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和生

两帧文革老照片的解读

在我保存的所有照片中，确切属于“文革”时期的老照片并不多，总计约20帧。最早一帧大约摄于1966年盛夏，哥哥带着我抱膝坐在草坡上，两人均身着短袖白衬衣，蓝色长裤，我的裤腿挽到膝盖以上，打着赤脚。远处图书馆阁楼上隐约可见一幅横标，由字形猜测，内容大概是“无限忠于毛主席”一类。那一年，我12岁。

仔细观察这帧影像模糊的照片，并充分调动记忆的存储，我从中认证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哥哥和我都未佩带毛泽东像章。这是一个不小的发现，说明1966年的夏天，尚未发明毛泽东像章，或者发明了也未普及。作为对比，我拿起另一帧1968年的老照片(两兄弟在1968年9月。见小刊14页)，照片主人翁是一对十岁左右的兄弟(我儿子的两位表舅)。两人身着拉链开领的春秋服，胸前均佩带了毛泽东像章，哥哥的像章是矩形，弟弟的是五角星形。这个细节说明两个事实：第一，两年左右的时间内，毛泽东像章已成所有人崇拜和追逐的红色时髦；第二，毛泽东像章已发展出多样化的形式。这个细节让我回忆起：五角星形的毛泽东像章最初属于军队的特权，后来逐渐解冻进入民间，所以比一般的圆形或矩形像章更珍贵。两兄弟所佩像章的差别，似乎不经意间反映出他们在家庭中地位的差别。后来证实，当年弟弟的确更为父母所爱。弟弟胸前那枚五角星像章正是这一事实的明证。照片上，两人的意念似乎都聚焦于胸前的像章。不同之处在于：哥哥神色略显不快，不知出于性格、还是出于像章的差别。

“图腾”及狂欢

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毛泽东像章是当年亿万中国人的“图腾”，它对于当时心灵的作用，不难从这位孩子幸福满盈的神色得到证实(身着军装胸佩像章手拿红宝书的幸福孩子。见小刊12页)。然而，另一幅四人全家福文革老照片却令人费解：两姐妹手拿(父母的)“红宝书”，连同父母，每人佩带一枚巨大的圆形毛泽东像章，全家似乎都以一种“哲人尼采式”的眼神望着虚空中的某点(“文革”全家福。见小刊47页)。是摄影师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图腾正在解构、压抑开始形成?这一推测自有理论支撑，并非玄想。弗洛伊德在其名著《图腾与禁忌》中表达了这样的洞见：图腾是崇拜与压抑两者不可调和之冲突的结晶，图腾＝崇拜(狂欢)／压抑。崇拜有多狂热，压抑就有多深刻。往往，狂热的崇拜退潮之后，便会在社会心理的沙滩上留下空洞形式的压抑。事实上，就在狂热崇拜的同时，压抑即已如影随形。思嘉的回忆短文《一枚破碎的纪念章》生动地诠释了这一深刻的精神分析原理。该文忆及文革中某次与姐姐争抢一枚纪念章，一不小心摔成了两瓣。于是图腾变幻为压抑，狂热演生为梦魇：

当时我们姐俩顿时傻了眼。开始我们互相埋怨对方，但吵过之后，我们都同时感觉到这件事情的处理才是最重要的。首先是要瞒过母亲，其次是要把摔碎的纪念章放到一个不为别人看到的地方去。那个年代，摔碎一个纪念章可不是小事，如果随便乱扔，被人看见了，搞不好会被别人上纲上线，视为反对伟大领袖，严重了还可能说你是反革命，那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为了这个破碎的纪念章，我觉得自己犯下了滔天大错，我整夜吓得提心吊胆，在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沉重的负罪感。

由这两姐妹联想到上面那帧文革老照片中的两姐妹，我们似乎多少明白了她们(及其父母)令人费解的眼神。

第二天早晨起来，窗外飘着飞飞扬扬的鹅毛大雪，我和姐姐在上学的途中闷闷无语，心里都在想着那枚摔碎的纪念章。我们脚踩着咯吱作响的白雪，我突然想起一个办法，不如把那枚摔碎的纪念章埋在皑皑的白雪之下，这样不会被别人看到。我跟姐姐商量之后，姐姐因为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只好同意了我的办法。我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精心地把摔碎的纪念章包在里面，然后蹲在地上佯装系鞋带，随即悄悄地把这个纸包塞进了已经没过脚脖子的白雪里。说真的，当时我这样做的时候，紧张得心脏几乎跳出胸口，我左张右望，就像一个作贼的人，那种折磨人的感觉，后来多少年都难以忘记。直到我站起身来，确定了并未有人注意到我时，才如释重负般地舒了一口气，仿佛终于放下了心里的包袱……

