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53;D997.9;E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3-0162-10

围绕二战期间的医学犯罪，美国在纽伦堡法庭①追究了纳粹医生的战争责任，审判期间界定伦理原则的《可获准的人体实验》形成了《纽伦堡法典》，《纽伦堡法典》历数十年又演进而成《赫尔辛基宣言》，最终在国际上确立了人体实验基本准则，将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置于最高地位，这成为纽伦堡医学审判最为重要的“历史遗产”。苏联在伯力法庭追究了日本战犯的战争责任，揭示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犯罪的历史真相，成为记录和传播日本医学犯罪的噶矢，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贡献和当代价值。也就是说，两次医学审判为揭示真相、彰显正义、维护人权以及形成医学伦理原则作出了重大贡献，既揭示了不法医生的医学犯罪，也追究了加害者的战争责任，但两次审判因不同的政治目标、社会制度及法律适用，随后形成的“历史遗产\"却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既有一定的相似性，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相似性在于德日医学犯罪类型都带有浓厚的军事医学色彩，犯罪主体具有鲜明的组织化和“精英化\"特征，犯罪手段具有较强的极端化特征，差异性在于医学犯罪的基本目标，纳粹医生聚焦于“种族灭绝”，日本医生却热衷于“殖民统治”。

此前关于医学犯罪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在视角、思路和方法上，中国、日本和欧美学者有明显不同，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也体现出较大差异性。第一，中国学者多注重罪证史视角下的调查，研究侧重日本医学犯罪的准备、实施、危害、主体及其责任，在史证挖掘和价值判断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在“事实判断\"的定量研究以及证据链梳理方面存有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