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绍邦

在新形势和新挑战下，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和亚洲政策显示出与前任不同的特点和调整。

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

奥巴马在竞选讲演中说“世界的引力中心正在向亚洲转移”，其上任以来更加重视亚洲，战略重心东移，从单纯的军事部署扩展到外交、经贸、气候变化等各个领域，加强与中印等亚洲新兴国家在安全、经济、环保等各领域的对话合作。希拉里就任国务卿后，打破惯例，选择中日韩和印尼亚洲四国作为首访国。种种迹象表明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重点继续东移。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首先，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美国在亚洲面临新挑战。冷战结束后，中、印、韩、东盟诸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2008年亚洲主要经济体(含日本)GDP占全球份额增加到19％，而美国份额下降到18％。其次，随着多极化趋势和亚洲经济发展，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上升。目前美国与亚洲的贸易额约占美国外贸总额的56％，而美国与欧洲的贸易额约占美国外贸总额的20％，亚洲主要经济体外汇储备居世界前列，合计持有美国国债约占美国国债总额的1／6；美国反恐防扩战略的重点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朝鲜、伊朗等亚洲国家；美国对中俄的崛起更加戒备。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其他地区，促使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重点进一步东移。

二、奥巴马“巧实力”外交新理念

奥巴马政府在外交理论上批判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于新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这突出表现在“巧实力”理念上。据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教授等人阐述，所谓“巧实力”(smart power)，意为“智慧的强权”，主张将“软实力”与“硬实力”巧妙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国家的所有资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服务，特别是重视发挥美国软实力的资源，以弥补美国硬实力的相对下降。

“9·11”之后，布什政府奉行新保守主义，打着扩展民主和人权的旗号，实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导致美国硬实力的下降，伊拉克战争、环保政策等使美国软实力严重受损。金融危机的打击和经济衰退使美国实力进一步受损。因此，奥巴马政府对布什政府外交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批判和总结，调整对外战略，强调运用“巧实力”，组合所有力量资源，构建一个能够应对全球挑战的框架，以期“延长和保持美国的优势”，使美国成为一个“更加聪明的大国”，“在全球实现美国的目标。”

奥巴马“巧实力”对外战略的目标是，改善美国对外关系，改善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以便有精力用于国内经济复兴，摆脱危机，恢复实力，重新树立美国在世界领导地位。

三、奥巴马反恐战略的调整

布什政府发动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至今分别已8年和6年，虽推翻了萨达姆和塔利班政权，建立了亲美政府，但两国局势依然严峻，袭击爆炸流血事件不断发生，国内教派冲突加剧，两国人民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两场反恐战争不仅严重消耗了美国实力，牵制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而且引起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的强烈谴责。因此，调整反恐战略成为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迫切任务。

一是将反恐重点从伊拉克转向阿富汗。

二是加强阿富汗政府建设。

三是变单一作战方式为综合反恐战略，以军事、政治、经济、国际合作等多管齐下的方式解决中亚和南亚的反恐问题。

四、奥巴马亚洲外交战略的调整

奥巴马政府加强与亚洲盟国及新兴国家的合作，试图建立新的亚洲伙伴关系，以应对亚洲新形势和新挑战，维持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进一步巩固与日韩等传统盟国关系，以美日韩同盟作为其亚洲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的基石。

加强与亚洲新兴国家的对话合作，试图在亚洲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对华政策是奥巴马亚洲新战略的重点，奥巴马将美中关系由布什时期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提升为“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美中关系”，全面加强与中国在安全、经济、气候变化等各领域的战略对话。俄罗斯与亚洲地缘关系密切，奥巴马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上对俄罗斯让步，加强美俄在消减核武器问题上的协商合作，力图将中俄共同纳入美国主导的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框架。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奥巴马政府加强与印度在军事安全、政治、经济等领域合作，力图建立基于共同民主制度上的美印伙伴关系。东盟囊括东南亚十国，是亚洲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希拉里选择印尼为首访国并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决定加入《东盟友好合作条约》，表明美国重返东南亚的意愿。另一方面，美与印度、东盟国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旨在与美日韩澳同盟一起共同遏制和防范中俄崛起，制约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缓和与伊朗、朝鲜等国家的关系。奥巴马政府改变前任布什政府的强硬态度，表示愿与伊朗和朝鲜进行直接对话，和平解决伊朗和朝鲜的核问题。同时，奥巴马政府强调国际合作，重视发挥联合国以及伊朗核问题“6+1”会谈机制和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的作用，尤其是拉中俄一起对伊朗和朝鲜施压。

五、加强与亚洲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对话合作

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奥巴马比前任布什政府更加重视与亚洲新兴国家的对话合作，并采取一系列新措施：将中、印、韩和印尼等亚洲新兴国家拉入G20，并取代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G8；支持增加中、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在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美国又提出由美、日、欧盟和中国组成G4取代原来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G7。奥巴马的意图是将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纳入国际金融体系，发挥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作用，同时继续维持美国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奥巴马改变原布什政府的消极态度，采取了力争主动、加强合作的态度。奥巴马新气候战略的意图，一是充分发挥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优势，通过大力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刺激美国经济增长，扩大就业，走出危机；二是改变布什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被动，恢复美国软实力，重塑美国的形象；三是通过加强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能源和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构建新的亚太能源体系，垄断世界新技术市场，主导世界环保秩序。

奥巴马亚洲政策的调整和推行是一个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和亚洲局势的发展进程，美国国会及两党的态度如何，都将对奥巴马的亚洲新政策产生制约和影响，其效果如何尚待时间考验。

(摘自2009年第21期《理论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