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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区汉代农业考古资料概述

2006-11-24房道国刘会先

农业考古 2006年4期
关键词:汉墓画像石考古

房道国 刘会先

山东地区,位于黄河下游,早在距今约九千年的后李文化时期,既已出现较早的原始农业类型,是我国重要的文明起源地之一。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文化时期几千年发展进步,至汉代该地区的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自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山东,特别是近50年来,山东地区的汉代考古工作,在几代考古人的艰辛努力下,取得丰硕成果,为我们全面系统的研究汉代农业,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本文以出土文物为依据,并兼及相关的历史文献,试从农耕、水利、农作物、储藏与加工、家畜家禽等方面,对汉代山东地区的农业,进行初步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出土资料概述

农具是衡量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标尺,对农具发展史的研究,是研究农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各个时代农业生产力的“测量器”和“指示物”(1)。山东出土的农具非常丰富,它为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资料:

1、农业生产工具:

依据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证实,山东地区出土了许多两汉时期的铁制农具,从器型看:农具类有犁、铧、镢、锸、双齿镢、三齿镢、五齿镢、铲、锄、镰诸类;工具有斧、锛、锯、锤、夯锤、凿、刀、削、钻、钎等类;铁制农具占有主导地位,不仅数量多,农具种类也很齐全,已非常普遍的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在山东地区多有发现。

铁锸:其形制均为凹口形,圆弧刃。出于于临淄商王墓地中,属西汉前期的铁锸有4件。汉后期也为4件,分二型。1型,3件。大小形制相同,分出于M18、M13。凹字形,长方形銎,弧形双面刃,两端外撇。M13:01,高7.3,刃宽7.6、銎端长5.5、宽2厘米(2);在微山县汉墓(3)、淄博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4);章丘东平陵城(5)、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6)、山东沂水县(7)等地均有出土。

耒耜,2件,微山县汉画像石墓出土(8)。

铁锄,是横斫式锄地农具,至今已发现数十件。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二号汉墓发现1件,出土于前、中室之间的石门梁上。凹形,内侧有三角形槽,内残留有木痕。长14、高10、厚1.6厘米(9)。在高密(10)、临淄商王墓地(11)、临淄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12)、微山县东汉墓(13)等也有出土。

锄草画像石,山东泰安汉墓出土(14),使我们看到当时除草景象。

铁镢,是汉代时期的主要农具之一。镢,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黑石屯出土。该器身正面铸有阳文隶书“莱一”二字铭-,汉属东莱郡,应属1作坊(15);济南东平陵城汉遗址,出土双齿镢2件,三齿镢,2件(16)。另外,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17)、沂水何家庄(18)、巨野红土山西汉墓(19)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20)沂水汉墓(21)也有发现。

铁镰,是我国古代长条形带锯齿刃的收割工具。滕县柴胡店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其近直身(形如刀),柄部微向里,长23厘米;标本2,弯身,柄部向里扭卷,长20.5厘米(22)。莱芜县西汉墓中出土双镰范,一盒两件(23);济宁郊区潘庙汉代墓地出土的铁镰,为弧形,残长19厘米(24)。

犁,是中国古代农业最重要的农业工具之一,至汉代已广泛使用。标本铁铧:长48厘米,宽45厘米,1958年山东滕县长城村出土;当时的铁犁也有进步,那种主要用于豁沟开渠的巨型铧,在山东许多地点发现,比战国使用的更普遍了。在曲阜等处也有出土(25);于山东高密城阴城出土的铁犁,呈三角形,尖部,刀部锋利,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通长27厘米、最宽处在肩部,宽19、厚2.5厘米(26)。另在章丘东平陵城(27)滕县长城村和莒南县(28)也出土汉代铁犁。

铁铧,在沂水县(29)东平县芦家屯(30)安丘(31)等汉墓中均有出土。枣庄张山子镇出土铁V形铧冠,共15件(32);在平陵城遗址也出土铧冠4件,范铸,形制大小相同,器作“V”字形,刃端隆起成脊,一脊之上铸有一“”铭文标志。标本0205,两翼各长23.7厘米,宽3.6—4.7厘米,裆距30.2厘米。经电子探针测试分析,确认此铧冠有珠光体为锻铸铁制成(33)。

犁范,也有发现。莱芜出土汉代铁范二合四件,还同出犁1件,是“山”字犁范铸件。“V”型,前端近直角,有凸脊,两侧有孔。犁高13、宽22.5厘米,重0.3公斤;犁阳范,3件,耙范1件(34),它们的出土丰富了铁犁的研究资料。

不仅汉代铁犁实物多又发现,而且在汉画像石中也有展示。枣庄市发现的一块画像石(35),此石呈横面,残长180乘80厘米,自左向右为一兽,兽背上似有一人做技艺表演;后一人牵一牛一马并驾一犁,有扶犁手一人随后;最后另有一人荷镢持斧。牛马上空有二鸟飞翔,画面右侧似有一开明兽。

在汉画像石中,也经常发现牛耕图像。香城土固堆出土汉画像石,该石刻右格上层为牛耕图(36)。东汉画像石中,有“一牛挽犁牛耕图”,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当时牛耕技术也有进步,出现了一牛挽犁,说明犁具本身的分量有所减轻,操作起来比两牛抬杠更灵活方便(37)。特别令人惊喜的事,邹城面粉厂出土画像石中,有牛耕、人物、牛车在一起的图案。其牛耕为二牛拉一犁、一人扶犁;后有农民抗镢、锸,并有一牛车,车上座一人;下层有气功、斗牛、骑驼、钩象、狩猎的画面(38);牛耕生产图,为邹城出土,画像石中两牛同拉一犁,一农夫在后扶犁(39),另有多人肩扛生产工具或挑壶提箪,反映了汉代农业生产的场面附图。

铁凿,汉代的手工业工具。于莱芜(40)、邹城市(41)曾有发现。

铁斧,为当时的砍伐器具。济南长青大觉寺村汉墓出土的一件铁斧,器身较薄,一端平,一端有刃,中间有方形空。长13、8、宽7、6、厚0、8、刃厚0、2厘米(42)。另在沂水(43)也有铁斧出土。

三齿耙,是农业生产工具。临朐县王家圈出土的三齿耙,左齿残,齿尖稍钝,上部有横向圆角长方孔,通高11.8宽18厘米(44);另在山东临朐三家圈(45)、枣庄市(46)等地也有出土。

