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北朝时期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与稻作

2006-11-24李增高

农业考古 2006年4期

李增高

在我国的历史上，三国时期与蜀、吴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曹魏，连同后来的西晋及南北朝时期时，北朝诸地方政权的势力范围，都在北方。本文就这个时期华北地区的农田水利与稻作的发展状况，进行论述，其范围包括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及河南、山东两省黄河沿岸的部分地区。

一.曹魏时期

东汉中期以后，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政治黑暗，导致黄巾起义。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群雄林立，割据一方，并彼此互相攻杀，爆发了东汉末年的军阀大混战，在混战中，曹操的势力发展较快，统一了北方，并与孙权、刘备两大集团最终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曹操死于东汉延康元年（公元220年），是年十月，汉献帝刘协被废，东汉灭亡。曹操之子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是为魏文帝，纪元黄初。其时，华北地区属于曹魏的管辖范围。

三国对峙，需要大批的粮食以供军需，同时，尚有大量脱离生产的流民需要安置，而且又有大量的国有荒地。于是，司马朗奏言：“今承大战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1)。这一奏议被朝廷所采纳，并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兴起大规模的屯田。曹魏兴起的屯田，不仅推行于黄河以南，而且在统一北方的过程和统一后，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也设立了一些屯田区，曹魏兴立屯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和水稻的种植密切结合在一起，而水稻的种植，又以兴修或复修旧有的农田水利工程为前提。而一些大型的农田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邺城周围和幽州附近，因此，此时也是我国华北地区，兴修农田水利和水稻种植大发展的一个时期。

位于今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河内地区，自古以来农田水利灌溉就很发达。战国时，魏国魏文侯年间（公元前446-前397年），由邺令西门豹主持兴建的引漳十二渠，就是在该地。曹魏时期，由于这里已成为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因而对当地的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也给予较多的重视，为了更好的发挥引漳十二渠的灌溉效益，对该渠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其水又东北入于漳，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水溉邺，民赖其用……魏武侯又遇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二十里中，作十二土登，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陆氏《邺中记》云，‘水所溉之处，名曰堰陵泽……魏武又以郡国之旧，引漳流自城西东入，迳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明沟也。渠水又南迳止东门下……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东出石窦堰下，注之隍水。故魏武《登台赋》曰：引长明，灌街里，谓此渠也”(2)。何谓，李周瀚注《魏都赋》称：“土登，级次，泄水之处，言有十二也。”由此可知，土登就是排灌设施，说明天井堰修建之后，二十里内分布有十二土登，每土登相距三百步，各有水门调控。邺城名为长明沟的城市用水系统，兼有灌溉功能的还有石窦堰。可以看出，通过对漳河的治理，其沿岸的灌溉条件十分便利，使邺城的农业生产发挥了更好的灌溉效益，通过对水稻的种植，由于改良了土壤，使这里成为富裕的农业区。左思在《魏都赋》中，对邺城周围的农业进行了生动的描述：“甘茶伊蠢，芒种斯阜。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土登流十二，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滋润）粳禾余（稻），陆莳（种植）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纟宁……信都之枣，雍丘之粱、清流之稻”(3)。文中的芒种、唐李善注称：“郑司农曰：芒种，稻麦也”。说明这里的芒种是指稻、麦两种作物。而“水澍粳禾余，陆莳稷黍”中的粳禾余，本意专指粳、糯两种类型，但这里是泛指水稻，至于稷黍同样可以理解为泛指谷类作物。李善注对此两句的解释是：“下则澍生粳禾余，高则直立稷黍也”。意思是说，低地的水田种植水稻，高地的旱田种植谷物。说明在曹魏时期，邺城周围地区水稻的种植很是普遍。引文中的清流，位于邺西黄河沿岸的伊洛河盆地和洛阳盆地，所产水稻非常有名。新城的水稻也很有名气，深受人们的推崇，魏文帝曹丕说：“江表唯长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粳稻耶？”(4)他赞誉新城粳稻，“上风吹之，五里闻香”(5)，这是我国文献上最早提到的有关香稻的记述。袁淮说：“新城白粳，濡滑通芬”(6)，桓彦林也说：“新城之禾亢，既滑且香”(7)。从这些赞誉中可以看出，新城粳稻品质之优良。

曹魏在汲郡和河内郡野王县（今河南沁阳县）两城的屯区，还设置有典农中郎将，该职是管理民屯的官吏，由此可见，屯区的规模之大。在这两地修复的农田水利工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引沁灌溉枢纽的改建。《水经注》卷九《沁水》条，引《魏土地记》曰：“河内郡野王县，西七十里，有沁水，左迳沁水城西，附城东南流也。石门，是晋安平献王马孚之为魏野王典农中郎将之所造也。案其表云：臣孚言，臣被明诏，兴河内水利。臣既到，检行沁水，源出铜革是山，屈曲周迥，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东，层岩高峻，天时霖雨，众谷走水，小石漂迸，木门朽败，稻田泛滥，岁功不成。秦代时，曾在济源县治东北三十公里处的五龙口，修建过枋口堰，即古秦渠，因其进水口门原为木结构，因年久失修，木门朽败，严重的影响到灌区内的水稻生产。魏文帝黄初年间（公元220-226年），司马孚经过实地调查后，提出改木门为石门，这个建议得到魏文帝曹丕的批准。于是，从五里以外取方石数万块，“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枋门”(8)。经改建石门后，农田的灌溉效益有了很大的提高，“若天晴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防断水，空渠衍涝”(9。这样，既避免了因雨季进水过多，造成稻田泛滥，又保证了旱季稻田用水的需要，因而使当地的粮食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晋人傅玄说：“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指旱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指稻地），收数十斛”(10)，一斛约相当二斗多。可以看出，通过对引沁灌溉枢纽的改建，又恢复了原来的灌溉功能，不仅扩大了稻田的面积，而且也使粮食产量提高了几倍。

