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夕

大地震所造成的大规模死亡，在性质上属于笔者所说的死亡事件。所谓死亡事件是指具有一定社会和个人教益并且能够唤起公众关注的死亡构成的事件。作为一种由严重自然灾难造成的死亡事件，汶川大地震的教益除了直接体现为它使人们领会死亡会以何种极端方式与人们照面，更重要的是，它帮助人们加深了死亡记忆。

大地震所形成的死亡记忆，属于创伤记忆的一种。大地震以大地突然断裂的方式毁坏毫无准备的人们赖以生存的居所或公共建筑，使人们被埋在废墟下或瓦砾中不能动弹，顿时死亡或逐步死亡。这种灭顶之灾让许多家庭或亲朋好友，瞬间生死两隔。地震死亡给震区人们带来的身体创伤和心灵创伤极其巨大，由此形成的死亡记忆也是极为深刻的。确立死亡记忆的创伤性，是我们理解汶川大地震与死亡记忆关系的必要前提。

汶川大地震是中国近代以来，波及范围最广、毁坏极为惨烈的一次地震。虽然它在死亡的绝对人数上不及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但它的影响却远远超过唐山大地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仅从两种死亡记忆的方式及其意义来表述个人的看法。

这次汶川大地震给人们造成的死亡记忆，首先来自媒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直面死亡，中国当代媒体首次展示公共叙述的力量。与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封锁消息”截然不同，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汶川大地震从它发生的第一时间起，各种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就展开了全面、及时的公开报道。而且在随后的两个多月，有关抗震救灾的每一步进展都得到完全公开、透明的滚动、跟踪报道。有些记者为了更及时准确地报道，甚至组成奔赴前线的“敢死队”，最早徒步进入灾区，如新华社的著名摄影记者唐师曾、新华社四川分社的记者侯大伟等。电视、摄影、网络等每天发表灾区无数受灾情况的画面或图片，揪动人们的心。从地震突发时山摇地动的恐怖场面，到楼房震塌后的残垣断壁、弯曲的钢筋；从以温家宝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到北川县城成为废墟的鸟瞰图；从全副武装的武警突击队连夜冒雨徒步前进，到学校瓦砾下发出求救呼声的孩子；从废墟里一抬出来就大声喊叫“叔叔!我要喝可乐，冰冻的”的男孩，到靠吃青草和蚯蚓度过216小时的老妇；从救护人员抬着担架往汽车或飞机上运送伤员，到震区空地上一排排用布包扎起来的尸体以及一堆堆没有主人的书包……媒体对汶川大地震的伤害后果进行了超强的公共叙述，凸显了死亡事件的现场感，加深了人们对死亡的记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每天公布的不断攀升的死亡数字，也不断加深人们的死亡记忆。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虽然远远超过汶川大地震，但由于它没有得到全面而公开的媒体报道，人们缺乏有关唐山大地震这一死亡事件的现场感，因此对于唐山大地震的死亡记忆反而不及汶川大地震刻骨铭心。灾难给人们造成的死亡记忆，不仅仅在于死亡人数的多少，而在死亡事件本身被报道或被叙述的广度与深度。

关于灾难的死亡记忆的深浅，与公众对灾难的公共叙述的充分与否直接相关。近年来，中国发生不少灾难如矿难、火车相撞、水灾、火灾、雪灾等，也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充满现场感的公共叙述，这些灾难留给人们的死亡记忆大都是淡薄的，难以从中形成新的经验。这一次，中国人日夜目睹了空前惨烈的死亡景象，直观了汶川大地震带来大规模死亡的突然降临以及余震带来死亡的可能降临。地震死亡不再作为有损“面子”的坏事被掩盖起来。中国政府果断抗震救灾的形象得到世界舆论的好评，中华民族面对巨大死亡灾难所表现出来的众志成城的精神面貌，也赢得各国人民的尊敬。笔者相信，中国人将来再次遇到类似汶川大地震这样的死亡事件，将会有更好的心理承受力和物质应对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汶川大地震给中国人烙下的死亡记忆，是中国人一笔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当然，在有关汶川大地震这一死亡事件的公共叙述中也还有很多缺失，值得我们反思。有一些“负面的”或“消极的”的东西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或分析，如在震区现场，也出现了抢劫、盗取公家和他人财物等不法行为，也出现见死不救的冷漠行为。有少数记者，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在采访过程中，完全不顾死者家属或幸存者的悲伤心情和心理创伤，只想挖掘新闻热点和报道题材。一个个鲜活个体面对死亡时的复杂思想活动，往往被掩盖在抗震救灾的宏大叙事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基于求生的本能而采取“逃跑主义”的绝不只有范跑跑一个人，即使对于“范跑跑事件”的讨论也不能只有谴责的一个维度。从亲临现场的一些朋友的介绍中，笔者获悉，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远远不全是我们在公共叙述中所获得的那些内容。关于死亡的公共叙述，我们应该正面突出真、善、美，但不能回避或简化假、丑、恶。在那些因建筑质量问题使得一些学校、医院倒塌而导致的死亡责任尚未得到深入追究时，到处弥漫着抗震救灾的英雄颂歌。那些数以千计的无辜的孩子生命，呼唤着我们民族要重视对地震造成公共建筑可能的死亡危害的事前防范。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校长像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那样防患于未然，我们的死亡人数可能不会如此惨重。一个民族和政府如果对学校、医院这类公共建筑的建设过程的腐败发生缺乏长期有效的监督或追究机制，那么再次出现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依然会让我们的孩子和病人付出生命代价。只要在我们的公共叙述中缺少足够的对死亡责任的深度报道和依法追究，只要我们对那些间接的“加害人”缺乏必要的思想清算，我们的死亡记忆就是有缺陷的，就有可能陷于记忆的重复。记忆的重复，则一定导致经验的重复，也就是死亡的重复。