铲,为当时的掘地工具。枣庄出土有铁铲(47);另在东平陵城(48)、临淄金岭镇(49)、安丘(50)、和临沂庆云山(51)、莒南(52)也采集到铲。铁镐,也为汉代的生产工具。镐,莱芜城子里出土(53),全器呈楔形,上端为圆角方形,向下徐徐内收为钝尖,背微鼓,上端有方形直銎,中部有一竖向椭圆形孔。

锯,是手工业工具。济南东平陵城出土2件,缎制,仅残存一段,柄较短,柄与锯身间弧折,锯身宽3、6厘米、残长23厘米、厚2厘米;斧,9件(54)。

锛,为农业加工工具。临淄金陵镇发现1件(55);铜锛,济宁郊区潘庙汉代墓地出土(56);寿光县三元孙墓地(57)也发现锛。

济南双乳山一号汉墓(58)出土铁楔、凿、钻、锸等农具。

锄:中国古代的中耕除草工具。标本为滕楼村出土的长柄锄(59);另在济南东平城、长青小王庄汉墓(60)也有发现。

2、水利设施方面:当时农业已出现灌溉,此类文物在汉墓文物中多有发现,数不胜数。

汉代水井1座,广饶县五村遗址发现。其位于T5712东北部,开口于3层B下,被H27打破。上口已残,填大量碎砖瓦片,下部有两节陶井圈,第一节井圈上部等距离立九块残砖。井底是锥形,井口直径1、5、深约3米。井圈为尼质类草灰陶,直径0、9米,身0、22米,一端壁较厚0、04米,一端较薄0、02米,外饰竖绳纹,内饰重环纹(61);井2件,均残存井亭,发现于临淄金岭镇(62)。

井栏,青石质,安丘出土(63)。其平面呈正方形,圆井口,系一整块青石雕凿而成,边长90、高45、口径62厘米。口沿处已被吸水的绳索磨勒出条条印痕,有的深达1、50厘米。四面采用凿纹减地浅浮雕手法,雕刻出相同的复合花纹。花纹由上而下分别为联弧纹、三角纹、菱纹和双曲线纹。

井,深约11.53米,平面略呈圆形,最大直径1.24米。井壁上原有的脚窝清晰可辨,距地表8.5米以下的岩石井壁上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64)。

在山东地区已发现的三千余座汉墓中,陶井模型大量出土。陶井,标本为曲阜县大庄出土,通高33、口径18、底径15厘米。全形似一个提篮,下部似一个圆罐形,罐口平沿宽边,平底鼓腹,上有一个圆体系,在体系上端有一个脊顶小屋,似为门轴,门轴内横一凹腰圆轮似滑车状(65)在济南闵子骞园汉墓(67)、微山(68)、临沂银雀山、山东滕县(69)、高唐、诸城、嘉祥、泰安(70)等地均有发现。

绿釉陶井,高唐城东固河发现,其造型逼真,颈圈上支拱形圈架,圈架上设置滑轮。并附置一吊桶(71)。在宁津宠家寺东汉墓也出土釉陶井,造型与高唐出土的近同,亦是井圈上支拱形圈架,圈架上设有滑轮,并附塑一个吊桶(72)。

在汉画像石图像中,也时常出现井的图案。平邑县东埠阴汉代画像石墓墓第六石,左方刻一井,井上安装有辘轳架。井边一人,仰脸,头戴小平顶圆筒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袍,手握细绳,绳另一端系一罐,正通过辘轳提水。此人身后有一匹马,正低头欲饮盆中的水,故提水人应是马夫(73);山东嘉祥画像石,辘轳图(74);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刻,吸水图(75);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76)桔槔图等。

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一件陶井圈(77),标本M4:1,灰陶,方唇,宽沿平折,直壁,无底,还出土一件陶罐,厚沿、高颈、扁圆腹、圜底。

桔槔,辘轳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有发现。山东省考古所藏一件。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刻有桔槔图像。第一石,纵73、横68厘米,画分四层,第三层:灶旁悬挂猪腿、猪头、鱼、剥好的鸡兔等。右方有一井、井旁一具桔槔,一女子正在吸水。桔槔立杆上悬挂一只狗(?),一男子持刀剥皮。全幅为庖厨供膳图;第五石,纵74、横68厘米,画分四层,第三层,亦如第一石同层,为庖厨吸水图像。但井上不设桔槔,而装一辘轳,与第六石第三层井台吸水情况不同;第六石:第二层,也为庖厨吸水图,但画面比较复杂,有灶前烧火、甑内和物、井前吸水,桔槔柱下屠狗、几上载鱼等图像。这批汉画像石,雕刻极为精细,艺术价值很高,画像石的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发现。如井上安装桔槔图案,安装辘轳的装置,表现得远比过去所见汉代画像石更精致(78)。另在长青孝堂山(79)也发现桔槔图案。

3、农作物:当时黍、稷、小麦、大豆、水稻等“五谷”作物已齐全,只是由于自然因素,保存完好者较少,故稀有发现。

水稻,荣成梁南庄汉墓出土(80)。

枣,枣树,作为五果之一,原产于中国。各地的西汉墓中经常发现用枣子随葬,如山东省临沂县金雀山汉墓(81)、外省区的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82)。

菜叶:山东省临沂县金雀山西汉墓出土过菜叶(可能是芹菜)(83)

济南洛庄汉墓第3号陪葬坑中,出土一批鸡蛋,其中一枚保存十分完好(84)。在其它汉墓随葬的器皿中,也经常发现粮食的遗物。

山东属于华北地区,故以旱作农作物为主。当时黍、稷、小麦、大豆、水稻等“五谷”作物已齐全。齐王墓随葬器物坑陶壶内有腐朽小米、巨野红土山出土陶壶内,有的器内有粟粒;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M14边箱出土四件残竹笥,内盛黍、稷、枣、栗等。

4、加工及储藏:当时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故粮食加工工具,相应的有了发展。在山东地区出土磨、臼、碓等粮食加工工具模型和石磨实物等。

磨在西汉得到迅速发展:分为实物和模型;

石磨,济南东平陵遗址出土(85),仅磨两件,皆仅存上扇。标本0329,磨顶凸起一周,中心形成一圆形凹槽,中间有一道隔梁,将其分成两部分,每部分各有一长方形漏孔;底部中央也有一圆形榫槽,其外密布长条形磨齿。磨侧边,有两对称的长方形榫孔,可以纳柄。直径53厘米、厚11、5厘米。标本0330,形制与0329近同,无齿。直径43、5厘米、厚11厘米。另在济南(86)、和安丘(87),也出土实用石磨;

