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所知，在许多国家，一个给手账涂鸦配点文字、偶尔写点故事的孩子，就可以自称作家。“作家”这个称谓在他们那里似乎只是一种阶段性或持久性的生活状态，是自我定位。在我们这里，“作家”似乎“含金量”很高，属于“脑力劳动者”，甚至被赞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们的“作家”是一种来自文坛或社会对你的肯定、论定，是对你的写作成就所给予的结论。它当然与你在写作这条道路上的努力密不可分，但归根结底它是被赋予的，犹如一枚奖章或帽子。

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至关重要。它有助于你厘清自己写作的动机和目的，进而作用于你的写作方向和写作品质，之后才涉及所谓“格局”和“野心”。

古今中外很多作家谈论过《我为什么写作》这个话题，这些文章确实值得一看，也便于理解笔者上述。在我看来，“我为什么写作”起源于天赋的基本欲权——表达欲和表达权。呱呱落地和牙牙学语即是这一欲权的起点。欲壑有多深？权限边界在哪儿？这将决定一个作家的命运。

“文学已死”是前些年的杞忧，其时，文学供需日渐凋零，传统作业方式无人问津，读者四散，看客寥寥。AI 时代，该杞忧恐怕愈加严重了，对此我倒不敢苟同。迄今我一直认为，文学仅仅是一种价值而非单纯的文体或载体。它可以通过曹雪芹、蒲松龄、鲁迅、张爱玲传递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司马迁的纪传和袁枚的尺牍获得承载。如果我们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里看到了文学，那么我们照样可以在庞麦郎的《我的滑板鞋》得到类似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