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粟嘉

徐福不仅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先行者，也是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传播的先行者。为了庞大东渡队伍的生存，与当时日本的当地人一道，推广栽培水稻，所以更是传播稻作文化、推广水稻栽培技术的先行者。徐福不仅是一位国际主义的文化传播者，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友善使者、和平使者。所以，他不像西方学者威尔斯、彼·肯姆等所说的，最初航海者皆以劫掠为事，是在扩张和贪欲推动下策划的。为此，日本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国际主义的友人，在日本各地作为神来供奉，在佐贺县诸富町的金立神社作为食神、水神、农业之神供奉着，当地人们相信是徐福将种稻技术从中国带到日本；在三重县熊野市波田须的徐福神社里被供作传播陶器技术之神；在熊野川河口阿须贺神社里被供之为传播捕鲸技术的渔业之神和中医药的医药之神；在富士吉田市的太阳神社被供为织布之神；在青森县北津轻郡的尾崎神社被供作渔业和航海之神。总之，徐福对日本史前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特别在徐福传说的多数地方都是日本最早的稻作地带，并伴随着高度的稻耕技术迅速发展起来，使这些地方由绳纹时代发展到弥生时代。水稻栽培技术的推广，对日本史前居民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现就徐福东渡日本，在日本种植水稻、推广稻作文化，特别是江南的稻作栽培技术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

推广一词（Extension）牛津字典的解释是“按一定的方向展开、延续、扩大，”“扩展的活动和过程。”美国韦氏字典的解释是“延伸的量和度”，“持续发展”。根据B·E·SwansonandJ·B·Claar在《农业推广的历史和发展》一文中的解释是“推广是让人们获得有用信息的进行过程，同时帮助人们获得他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见解，并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和技术。”而我国关于推广一词的涵义是这样解释的：“扩大事物使用的范围或起作用的范围。”（《现代汉语词典》第1167页商务印书馆，1987）“推广”一词我国最早应用于农业在宋代，《宋史·食货志》记载宋真宗“推广淳化之制，而平常、惠民食仓遍天下矣。”宋高宗绍兴2年（公元1132年），德安府、夏州、汉阳镇抚使陈规实行屯田，军士且耕且守，流民归业务农，这一措施使军民得以相安，陈规向朝廷上奏折建议推广，“廷臣因规奏推广，谓一夫授田百亩，古制也，今荒田甚多，当听百姓请射。”朝廷听了陈规的建议，“下诸镇推广之。”从此，推广一词延用至今。实际上，推广工作在推广一词出现前早己存在。据记载，早在西汉搜粟都尉赵过推广代田法时己获得显著成效。赵过是一个踏实的农业技术推广者，他的工作做得也相当细微谨慎，并有计划步骤，他把代田法这一套先进经验，选择在“离宫”里空闲的松软土地上，进行“对比试验”。试验结果：代田法比当时普遍采用的缦田经营，可增产25%—50%（《中国农学史》上册第151页）。通过“对比试验”证实了新的耕作方法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决定推广。接着便培训推广骨干。当时他借用两种力量：一种是行政力量，即县令、长和乡村中的“三老”；另一种是生产中的中坚力量，主要是“力田”和乡村中有经验的老农。给他们以新农具，教他们耕作栽培技术。待这一批骨干熟习了这一套丰产技术，就以公田和“命家田”（受爵命家之田——注：相当于现在的示范基地）作为推广重点，再逐步推广，于是代田法的先进技术，迅速运用于边郡、边城一带，使边防进一步巩固。推广过程中，动力是个问题。原来以马耕田，但在公元前119年，由卫青、霍去病主持的两次征伐中，“汉马死者十万余匹。”因此，“赵过始为牛耕”（《齐民要术·序》），解决动力问题。由此，平均每个劳动力耕作能力差不多提高了8倍（《中国农学史》上册第154页）。牛代马工具上又有一系列的技术问题，如牛的合犋、工具的改革等等。赵过通过试验、培训、示范、推广，在推广过程中遇到新问题，再试验，通过试验获得结果后再推广，周而复始的循环，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为发展生产服务。然而早在赵过之前的秦代，徐福东渡日本，就在日本的九州地区开展推广水稻种植活动，之后迅速推广至西日本地区，最后向东日本地区推广，成为日本推广稻作文化的先行者，从而使日本从以采集经济为主，使用原始石器蒙昧的绳纹时代进入到文化甚为先进的，以农耕经济为主、种植水稻的弥生时代，为推动和促进日本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国际主义贡献，故日本人民在全国各地纪念他并神化尊称为“司农耕、纺织、医药、蚕桑、渔业”之神。