陶磨,在山东地区汉墓中时有出土,以平陵城发现的具有代表性(88)。标本0318,夹砂灰陶,仅存上扇,磨顶外侧凸起两周,其间形成深槽,磨顶中部也为圆槽,其中心尖凸,圆槽外侧有对称的两个圆形漏孔;磨顶外缘还有二圆形榫孔,可以纳柄,磨底内凹,中心有一圆形榫孔,以与下扇结合。直径40、8厘米、厚11、6厘米。临沂银雀山四号西汉墓中出土的陶磨也保存较完整,其为尼质灰陶,上下两扇,相对的磨面中心有圆孔,以示穿轴;磨顶有凹槽,里面有两个磨眼,未透,上扇一侧有方孔,以按把手转动。径9、2、高4、2厘米,下附一活动的圈座,高5、8厘米(89);另外,在微山县汉墓中(90)也发现6件陶磨。

臼,1件,临沂银雀山西汉墓M4出土。其为灰陶,大口,深腹,里面为小圜底,下附一平做。高5、8厘米(91)碓,是由杵臼发展而来,它是利用杠杆原理将一根长杆装在木架上,杆的一端装着碓头,下面置放一石臼。米碓风车1件,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出土(92)。宁津宠家寺东汉墓(93)。出土一件罕见的釉陶碓,由臼、碓、栏三部分组成,十分逼真。

仓:陶仓模型,反映当时藏粮之器。梁山后艮山村汉墓出土一件陶仓(94)。又在东平县王陵山汉墓出土一件长方形楼阁式陶仓(95)。另在临淄金岭镇(96)、滕州市官桥(97)、微山、泗水(98)等地,屡屡发现陶仓,而以微山县居多(99)出土有十余件之多。“丰收”宴享画像石(100),1954年山东沂南出土。从画面观察,左半部地主席地而坐,仓楼前粮米成堆成车。右半部有厨房、灶、井及各式器。为多人抬猪、宰牛、宰羊、烧火、蒸饭、炒菜、备酒图像。形象地反映了豪强地主一面剥削、一面宴享的情景。

5、家畜家禽业:家畜家禽的饲养业是汉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山东的饲养业发达,故在墓葬中出土也较丰富,折射出汉代家畜家禽业的发达景象。

猪,汉代猪的饲养非常普遍。章丘洛庄汉墓第34号动物陪葬坑中,发现10头完整的家猪遗骸;在该汉墓的3、4、25号陪葬坑中,也有出土零星的猪骨,当为祭祀或随葬之用(101)。

玉猪3件,其1出土于临淄商王墓地中,青玉,卧猪形,长方体,一端刻画猪首性。长9.7、高1.8、宽1.8厘米(102);另2件,曲阜县大庄出土(103),黄白色,玉质细润,有光泽,均长11.5、高2.5、宽2.5厘米。尾上刻一透空小钮,孔径均能闯过线去。底面抹平无纹,四腿向前爬伸,作卧伏起来欲走状。

石猪:一件,1997年5月,临沂银雀山南侧的工地出土。

白色大理石页质,圆雕卧猪,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其长7.4、宽2.4、高2.5厘米(104)。

滑石猪,6件,均为济南大觉寺汉墓出土(105)形制基本相同。M2:96,白色大理石质。鼻向下、尾短,中间各有一小孔,一侧平,一侧雕出足状。长10.3、宽2.4、高2.4厘米。M2:97,滑石质。鼻孔四道沟,圆耳,小目,粗腿,头顶有一道凹槽,舌部、尾根处各有一横空,鼻孔锥钻。长11.3、宽3、高3厘米。

在画像石中,也有和猪相关的场面。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图案中,有捕捉野猪场面(106):一猎人带狗,追捕野猪,此外,还有分散的兔、鸟、鹿形象。

猪和猪圈模型在山东地区的汉墓中,陪葬较为丰富,以泗水南陈东汉画像石墓出土的陶厕圈最为精致。其平面呈长方形,左侧为猪圈,凹墙,两外角墙上加盖人字形拐角顶,两坡瓦垄用竖凸线表示。圈内站立一陶猪,长嘴、卷尾、粗短足,高5厘米,长12厘米。右侧后半部分为方形厕,墙上加盖单独烧制的四阿式庑殿顶,瓦垅也用细凸线表示。厕下一圆洞与猪圈相同,厕门前为斜坡平面。其高18、长23.7、宽26厘米(107)。另外还发现二十余处汉墓中(108),随葬有猪或猪圈模型。

马,在汉代主要是畜力,很少作为食用。在洛庄汉墓第9、11和17-20号陪葬坑中,出土20余匹完整的马骨遗骸(109),对于研究当时畜牧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鎏金铜马1件,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出土(110);济南平阴汉墓出土陶马甬(111);济南危山汉墓陪葬坑(112)出土陶马甬数十件,做工精致,微妙微肖。

在微山(113)和兖州汉墓(114)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上,也有马的图案。

牛,是汉代农业的主要畜力,有时也作为食用。牛耕已广为使用。在洛庄汉墓第13号陪葬坑中,有水牛出土(115)。长青双乳山汉墓(116)的器物箱内放置着大量的牛、羊、鸡等家畜、家禽以及大量的鱼等。

在汉画像石图像中,也有牛的形象,一般是和牛耕相结合。滕县城关画像石(117),石面纵67厘米、横68厘米。画面三层,中层有牛的图案。还有牛马食草的图案。在章丘汉画像石汉墓中(118),出现牛、羊头图案多处。

鹿,因是稀有动物,故发现较少。烟台市区发现殉鹿骨架一具(119)。在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中也发现殉鹿现象(120)。

鸡,是汉代的主要家禽。山东地区汉墓中,陶鸡模型较为丰富。在济南闵子骞汉墓、济南青龙山汉墓(121)和长清大觉寺汉墓中均有陶鸡出土,另在济宁(122)、肥城(123)、高唐、枣庄(124)、乐陵(125)、泰安(126)等地汉墓中也有陶鸡发现。

