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冬梅 郝志杰

摘 要：全球价值链（GVC）是国际分工合作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其源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相互契合。随着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参与GVC分工合作的各经济主体随即开始调整经济行为，其结果表现为GVC的解构和重构。本文从多个视角对GVC重构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GVC分工演进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1）GVC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中枢神经系统，三大区域价值链逐渐形成并稳固；（2）超大规模市场提升了中国对GVC的影响，且技术进步推动中国逐渐向GVC中高端环节攀升；（3）GVC重构源于技术进步、经济特征以及政治环境三方面的动因；（4）GVC重构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三大趋势会对中国各方面产生现实挑战。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重构；演进逻辑；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

本文索引：何冬梅，郝志杰.<变量 2>[J].中国商论，2024（08）：-004.

中图分类号：F125；77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04（b）--04

1 GVC解构与重构的演进历程

GVC概念最早起源于Jones & Kierzkowski（1990）提出的生产分工理论[1]。伴随中间品贸易研究的盛行，Baldwin（2006）更精确地定义了GVC中的关键概念[2]。尽管GVC的概念提出较晚，但由于其能充分利用各国资源禀赋优势并最大程度地发挥生产工序中不同环节的规模经济，进而获得更多专业化分工下的经济利益，GVC分工已成为国际分工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1.1 GVC的形成与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见证了国际贸易流动结构的重大转变，产生了“GVC时代”。这种转变主要是由技术和通信革命、贸易自由化政策、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供应链管理和创新等因素推动的（Antràs， 2016）[3]。首先，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出现使企业与世界各地的工厂、仓库、物流节点和客户进行更加频繁地沟通和联系成为可能，并使全球生产和供应链管理相对容易和高效；其次，许多国家实施了开放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降低了贸易壁垒、促进了区域一体化，为跨国公司和供应链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再次，不同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等条件存在较大差异，企业可以选择在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地区设置生产基地，并通过全球化分工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Grossman & Rossi-Hansberg，2008）[4]；最后，随着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将其生产和供应过程外包给其他企业进行管理，供应链管理和协调成为GVC成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Antràs，2020）[5]。在跨国公司的主导下，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资本和技术等高级生产要素，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提供了新机遇。从历史演化角度来看，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制造业先后经历了由英国、美国转移到日本、德国，又由欧美国家和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再转移到中国的发展历程，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价值链、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价值链和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亚洲价值链。

1.2 GVC的解构与重构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数据显示，2000—2007年，GVC特别是复杂GVC活动的增速显著快于GDP增速；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势头显著减缓，国际贸易增速显著低于GDP增速，中间品贸易呈停滞状态，GVC各环节间的贸易强度开始降低；2010—2011年迅速复苏，但以跨国生产为特点的GVC活动增长大幅放缓，其中GVC复杂活动的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GVC简单活动、传统贸易和国内生产活动，2012—2016年，这四类活动的平均年变化率分别为-1.65%、-1.00%、-0.28%和1.49%。在2012—2016年的缓慢复苏时期，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有限增长几乎完全归因于纯国内生产的增长，国际贸易的贡献微乎其微。2017年，全球贸易增长率超过了全球GDP的增长率，复杂的GVC活动增长了10%，引领了总增长。然而，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贸易紧张局势，给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Smorodinskaya et al.，2021）[6]。面对新一轮的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叠加新冠疫情冲击，使得GVC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多元化等方向加速调整和重构。这主要表现为：产业链和供应链本土化趋势日益显著；国际经贸规则调整助推GVC区域化布局；跨国公司战略重塑推动GVC多元化发展。

2 中国在GVC中的地位稳步提升

2.1 超大规模市场提升中国对GVC的影响

近些年，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和“世界工厂”的中国已深深嵌入GVC中，其生产与贸易网络为许多国家提供了上下游产品，成为世界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即便是在全行业贸易额整体下滑的情况下，中国也能一枝独秀的实现增长。2022年，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出口比重飙升至14.4%，比美国高出6.1个百分点，而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仅占美国的七成。过去25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从占全球贸易不到1%的“边缘人”，迅速崛起为“贸易巨人”。中国增加值在总出口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78.5%上升至2019年的83.57%，中国增加值出口占比不但增幅最大，而且在世界各国（区域）中位列第一（张茉楠，2019）[7]。随着生产和出口中间产品附加值越来越大，中国日益成为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重要角色，是GVC网络中最重要的国家。

