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企业供应链成本，为提高企业价值做出巨大贡献。本文运用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企业供应链成本为中介变量，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的供应链成本，从而提高企业价值。本文的研究结果能有效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决策，同时补充了现有文献中有关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作用机制中缺少供应链成本路径的现状。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成本；企业价值；数字技术；企业管理

本文索引：王荣璐.<变量 2>[J].中国商论，2024（08）：-154.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04（b）--05

1 引言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选择适应的数字技术，对其业务模式和整体流程进行改变。在数字经济宏观环境下，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提高企业价值的提高，无论是从政策上还是战略上都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罗进辉等（2021）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兴起和运用会引起企业内部一系列的组织管理变革和商业模式改变。Valdez（2021）研究发现，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保持效率和竞争力。根据分析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其未来发展趋势，数字技术的运用可促进企业管理模式升级，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供应链是指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将经济资源提供给最终客户过程中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式结构。在企业生产流通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针对供应链研究产生了供应链管理，许多企业选择以供应链作为其竞争发展所争取的战略高地，“他们认为通过构建良好的供应链成本管理模式，可以降低流通过程中的供应链成本”（RobinCooper，2004）。一方面客户实现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更大价值的商品，实现整个供应链价值共创，另一方面从企业角度来说，降低供应链成本，企业可以节约成本，获得更大的企业价值。因此，研究企业的供应链成本，成为企业发展不可回避的命题。

基于此，本文选用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企业供应链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促进企业价值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供应链成本实现企业价值提高。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化转型是运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技术来提高流通运转效率的过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不仅可使企业内部信息实现共享，提高信息传递效率，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加速产业组织的资源优化。根据分析可知，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营运效率，对企业成本降低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促进企业价值的增加。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价值。

供应链成本管理理论主要包括四个理论，分别是价值链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间成本管理理论。其中，价值链理论由迈克尔·波特提出，企业运用价值链进行分析与管理可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即企业所处的价值链节点中企业上下游价值链总成本的降低可使企业更具竞争优势。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供应链中，上游企业代理商与下游企业供应商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的代理成本可通过供应链成本的管理来降低代理成本。交易成本是在供应链中企业利用外部资源需要支付一定的交易成本。组织间成本管理理论是指对于供应链上的每一个企业而说，价值是共创的也是共享的，只有供应链效率提高，供应链上每个企业的价值才能各自提高。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技术将供应链信息整合汇总，实现了企业代理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降低，进而降低企业的供应链成本。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供应链成本。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企业价值是衡量企业发展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该指标将企业的盈利性和成长性联系起来，对企业发展做出了全面性评价。企业的整体价值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企业债务价值，二是企业股权价值。为研究方便，企业债务资本和优先股忽略不计，只考虑企业普通股价值，即股价。在企业资本结构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企业股票价值越高，企业价值越高，企业价值由股票价格决定。供应链成本的降低可为企业节约大量成本，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提高企业价值。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若能有效降低供应链成本，可使企业拥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更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高。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H3：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降低供应链成本，提高企业价值。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设定

3.1.1 解释变量

本文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转型（DCG），采用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中的相应关键词词频测度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设置数字化转型（DCG）为计算数字技术应用细分指标在报告中出现的频次，该词频统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3.1.2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价值。本文选用托宾Q值（TobinQ）来刻画企业价值，用企业股票市值对企业股票所代表的资产重置成本的比值表示。

3.1.3 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供应链成本为中介变量，采用供应链集中度（SCC）代表供应链成本，其中供应链集中度的计算方法为：向前5大供应商、客户采购销售比例之和的均值，即（向前5名供应商采购比例+向前5名客户销售比例）/2。

3.1.4 控制变量

为强化研究的稳健性，本文选择如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Zf）和企业财务费用率（Fe），并对年度（Year）和行业（Ind）进行了控制。主要变量定义见表1。

3.2 回归模型

为检验前提假设，本文借鉴Baron（1986）、温忠麟和张雷（2004）的方法，设计如下回归模型：

TobinQ=α0+α1DCG+α2Size+α3Grow+α4ROA+α5Zf+α6Fe+ΣYear+ΣInd+ξ（1）

SCC=β0+β1DCG+β2Size+β3Grow+β4ROA+β5Zf+β6Fe+ΣYear+ΣInd+ξ（2）

TobinQ=γ0+γ1DCG+γ2SCC+γ3Size+γ4Growγ5ROA+γ6Zf+γ7Fe+ΣYear+ΣInd+ξ（3）

其中，α代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效应系数，β代表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成本的影响效应，γ代表中介效应的间接效应。其他变量见上文。模型（1）（2）（3）分别对应上文假设H1、H2、H3的回归分析模型。

3.3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并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第一，剔除金融行业样本；第二，剔除ST、*ST以及期间退市公司的样本；第三，仅保留连续五年之内不存在缺失数据的样本；第四，为减少极端数据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按照1%和99%的分位进行了缩尾处理。本文提取原始数据及信息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经过处理后的样本共计1577个。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应用的细分指标在报告中出现的频次平均值为9.1，标准差为23.7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情况参差不齐、程度也各有不同。供应链集中度的平均值为36.38，标准差为18.82。托宾Q值均值为2.632大于1，说明多数企业的市值高于其资产的重置成本。其余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企业规模均值为22.25，企業收入增长率的均值为17.2%。企业资产收益率的均值为2.82%，资产负债率均值为44.7%，财务费用率均值为2.81%。

