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昕　李瑞英

镰刀

弯弯镰刀似月残，收获丰欠上万年。古往今来多少事，小小镰刀记苦甜。

从事农具历史的研究，使我们与传统农具结下了不解之缘，其中当然也包括镰刀。

对于亿万农民来说，镰刀是再熟悉也不过了。新中国建立初期，人们还常常将“锄、镰、锨、镢”比喻为传统农具的“四大件”，可见当时镰刀在农业生产中仍是非常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农具。

镰刀作为收割工具，早在采集农业时代就已初具雏形，原始农业时代就有了柄头结合形的镰刀，直到一万多年之后的近代，仍是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收割农具。可以说中国在引入近代收割机之前，农作物的收割，主要依靠的就是镰刀。所以说在上万年的农业历史中，镰刀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抹煞的。镰刀体现了中国传统农具构造简单，制作容易，使用方便等特点，各地镰刀虽然长短不一、大小有别，而其结构却都是一柄一头式，柄与头多呈垂直安装，柄为木制，头部的材质随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古代多用石制也有用蚌制和陶制，金属发明后，先用铜制后用铁制。直到当代各地使用的仍是木柄铁镰，在贵州茂兰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使用着一种砍镰，也称为砍刀。这种农具具有双重功能，刀头像直角拐尺，两直角边内口都有刃，木柄较短，安装在刀头的一端，近柄的一端刀背较厚，主要作刀用；与柄垂直的一端刀背较薄，刃口较锋利，主要作镰用，实际上这种农具的历史也相当久远了。镰刀沿传到今天，在一些地区人们又给它赋予了新的文化或民俗涵义：因为镰刀总与收获、丰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人们在办理某些喜事的时候，例如娶媳妇、生孩子或收获季节，常在家中适当的位置，例如门石台上放一把系上红彩绸的新镰刀。

镰刀虽然构造简单，操作也并不复杂，但用镰刀收割却是一种相当劳累的农活，特别在“三夏”大忙季节，持镰抢收小麦可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虽然我一生都没有当过农民，却不止一次的领受过这麦收时节拿镰刀割麦的滋味，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会泛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因为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镰刀既对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也对我的身心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记，虽然我的这些印记不一定体现在所有持镰收麦人的身上；也许对其他人留下印记非常淡薄或更加深刻，但总的感受当不会有原则区别的。也许这就是镰刀发展史中的别史或插曲吧。

那是我六、七岁的时候，一次跟随大人到田里去收麦子，看着他们手持镰刀，“刷刷”的将一行行麦子干干净净的割了下来，也许是出于孩童的好奇，也许是出于孩童摹仿的天性，我竟然也拿了一把镰刀学着大人的模样割起麦子来。谁知这镰刀对我却毫不客气，只一挥，就把我的脚面割了一个小口子。“哎哟！还真疼。”但又不好意思喊出来。小小年纪就有一颗自尊心，赶紧用裤腿盖上流血的脚面别让旁人看见，硬挺着装作没事的样子溜出麦田，直到回到母亲面前才疼的流出了眼泪。从此在我的脚面上留下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疤，所以在我童年记忆中的镰刀是可怕的、麦收是痛苦的。谁知这痛苦的麦收、可怕的镰刀在我以后的生活中却屡屡伴随在我的身边，甚至又给我造成了终生没有治愈的病残。因为在那些年代，不论当学生还是当干部， “三夏”时节都要到农村帮助农民割麦，到农村收麦成了我们每年不可回避的“必修课”。

又到了麦收季节，山东工学院的学子们又要下乡义务帮助农民割麦子了，好几百名学生打起行装，浩浩荡荡开赴距学校百里之外的炒米店收麦现场，下车伊始，背包一放就领取了一把镰刀进入了麦子的海洋。几百人的收割场面实在雄壮得很，还真有点“千耦其耘”的味道。学生们争先恐后、你追我赶，谁也不甘落后，这对于从来没干过农活又体质较差的我，实在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两天下来就体力难支了。但在那个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退一步就可能被当作“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年代里，不要命也不能不要政治，拼上命也必须坚持下来。就在累得汗流浃背、腰背酸痛难支，双腿不能伸曲的时候，突然一场急风暴雨劈头盖脸的浇了下来，可是谁也不敢离开麦田去躲避风雨；明明带着雨衣，谁也不好意思第一个穿在身上，就这样在风雨中继续“战斗”，从此以后，我的双膝关节就肿胀疼痛起来，落下了一辈子都没有治好的风湿性关节炎。