木鸡模型,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127)。

尤为难得是,淄博市临淄区永流乡尧王村(128),发现一批珍贵的东汉彩陶俑,包括陶狗、陶鸡、陶鸟等,还有陶井。动物俑有公鸡、蹄鸡、母鸡生蛋花狗啃骨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时期临淄地区新生地主阶级的庄园生活场面,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家禽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鱼,是当时的主要副食品之一,故在汉墓中时常有鱼骨被发现,如济南洛庄汉墓3号、25号陪葬坑出土的陶器中含有鱼骨(129),但较多的是出现在汉画像石图案中,以微山县出土的鱼汉画像石图案最为生动,此画像石于1989年发现于田野沟渠上,残长30、宽69厘米。画面分为上、下两格,上格露出一阙角,三层斗拱,其中一、二层斗拱上各雕一个人首形饰物。阙顶有一飞鸟,檐下挂三条鱼,旁边还有同头三鱼。下格有一鱼鹰正在吃鱼,勾勒简洁,且十分生动传神(130);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由数块图案(131),如第九石,八叶间隙饰鱼八条,其中三条鱼胸鳍特别大,有点近似翅膀。第十石,八叶间饰鱼八条,其中三条为鲇鱼,五条为草鱼。另在曲阜(132)、微山(133)、济宁(134)、青州(135)、邹城(136)、嘉祥(137)、泗水南陈(138)等地均有出土。

汉画像石中,捕鱼形象也较常见。在山东两城山,出土捕鱼画像石(139)。嘉祥五老洼,发现两处叉鱼画像石(140)。另在滕县黄家岭(141),出土执罩捕鱼画像石。

狗,是人类的朋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十分密切。在济南洛庄汉墓第34号动物陪葬坑(142)、济南腊山(143)、济宁(144)等汉墓中有狗殉葬。不仅有实物出土,而且陶塑品也经常发现。如陶狗,济南济南大觉寺村二号墓出土,其昂首向前,尾巴上卷,四肢直立,粗腿,项圈后有垫子,身上饰彩,长31、高29厘米(145);另在临沂银雀山西汉墓(146)、济南闵子骞祠堂汉墓中(147)也发现陶狗。

鹅,为汉代家禽之一。出土的大多为陶俑。济南大觉寺村汉墓出土的标本,其昂首前伸,双翅塑造出羽毛的形状,头部细致逼真,通体饰白色陶衣。长24﹒2、高25厘米(148);在济南大观园(149)、青龙山、闵子骞祠汉墓中(150)也发现陶鹅;济南长清孝堂山(151),在汉画像石中,刻有动物有鸡、鹤、凤凰、猴、兔、鸭、鸽、有鹿、兔、虎、猪、鱼类等动物。

鸭,标本为济南大觉寺村二号墓发掘出土,其身体向前倾,作行走状,昂首前视,尾巴略上翘。长28、高22、2厘米(152),济南闵子骞汉墓、大观园汉墓也有发现。

有趣的是在汉画像石中还出现猫捉鼠、老鹰抓鸡等画面,沂南县北寨村清理了一座汉墓上有此图案(153)。

羊,为六畜之一。在洛庄汉墓第34号动物陪葬坑中,出土60余只羊(154)。

骑羊俑,为泥质灰陶,羊体肥硕。背上有鞍,其上骑坐一人,人面目仅有轮廓;羊腹中空,摇之有清脆的响声,其内应丸状之物。通高10厘米(155)。《后汉书·玉符传》〉曰:“今人——或做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大概即指此类玩物。石羊,山东临朐县东盘乡后李成村出土(156)。莒县双合村汉墓还发现玉羊(157)。

和羊相关的图像,在汉画像石中经常展示(158),它是汉画像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兔,在济南洛庄汉墓34号坑出土30余只,并且还发现兔笼的遗迹(159)。

6、其它

山东地区出土的养蚕、丝织手工业考古资料,非常丰富,拟另文专论,在此不再赘述。

二、相关问题探析

以上,对山东地区汉墓中出土的农业考古资料,大致的进行了梳理,现仅就一些问题作些初步的探析。

1、农业生产工具方面:

我国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曾一度是非金属农具与金属农具(包括铜、铁)并用,到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铁农具才逐步被推广应用,而真正由铁农具取代非金属农具是在汉代,但这一阶段的农具所表现的地方特色已不那末明显,这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逐步形成,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并日趋统一的必然结果。铁器时代:铁器的发明和使用,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160)。两汉时期,山东出土铁农具的地点明显增多,计有章丘、莱芜、临淄、滕县、泰安、东平、安丘、莒县、日照、巨野等处。

据《汉书。地理志》〉注:西汉实行“笼盐铁”(即盐铁官)以后,在全国设立49处铁官,而山东地区就有十二处,济南郡的东平陵、历城,齐郡的临淄,东莱郡的东牟、千乘郡的千乘,泰山郡的嬴,胶东国的郁秩,成阳国的莒,鲁国的鲁,以及山阳(新莽时改为钜野)郡,琅琊郡、东平国,都设有铁官。

铸造铁器的范具也有较多发现,东平陵城出土了铸造铧冠、铁锸的完整铁制范具各一套及锤范、铁质器物内模等;莱芜亓省庄发现西汉范具全部是铸造农具的,有犁范、双镰范、铲范、镢范、耙范等。除铁制范具外,平陵城等地还发现有铸造铁器用的陶制范具。所有这些都证明汉代,山东的冶铁业非常发达,故农业生产工具也相当先进。

镢:又称昊蚋洌为横斫式整地农具。《国语·齐语》记:“恶金以铸锄、夷、斤、木属,试诸壤土。”韦昭注:“木属,斫也。”《尔雅·释器》曰:“斫为之木属。”郭璞注:“暌病!薄端滴慕庾帧罚骸澳臼簦大锄也。”至迟在战国时期,铁镢已得到推广,并且出现了横銎式铁镢。在此之前的镢都是直銎式的空首镢,其装柄的方法,是在銎的顶部銎口插入长方形木块,在木块上横凿一孔以装木柄,或直接按装树叉形的弯曲木柄。横式的镢则是銎口横穿镢体的上方,直接横装木柄,加塞木楔,使之更加紧固牢靠,使用时不易脱落,其掘土功效更高,因此很快就淘汰了直銎式的空首镢,成为汉代以后的主要掘地农具之一。因此,汉代的《淮南子》一书就经常提到它,如:“今服徭者,皆辍…”(《精神训》),“奋儋(担)辍保ā侗略训》),等等。王充在《论衡·须颂篇》亦提到:“以暝涞亍…如复增辍!薄盎蛞渣昶矫嬉闹”。