4.2 基本回归分析

为检验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成本、企业价值的关系，文章利用模型（1）、（2）、（3）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3为模型（1）回归结果，由表3可知，数字化转型（DCG）与企业价值（TobinQ）成显著正相关关系，即企业报告中“数字技术应用”指标越多，企业价值就越高，说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假设H1得到验证。此外，表3数据显示，企业规模在0.01水平上企业价值显著为负，说明企业规模越大，企业价值越低，这表明企业扩大规模并不能提升企业价值；资产收益率在0.01水平上企业价值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资产收益率越高，企业价值越高，回归结果符合基本知识规律。

表4为模型（2）回归结果，由表4可知，模型（2）中系数β1显著为负，即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供应链成本显著负相关，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将导致供应链集中度降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在提高企业自身议价能力的同时可降低客户和供应商议价能力，实现企业供应链成本降低，假设H2得到验证。此外，企业规模越大，其供应链成本越低，说明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规模效应可有效分散因供应链集中所带来的成本。

表5为模型（3）回归结果，由表5可知，在加入供应链成本（SCC）中介变量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仍具有正向提高效果，但不显著，即模型（3）中γ2为负但不显著。同时，供应链成本与企业价值具有显著负相关作用，即企业供应链成本越低，企业价值提升越明显。β1与γ1显著而γ2不显著说明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模型（3）回归结果中企业规模与资产收益率方向均与模型（1）相同。因此初步断定，供应链成本可以作为中介变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降低供应链成本来实现企业价值的提高。

4.3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改变解释变量。为剔除变量定义可能导致的偏差，本文将“数字化转型”重新进行定义，以“大数据技术”（BDT）作为新的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并设置模型（4）、模型（5）与模型（6）：

TobinQ=θ0+θ1BDT+θ2Size+θ3Grow+θ4ROA+θ5Zf+θ6Fe+ΣYear+ΣInd+ξ（4）

SCC=δ0+δ1BDT+δ2Size+δ3Grow+δ4ROA+δ5Zf+δ6Fe+ΣYear+ΣInd+ξ（5）

TobinQ=η0+η1BDT+η2SCC+η3Size+η4Grow+η5ROA+η6Zf+η7Fe+ΣYear+ΣInd+ξ（6）

回归结果显示（表略），“大数据技术”词频与企业价值仍成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数字化转型能促进企业价值的提高。因系数δ1不显著，系数η2显著，进一步进行Sobel检验来验证中介效应的存在。根据Sobel检验结果可知，Z的绝对值大于1.96，且P值显著，说明中介效应依然存在，即本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此外，直接效应系数为正，说明运用“大数据技术”来表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仍有正向促进作用。自变量数字化转型与中介变量供应链成本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供应链成本越低。加入中介变量后总效应仍显著为正，可知在以供应链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正向作用依然成立，回归结果与前文保持一致，表明结果稳健。

5 结语

近年来，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机遇。本文选取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供应链成本作为中介变量，来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在降低企业供应链成本的同时，可实现企业价值提高。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强化软件和信息技术运用，从而降低企业供应链成本提高企业价值。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构建数字化供应链平台，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万物智联大趋势下，加速推动数字化转型需找准方向，精准发力。研究可知，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构建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第二，依托数字化转型契机，优化企业成本，提高企业价值。企业生产过程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应用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工成本，依托本次发展契机，企业需进一步开发数字化运用途径，将传统生产模式向数字化生产模式转化，塑造企业新型核心竞争力。第三，政府加大支持力度，引导社会力量加入，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目前，我国各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参差不齐，且整体步伐较慢，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需要共同发力，抢抓数字化经济发展新机遇，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参考文献

《中国科技产业》两会报道组.征途漫漫从头越扬帆逐梦向未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J].中国科技产业，2022（3）：1-4.

陳劲，杨文池，于飞.数字化转型中的生态协同创新战略： 基于华为企业业务集团（EBG）中国区的战略研讨[J].清华管理评论，2019（6）：22-26.

罗进辉，巫奕龙.数字化运营水平与真实盈余管理.[J].管理世界，2021（4）：3-18.

VALDEZ M.Mak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reality[J].Pipeline & Gas Journal，2021（8）：46-47.

RobinCooper，RegineSlagmulder.Interorganizationalcostmanagementandrelationalcontext[J].Accounting，OrganizationsandSociety，2004（29）：1-26.

MartinChristopher，JohnGattorna.Supplychaincostmanagementandvalue-basedpricing[J].Industrial MarketingManagement，2005（34）： 115-121.

薛铃琦，谢清华，王海兵.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竞争绩效吗： 基于供应链价值管理的视角[J].财会月刊，2022（13）：61-70.

赵玲，黄昊.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协同与成本粘性[J].当代财经，2022（5）：124-136.

陈剑，刘运辉.数智化使能运营管理变革：从供应链到供应链生态系统[J].管理世界，2021（11）：227-240.

黄大禹，谢获宝，孟祥瑜，等.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 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家，2021（12）：41-51.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