极性事件，教育国民要珍惜生命，要善待生命，不仅是自我的生命，还包括他人的生命。因为，在脆弱的生命面前，只有众多个体生命汇合成为一个生命整体，才能凝聚成为强大的生命力量。

其次，汶川地震以悲剧性呈现了生命的高贵性。汶川地震是一场由于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人间悲剧，它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更对众多生者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甚至，灾后的心灵重建比家园重建的任务更为艰巨。即使如此，在面对不可改变的悲剧性命运，在面对他人陷入苦难与痛苦之中，中国人民呈现了人性中最为积极的一面，展示了生命最为高贵的一面。在灾难降临时，把生的机会让给别人，以选择生命的放弃实现了生命的最高价值。在面对死亡考验时，以乐观主义的精神顽强地与死神抗争，创造了不朽的生命奇迹。在灾难发生后，自觉地发挥“舍小家，保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积极地投入灾后重建工作。更多的人尽其所能，慷慨解囊，全力支援灾区人民。大爱无疆，大爱洗礼了中国人的心灵世界。甚至，我们突然惊讶地发现，在这一特殊的时刻，人性光芒的照射从来没有等级贵贱之分。即使是一个落魄的乞丐，他照样可以成为人们感动的焦点。

最后，汶川地震以公共性凝聚了生命的整体性。汶川地震震级之高，影响范围之大，伤亡人口之多，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重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很多地区虽然没有遭受地震损失，但是却有着强烈的震感，这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对汶川地震的感同身受。更为关键的是，汶川地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个体生命力量的弱小，群体力量的强大。长期以来，由于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实际隔膜，使得个体生命之间缺乏融通性，自然产生孤独、落寞、无聊等精神现象。汶川地震作为影响巨大的公共性事件，催发了人们对生命与命运的共同感受，在主体与他者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它充分说明：个体的生命只有融入集体生命中，才能够更好地实现内在的价值。并且，汶川地震或许引发人们这样的思考：“我们的痛苦与灾区人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它可以更深入一步推进我们对人生的思考：“生命中的痛苦就像是盐；不多，也不少。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痛苦，就这么多。但是，我们体验到的痛苦，却取决于我们将它盛放在多大的容器中。”

在这场巨大的灾难面前，我们不仅看到了政府积极地投入灾后重建工作，而且也适时地以汶川地震进行全民上下的生命教育。在运用媒体力量影响和塑造公民价值观的同时，政府将“5·12”定为国哀日，并于5月19日14时28分组织全国人们默哀3分钟，以哀悼逝者。这些行为，体现了政府认识到生命的重要性，更体现一种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政府也只有继续从现实的生命关怀出发，促进和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才能真正推动中华民族的进步。

汶川地震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在生命教育过程中，情感教育甚至比理性教育更为重要。理性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智力的训练，技能的培养，未必能够造就出良好的个性，健全的人格。情感教育，则是从掘发生命的感受力人手，培养应对挫折的能力，塑造健康的心灵世界。从情感教育的实际效果来看，悲剧比喜剧的教育意义更为深刻。因为，前者以痛苦的形式自发地形成主体对内在世界的反省机制，后者则以快乐的形式使主体性吸附于外在世界的表面。所以，挫折教育、死亡教育是生命教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汶川地震已经逐渐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是否能够对“地震震出一个新中国”抱有信心呢?很显然，我们需要以汶川地震为端点，对国民进行长期而又全面的生命教育。否则，真的会兑现中国的那句俗语：“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不可能通过灾难与不幸来唤醒国民，但是，当汶川地震成为影响中国人最为深刻的心灵事件时，就可以继续扩大和延伸它的积极性意义。

首先，强化对于汶川地震的集体性记忆。保存集体性记忆的途径，一般是通过适时、适当的纪念方式来实现。“5·12”作为国难日，是否需要继续加以保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目前国外有许多国家为纪念遇难者，建立生命纪念园。我们国家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尝试。集体性记忆的传承，需要面向具有无限可塑性的青少年群体，可以将生命教育纳入素质教育的环节，塑造健全人格。

其次，以汶川地震为端点，推动死亡教育。死亡教育最能够体现生命教育的本质向度。正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人是一种向死的存在，因为人们处于常人的“沉沦态”，所以无暇反思死亡。而且，死亡是不可替代的，所以我们永远无法获得如临终者一般的生命感受。但是，死亡还是能够深入灵魂深处，唤醒良知，直逼生命的意义。汶川地震以其强大的震撼性，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地震的亲身经历者与灾区的支援者有着不同的生命感受，但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生命教育。死亡教育，促使人们“以死观生”，并且完全能够产生现实的力量。我们不应忽视参观生命园、烈士纪念馆的实际意义。

再次，生命教育过程中，要重视场境性教育。汶川地震过程中，很多亲历者乃至志愿者对于该事件有着深刻的记忆，甚至很多人认为它改变了自己对待人生的态度。这也说明，亲身经历的场境性教育要远远胜于间接性的知识教育。尽管，苦难与不幸是我们力求加以避免与克服的，但是，苦难与不幸，终究是无法避免的。很多时候，只有在亲身感受到他人的不幸与苦难之后，才会意识到珍惜当下的幸福。而且，在分担别人的不幸与苦难之后，生命常常获得一种内涵的提升。事实上，我们这个社会并不缺少生命教育的场所。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着太多的人需要帮助。也只有我们真正地懂得，并能自觉地帮助他人，那么我们也就事实上成功地实现了生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