犁:也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农业工具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牛耕开始推广,铁犁铧也取代了青铜犁铧,山东有战国的铁犁铧出土,说明此时犁耕已在中原地区大量使用。耕犁发展到汉代才得到普及,山东许多地区出土铁犁铧,它们成为汉代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主要标志之一。汉代的铁犁铧品种多样,大小不一,小的长、宽各20厘米左右,大的长、宽可达40厘米以上。墓中或遗址还出土了汉代的铁犁壁,有单面的,呈菱形或板瓦形,可向一面翻土;也有双面的,呈马鞍形,可双面同时翻土,适于开沟起垄。犁壁是翻土碎土的重要装置,这一发现标志着中国的耕犁已走上成熟道路,堪称耕犁史上的重大成就。从各地画像石和壁画的牛耕图上,还可看到汉代耕犁的具体结构,汉代耕犁已具备了犁辕、犁箭、犁床、犁梢等部件,说明已趋于成熟定型。总体说来,东部地区(山东、江苏等地)的耕犁形制为,犁床和犁梢连成一体成弓形,是用一根弯曲木头制成,看不出明显的犁床,故称为无床犁(161);当时的耕犁都是直辕犁,有用二牛牵引的长直辕犁和用一牛牵引的短直辕犁。长直辕犁适于在大块田地上使用,短直辕犁转弯灵活,适于在小块田里使用,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发明和创造。

山东地区牛耕当始于战国(或更早),至汉代已普及。战国时期增出土犁铧,其形制被汉代所沿用,汉代普及牛耕已无疑。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文献上找到证据,如《盐铁论?未通》曾记:“农夫以马耕哉。”又《国语?齐语》〉曰:“深耕而疾耰,以待时雨。”孟子曰:“深耕而易耨”深耕者为人力所不能达,只有马、牛力可达致。汉代牛耕普遍,这不仅可从出土大量的铁犁铧和铸铧的铁范得以印证,汉画像是中常见牛耕图也有所反映。从山东滕县黄家岭出土的画像石牛耕图观察,是一牛一马并行拉犁,这或许可以说,当时牛耕普遍,牛服犁尚不足,故牛马并用。另者,汉代曾出土犁壁,又观察黄家岭画像石牛耕图中刻画的犁,各部件已齐备,犁结构已臻完善,这是反映当时牛耕普遍的又一侧面,也这是出牛耕业的兴旺景象。

铲:春秋时出现铁铲,到战国时铁铲的使用更为普遍,形式有梯形的板式铲和有肩铁铲两种。至汉代始有铲的名称,《说文解字》已收有“铲”字。汉代的铲器形较为多样,有宽肩、圆肩、斜肩几种形式。铁铲在汉唐以后一直是挖土的主要工具,在宋元时期成为铁(锨)或铁锹,依然是主要的农具之一。

锸:锸为直插式挖土工具。插在古代写作臿,《释名》“”,插也,插地取土也”。锸是商代新出现的生产工具,发展于战国,盛行于汉代,一直沿用到南北朝以后。锸是汉代的主要挖土工具,在兴修水利取土时发挥很大作用,故有“举锸为云,决渠为雨”的民谣(《汉书·沟洫志》)。锸的铁套刃在汉代叫“敝金,河内谓臿头金也。"按装敝金的木板叫“叶”。《释名·释用器》曰:“其板曰叶,像木叶也。”使用时双手握柄,左脚踏叶之左肩,用力踩入土中,再向后扳动将土翻起。《淮南子?齐俗训》:“修胫者使之跖臿。”高诱注:“长胫以踏插。”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一件完整的锸(162),其木叶左肩比右肩突出而稍低,就是为了便于左脚踩塌而设计的形状,推测当时山东地区的铁锸当与其相似。锄,锄是横斫式锄地农具。大型锄用于挖土,小型锄用于松土除草,属于中耕农具。《释名?释用器》曰:“锄,助也,去秽助苗长也。”锄在商周时期称作啤!妒经·良耜》:“其扑拐裕以薅荼蓼。”。在汉代成为钅且,钅且即锄。《说文》:“钅且,立薅所用也。”是中耕除草的工具。

农业工具是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标尺,当进入青铜时代,特别是发展到铁器时代中的战国晚期及汉代,农具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成套的铁农具基本形成,从而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步伐。但促使农业生产一直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使用农具的人。人的因素第一,在同样的条件下,使用同样的农具,但操持工具的人的熟练程度不一样,耕作技术(精耕细作、改造土壤、改良品种、田间管理、合理施肥、水利设施)不同,故所产生的农业经济效益或高或低,不尽相同。

镰,是长条形带锯齿刃的收割工具。镰最早是石镰和蚌镰,要捆绑在木柄上才能使用,虽是从石刀演变而来的,但其历史却非常古老。商周时期使用青铜镰刀。从战国开始,铁镰逐渐取代了铜镰,至汉代铁镰已基本定型,只是镰身宽狭有所不同。此后铁镰的形制变化不大,一直沿用至今。

2、水利设施。

水利是农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农业水利建设主要是凿井。这与山东地处旱作农业区密切相关。凿井术起源于何时,尚无可考,但我们认为利用井水灌溉农田不会晚于战国,从汉墓常出土陶井模型及汉画像石常见刻画汲水图像分析,于汉代已发展到普遍采用汲井水灌溉农田。又于汉代即已发明、应用了简单机械提水灌溉,其法有三种:一种是桔槔法,即如嘉祥出土的汉画像石桔槔图所示,在井旁立一支架,支架上系一活动杠杆,一端绑重物,另一端系吊罐(或桶)提水。另一种是辘轱法,即如山东汉画像石辘轱图所示,在井旁竖二根立柱(柱高低与人的体高),柱头架一根穿上辘轱的横杆,一根绳子放于辘轱上,一端系吊罐(或桶),一端手拉之,靠辘轱转动提水,省力。再一种是滑轮法,即如陶井模型所示,在井圈上支拱形圈架,圈架上设置滑轮。提水时,一根绳子放在滑轮上,可二段各系一个吊桶,一上一下滑动,既省力,又提高工效一倍。可见利用井水灌溉,在战国时期或更早既已产生,汉代当处于进步时期。