（二）

徐福不但是一个具有多种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他精于天文、地理航海、医学、农学等，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的组织者和群众领袖。在他所率领的庞大队伍中，包括农耕、纺织、养蚕、制造、酿造、石工、漆工、缝衣、水手、制盐等专业人才，以及卫士等，还带去五谷、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等。这些，都是为了东渡，经过九年精心而准备的。

为了东渡，首先争取秦始皇的信任和支持，即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取得领导重视。徐福利用与始皇同姓的宗族亲戚关系和求仙的迫切心理，大造舆论，获得秦始皇的允准，这是东渡的基础，由此才能取得包括物资、人力、财力、精神和一切东渡所需的保证。徐福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取得的始皇信任后，至始皇三十七年东渡，期间徐福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策划，积极组织童男童女、百工、兵员等，同时选择粮食、农副产品等种子以及从事栽培人员，收集书籍等文化传播工具。“抑徐福之入海，其意初不在求仙，实欲利用始皇求仙之私心，而借其力，而自殖民于海外。观其首则请振男女3000人及五谷种种百工而行，次则请善射者携连弩与俱。人口、粮食、武器及一切生产之所资，无不备具。其得平原广泽而止王不来，岂非预定之计划耶？”（马非百《秦集史·徐市传》，转引自马湘泳《徐福是世界航海事业的先驱者之一》）像徐福这样取得政府的许可和资助，规模盛大的出海，在历史上很少见，也正因为取得了秦始皇的恩准和规模宏大，才被太史公载入史册。徐福东渡是中日交往中最成功的一次，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

为了东渡，其次要解决渡海般船，徐福东渡队伍庞大，据宋代《太平广记》认为在6000人左右。而马湘泳则认为“徐福东渡队伍包括童男女3000人，再加上各级干部、水手、随从，百工、善射者等，当在6000人左右。根据吴国“三翼”战船的乘载量及所需五谷、给养、物资等，徐福东渡船舶应需70—85只之间。”如用楼船估计也要60多只。日本横滨港湾经济研究所高见玄一郎估计“可能徐福组织了一个有40艘船的船队。”而秦代的吴、越、齐己有发达的造船业。如吴国将造大船的船场称“船宫”，建造中小船的叫“石塘”。而在今日的无锡近郊的溪城就有“船宫”遗址。说明徐福东渡的船只，吴地至少也是建造地之一。

为了东渡成功，徐福曾先后两次东渡日本。而两次东渡的目的不同。第一次东渡在公元前219年，属于探路性质的，用现在的说法是进行可行性的考察论证，为其“止王不来”做准备。经过考察后并进行充分计划准备，于公元前210年再次东渡到达日本。为了解决庞大队伍的生存，规划选择生存地是决定性的关键。由此，徐福集团登陆日本的佐贺平原和吉野里，作为渡海集团来日后农耕的初期据点，理应受到关注，因为佐贺平原是最适合的地方。后面有资源丰富的碧绿的背振山脉，前面是广阔的平原，水道纵横交错，气候风土与中国江南地区极为相似，适宜水稻栽培，并且有提供丰富水产品的有明海湾。他们到达后，向土著人（绳纹人）、先东渡定居的大陆人传授、指导推广水稻耕作、养蚕、医药、土木、建筑等方面的技术文化，同时也确保了庞大东渡队伍的粮食供应。因此，使粮食产量，特别是水稻的产量稳定提高，食物供应能力明显增强。据研究，弥生人食用水稻占食物比重由原来的7.7—4%提高到55—70%。一年中每日消费稻米3合的天数由28天和14天（土壤肥力中等地区和较差地区）提高到267天和200天，从而促进了人口繁衍和增长，据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小山修三先生推断，绳纹晚期全日本人口75800人，到弥生时代前期达594900人；近畿人口由绳纹晚期2100人，弥生时代前期达到104900人。这种人口爆发性的增长，使史前日本社会开始进入繁荣发展时期。