曹魏时期，盘踞在东北边境的鲜卑乘机崛起，对幽州数次寇边，威胁幽州边境的安宁。为此，特派刘靖为镇北将军，驻守蓟城（今北京），都督河北诸军事。刘靖为刘馥之子。刘馥在曹操手下任扬州刺史，对农田水利和水稻种植十分重视，他在任时，“广屯田，兴治芍陂、茹陂、七门、吴塘渚土曷，以溉稻田，官民有蓄”(11)。刘馥在淮南兴修水利、发展水稻生产、造福于民的做法，自然会对刘靖产生很大的影响。刘靖作为曹魏的镇北将军，驻守蓟城，负责守卫北方的边防，他看到北地冬季严寒，粮草转运十分不便，为了解决军队的用粮问题，计划在蓟城外，推行屯垦戊边，寓兵于农的政策，大兴农田水利、屯田种稻。为此，他亲自登上梁山（今北京石景山），观察地形，寻找水源，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经过周密的规划，决定在漯水（今永定河）上，建造一座拦水坝，将水位提高，并修建一条引水渠，通过拦水坝，分出一部分河水，平地导流，注入蓟城西北的高梁河。沿高梁河西岸再开支渠，以达到灌溉农田，发展水稻生产的目的。拦水坝建在梁山上，因山上有西汉燕王刘旦墓，刘旦因谋反败露被赐死，朝廷以其暴戾无亲，谥曰：刺王，其陵俗称戾陵。在戾陵水门，下接一条引水干渠，因形似车箱，故名车箱渠。

戾陵和车箱渠是当时蓟城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这项水利工程是在魏齐王曹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兴建的。刘靖遣部下丁鸿率军士千人，仅用半年的时间便修建完工。关于修建的经过，《刘靖碑》记载颇详，碑文云：“魏使特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成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流源，相漯水以度形式，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土曷，开车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黄（潞）河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以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土曷，长十丈（丈当是尺之误），山水暴发，则乘土曷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12)。从碑文中可以看出，这项大型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是利用梁山附近的有利地形，用石笼，即把竹条编织成笼，内装石堆砌成堰，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以达到拦截漯水，提高水位，然后开凿一条联接漯水与高梁河的车箱渠，渠口设在坝上游北岸，有闸门控制，闸门宽四丈，长十尺，渠口下接车箱渠，在洪水期间，水流越过堰坝，由坝上泄往下游，在一般水位时期，则漯水从车箱渠口的水门进入车箱渠，入高梁河以资灌溉。高梁河是这一灌区的供水主渠，其上游河道有两条，一条是接通漯水的渠道，一条是发源于蓟城西北的天然河道，这两条水道在今北京紫竹院公园，白石桥附近汇合后，沿动物园、展览馆后身经德胜门，入注积水潭，以上河道可简称高梁河西段；然后又分为两条，一条沿今北护城河继续东行，过今和平里接坝河至通州入潞水；一条沿什刹海、北海、中南海东南行，经今石碑胡同，人民大会堂西南，前门、天坛东北、出左安门，经十里河，十八里店，马驹桥入湿水，以上河道可简称高梁河东段。可见，通过这项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使漯水经戾陵土曷和车箱渠，接连高梁河，达到灌溉的目的。年灌溉面积二千顷，灌区范围百余万亩，成为水利发达之区，通过“溉灌蓟（城）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13)。由于兴修水利，发展水稻生产，使蓟城百姓从中受益。今北京石景山、丰台、海淀一带的水稻种植，大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但是，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何谓“三更种稻”？一年种三季吧！显然不大可能，因为北京地区的纬度高于南方，当时，在北京地区无论如何是不会有三季的，既是现在也没有。可以推测，“三更种稻”的含意，似乎是指轮作休耕之稻田，对于轮作休耕之法，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周礼·大司徒》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田家百亩，一易之田家二百亩，再易之田家三百亩”。这里所说的不易之田，一易之田，再易之田，是根据地之优劣，采用轮种法，年年可耕种者，谓之不易之田；隔年耕种者，谓之一易之田；以其地簿，隔二年耕种者，即年年耕种一百亩，休闲二百亩，三年再易乃遍，谓之再易之田。《汉书·地理志下》张晏德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便是指此说。刘靖作为镇北将军，他认为，“经常之大法，莫善于防守”(14)，而要善于防守，还应“使民夷有别”(15)，至于防守及别民夷最首要的问题，应该使民足食。所以，刘靖一方面“开拓边守，屯据险要”(16)，另一方面“又修广戾陵渠大土曷”(17)，引水灌溉农田，由于蓟城郊区可耕之田较多，因而采用轮作休耕的方法种植水稻，以供军需和民用。这样看来也就不难理解“三更种稻”的含意了。

十二年后，即魏元帝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幽蓟人口渐繁，诏书：“以民食转，广陆费不赡，遣谒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括）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18)。曹魏初年，以屯田立国，明帝时期开始遭到破坏，至元帝景元年间（公元260-264年），大量屯地被地方豪族和军官所霸占，朝廷派樊晨到蓟城整顿屯务，他下令“限田千顷”，即私人占有土地不能超过千顷，又括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为国家编地，招佃耕种，共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同时，樊晨还对戾陵土曷和车箱渠加以改建和扩建，主要是“更制水门”，把车箱渠延长，使漯水“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今通州区），凡所含润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19)。经樊晨扩建后的这项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不仅把相距百里的漯水与鲍丘水连接起来，而且水量丰沛，“高下孔齐，原湿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彪池以为甘泽”(20)。使灌区的受益面积扩大到四五百里，此数是指四周长度，所灌田万有余顷，比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的灌溉面积提高了五倍多。刘靖初建车箱渠，主要灌溉蓟城的西、北、东南三部，经樊晨改建后，扩大到昌平东至渔阳潞县，包括今朝阳、顺义、通州一带。随着灌溉条件的改善，使水稻生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除顺义外，朝阳和通州的稻作，也大都开始于这个时期。樊晨扩建的引水渠系的走向，可能是引漯水乘车箱渠入高梁河，再疏引高梁河水东去，流至今昆明湖附近，入肖家河，达清河，再由温榆河流经潞县东，入白河。这项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不仅扩大了灌溉面积，而且在遇有洪涝灾害时，还可以起到泄洪的作用，对此，郦道元评价颇高，他指出：“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21)。可以说，曹魏时期不仅是今北京地区农田水利大发展的一个时期，而且也是水稻生产大发展的一个时期。