2.2 技术进步推动中国向GVC中高端环节攀升

中國制造业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生产效率提升等方式转向高附加值生产，持续向GVC中高端环节迈进，总体上已升级为GVC的区域性枢纽。在嵌入GVC早期，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发展策略是“以地位换嵌入度”，通过从产业链下游位置嵌入GVC，在扩大GVC参与度的同时，也深受加工贸易壁垒低、利润薄的问题困扰，GVC位置不断向下游滑落，生产所需的上游资源品、中间品需要依赖国外供给，国外附加值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增长较快。但近十年，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出现了GVC地位上升，嵌入度下降的背离态势，GVC参与度整体呈现“U”型趋势。GVC地位不断向高端环节攀升的背景下，中国GVC参与度的下降并非源于产业竞争力丧失，而是因更多的中间品零部件被投入本国制造业体系中进行产成品生产，表现为近年以产成品形式出口的国内附加值在总出口的占比中不断提高。

3 GVC重构的内在逻辑

GVC重构的背后是世界各经济体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新一轮博弈，具体可将GVC重构的驱动因素归纳为技术进步、经济特征以及政治环境三方面。

3.1 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GVC增加值分配结构

3.1.1 数字技术拓展了GVC的参与空间

数字技术的应用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成本节省效应，推动各类商品或服务的流动，高效协调复杂的GVC，拓展了全球中小企业参与GVC的空间（Stephanie，2023）[8]。数字技术日益强化了无形资产的重要地位，GVC增加值分配结构（传统的“微笑曲线”理论）出现新变化。在研发设计环节，数字技术能够缩短研发者与潜在用户的沟通距离，促成研发供给与现实需求的紧密结合，研发出更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创新得以精准化实施，产学研用实现深度融合。在营销售后环节，数字技术促进了上游供应商、中游生产商、下游消费者间信息全方位流动的集成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形成，企业能够据此建立高时效性的库存计划，降低商品库存，节约管理成本。由此可见，数字技术的应用促使原先的高附加值环节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进而获得更高的收益，增加值分布向“微笑曲线”两端转移。而中端的制造环节由于融合了服务内容，工序延长，最终“微笑曲线”中间部分变得更为扁平。

3.1.2 自动化技术改变了跨国公司布局GVC的动机

自动化技术通过要素结构的变化改变跨国公司布局GVC的动机。在自动化技术的影响下，工业机器人逐渐取代低技能劳动力执行复杂的贯序集成任务，使原先被分割的专业化活动重新捆绑在一起，产品制造告別过去的以流水线式加工组装为主的低附加值传统模式，实现“制造过程”向“智造过程”的转变，中端制造环节的附加值显著提升。研发设计环节演变为标准制定，附加值仍维持在较高水平。营销环节演变为公众平台，依靠互联网技术为消费者提供智能化、精准化的集成服务，由于规模经济和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公众平台环节也可以获得较高利润。因此，GVC传统的“微笑曲线”型分工格局向“标准制定-智能制造-公众平台”的趋平型分工格局转变。与此同时，与机器人应用相关的生产率提高会使整条价值链中的总附加值提升，“微笑曲线”进一步向上移动。

3.2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与国际经贸规则调整

3.2.1 新兴经济体崛起导致国际分工体系的底层逻辑重构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第一，它们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2001—2022年，新兴经济体GDP总量全球占比由21.15%上升至43%，其中亚洲新兴及发展市场的GDP总量最高，2022年达到25.32万亿美元，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地区市场的59.4 %（吴迪，2023）[9]。发达经济体GDP总量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由78.85%下降至57.5%，表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第二，新兴市场国家为全球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全球投资的热点地区，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与合作。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占比由1990年的12%上升至2022年的70.5%（余南平和廖盟，2023）[10]。第三，新兴市场国家为全球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这些国家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全球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出口机会，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参与者。