（三）

所谓“稻作文化”，概括地说就是指稻作农耕以及伴随这种农耕而出现的一些相关文化现象。构成稻作文化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主要有稻谷的种属和品种；控制用水的技术和水田；稻作栽培技术；谷物收获、加工、储藏技术与方式；稻米的烹调方式；稻作农耕的性别分工；与稻作相关的农耕和渔捞；以及与稻作相关连的各种稻作礼仪、信仰和稻米有关的观念等。

根据目前的资料而言，稻作农耕大概是在日本的绳纹时代晚期到达了日本西端的九州，进入弥生时代以后才逐渐在全日本扩散到除北海道之外的所有地区，即在徐福到来之前，在公元前4世纪的绳纹时代晚期，虽有个别零星的江南人来到这里，也只是栽培水稻而己，而真正在全日本全面推广栽种水稻，形成稻作文化，是在徐福集团到来之后，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向全日本推广后实现的。正如木通口隆康所长指出“小规模的稻作种植无论对经济还是文化，都不会引起太多的变化。因此，与其研究水稻种植以何时开始，还不如研究水稻大量种植始于何时。”而徐福集团的到来，使日本在上述各个方面具备了与中国大陆江南相对应的稻作文化。现分述如下：（1）中国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之后稻属为籼粳稻混合或粳稻。据近期发掘，吴江桃源以西的广福村，有大量6000年前的粳稻，但与草鞋山和太湖地区地方的粳稻不一样；而张家港南沙镇东山村（香山海拨137米东坡）有8000年前与草鞋山相近似的粳稻。而日本弥生时期历来都认为基本属粳稻，据佐藤敏也统计，1987年前出土的弥生时代11093粒稻谷，短粒米占87.44%，圆粒米占6.89%，长粒米占5.67%。而学术界一般认为粳稻起源于中国的长江流域，故认为日本弥生时代与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稻谷属同一个大系统，两者粳稻都占很大比例。佐野教授在比较了水稻生长和开花成熟的耐寒性后认为，水稻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较牵强附会，而应从江南传入可能性大。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渡部忠世认为：虽然水稻传入也有其它途径，但江南传入是主流。（2）1992——1994年中日学者在江苏苏州草鞋山联合发掘出除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完整的水稻田外，也发现了部分东周水田结构，这种小区划的湿水田（由水路、水田、水口、田埂组成），与弥生早期水田如同一辙。日本目前发现最早的水田遗迹在日本西部的北部九州，在板付遗址和莱火田遗址中有水渠和田畦的规划、田埂、渠堰、木桩等枝术，是井堰等灌排水设施齐备的“十分整齐的水田”，不亚于秦汉时期的农田设施。两者同时使用水渠引水、堰分水、田埂保水等技术。只不过中国出现时间很早，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而日本只是在稻作农耕出现之初就有成熟的水田灌溉技术，显然是由渡来人，也只有像徐福渡来人大型集团的到来和传授才能完成。（3）日本弥生时代的稻作农耕虽然比较粗放，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但就整个耕作体系与长江中下游的“火耕水耨”比较接近。在日本弥生时期是否有火耕尚不清楚，但在插秧技术没有出现之前，水耨是一种比较可行的中耕方式。（4）中国南方古代农耕具和日本弥生时代的农耕具虽在名称上有差异，但其种类和功能基本相同。