二.西晋时期

魏、蜀、吴三国鼎立经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演变，雄踞中原的曹魏政权，以其强大的实力，于公元263年灭掉蜀国。曹魏政权在为统一南北做出努力的同时，自身的生存却出现了危机，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炎登台祭天，受魏“禅让”，从曹魏手中取得政权，自立为皇帝，是为晋武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建元泰始，仍都洛阳，华北地区在其统治之下约有半个世纪。

西晋初年，刘靖在曹魏时期，于蓟城地区主持兴建的大型的农田水利工程戾陵堰和车箱渠，仍然发挥着灌溉农田的作用。刘靖之子刘弘，少与晋武帝司马炎同居洛阳永安里，为同窗之好，因此，屡遇升迁，为宁朔将军，幽州刺史，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驻守幽州蓟城（今北京）。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幽州地区先后发生两次地震，二月，“上谷……地震”(22)，上谷郡治沮阳，在今河北省怀来县东南；八月，“居庸地裂，广三十六丈，长八十四丈，水出”(23)。居庸在今北京市延庆县东。由于这两次地震的发生，严重破坏了戾陵堰的基础，元康五年六月，洪水暴发，冲毁戾陵堰四分之三，北崖及水门也被冲垮七十多丈，造成车箱渠漫溢。戾陵堰被冲毁后，渠堰几乎淤塞废弃。刘弘也懂农田水利工程建筑，面对这种情况，他继承父志，追惟前立遏之勋，亲临山川，指授规划，命司马关内侯逄恽，“率领内外将士二千人，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遏五尺，兴复载利，通塞之宜，准遵旧制，凡用功（工）四万有余焉”(24)。这项工程进展很顺利，仅用五、六个月的时间，便恢复了戾陵堰和车箱渠的灌溉功能。由于戾陵堰和车箱渠的兴废，与当地的军民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也都很关心对这项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复，施工时，“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纟强负而事者，差数千人”(25)。这里所说的内外将士，是指包括乌丸、鲜卑骑兵在内，而诸部王侯则是专指内附的乌丸、鲜卑大人而言。刘弘通过这次对戾陵堰和车箱渠的重建，筑起长岸，修复了水门和主坝，在北岸还建有护岸的堤防，并抬高了水门，减少了流量，加强了水利工程的稳固性，以及对水势的控制，进一步扩大了灌溉面积。

刘靖、刘弘父子精心修建的戾陵遏和车箱渠，“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彪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26)。通过引水种稻，造福蓟城百姓的功德，受到时人的敬仰，元康五年（公元295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创建《魏建城乡候刘靖碑》，置于蓟城东门内，“以记勋烈，并记遏制度，永为后式焉”(27)。碑文对刘靖父子的功德，与战国时期秦国的郑国、魏国的西门豹相提并论，“咸秦国思郑渠之绩，魏人置豹祀之义，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28)。后人还把戾陵遏尊称为“刘师堰”。明代大学士杨荣，在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撰写《固安堤碑记》云：“桑干河至京城石景山之东，迁徙弗常……建城侯刘靖及子平乡侯宏（弘），筑戾陵堰以防之，水患稍息，后人思其功，谓之刘师堰”(29)。由此可以看出，在北京古代的农田水利发展史上，刘靖父子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西晋时期，今河北省南部邺城地区的农田水利灌溉工程，仍是漳水十二渠及天井堰。自曹操修建，历经曹魏至西晋，由于一直受到良好的维护，堤堰不断被培筑加固，渠道时常得到疏浚，保持水流畅通，仍然发挥着灌溉效益，并继续种植水稻。咸宁元年（公元275年），晋武帝下令：“以邺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30)。田兵是指种田的军士，曹魏时期，对水稻的种植，是采取军屯的办法，到西晋时期则改为民屯。但是，无论军屯或民屯，邺城地区的农田水利和农业生产，都保持着兴旺的景象。这兴旺的景象，集中体现在前面已经引用过左思《魏都赋》中的那段话，可以认为，那段话所描述的景象，既是曹魏时期的，也是西晋时期的。左思，西晋人，是著名文人，代表当时文学的最高成就，祖籍齐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附近），出身寒微，晋武帝时（公元265-290年），他的妹妹左（音分fen），以才名被选入宫，全家迁居京师洛阳，官至秘书郎，太安中（公元302-303年），举家迁至冀州。从左思的经历看，他肯定到过邺城，在这篇《魏都赋》中所描述的景象，应是他亲眼所见，有感而发，像这种纪实性的写法，如果没有亲身的体会，没有真实的感受，是写不出这样详细的实景。

泰始元年（公元265年），李荱上书，弹劾朝臣宗室侵占官田之事，指出：“故立进今刘友，前尚出山涛，中山王睦，故尚书仆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请免涛、睦等官。陔已亡，请贬溢”(31)。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为维系地方，大封同姓王，以郡为国，郡国并行。中山王司马睦，是晋武帝之子，泰始元年封为中山王。中山国辖卢奴、魏昌、新市、安喜、蒲阴、望都、唐、北平八县，治今定州市。泰始三年（公元267年），被废为丹水侯，司马睦侵占官三更稻田，应在泰始元年至三年之间的事，从司马睦侵占官三更稻田看，反映出在中山地区，也有水稻的种植。在襄国（今邢台市）地区，设有襄国都水使者，这是专门掌管水利工程的修建与管理使用的水官，由此可以看出，这里的水利事业也有所发展。西晋初年，潘岳为河阳、怀二县令，他在怀县作诗两首，其中有“稻栽肃芊芊，黍苗何离离”(32)的诗句。怀、河阳二县，在今河南省西北部黄河以北的沁阳、温县、孟津一带。通过潘岳的诗作可以看出，在沁水流域也有水稻的种植。