在原始农业中是“听其自生自实”,还没有什么灌溉可言。商周时期的灌排系统主要是在农田之间挖掘很多沟渠,称之为沟洫。井灌主要是利用园圃中的井水灌溉蔬菜,原来是利用瓶罐从井中取水,后来法明了提水机械桔槔。

桔槔:《庄子·天运》云:“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成书于西汉的《说苑·反质》中也记载:“卫有五丈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下车,为教之曰:‘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名曰桥,终日溉韭百区不倦。”桥即桔槔两字的合音。桔槔是利用杠杆原理以减轻劳动强度的提水机械,比手工抱翁而吸要提高百倍功效,至今尚在一些农村中使用。邓析是春秋时人,庄子为战国后期人,看来战国时期桔槔还不是普遍使用,可能到汉代才得以普及。在山东省嘉祥县武氏祠画像石中,刻有一幅桔槔图。

汉代的农田水利有很大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对水利建设也相当重视。如汉武帝曾对属下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提倡“通沟溪,蓄陴泽”以“备旱”,于是出现全国“争言水利”的局面。在关中平原“举锸为云,决渠为雨”,修建了一大批大型水利工程;丘陵山地和南方地区则兴建陂塘坝堰等小型水利设施,“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163)。

汉代也采用井灌的方式来浇灌园圃中的蔬菜。浇灌时,从井中提取井水直接倒在水沟中,水流顺着水沟两边的缺口流进菜地。至于如何从水井中吸水,取决于井水的深浅。井水较浅,可用桔槔吸水。如井水太深,桔槔够不着,就用滑轮来提取,滑轮在汉代也称辘轳。

辘轳:是汉代另一种提水工具,其提水方式则是采用摇转辘轳绞动绳索以提升水桶的办法,从而节省动力,提高功效。各地汉墓中经常有陶水井,有的井架上还带着滑轮。在东汉末期,发明了提水功效更高的灌溉机械翻车。

3、农作物

山东属于华北地区,故以旱作农作物为主。当时黍、稷、小麦、大豆、水稻等“五谷”作物已齐全。

4、加工及储藏

石磨,旋转性的石磨是将谷物磨碎的加工机械,为上下两扇圆形石块组成。上扇凿有磨眼,并按有拐柄,朝下一面凿有磨齿;下扇朝上一面亦做有磨齿,中央装一短轴,可将上扇磨石套合在一起,摇动拐柄是上扇磨石绕轴旋转,谷物有磨眼注入,在两扇之间散开并在磨齿之间被磨碎。春秋战国时期,发明了旋转形石磨,这是加工农具史上的重大突破。

石磨在西汉得到迅速发展。只是西汉的石磨制作的略为粗糟一点,磨齿多为窝点状,磨出来的粮食颗粒较粗。东汉的磨齿才发展为放射线形,磨出来的呈颗粒细小的粉末状,特别适合用来加工小麦和大豆。石磨一般是用人力牵动,但河北省满城县刘胜墓出土一件大型石磨,旁边有一具牲畜遗骸,推知是用畜力来驱动,其功效自然远较人手推磨为高。磨是连续运作的加工工具,极大的提高了功效。石磨可以将小麦磨成面粉,将大豆磨成豆浆,从而使中国饮食习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粒食发展为面食,也促进了小麦和大豆种植业的发展。

碓,是由杵臼发展而来,它是利用杠杆原理将一根长杆装在木架上,杆的一端装着碓头,下面置放一石臼。人踩踏杆的另一端,碓头即翘起,当脚移开碓头即落下舂打谷米。碓发明于何时,尚无探究,但汉代文献多处提到碓。说明至少在汉代已发明碓。碓是从杵臼发展而来,利用杠杆原理用脚踩塌,比用手工操作省力如《急救篇》:“碓石岂扇阝贵舂簸扬。”《桓子新论》:“宓牺之制杵舂,万民以济,及后人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方言》云:“碓机,陈魏宋楚自关而东谓之梃┦岂。”孔融《肉刑论》:“水碓之巧,胜于斫木掘地。”等(参见陈文华先生的相关著述)。上述史书所载,说明汉代已经不仅使用脚碓,还有畜力带动的畜力碓,还发明了用水力驱动的水碓,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5、家畜家禽业:

汉代,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家畜家禽业也十分兴盛。当时大力提倡养猪养鸡。尤其是一些“劝民农桑”的地方“循吏”。西汉黄霸任颖州太守时让邮亭乡官带头养猪(164)。文献记载从另一角度再次证明,汉墓中随葬的陶禽畜模型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有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汉人量化了的富裕标准。

养牛、马,主要为耕地,作为畜力使用;猪、羊、土的饲养,主要为食用。

大量陶猪、厕模型的出土,一方面给人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而且也为农田施肥创造了条件。追肥,增加了地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施肥:施肥是给作物生长创造良好土壤环境的一种措施。我国农业土地利用率的不断提高,是以恢复和培肥地力技术的进步为前提的。地力的恢复,在撂荒制下,完全依靠自然的过程;在休闲制下,已有人工干预的措施,如在休闲地上芟除草木,并用水淹和火烧,使之变成肥料。我国何时有意识地使用肥料,还有不同看法,但施肥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显然是连种制开始代替休闲制的战国时代。当时人们要求“积力于田畴,必且粪(施肥)灌”(《韩非子》语),而“多粪肥田”已被认为是“农夫众庶”的日常任务(《荀子》)。汉代人又把施肥和改土联系起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用地和养地相结合是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之所以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是与重视施肥,精耕细作和合理的轮作倒茬不无关系。汉代,非常重视中耕除草工作。在前面我们研讨农业工具时,已看出当时全国各地许多汉代遗址、墓葬中出土大量与中耕除草有关的铁制农具,从考古发现角度,证明当时除草工作是很得力的。不仅考古发现甚多,而且文献记载也颇丰。如《癴胜之书》即把“旱锄”作为田间管田间管理环节可理的重要环节,对各种作物都要求“有草除之,不厌数多”。“麦生根茂盛,莽锄如宿麦”;“豆生布也,锄之。生五六页,又锄之”,“麻生布叶,锄之”等等。《释名》:“锄,助也,去秽助苗长也。”说明汉代锄是专门用来中耕除草松土的,不同于用来翻土整地的锸、镢等农具。山东省泰安市东汉除草画像石,是我们形象地看到了当时中耕场面。

中耕农具:早期原始农业播种后是“听其自生自实”,没有言,自然也就没有中耕农具,后期可能有除草等农事作业,也仅是靠手工或是利用一些简单的竹木器和蚌器来除草。但至迟在商周时期已使用青铜农具来中耕除草。汉墓中出土的大量铁铲、铁锄,说明当时对农田的中耕,是十分重视的。中耕除草、精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进步,从而促进了汉代经济的繁荣。

以上,笔者对山东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的农业考古资料进行了综述,并对相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由此可见,汉代山东地区的农业是十分发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山东地区之所以在汉代其农业有如此大的发展,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优越的自然环境。山东地区位于黄河下游,这里“膏壤千里”,有利于农业的生产;其次,战国时期该地区农业的进步,为汉代农业经济的发达,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再者,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还有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它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力量和源泉!