值得幸运的是，我接受了儿时被镰刀割破脚面的教训，出发前我专门买了一双前头有一层厚厚橡胶的深口球鞋，收麦中还真起到了劳动保护的作用，回校之后刷鞋时，发现鞋头上留下了好几道小口，看来要不是球鞋的保护，脚上不知又会留下几道血口了。也许是“老天爷”专门和我作对，每到麦收季节，我的双手总要犯一次“脱皮”的毛病，一层接着一层，脱的几乎露出血来，用这样的手抓东西是很难受的。然而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手去抓遍身毛刺的麦杆，真是像受刑一样的痛苦，虽然每每得到同志们的体谅，催促我戴上手套，但是一个麦季下来，还是要落下一双血迹斑斑的手……

终于盼到了改革传统收麦方式的这一天。在嘉祥农业机械厂我接到了研制开发麦稻收割机的任务。我太兴奋了，决心在我的手下彻底革除用镰刀收割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在参考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一种机引式小扶禾器麦稻收割机4GL-140研制出来了，在当年三月份水稻飘香的时候，我们的收割机在广东肇庆的稻田里试割成功，一封报喜的电报发回，嘉祥农业机械厂的车间里立刻沸腾起来，一场赶制收割机的大战开始了，在当年的麦收中这种收割机就大出了风头，收割的效果又快又好，获得了山东省科技成果三等奖。两年之中，这种收割机就在全国许多省区推广开来。当我亲手驾驶着自己研发的收割机走在麦田里的时候，我的心里乐开了花：“喜逢曹都枣花开，收割机械滚滚来。莫道都有扶禾器，机构各异显将才。万里金波麦浪飞，机割纵横比高低，是谁巧手绘大地？转眼金波变金梯（《八省小扶禾器收割机比武有感》一九八零年六月五日于河南许昌）。”但是这种收割机的寿命并不长，随着一场经济体制的大变革，随着土地从集体耕种到包产到户，大、中型农业机械一下子失去了用武之地，传统的小农具市场一下子又火爆了起来，适应这种形势，社会上又出现了研制小型手推式割麦器（即古代“推镰”）的新动向，我当时还真的为我研制的收割机失去市场、为镰刀的卷土重来甚为惋惜和痛惜，于是我又想为研制“推廉”卖一把力，为此我还亲自到生产小型手推式割麦器的山东省巨野农机厂作了调研，并为厂家作进一步改进提供了参考方案。就在人们对各种小型收割工具不断革新（比如有些地区发明的多头镰刀）的时候，一种新的机械化收割作业形式在人民群众中创造出来了：这就是联合收割机组群跨区作业。

我国在实行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一直没有找到一种很好的应用大型农业机械的恰当形式，长期以来一直囿于前苏联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经济体制，似乎只有在这种经济体制中才能发挥大型农业机械的作用，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模仿这种体制发展农业；一直模仿这种形式发展农业机械，结果屡出弊端。而今由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农机专业户组成的大型联合收割机组群跨区作业的形式，打开了新的经济体制下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进行机械化收割的大门。实际上这种大型联合收割机从原理到基本结构，几十年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现代常用的大型联合收割机，主要还是牵引式和自走式两种，只是制造的材料、精度和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几年来这个联合收割机组群跨区作业的形式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由自发到自觉，由小规模到大批量；由无组织到有计划……现在麦稻的机收率都大幅度提高，据电视报道今年山东省小麦的机收率可达92%，除谷物的晾干之外，收、脱、秸杆还田一次完成，大大减轻了“三夏”季节的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了“三夏”季节的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了“三夏”季节的紧迫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三夏大忙”这个词的含义。镰刀的用武之地已大为缩小，虽然短时间镰刀还不可能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调动大批干部、学生支援麦收的局面，恐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太平车及拖车