三.北朝时期

北朝，是指我国南北朝时期，建立在北方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朝代的总称。

（一）北魏（公元386-534年）

自北魏统一北方后，由于战争相对减少，社会趋于安定，农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长期的混战，不仅农田水利遭受严重的破坏，而且从东汉以来至南北朝时期，我国大陆正处于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第二个寒冷期，在这期间，我国广大北方的气候特点，是以干旱为主。在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就曾出现过多次的干旱天气。如太和二年四月，京师旱，五年五月丁己，孝文帝元宏祈雨于北苑，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饥”(33)等。为增强抗御旱灾的能力，孝文帝曾于太和十二年和太和十三年，接连两次诏诸州镇，兴修水利，通渠灌溉。太和十二年五月丁酉，“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利，通渠灌溉”(34)，十三年八月戊子，“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灌溉，遣匠者所在指授”(35)。诏令不仅要求全国普遍修治水田，而且还要求派遣熟悉水工的工匠前往，进行技术指导。北魏时期，华北地区的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邺城，督亢和幽蓟地区。邺城的水利工程，仍是传统的漳水十二渠和天井堰，是在以往的基础上进行修复，水利成就比较大的是督亢陂和幽蓟的戾陵堰。

随着农田水利的兴修，进一步促进了华北地区水稻生产的发展，孝文帝时（公元471-499年），沈文秀任怀州刺史，“大兴水田，于公私颇有利益”(36)。沈文秀在怀州通过发展水稻生产，因而提高了粮食产量，不仅使种水稻的农民从中得到实惠，而且也有益于国家，可以看出，这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宣武帝时（公元500-515年），中山国地区仍有水稻的种植。杨椿出任定州刺史时，“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统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椿表罢四军，减其帅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户，年常出夫三千，草三百车，修补畦堰。椿以屯兵惟输此田课，更无徭役，乃至闲月，即应修治，不容复劳百姓，椿示表罢，朝廷从之”(37)。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定州还设有耕种稻田的屯兵户，专门从事水稻生产。从宗子稻田由屯兵八百户耕种，八百户至少有屯丁八百人，按照当时一丁治田百亩计算，定州的宗子稻田，也应在八百顷以上。

《尚书·禹贡》云：冀州“厥土惟白壤。”所谓白壤，换句话说就是盐碱土壤，正始中(公元504-508年)，“冀、定数州，频遭水害”(38)，由于排泄不畅，使华壤复为斥卤之地。于是，崔楷上书，曰：“华露膏腴，变为乌卤，菽麦禾黍，化作羋（音灌guàn）蒲……兹地荒芜，臣实为耳心”(39)。崔楷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排泄不畅，洪水漫溢，使溶于盐碱的卤水漫行于地表所致，而以前的情况是，“水大渠狭，更不开，众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40)。水路通畅，遇有洪水便能顺流入海，因此才不会出现华壤变为卤的现象。崔楷进而提出解决的办法：“至若量其逶迤，穿凿沟浍，分立阝是土曷，所在疏通预决其路，令人仃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参功，务从便省，使地有金阝是之坚，水有非常之备，钩连相注，多置水口，从河入海，远迩径通，泻其土尧，泄此陂泽”(41)。这样，通过疏通河道，健全排泄系统，使卤之水无法停滞，由淡水所取代，则能改变盐碱土的性质，由卤之地复为华壤。然后，“即从高下营田，因以水陆，水种禾亢稻，陆艺桑麻，必使室有久储，门丰余积”(42)。崔楷的这种通过修复河道及灌排水系统，以达到泄洪，避免盐碱危害，用淡水灌溉农田，种植水稻，提高产量，富裕百姓的主张，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因此，对于这个利国利民的好建议，宣武帝元恪，从之。同意崔楷的主张，并事遂施行。但是，由于这项水利工程规模太大，短期内难以完成，“（崔）楷用工未就，诏还追罢”(43)。此事遂造结束。这项农田水利工程，虽然未能完成，但从这个建议中可以看出，对于盐碱土壤的改良，崔楷把排水问题提高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因而丰富了对盐碱土壤改良的认识。