3.2.2 贸易政策转向与WTO的改革困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推动国际经贸规则调整。尽管数字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但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并没有得到减缓。由贸易自由主义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环境大调转，很大程度上影响了GVC的走向（史沛然，2022）[11]。与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同时并举，对WTO多边贸易体制的改革层见叠出。伴随全球经贸格局的巨大变化，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遭遇挑战，以最惠国待遇和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共识屡遭破坏。成员国对多边体制的信心和信任也出现了动摇。WTO全球经贸治理的发展滞后于当前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新趋势，各主要成员致力于推动WTO改革，但新议题无法得到一致支持，这使得WTO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遭受了严重削弱，增加了其正常运行以及继续在全球经贸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不确定性。因此，多边体制陷入困境，难以有效推动全球化进程和维护经贸秩序。

3.3 美国对华政策与国际分工间的矛盾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将“去中国化”作为GVC调整的目标。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以来，美国在经济上对华遏制政策不断升级。双边层面体现为：不断加征关税以限制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李括，2021）[12]；采取投资限制和出口管制措施以限制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和产品出口；通过多种途径促使制造业实现回流；拜登政府推行“选择性脱钩”的“小院高墙”战略。区域层面，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区，以构建美国主导的区域价值链体系。2018年11月，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美加墨三国协议》，该协议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代化升级与深化，将直接增大美国主导的北美区域价值链的初级产品前向关联效应（李括，2020）[13]。全球层面实施了“排除中国在外”的战略，建立了一个紧密而复杂的网络，旨在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科技上的安全封锁。在亚太地区，拜登并没有重返TPP，而是提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14]。

4 GVC重构对中国产生的现实挑战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与国际化生产网络高度融合，在GVC中扮演着关键角色。GVC重构无疑会对中国各方面产生现实挑战。

4.1 本土化趋势下制造业回流阻碍中高端升级

GVC分工体系下，中国通过承接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国际梯度转移和技术扩散，实现制造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和一定程度上的转型升级。GVC重构本土化趋势下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为解决本国产业空心化问题以及抑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诱使本国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迁回国内。从动态视角来看，承接产业转移不仅仅是一个项目或企业的简单落地，更多表现为产业协同发展以及技术溢出等长期动态效应。而本土化趋势引致的制造业回流显然会削弱这种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回流并非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生产环节的回迁，而是高附加值环节和阶段的回迁。

4.2 区域化趋势下分工模式固化制约效率提升

区域化趋势促使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区域价值链进一步固化，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成为各国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美国为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主动重塑GVC，以增强供应链的韧性；中国积极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构建以内需促外需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欧洲加快推进能源独立转型，形成新的产业链安全战略。可见，三大区域价值链短期内难以被替代，会使区域内的分工模式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各经济体与区域外的国家开展合作，进而制约分工效率的提升。

4.3 多元化趋势下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性增大

GVC分工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跨国分工协作，任何分工环节的中断都可能引发“断链”风险，新冠疫情的冲击不但暴露了这种风险，而且加剧了其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采取供应链多元化战略，以确保更多的分工环节具备可替代性。美国重塑GVC的第三重目标便是“中国多元化”，即实施“中国+1”甚至“中国+N”的多元化战略（张智，2023）[15]，将部分GVC生产环节从中国外迁至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实现更为广泛和分散的地区分工。这使得中国的产供链不确定性增大：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丧失使中国低附加值生产环节面临结构性调整；“卡脖子”技术的短板可能会限制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5 结语

本文主要从GVC解构与重构的演进历程，中国在GVC中的地位，GVC重构的内在逻辑，GVC重构对中国产生的现实挑战这四方面展开分析，厘清GVC形成与发展、解构与重构的演进历程。GVC是国际分工合作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伴随内生动力和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参与GVC分工的各经济主体开始调整经济行为，表现为GVC的解构和重构。这对GVC重要的参与者和获益者中国来说，其产供链等多方面会受到重大影响。可见，GVC的解构、重构进程始终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既有客观规律，也有主观需要。中国既要顺应GVC分工自然演进规律，也要积极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以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实现新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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