木制大车四轮圆，粗框厚底坚如磐。四四方方像碉堡，拉车要用大老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我们的故乡鲁西南一带，四轮大车是农村最常用的农用运输工具。这种车像一个四四方方的碉堡，长约三米，宽约两米，连轮在内高约一米半，车厢像一个两端开口的大箱子，底部和两厢是厚厚的木版，厢版外面又有粗大的木框，木框下面安装四根铁车轴，每轴装一只无辐的实木车轮，车轮的外圈镶一周约一厘米的铁板。木框从车厢的两端伸出，上边的两个可用作车把手，下边的两个主要用作放置车盘，当地农民称之为车杠，车杠是一根长度与车厢等宽，粗细约15×15厘米的方木，上面有3～4只用于挂接绠绳和牛轭的铁鼻。整辆车建造的相当坚固，也相当笨重，所以这种车行走的速度不能太快，走起来“四平八稳”，不适合骡马牵拉，用行动缓慢而又力气极大的犍牛牵拉最合适。所以这种车常被人们称之为“太平车”。“太平车”至少要用两人操持，一人在车前持鞭赶车，一人在车后负责车的转向，因为这种车前后轮在一条线上，车轴都是固定的，所以当车拐弯角度较大的时候，车后的人必须用力搬车尾，搬的方向与拐弯的方向相反。“太平车”的承载量很大，能装运粮食几千斤。每当农忙季节，这种车就要不断往返于田地和场院之间，在田地里满满的装上禾稼，运卸到场院里，再空车返回田间。这种车装、卸都非常有意思：装车时从下往上排，装到人手够不到时，再用禾叉往上挑，直装的像一座小山，然后用绳刹紧，绳上还要栓一个木叉或木钩，大约就是《王祯农书》所说的“禾钩”，以方便绳子的拉紧，绳头系于车厢两边的框上。运到场院卸车时，人们往往并不像装车那样，再从上往下一一搬下来，而是由三、四个男子汉，背靠着车厢外侧，双手搬住车框，“一二三”！一同施力，将车掀倒，车上的禾稼就一下子都倒在了场院里。这种车拉粮食还有它的独到之处，一般的农用车都是框架式，运粮时都需要先将粮食装入布袋或麻包里。而“太平车”有非常坚固且严密的车底和车榜，两头还有可以随时装卸的挡门（或叫挡板），装上挡门就如一只向上开口的大箱子，所以用它运粮食，可以直接把粮食装在车厢里。

这种四轮农用车，发明于什么年代，尚未见准确资料。古农书中未见有四轮农用车的记载，但在山东，不仅鲁西南地区应用很广，鲁中南、鲁西北地区也很盛行。淮海战役中动用了几万辆运送军粮，可见淮海地区广泛使用太平车。

“太平车”固然是农忙时节的重要运输工具。农闲时节它的作用也不小。走亲戚、串门子用它；上集、赶会用它；甚至婚丧嫁娶也离不了它。为了赶庙会、听大戏，往往四邻八村都要套上一辆或几辆“太平车”凑热闹。据说我们家乡曾有人家拉着太平车去三百里之外的泰山赶过庙会。坐“太平车”赶庙会、听大戏是年轻的姑娘、媳妇们的专利，男子汉一般是没有这个福气的。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年轻的姑娘、媳妇们是不能轻易抛头露面的。所以用这种车赶会和拉庄稼不一样，车上要用黍秸箔扎个过车门式的篷，篷顶上搭上席，以便遮阳挡雨。车篷的两端还要挂上门帘。但是车两厢的箔是不能搭席的，因为箔上缝隙还有专门用途：姑娘、媳妇们要利用箔上缝隙向外观看，看戏也只能借助这些缝隙。要是用“太平车”迎送新娘，就要装饰的更漂亮了，甚至在拉车牛的牛角上也要挂上大红花。当花车拉着新娘到达村头的时候，孩子们就会一边跑、一边嗷嗷叫的高唱着童谣：“扑棱子车、套花牛，里头坐着八虎头。”一窝蜂似的迎上前去。