北魏时期，幽州的一些地方官吏尚称清廉，注意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道武帝时（公元386-409年），上谷沮阳人张?为幽州刺史，他在任期间，“清俭寡欲，劝课农桑，百姓安之”(44)。对恢复幽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有一定的贡献。在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宣武帝（公元500-515年）之际，范阳人卢道将出任燕郡（治蓟，今北京）太守，燕郡是幽州的中心地带，而范阳郡又是与燕郡比邻的幽州最富庶的农业区。卢道将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十分熟悉，他到任后，“敦课农桑，垦田岁倍”(45)，扩大了燕郡的农田面积。孝明帝时（公元516-528年），裴延亻肬出任北平将军，幽州刺史，时遇水旱不调，民多饥疫，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十月，“幽、冀、沧、瀛四洲大饥”(46)，三年，正月至五月干旱不雨，“幽州大饥，民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九人”(47)。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卢文伟于神龟二年（公元519年），向裴延亻肬建议，对督亢陂和戾陵堰进行修复。卢文伟为幽州平北府长流参军，出身范阳卢氏名门，对本地区的情况非常熟悉。裴延亻肬也认为，“范阳郡（今河北省涿州市）有旧督亢渠，经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堰，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莫能修复，时水旱不调，民多饥馁”(48)。而解决百姓饥馁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裴延亻肬不但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卓越的将领，而且对水利也很内行，他认为：“疏通旧迹，势必可成，乃表求营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随力分督，未几而就，溉田百万余亩，为利十倍，百姓至今赖之”(49)。督亢陂和戾陵堰这两项水利工程，是裴延亻肬委托卢文伟具体完成的。卢文伟在修复这两次农田水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故有“修立之功，多以委（卢）文伟”(50)的评语。随着这两项农田水利工程的修复，不仅很快恢复了灌溉农田的功能，并取得了为利十倍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修复后的督亢渠和戾陵堰，由于解决了水源的问题，因而有利于水稻生产的发展。孝昌时（公元525-527年），“及北方将乱，（卢）文伟积稻谷于范阳城，时经荒俭，多所赈赡，弥为乡里所归”(51)。通过卢文伟将贮存于范阳城的稻谷，作为赈饥之粮，由此看来，稻谷的数量必然是很多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本地区水稻生产的发展情况。直到北齐天保二年（公元551年），魏收撰《魏书》时，“百姓至今赖之”(52)。说明经过裴延亻肬修复的督亢陂和戾陵堰这两大水利工程，直到这时仍然发挥着灌溉稻田的重要作用。这与北魏初年稻谷的缺乏，形成显明的对比，明元帝时（公元420-423年），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其元老重臣安同，为征东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想吃稻米饭，而不可得，其长子安屈掌管太仓，“盗粳米数石”(53)以养亲。安同清廉，得知后，上奏朝廷，请求诛戮安屈，并请求处罚自己训子不严的罪责，明元帝拓跋嗣很赏识安同的作法，遂下诏，“长给（安）同粳米”(54)。从元老大臣所需要的粳米，尚且要皇帝下特诏赏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粳米的缺乏程度。

但是，到了北魏后期，水稻的种植面积不仅有所发展，而且水稻的栽培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集中体现在贾思勰撰修的《齐民要术》中。贾思勰，祖籍山东益都（今寿光县一带）人，但是，他大半生的时间是在河北度过的，又出任过高阳太守，他还到过山西、河南等地，熟悉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他主张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求得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为此，他立志撰修一部有关国计民生的农学专著。他从东魏天平元年至定武二年（公元534-544年），用十年的时间，根据本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在总结前人和当时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本人所掌握的农业知识，完成《齐民要术》的写作。贾思勰的写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在书的自序中说：“采捃轻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起自耕农，终于醯（音昔xi）、醢（音海hai），资生之业，靡不毕出。”也就是说，其书的内容范围，从耕种操作开始，到造醋做酱为止，凡是生活资料的生产技术，几乎都有详细的记述，全书共有十卷九十二篇，十一万余字，这部农学巨著，是我国古代完整地保存下来的第一部综合性农书。书中对包括水稻在内的粮食作物、蔬菜、果树的栽培技术，如选种、浸种、施肥、轮作、精耕细作、农产品加工、以及家畜、家禽和鱼类的饲养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反映出本地区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其中水稻的发展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关于水稻品种：我国华北地区虽然有悠久的种稻历史，但是，一些文献资料在本地区的稻作类型及品种大都忽略不记。贾思勰对稻作类型及品种非常重视，因而对此记载颇详，他指出，“今世有黄瓮稻、黄陆稻、青稗稻、豫章青稻、尾紫稻、青杖稻、飞蜻稻、赤甲稻、乌陆稻、大香稻、小香稻、白地稻；菰尾稻，一年再熟，有秫稻，秫稻米一名糯米，俗云“乱米”非也。有九禾各秫，雉目秫、大黄秫、棠秫、马牙秫、长江秫、惠成秫、黄般秫、方满秫、虎皮秫、荟柰秫，皆秫米也”(55)。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在北魏时期，华北地区的水稻种类型，还是很丰富的，不仅有水稻，有陆稻，而且还有香稻和糯稻，以及适于一年两熟的早稻，并认识到糯米是从稻中演变出来的一种变异类型，把糯米称为“乱米”是不对的。

（二）关于选种：在田间先要进行穗选，为避免种子的混杂，还要进行单种单收。播种前还应用清水净淘，使之浮去秕粒及杂草的种子，贾思勰指出，如果不“净淘种子，浮者不出，秋则生稗”(56)。贾思勰已经认识到种子质量的优劣，是关系到能否提高产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在田间选种的基础上，播种前一定还要进行清水选种，目的是把空秕粒以及包括稗籽在内的杂草的种子，使之浮出水面，将其去掉，留下饱满的籽粒作为种子，只有这样秧苗才能生长茁壮。反之，如果不进行选种，不仅不利于培育水稻壮秧，而且还容易招致杂草的危害。

（三）关于浸种催芽：稻种经清水选过后，还应进行浸种催芽，浸种催芽的方法，是由贾思勰最早提出来的。浸种催芽的目的是，在播种之前，使种子预先吸足发芽时所需要的水分，以保证播种后发芽迅速整齐。关于浸种催芽的方法，贾思勰指出：“净淘种子，渍，经三宿，漉出，内（纳）草萒（音川chuān）中萓（音义yì）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播）”(57)。贾思勰不仅已经认识到浸种催芽在水稻生产中的重要性，而且还总结出一套具体的操作方法，因而提高了水稻的种植技术。

