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潞：公寓艺术的缘起

从1992年到1996年，这期间是我在哈佛大学的苦读时期。当时需要修很多课程，还要准备博士大考，但同时我还是不断地关注中国的消息。我认为1993年有三个事件值得关注：首先是在香港，张颂仁等组织了“后八九中国新艺术”展览，我虽没有在现场，但知道汉雅轩的空间本身并不大。展览之后，他做了一本非常大的中英文画册，展览内容通过画册传到西方，影响很大。另外，就是那一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中国的政治波普艺术和玩世现实主义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最后就是1993年12月，《纽约时报》发表了安德鲁·所罗门的文章《不只是一个哈欠，而是解救中国的吼叫》。当时我就感觉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的影响形成了一个高潮。这是我提出“公寓艺术”的一个国际语境。

1995年，为了筹备“蜕变与突破：中国新艺术”（InsideOut：NewChineseArt）展览，我回国考察，走了很多地方，如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台湾、香港等，来来去去一共七八次。我记得在北京，隋建国、展望、于凡成立了“三人联合工作室”，在废弃的教学场所做作品，对家庭和女性问题展开讨论。我还到过宋冬、尹秀珍家里，也去了宋庄。我在1995年看到的作品，实际上有些是在1994年发生的。同年，王功新和林天苗的家里也经常有艺术家聚在一起，王鲁炎、张培力和凯伦·史密斯经常过去。后来我又到上海，看到艺术家施勇在家里搞的一些展示，挂着扩音器做的一个装置，在家里挂的一些照片；在胡介鸣家里，屋里到处挂着大尺寸摄影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