注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4、19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2)淄博市博物馆、齐古城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1997年5月。

(3)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汉画像石墓的清理》第8页,《考古》1998年3期。

(4)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2期)。

(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市汉东平陵古城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1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1期。

(7)沂水县文管站:《沂水县发现汉代窖藏》,《考古》1988年6期。

(8)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汉画像石墓的清理》第8页,《考古》1998年3期。

(9)济南市考古研究所、长清区文物管理所:《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一、二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2004年8期。

(10)李储森:《山东高密城阴城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91年5期第31页。

(11)淄博市博物馆、齐古城博物馆:《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

(12)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2期。

(13)微山县文化馆:《山东省微山县发现四座东汉墓》《考古》1990年10期。

(14)详见《农业考古》1981年2期46页。

(15)刘晓燕:《山东威海市发现一件汉代铁镢》,《考古》1997年5期。

(16)郑同修、袁明:《山东章丘市汉东平陵古城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1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7)山东省淄博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2期。

(18)《山东沂水何家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88年7期576页。

(19)山东省菏泽地区发掘队:《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

(20)郑同修:《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1期。

(21)沂水县文管站:《山东沂水县发现汉代铁器窖藏》,《考古》1988年6期。

(22)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滕县柴胡店汉墓》,《考古》1963年8期。

(23)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莱芜县西汉农具铁范》,《文物》1977年7期。

(24)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郊区潘庙汉代墓地》《文物》1991年12期。

(25)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四册第125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12月。

(26)李储森:《山东高密城阴城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91年5期。

(27)郑同修、袁明:《山东章丘市汉东平陵古城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1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7年12期。

(28)见《山东文物选集》第66页。

(29)沂水县文管站:《山东沂水县发现汉代铁器窖藏》,《考古》1988年6期。

(30)马玺伦:《山东沂水出土窖藏铁骑》,《考古》1989年11期。

(31)刘冠军:《安丘农民交献文物受奖励》,《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16日。

(32)文光:《山东枣庄市出土的古代铁农具》,《农业考古》1987年2期;石敬东:《山东枣庄市出土一批古代铁农具》,《农业考古》1990年2期。

(33)郑同修、袁明:《山东章丘市汉东平陵古城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1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34)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莱芜县西汉农具铁范》,《文物》1977年7期。

(35)石晶:《枣庄市发现一块有关农耕的画像石》,《山东工人日报》1997年8月8日。

(36)山东石刻馆:《山东鄄城、成武、金乡石刻调查》。

(37)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四册第125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12月。

(38)邹城面粉厂画像石,邹城县孟庙收藏。

(39)王彦:《邹城出土汉画像石》,《中国文物报》1993年7月25日,第29期。

(40)刘文东:《山东莱芜东泉河村出土一批西汉文物》,《文物》1993年12期。

(41)程明:《邹城出土一批汉代铁器》,《中国文物报》1996年6月9日。

(42)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一、二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2004年8期。

(43)马玺伦:《山东沂水出土窖藏铁器》,《考古》1989年11期。

(44)《山东文物选集》第67页,图134、135。

(45)《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三册P127,秦汉部分。

(46)(47)文光:《山东枣庄市出土的古代铁农具》,《农业考古》1987年2期。

(48)郑同修、袁明:《山东章丘市汉东平陵古城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1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49)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1期。

(50)刘冠军:《安丘农民交献文物受奖励》,《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16日。

(51)《山东临沂庆云山发现铁器》,《文物》1988年10期第75页。

(52)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四册第126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53)《山东文物选集》第68页,图136。

(54)郑同修、袁明:《山东章丘市汉东平陵古城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1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5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1期。

(56)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山东济宁郊区潘庙汉代墓地》《文物》1991年12期。

(57)山东省文物考古所:《山东寿光县三元孙墓地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6年2期。

(58)山东大学考古系、山东省文物局、长清县文化局:《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3期。

(59)文光:《山东枣庄市出土的古代铁农具》,《农业考古》1987年2期。

(60)山东省考古所、济南市考古所:《长清小王庄汉墓发掘简报》,待刊。

(6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饶县五村遗址发掘报告》第61页,《海岱考古》第一辑。

(6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1期。

(63)张保健等:《安丘发现东汉石井栏》,《中国文物报》1996年6月9日,第22期。

(64)贾德民:《安丘发现汉代水井》,《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7日。

(65)鲁文辉:《曲阜县大庄发现汉代玉璧等文物》,《文物》1966年4期P55页。

(67)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闵子骞祠堂东汉墓》,《考古》2004年8期第47页。

(68)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汉画像石墓的清理》,《考古》1998年3期第8页。

(69)《山东文物选集》第91页;《文物》1981年10期19页。

(70)泰安地区文物局:《泰安县大汶口发现一座汉画像石墓》,《文物》1982年6期。

(71)《山东文物选集》第91页,图177。

(72)德州地区文物组等:《山东宁津县庞家寺汉墓》,《文物资料丛刊》第四辑。

(73)平邑县文物管理站:《山东平邑县东埠阴汉代画像石墓》,《考古》1990年7期。

(74)《文物》1978年9期4页。

(75)《金石索三》:石二百三十三。

(76)《金石索,石索》石二百六十五。

(77)山东省博物馆:《临沂银雀山四座西汉墓葬》,《考古》1975年6期。

(78)嘉祥县武氏祠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文物》1979年9期第1页。

(79)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年4、5期。

(80)烟台市文管会:《山东荣成梁南庄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12期。

(81)《文物》1989年1期。

(82)《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3年。

(83)《文物》1977年11期。

(84)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8期。

(85)郑同修、袁明:《山东章丘市汉东平陵古城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1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86)济南市出土汉代石磨,见《中国历史图集》。