（四）关于稻田整地：稻田整地是水稻插秧前的一项重要工序，贾思勰指出：“北土高源，本无陂泽，随逐隈曲而田者，冰解地旱，烧而耕之，仍即下水，十日，块既散液，特土斫平之”(58)。春天，土地解冻后，先把上年的稻草烧掉，然后进行耕地，把泥土耕翻过来，随即放水进田，使土壤湿润浸透，以便耙平，等十天之后，地面已经泡软，然后拖着陆轴压一遍，压的遍数越多越好，因为遍数越多，越能把田面整平。贾思勰认为，稻畦“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59)。这就是说，稻田的畦面不宜过大，如果畦面过大，就不容易整平，则水的深浅就不容易掌握，这样在插秧后，就会影响水稻的正常生长。因为水稻从插秧后到成熟的几个月内，稻苗经常须要用水灌溉，因此，田面必须平整，如果地整不平，插秧后水的深浅不一，就会影响稻苗的正常生长。为了避免地整不平，田的大小可根据地形条件决定，贾思勰认为，“畦大小无定，须量地宜，取水均而已”(60)。这就是说，稻田的大小，可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既使田块较大，但经犁耙后能做到田面平坦，便于放水，同样可以种稻。这就比汉代时有意把稻田做得小一些，以利平整，是耕作技术上的进步。

（五）关于秧田的播种期：水稻秧田的播种期，贾思勰指出，适宜的时间是在“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61)。在我国二十四节中，冬至这天一般是在阳历12月22日或23日，每月两个节气，按其顺利应为清明，清明这天是在每年的4月5日或6日，冬至后一百一十天，系指4月11日。贾思勰还进一步强调，“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62)，这里是指农历。贾思勰认为，秧田应适时播种，不宜过晚，否则就会推迟水稻的插秧时间，缩短水稻在大田的生育期，在遇有低温或初霜来的早的情况下，使水稻难以正常成熟，这样，不仅会影响产量，而且还会影响稻米的品质。

（六）关于水稻的插秧期：从东汉到南北朝，在这近六百年的时间里，是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第二个寒冷期，也就是说，北魏与东汉的气候条件大致相同。关于水稻的插秧期，贾思勰引东汉崔汀端拿裨铝睢返幕埃骸拔逶拢可别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这里所说的“别稻”就是指水稻的育秧移栽。在我国的水稻发展史上，其种植方法，西汉以前都是采用直播的方式，到东汉时逐渐改为育秧移栽，这是水稻栽培史上的重大发展。水稻的移栽时间，是在五月，最晚不能超过夏至后二十日。在我国的二十四节中，夏至这天一般是在阳历6月21日或22日，夏至后二十日，即阳历7月12日以前必须结束插秧，否则，不利于水稻的正常生长，影响水稻的灌浆成熟，甚至还会造成减产。从这里可以看出，北魏时期的水稻插秧期与东汉时期的水稻插秧期大致相同。

（七）关于插秧密度：贾思勰引东汉崔汀端拿裨铝睢返幕埃骸暗荆美田欲稀，薄田欲稠”，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水稻的插秧密度，应根据稻田土壤肥力的不同情况，掌握合理的插秧密度。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土壤比较肥沃，就可以插的稀一些，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减少单位面积内的插秧穴数，二是减少每穴的插秧苗数。因为比较肥沃的土壤，插秧后稻苗生长健壮，能促进水稻的分蘖早生快发，不仅可以比较容易达到一定的穗数要求，而且还能保持田间通风透光良好，有利于水稻生长健壮，并能避免病虫害的发生。反之，在土壤肥力比较瘠簿的情况下，就应适当插密一些，在单位面积内适当增加穴数，同时，每穴也要适当增加插秧苗数，这样才能保证有足够的穗数，从而获得较高的产量，这个经验直到现在仍具有指导意义。

（八）关于稻田除草：稻田的杂草，尤其是稗草，是影响水稻正常生长，造成减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稻田的杂草应及时拔除，贾思勰指出：“稻苗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镰浸水芟之，草悉脓死，复须薅”(63)。稻田拔草曰薅，在水稻的生长季节，当秧苗长到七、八寸高的时候，这时田间的杂草也长起来了，就应及时进行除草，除草的方法，，可以用镰刀，在水下把杂草割掉，这样，剩下的根茎也会泡死在田里。随着稻苗逐渐长高，又会长出新的杂草，因此，还需要再拔除一次。通过这两次除草，基本上就能达到消灭杂草的目的，就能为稻苗的健壮生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条件。

（九）关于合理灌溉：水稻虽然是喜湿性作物，但也不宜长期生长在水中。贾思勰指出：“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将熟，又去水”(64)。这里所说的“决去水”的意思，就是指烤田。烤田就是在水稻长到一定的阶段，一般是在有效分蘖终止期，或拔节初期，应及时把田间的水层放掉，露出地面，进行烤田，烤田。又称落干晒田，目的是提高地温，加强肥料分解，增加土壤的通透性，暂时控制地上部分的生长，避免无效分蘖的发生，促进稻根的生长，达到茎秆粗壮，根系发达，提高抗倒伏的能力，因而有利于提高产量。这样，通过灌溉和落干交替进行，直到水稻快成熟时，再把水放掉，使土壤变干，以利收割，关于稻田的灌溉用水，贾思勰还指出：“地无良簿，水清则稻美也”(65)。贾思勰认为，稻田无论肥沃或瘠簿，只要用清水灌溉，就能提高稻米的品质。从这里可以看出，贾思勰对水稻的生长发育，已经有了规律性的认识。

（十）关于适时收割：关于水稻的收割适期，贾思勰指出：“早割米青而不坚，晚刈零落而损收”(66)。意思是说，水稻的收割时间，不宜过早或过迟。如果收割时间过早，由于稻谷尚未完全成熟，则米粒是青色的，而且不坚实，反之，如果收割的时间过晚，稻谷在田间便会开始落粒，这样就会减少收成，造成损失。适宜的收割时间，应在“霜降获之”(67)。在我国二十四节中，霜降这天一般是在阳历的10月23日或24日，这时应及时进行收割。

（十一）关于稻田轮作：水稻同大多数旱田作物一样，也不宜长期进行连作，对此，贾思勰指出：“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68)。这里所说的“岁易为良”，就是指稻田宜进行轮作。贾思勰认为，稻田长期进行连作的结果，就会使“草稗俱生，芟亦不死”(69)，这样的后果，必然会造成草荒的发生。而通过稻田轮作的方法，不仅可以避免、或减少杂草的危害，而且还有利于产量的提高。