被记录的主体

今天的人的确难以想象。就连作者本人想起当年，也有不可思议之感：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一直压在心里，感到沉甸甸的，现在想起来觉得那时幼稚得可笑。但是，在那样特定的年代，这的确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真实的经历和感受。现在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更不会相信，为了不小心摔碎的一枚纪念章，会给人的心里带来如此沉重的压力。

这枚摔成两瓣的纪念章是一个绝妙的隐喻，提供了大多数文革老照片的最佳解读：大字报，传单，大批判，“忠字舞”，样板戏，革命“调演”，最高领袖的接见，盛大集会或游行的“红海洋”……大量文革老照片见证着原始巫术般的群体崇拜和群众狂欢，也见证着其后深不可测的压抑。

压抑首先体现于群众狂欢的宣泄对象：被以“鸭儿凫水式”挂牌斗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身陷囹圄病死狱中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惶惶不可终日的各地各级“走资派”等等。压抑也体现于群众性狂欢的“轴心人格”主体，如毛泽东本人在检阅红卫兵时脸上偶现的隐忧。压抑也体现于周恩来那几帧“面色凝重”的照片，尤其是那帧著名的《沉思中的周恩来》(见小刊34页)，它由意大利摄影师焦尔乔·洛迪摄于1973年，周恩来已在上一年确诊为膀胱癌。在这帧历史性的照片中，周恩来胸前也佩带着一枚风格简洁的毛泽东像章。

压抑还体现于那场全国性群众狂欢中身份更复杂、心理也更复杂的人物：林彪作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却表现出对风和阳光的焦虑，今天用心理学的眼光来看，这是典型的神经症。压抑也深藏于狂欢者自己的内心，他们在“文攻武斗”中歇斯底里，甚至精神崩溃，在夜间做噩梦。谁都害怕从狂欢者沦为狂欢宣泄的对象。从技术上说，谁都有被告密、被指认为“反革命”的可能。就此而言，正如刚才所说，狂欢有多烈，压抑(焦虑、恐惧)就有多深，这是解读大多数文革老照片的“图像学”，它最终是一种反面的见证。

人性永远充满希望

最后，压抑以一种令人心碎的眼神，从笔者父亲的目光中流露无遗。我手头拿着一帧20世纪80年代初的彩色照片，它在技术上不属于“文革”时期，然而忠实地记载和传递着“文革”时期痛楚的记忆。当然，如果对比“文革”中另一帧类似的老照片，不难发现父亲人心碎的眼神中渗出了某种柔和，虽然不易捕捉，但也足以印证人性的坚韧。没过几年，父亲即辞别人世，然而，仅仅依据这帧照片，我已可以代父亲自豪地宣告：他曾经苦熬，而且，熬过来了!

人性永远充满希望。“文革”老照片虽然彰显着狂欢压抑的二律背反，但也偶尔生机微漾。例如那帧写“决心书”的“文革”老照片(见小刊16页)，书写者脸上的笑容已颇有些春意，四位少女的神情亦然，尤其左边两位少女，她们的衣着即便在今天看来亦不为过时。右边两位少女衣着朴素，而且各佩带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其余三人均未佩带，这一细节的差异透露出这帧照片的时间信息，那显然已是“文革”的晚期。据此，对于一些具体日期不详的“文革”老照片，我们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时间判别法，即观察照片主人翁佩带毛泽东像章的情况。“文革”后期(大体以林彪事件为分野)，佩带毛泽东像章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狂热，而蜕变为随意的个性之举。压抑在不知不觉间悄悄解除，人们的面容开始流露日常性质的愉悦神情，与群体崇拜和群众狂欢时代的歇斯底里形成对比。

图像见证时代

在今天的图像时代，相对传统的文字媒介，人们更倾向于由图像获取直接信息。老照片，由于忠实记载着过去时代人们的眼神、表情、衣着、饰物、装点、建筑、环境等相关信息，因而具有重大文献价值。

有关“文革”的老照片更是如此。这是因为，“文革”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非常时期。“文革”标示政治文化地脉，闪现集体无意识，见证民族生命史。仅就纯粹学术领域而言，“文革”研究早已是国内外学界一大热点。尤其在西方，“文革”研究倍受关注。用今天的眼光看，“文革”创造了诸多吉尼斯世界纪录：“20世纪群众参与程度最大的运动”(8亿人全部参与)、“20世纪最大规模的集会和接见”(如毛泽东第8次接见250万红卫兵)，“20世纪最流行的书”(几年之内50多种文字正式出版500多种版本《毛主席语录》50余亿册)，“20世纪创纪录停课”(2．3亿中小学生停课长达18个月)等等。更重要的是，“文革”见证个体生命的载浮载沉，恍如隔世的痛楚，最后定格在那些泛黄或残损的老照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