(87)贾德民:《山东安丘发现汉代石磨》,《考古》1995年11期。

(88)郑同修、袁明:《山东章丘市汉东平陵古城遗址调查》,《考古学集刊》第11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77年12期。

(89)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临沂银雀山四座西汉墓葬》,《考古》1975年6期)。

(90)分别见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汉画像石墓的清理》第8页,《考古》1998年3期;微山县文化馆:《山东省微山县发现四座东汉墓》《考古》1990年10期;杨建东《微山清理汉画像石墓》,《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19日;《山东文物选集》第81页,图160。

(91)山东省博物馆临沂文物组:《临沂银雀山四座西汉墓葬》,《考古》1975年6期。

(9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1期。

(93)德州地区文物组等:《山东宁津县庞家寺汉墓》,《文物资料丛刊》第四辑。

(94)杨子范:《山东梁山县后艮山村发现带彩绘的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3期。

(95)山东省博物馆:《山东东平陵山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66年4期。

(9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1期。

(97)滕州市博物馆:《山东滕州市官桥车站村汉墓》,《考古》1999年4期。

(98)泗水县文管所:《山东泗水南陈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95年5期。

(99)微山县文化馆:《山东省微山县发现四座东汉墓》《考古》1990年10期;微山县文化馆:《山东省微山县发现四座东汉墓》《考古》1990年10期;微山县文管所:《山东微山县发现汉、宋墓葬》,《考古》1995年8期;张建锷《微山发现汉墓群》,《中国文物报》1996年8月11日;杨建东《微山清理汉画像石墓》,《中国文物报》1994年6月19日;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汉画像石墓的清理》第8页,《考古》1998年3期。

(100)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四册第154页,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12月。

(101)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8期。

(102)淄博市博物馆等:《临淄商王墓地》,齐鲁书社,1997年5月。

(103)鲁文辉:《曲阜县大庄发现汉代玉璧等文物》,《文物》1966年4期55页。

(104)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队:《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11期。

(105)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一、二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2004年8期)。

(106)济宁地区文物组:《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第60页,《文物》1982年5期。

(107)泗水县文管所:《山东泗水南陈东汉画像石墓》P391,《考古》1995年5期3页。

(108)详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考古学报》1999年1期;微山县文管所:《山东微山县发现汉、宋墓葬》,《考古》1995年8期;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汉画像石墓的清理》,《考古》1998年3期第8页;山东滕县龙阳店,捡粪画像石,《农业考古》1981年2期47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滕州市官桥车站村汉墓》,《考古》1999年4期等。

(109)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8期。

(110)刘玉涛:《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文物》1999年12期。

(111)崔大庸、房道国:《济南平阴发掘战国汉代古墓》,《中国文物报》2000年5月10日,第一版。

(112)王守功等《济南危山山汉墓发现兵马俑坑》,《中国文物报》2004年月日,第一版。

(113)王思礼、赖非:《山东微山县汉代画像石调查报告》,《考古》1989年8期。

(114)樊英民:《兖州出土一批汉画像石》,《中国文物报》1997年9月7日,第36期。

(115)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8期。

(116)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3期。

(117)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

(118)章丘博物馆:《山东章丘市黄土崖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96年10期。

(119)林仙庭:《烟台市区发现殉鹿汉墓》,《考古》。

(120)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3期。

(121)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山东济南青龙山汉画像石壁画墓》,《考古》,1989年11期984—993页。

(122)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94年2期。

(123)《山东文物选集》第84页。

(124)《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第253页。

(125)《山东乐陵县发现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0期,第23页。

(126)泰安县文物局:《山东泰安县旧县村汉画像石墓》,《考古》1988年4期。

(127)参见《文物》1984年11期,第55页。

(128)鲁波:《临淄发现一批彩陶俑》,《中国文物报》1995年11月12日。

(129)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东章丘洛庄汉墓陪葬坑的清理》,《考古》2004年8期。

(130)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2000年10期。

(131)济宁地区文物组等:《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第60页,《文物》1982年5期。

(132)《曲阜旧县村又发现汉画像石刻》,《文物》1964年12期。

(133)微山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微山县汉画像石墓的清理》第8页,《考古》1998年3期;杨建东:《微山县出土一批汉代画像石》,《齐鲁晚报》1998年4月16日。

(134)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师专西汉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9期。

(135)姜建成:<山东青州市冢子庄汉画像石墓>,《考古》1993年8期。

(136)邹城面粉厂画像石,邹城孟庙藏;解华英《山东邹城市路口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96年3期第36页。

(137)朱锡禄:《嘉祥五老洼发现一批汉画像石》第71页,《文物》1982年5期。

(138)《山东泗水南陈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95年5期3页。

(139)见《农业考古》1981年2期48页。

(140)分别见《文物》1982年5期和《农业考古》1981年2期。

(142)房道国:《山东济南洛庄汉墓发现大型动物陪葬坑》,《农业考古》2002年2期。

(143)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腊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8期。

(144)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94年2期。

(145)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大觉寺村一、二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8期。

(146)山东省博物馆等:《临沂银雀山四座西汉墓葬》,《考古》1975年6期。

(147)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闵子骞祠堂东汉墓》,《考古》2004年8期第47页。

(148)济南市考古研究所等:《济南大觉寺村一、二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8期。

(149)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济南大观园的一个汉墓》,考古通讯1955年4期48—50页。

(150)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市闵子骞祠堂东汉墓》,《考古》2004年8期第47页。

(151)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第47页,《文物》1961年4、5期。

(152)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济南大觉寺村一、二号墓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8期。

(153)黎忠文:《山东沂南发现石刻彩绘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5期第99页。

(154)房道国:《山东济南洛庄汉墓发现大型动物陪葬坑》,《农业考古》2002年2期。

(155)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章丘市汉东平陵古城遗址调查》第154页,《考古学集刊》第11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56)王亮:《山东临沭县出土汉代石羊》,《考古》1986年1期。

(157)刘玉涛:《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文物》1999年12期。

(158)参见《山东汉画像选集》)齐鲁书社。

(159)房道国:《山东济南洛庄汉墓发现大型动物陪葬坑》,《农业考古》2002年2期。

(1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61)见江苏睢宁双沟出土东汉牛耕画像石,陈文华:《农业考古》第92页,文物出版社。

(162)《文物》1974年7期。

(163)《汉书·沟洫志》。

(164)《汉书·黄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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