由于这种车自身就比较重，再拉上东西就更重了，所以在农村的土路上，到处都会轧出两条深深的沟。沟里的土被碾轧的像粉末一样细，夏天被太阳一晒似乎都有点发烫了，每到傍晚的时候，孩子们往往会脱去鞋子，赤着脚丫在车轧沟里趟土玩耍，烫的小脚丫热乎乎，真舒服！

但是这种四轮农用车的局限性也很大，特别是我们家乡多黏土，干天干地这种车使用还算方便，一旦遇到阴雨，行走可就难了：车轧沟越轧越深，泥巴路越轧越黏，所以遇到阴雨这种车就无能为力了。

用车、船作为农用运输工具，可以追溯到汉朝甚至更早，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可能就是一种农用运输车。但是两千多年中农用运输车的种类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用于农业运输的主要是结构形式稍有变化的独轮车，也有部分两轮车，大型的两轮车用畜力牵拉，小型的两轮车主要使用人力，但车身和轮子大都是木结构的，所以运动都比较沉重，对路面破坏比较大，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解放前后。解放后不久，对农用运输车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那就是“胶轮化”，经过这次改革，农用运输车的木轮大都改成了胶轮，大大改善了农用运输的劳动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大跃进”年代里又搞过一次“轨道化运输”，但失败了。随着农家用拖拉机的增多，部分农用运输由拖拉机牵引的拖车所取代。1979年前后，国内部分厂家开始研制农用运输车，我有幸参加了这个队伍的行列，并且试制成功了国内第一批农用运输车三轮车，命名为“风火轮牌”，由于种种原因没正式投产。与此同时上马研制农用运输车三轮车的几家企业，如山东的“时风”、“五征”等后来都形成了规模，一时间农用运输车三轮车在农村推广开来，发展到今天，农用运输车三轮车已成为农用运输的主要运输工具。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历史相当悠久、结构十分简单、没有轮子却被称之为车的古老运输农具——拖车（这里所谓的拖车，不是指的拖拉机后面挂接的那种拖车）。拖车确切的历史已有六百多年。但是记载这类工具的历史文献却相当久远。《史记·夏禹本纪》中就有：“禹乘四载：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的记载，《汉书·沟洫志》中也有“泥行乘毳（cuen），山行乘木局（ju）”之说。（“橇”“毳”通假；“撵”“木局”通假）。很显然，在汉代，车和船都已经是应用相当广泛的工具。在陆地上行走可以乘车，在水上行走可以乘船，在当时已是日常的普通行为。由于“泥行”和“山行”不是生活中的常见行为，所以用于“山行”的“撵”和用于“泥行”的“撬”是什么样的工具，一般人可能不太熟悉。但无论如何汉代已经有了这种可以在泥上行走的工具是确定无疑的了。

那么用于在泥上行走的“橇”是什么样的工具呢？我们以为“拖车”可能就是“撬”的一种较普遍、较通用的形式。因为拖车就是用于在泥上行走的结构最简单、实用最有效的最好工具。当然历史上的“橇”肯定不止拖车这一种形式，例如距河姆渡遗址1.5公厘的鲞架山遗址，出土了两件大型木器，长186、宽30、厚6.5厘米，系整体圆木楔裂而成，上面略内凹，有整齐的砍削痕迹，背面因使用而显得光滑，一端较粗，且微翘，并凿有一条木钩，钩体长24、厚1.5、长4厘米，可供缠绕拇指粗的绳索。另一端残缺，整体像一只小独木舟。此类器物在桐乡罗家角也有发现，但尺寸略小。另有一件长方体，长105、宽28、厚18.5厘米，上面距顶部15～33厘米，中线处挖一长18、深2.2厘米的牛鼻孔。牛鼻梁长18、宽4、厚12厘米，可以穿过拇指粗的绳索，两端平齐，底版因磨擦而很光滑。对于这两件器物的用途，目前尚未准确判定，有人认为，是存放、运输收获作物的拖运板（《鲞架山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97年1期），依此见解，当也是“橇”的一种形式。在这一地区的浙江桐乡罗家角，还发现了两件木制的“船形拖泥板”，“其形状为一般底宽板，一侧有折转边栏，内壁平整光洁，外底略呈弧形，其形状与现代水田中装运河泥、肥料或秧苗的拖泥板近似。”（《桐乡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还有宋代许多地方都使用过秧船等等，这些工具都与“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些工具是否都能适合人来乘坐行于泥上，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乘”字的含义很多，“乘橇”并不是说一定要“坐”在“橇”上。