在北魏时期，我国华北地区除种植水稻外，还种植旱稻。对于旱稻的种植经验，贾思勰也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这些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关于旱稻宜种下田：贾思勰指出：“旱稻，用下田，白土胜黑土”(70)。旱稻适宜种在地势低的土地上，白土比黑土好。但是，这并不是说，低地比高地好，而是因为在夏季，地势低洼的土地，容易积水，发生涝害，因而不能种谷子，麦子和豆类，而旱稻就不同，种在这样的土地上，既是发生涝害，也还会获得丰收，因此，不会损失地力。

（二）关于旱稻田的整地：旱稻田的整地方法，根据地势的高低，分两种情况，贾思勰指出，其一，“凡种下田，不问秋下，候水尽，地白背时，速种，杷（耙）、劳（耢），频烦令熟”(71)。这就是说，在地势低的地上种旱稻，不论何时，等地里的水干尽，地面发白时，应及时进行耕翻，耙过后，再耢平，宜重复多次，使土壤松软匀细，以利播种。其二，“高田种者，不求极良，唯须废地（过良则苗折，废地则无草），杷（耙）、劳（耢）令熟，至春，黄场纳种，余法悉与下田同”(72)。在高地上种旱稻，不要求地太肥沃，因为种在太肥沃的地上，容易造成倒伏，只要是在停种过水稻的地方就行，这是因为，在停种过水稻的地方，杂草就会长的很少。在高地上种旱稻，同样也需要在秋天进行耕地，耙地和耢地，使土壤较匀细，等到春天趁着土地湿润成为黄墒土时下种，其余的种植技术，与低地上的种植方法相同。

（三）关于旱稻的种子处理：种植旱稻也需要进行浸种催芽，浸种催芽的方法，与水稻相同，但是，芽不宜长，仅使种皮开裂即可，经过浸种催芽的种子，即可进行播种，但是，“若岁寒，旱种虑时晚，即不渍种，恐芽焦也”(73)。这就是说，如果春天还寒冷，需要早些种，又担心芽被冻伤的话，就不宜进行浸种催芽，这是因为，用水浸过的种子，幼芽已开始萌发，如果受到冻害，很可能就会枯萎。可以看出，贾思勰已经认识到，对于旱稻的播种，应根据气候的变化、天气的冷暖，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浸种催芽。

（四）关于旱稻的播种期：旱稻的种植时间，贾思勰认为，“二月半种稻为上时，三月为中时，四月初及半为下时”(74)。这就是说，对旱稻的种植，二月中旬是下种的最好时节；其次是三月；最次的为四月初至四月中旬。这里是指农历而言。

（五）关于旱稻的播种方法：旱稻播种，采用耧耩下种的方法，播种后再将土盖上，随后把地耢两遍，这样种下去，不仅可以节省种子，而且分蘖也较多，比撒播的好。贾思勰指出：“在土黑坚硬之地，种未生前遇旱者，欲得令牛羊及人履践之，湿则不用一迹入地，稻既生，犹欲令人践垅背（践者茂而多实也）”(75)。这就是说，在黑色而土质坚硬的地上播种，在种子尚未发芽时，就遇上了干旱的天气，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让人，或驱赶牛羊踩踏土地。但是，如果土地湿润，就不许任何人或牛羊践踏土地，而在稻种发芽之后，还要让人践踏垅背，因为垅背经过践踏，可以使稻苗生长茂盛，穗大粒多，有利于提高产量。

（六）关于旱稻的田间管理：对旱稻进行田间管理的主要措施是，“苗长三寸，杷（耙）劳（耢）而锄之，锄唯欲速”(76)。这就是说，当秧苗长到三寸的时候，便可以进行耙、耢，使土地松软，然后再锄地，锄地务必要及时，因为稻苗柔弱，不能让杂草盖过，需要多锄几遍，每下过一场雨就要锄一遍。贾思勰进而指出：“苗高尺许则锋，天雨无所作，宜冒雨薅之。科大如概者，五、六月中，霖雨时，拔而栽之”(77)。在秧苗长到一尺多高时，就用锋犁锋一遍，若下雨天，没法干别的活，就应该顶着雨去薅稻田。稻田如果分蘖太多，而显得过于密集，就在五、六月份，趁着连绵的大雨，把过密的稻苗拔出来另栽，达到间苗和补苗的双重目的。对于移栽的方法，也比较讲究，贾思勰说：“栽法欲浅，令其根须四散，则滋茂，深而直下者，聚而不科。其苗长者，亦可捩去叶端数寸，勿伤其心也”(78)。稻苗移栽时，要求浅栽，这样可以促进根系的发育，使其向四周扩展，有利于稻苗生长健壮；反之，如果栽的过深，则影响稻苗分蘖和发棵。同时，还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在移栽时，如果稻苗过高的话，则可将上部的顶叶去掉几寸，以利缓苗，但是，且勿伤及心叶，否则，便会影响稻苗的正常生长。贾思勰还强调，“入七月，不复任栽”(79)。移载稻苗应及早进行，进入七月以后，就不能再移栽了，因为至七月时，包括水稻在内的各种农作物已经长成，这时再进行移栽就为时已晚，不能正常成熟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北魏时期，我国华北地区的水稻生产，不仅在栽培技术上，已经有了较高的水平，而且对水稻的生长发育，也有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二）东魏（公元534-550年）

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高欢控制的东魏，迁都于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宇文泰控制的西魏，建都于长安。东魏占有北中国东半部，大约相当于今黄河下游的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以及安徽和江苏两省北部的平原地区。