汶川大地震构建人们的死亡记忆，其次还表现在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追悼活动和祭祀仪式上。从礼仪上注重对死难同胞的丧葬、祭祀和追悼，本来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讲究礼仪，在儒家经典《周礼》规定的吉、凶、宾、军、嘉五礼中，凶礼即丧礼，“以凶礼哀邦国”。在《仪礼》和《礼记》中，丧礼和祭祀礼仪占了很大比重。古人认为对死者的追悼、祭祀活动是国家大事，不能马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里记载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放在一起，也是和战争所造成的死亡相关的。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青铜器，也大都和祭祀与战争分不开(参看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基于宗法血亲的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过追悼活动和祭祀仪式保持对祖宗和死者的死亡记忆。然而，自五四运动尤其是1949年以来破除旧文化之后，这种传统的死亡记忆方式发生断裂。这次汶川大地震让世人看到，传统的死亡记忆方式得到部分恢复，并出现向普遍的国际惯例靠拢的好兆头，那就是“全国哀悼日”的设立。

2008年5月18日，国务院发布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

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这一祭祀仪式上的举措具有划时代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很重视民族性的追悼活动和祭祀仪式，但没有一个朝代为一次大灾难中死去的普通老百姓举行三天的全国性哀悼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只是为国家领导人的去世下半旗致哀，从来没有为灾难中死去的普通公民下半旗致哀。1990年通过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有网民(胡星斗)指出，《国旗法》体现了国家对普通公民生命的珍重，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但遗憾的是，从1990年到2007年，我国还从未实行过该条款，没有为一般民众下半旗致哀的先例。国旗一方面是国家主权和尊严的象征，另一方面也是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载体。政府下半旗哀悼遇难的普通民众，体现了公民在国家中的主人翁地位，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众对于国家的自豪感。而在发达国家，为重大灾难事件中死亡的公民下半旗致哀是普遍的惯例。我们想强调的是，这次设立“全国哀悼日”，开了为灾难中普通的死难同胞举行国家性的追悼和祭祀活动的先例，它绝对有利于强化中国人对灾难死亡的记忆。所谓以人为本，所谓民主平等，必须体现在对普通死难者的追悼活动和祭祀仪式上。为此，笔者在博客上发表一首诗《致全国哀悼日》：

破天荒的灾难／破天荒的哀悼／国旗为平民而

降／汽笛为平民而鸣／警报为平民而响／奥运圣火

为平民而灭／低下所有人的头／不分贵贱／哪怕只

有三分钟／扪住所有人的心口／不分贫富／哪怕只

有三分钟／愿每一位死难同胞的灵魂安息／安息／

无论你们是在瓦砾下／还是在睡梦中。

在这次追悼汶川大地震死者的过程中，涌现了许多感人的诗篇。像《生死不离》、《孩子，你一路好走》等诗作，一经问世，马上传遍大江南北，并被谱成歌曲传唱，使许多人感动落泪。我们已经读到好多种版本的汶川诗钞，如由四川诗人发星主编的民间诗歌刊物《独立》继推出“为亡灵弹奏——汶川大地震诗歌专辑”第一卷及“让清风倾诉——汶川大地震诗歌专辑”第二卷之后，日前又推出“十万个灵魂，你们可以瞑目了——汶川大地震诗歌专辑”第三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第一时间出版了一部《感天动地：汶川大地震诗歌记忆》诗集。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惊天地泣鬼神——汶川大地震诗钞》首印三万册。人们曾说，愤怒出诗人。笔者要说，灾难出诗人，死亡出诗人。有人惊呼诗歌“火”起来!所有这些悼念诗歌，还有一些长篇通讯、访谈、报告文学等，都构成了有关汶川大地震死亡记忆中最富有激情和永恒魅力的部分。在所有死亡记忆构建方式中，语言叙述仍然是最基本的方式。这一类海量般的文学性叙述，我们在以前的灾难或地震中是没有过的。

持久保存对汶川大地震的死亡记忆还有其他一些方式，比如建立地震博物馆。5月22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再次来到灾区北川，殷切地对当地干部说，我们要再造一个新北川，这座老县城可以作为地震遗址保留，变成地震博物馆。绵阳市文物局已经开始着手地震博物馆的建设工作。他们意识到，建成地震博物馆，是为了见证这场特大灾难，纪念亡灵，警示后人，同时为地震科学提供研究对象。笔者非常赞赏这一建设项目，他们为地震博物馆制定征集资料内容的第1条就是反映地震惨烈灾难的典型实物：“反映灾难现场惨烈场面和灾民临时安置点的各种实物资料(以学校、幼儿园、医院、家庭等灾难现场实物资料为重点，辅以图像资料)，如学校垮塌后校牌、队旗、书包、遇难者遗留物，震后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的挂钟、座钟、落地座钟等。”这些实物资料的收集、保存、展示，将在特定的空间中不断唤起人们对这次死亡事件的惨烈和悲壮的记忆。地震博物馆是有关地震死亡记忆的物态方式，它与悼念诗歌的文字方式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就死亡记忆的直观性而言，博物馆方式比诗歌方式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力更强。

以感性直观的方式通过不断的公共叙述见证惨烈的死亡现场，以全民族的追悼活动和祭祀仪式纪念死难同胞的亡灵。汶川大地震以前所未有的灾难创伤构建了新时期中华民族关于死亡的记忆。就此而论，汶川大地震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