我们故乡的拖车，与《王祯农书》中介绍的拖车完全相同，大体上就是一个四方形立体框架，框架底部的两条木框又长又厚，是拖车的主要部分，起支撑和行走作用。这两条木框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前端必须向上昂头，一是为了在泥水中行走阻力较小；二是在行走中遇到前方有突起时能够顺势爬上去。拖车自身的重量不大，载重量也不大，行走的速度也不能太快，一般情况下用一头牛牵拉即可。不论农忙还是农闲季节，不论晴天还是阴雨天，不论用于农业运输还是日常生活，拖车都是农村最常用的重要运输工具。

对于拖车的泥行，我们是深有体会的。一九五六年春节过后，妻子的产假到期了，正准备带着孩子返回工作岗位时，夜里突降大雪，没有任何铺垫的农村道路，经人畜一踩，简直成了烂泥塘。对于这样的道路，不论是四轮车、三轮车还是独轮车，都无能为力了。在那个年代，超假是不行的，续假也是无法办到的，因为那时的农村，既无电话更无电报，信当然更不能发挥作用了，非得按时回工作岗位不可。怎么办？只能请老牛拉拖车帮忙了。在拖车框架上支撑上黍秸箔，再铺垫上被褥，把老婆孩子包裹在被褥里，老牛就拉着拖车，顶着风雨，踏着雪泥及雪泥结成的冰凌上路了。一路上虽然冰寒雪冷、泥凌混杂，还不时发出拖车碾轧冰凌的“嘎嘎”响声，但老牛似乎并没有过于吃力的感觉，平平安安的按时返回了工作岗位。

又一次，我去农村执行任务，临行时已是阴云密布，许多同志劝我雨后再行，但当时的我革命干劲极大、热情极高，不听劝阻骑上自行车就上了路，行至中途，大雨降临，泥路难行，这时不是人骑车，而是车骑人了，那年我才十八岁，身板瘦小，抗着自行车在泥泞中走了不到50米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且又渴又饿，两腿发软，浑身出汗，真是寸步难行了。实在坚持不下，扔下自行车在豆田里掰了些生豆粒吃后，才勉强走到一个最近的村旁大声呼救。当村民们知道我是落难的团县委干部后，就赶紧的套了拖车，把我连车带人接到村子里（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只有拖车可以行走）。

其实像这种特殊情况，在农村是常见的，有时婚丧嫁娶，遇上风霜雪雨，道路不能行走，也只能改用拖车迎亲送葬。

拖车还有一项特殊功能：“看护庄稼的流动卧逢”。有些农作物在成熟的时候需要看护，特别是瓜园、菜园，瓜果蔬菜不仅要及时管理，还要防偷盗，所以总要在庄稼地里临时搭一个蓬子。有人就常常利用拖车的框架在上边搭上席、箔，拉到田间就成了看护庄稼的卧蓬。在这块田里用完还可以移到另一块田里，比较方便灵活。

拖车在泥泞路上行走之后，就会留下一条长长的、又光又滑的泥面印痕，这也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游戏“工具”：当这种泥面晒得半干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光着脚丫从上面走过，把一个个清晰的脚丫痕迹印了上去，如果另有一个孩子不甘寂寞，用自己的脚印把前一个孩子脚印压掉，此时若前一个孩子不同意，两个人就会干起仗来……

拖车的故事多得很，正所谓：立体方框橇板滑，结构简易造价差。善行坎坷泥泞路，农村运输走天涯。

当然，不论拖车还是太平车过去有过多少有趣的故事，它们的历史脚步都已经走到了尽头，今后如果还想见它们的面，就只能去农业博物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