东魏政权对农业还比较重视，实行均田，收到一定的效果，使大部分农民得到了土地，而且农民自己新开垦的土地，也得到国家的承认，并保留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这对促进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东魏的统治者，还不断派遣官吏巡行幽、冀诸州郡，劝课农桑，“诸州缘河津济，皆置官仓贮积”(80)。元象、兴和中（公元538-542年），“频岁大穰，谷斛九钱”(81)，这就是说，由于连年丰收，仓库里都堆满了粮食，谷价下跌到每斛九文钱，农业生产的发展，达到北魏以来的最高水平。

农业的发展，離不开水利，在东魏时期，邺城地区除原有的水利工程，继续发挥传统的工程效益外，还修建了一些新的农田水利工程，天平中（公元534-537年），决漳水为万金渠，此渠的前身，在曹魏时期为天井堰。万金渠的引水口，位于邺城西南，其前身为战国时期魏国西门豹修建的引漳十二渠。万金渠是漳水引水工程总干渠，总长度近百里，可以用于灌溉农田，提供邺城居民生活用水外，还作为娱乐场所的水源，高澄在邺东兴建东山宫，“积土为山，斩地为池，引万金（渠）水为行乐之所”(82)。修筑漳滨堰是邺城地区的又一项主要农田水利工程，兴和三年（公元541年），“十月，筑漳滨堰”(83)。漳滨堰这项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其突出特点是，用工多而进展快，“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三十五日罢”(84)。修建这项水利工程，总计用工一百七十五万人，仅用三十五天的时间便告完工。漳滨堰全长一百一十里，很可能是延漳水筑起的邺城防洪大堤，漳滨堰的兴建，对邺城郊区的农田灌溉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隆之曾为并州刺史，“又领营构大将，京邑制造，莫不由之……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碾石岂，并有利于时”(85)。这里所说的凿渠引漳水的水利工程，可能就是指兴和三年十月，开凿漳滨堰的渠道工程。三国时期，曹魏曾于邺城西十里的漳河上，筑有漳渠堰，引漳水车入邺城，除作为城市用水外，也满足邺城郊区农田灌溉的需要。东魏于天平初（公元534年），从洛阳迁都邺城后，曾对邺城大事营造，由于漳水靠近邺城，“以防泛滥之患”(86)，营构大将高隆之曾于邺城西北，沿漳河东岸，修筑长堤，由此可以推断，漳滨堰可能就是漳渠堰的重建。

（三）北齐（公元550-577年）

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五月，高欢子高洋夺取了东魏的帝位而自立，改国号齐，史称北齐，高洋就是文宣帝，改元天宝。北齐初年，实行了一些改革，注意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推行均田制，通过对农田水利的兴修，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邺城周围地区，东魏时修建的万金渠及漳滨堰两项农田水利工程，依然发挥着灌溉农田的作用。就作物的种植看，从文献资料中，虽然未看到有关种水稻的明确记载，但从原来的水利和生产条件看，可以推断，此时仍可能继续保持对水稻的种植，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北齐时期，农田水利发展较快的是幽州地区。北魏时在这个地区修复的督亢旧陂和戾陵堰，此时已经淤积，由于年久失修，已不能较好的发挥灌溉效益。乾明元年（公元560年），平州刺史嵇晔，在范阳郡发动当地军民，“开幽州督亢旧陂，长城内外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87)。嵇晔通过对旧督亢陂的修复，不仅恢复了灌溉功能，而且进一步扩大了灌溉面积，通过在长城内外广种水稻和谷子，取得了岁收稻粟数十万石的好成绩，从而解决了当地的用粮问题。河清三年（公元564年），斛律羡出为 “特节、都督幽、安、平、南（营）、北营、东北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88)，斛律羡为敕勒族将领。此时，“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89)。斛律羡在险要之处设防，以防御突厥的进犯，保卫边境的安宁。同年，北齐颁布法令：“边城守之地，堪垦食者，皆营屯田，置都使子使以统之。一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考其所入，以论褒贬”(90)。鼓励开垦边地，于是，在次年，即天通元年（公元565年），斛律羡动工扩建蓟城一带原有的高梁河灌区，“导高梁水，北合易京（京误，当为荆。易荆水为今温榆河上游），东会于潞（今潮白河），因以灌田，边储岁积，转漕用省，公私获利焉(91)。在此之前，幽州军食皆需由内地沿水、陆路供给，斛律羡通过对蓟城原高梁河灌区的修复，进一步扩大了灌溉面积，通过发展水稻生产，提高了粮食产量，解决了军队的用粮问题，可以说，对幽蓟地区的农业生产，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北周（公元557-581年）

北周灭齐，统一北方。由于受战争影响，华北各地的社会经济更为凋敝，北周初年，为巩固统治，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就有尽地利，发展农业生产的内容。建都于长安的北周集团，虽然对关中及西北农田水利的修复比较重视，但對位于华北蒲州等处旧有的农田水利工程，也进行了修复。保定二年（公元562年）正月，“于蒲州开河渠……以广灌溉”(92)。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汉武帝时，河东太守番系曾于此处修建过引黄河水，灌溉汾阴、蒲坂（即蒲州）一带的农田水利工程。此次的施工，可能是对汉代引黄灌溉工程的一次重新整治。

注释：

（1）《三国志》卷十五《司马朗传》。

（2）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氵蜀漳水》。

（3）左思《魏都赋》《昭明文选》卷六《赋》。

（4）（5）《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引曹丕《与朝臣书》。

（6）《北堂出抄》卷一四二《酒食部》引袁淮《招公子》。

（7）《北堂出抄》卷一四二《酒食部》引桓彦林《七投》。

（8）（9）北魏、郦道先《水经注》卷九《沁水》。

（10）（30）《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11）（13）（14）（15）（16）（17）《三国志》卷十五《刘馥传附子靖传》。

（12）（18）（19）（20）（21）（24）（25）（26）（27）（28）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十四《鲍丘水》。

（22）（23）《晋书》卷二十九《五行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