但是，木质农具是与徐福时代相同，不过铜制、铁制农具当时己在中国大陆推广使用，但因炼制方面的原因而没有推广，日本在公元前1世纪的弥生中期才出现，直至古坟时代盛行。中国的绳系石刀和日本称之为石庖丁是史前名称不同而同为用于摘穗的收获具。尽管绳系石刀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出现在黄河中游，直至公元前3000年才传到南方稻区，但日本石刀都系双孔，故一般认为是从中国大陆东部传去的。（5）日本的谷物加工具与中国长江流域的谷物加工具属同一系统，日本弥生时期加工谷物工具都属竖臼系统的手碓，竖臼系独木制成，上部大于底部，中下部内收最细。木杵均系两端粗中间细。杵臼形制和使用方式与源于中国长江流域同时期竖臼系统中的手碓大体相同。（6）弥生人与食用生活有关的容器有陶器和木制品，包括贮藏用的壶、煮炊用的釜和盛装用的高杯、钵等。还有木制的食具勺子和匙，除此之外，碗和盘子也是该时期的主要食具。这时中国已使用筷子而尚未传入日本。据研究，弥生人在食用稻米时，将稻米熬成粥或掺入杂粮煮成混合饭后再食用，是弥生时代最一般的食用方法。而一般认为这种食用方法是由河姆渡人食用稻米“臼粥而食”的方法延生而来。（7）水稻种植礼仪在日本从播种前的准备，包括预祝礼仪、播种礼仪、插秧礼仪、生长过程礼仪、收获礼仪等五阶段都广泛存在。这种在弥生时期广泛存在的水稻种植礼仪与中国稻区，特别与江南的各种礼仪相似。在板付遗址的弥生前期水田的祭祀活动，与七月十五吴农祀田神，各具粉团、鸡黍、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祈求田神保佑谓之“斋田头”相似。因此可以认为，徐福不仅将江南的稻作技术推广至日本，而且连同水稻种植礼仪等稻作文化，全盘的在全日本推广。（8）吉野里的大环濠生动地再现了“弥生气息。”这种环濠集落朝鲜半岛在百济时代（4—7世纪）以前尚不存在。而这里的社会形态是伴随着水稻种植而开始的。吉野里发现的40多个“邸阁”（高床仓库）群，隐现着这里曾是徐福农耕集团到达的地方。而在江苏句容县沙丁发掘了6000年前宽20米、深5米之大环濠。武进县淹城发现公元前5—6世纪（即春秋时代）具有三道城壁的二个大环濠，并从深10、宽45米河流样的环濠中出土三条圆木船和吴时代的青铜器、印纹陶。而吉野里为中心出土超过2000具的“翁棺”列葬所留下的300具佐贺平原的弥生人骨不是当地的绳纹人，而是渡海来的弥生人。据金关丈夫氏在对山口县土井浜遗址和福冈平原上居住的弥生前中期人骨与日本西部绳纹人、古坟时代的人比较后认为，他们是大陆渡来人与绳纹人的混血族。并说，他们在形成弥生文化的同时，又携带着水稻种植技术向东进发，到达名古屋和丹后半岛。故安志敏教授说：“这种环濠集落虽在华北平原也有，但稻作文化成套而传入的可能性大，考虑到高床仓库、木制农具，似以江南传入的看法合适”。（转引自日本东亚

文化交流史研究会内藤大典《弥生之旗手一徐福—从吉野里看徐福的时代》）。

据考古证明，北九州地区在绳纹时代的后期和晚期，曾是自然生产力相对比日本其它地区更为低下的地区。然而，在徐福集团到来之后，全面推广由中国大陆带去的先进的稻作文化之后，北九州地区一跃成为日本列岛稻作农业文化先进地区，即北九州地区成为像现今的推广示范中心。此时的日本居民正处在采集渔捞阶级，不像中国黄河流域具有旱作农业而解决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所以在长期内可抵挡住稻作农业。而当时的日本居民就难以抵挡水稻文化而明智的放弃旧有的食物获取方法而选择接受先进的水稻文化，并迅速的从北九州地区，通过中国和近畿地区扩散，直至东海地区的西部一带，也是很自然的，从而也从日本居民的生活里反映出来。

徐福在日本推广中国大陆的稻作文明，特别是作为推广江南稻作文化的先行者，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