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演化研究

2024-05-17谢世钊谢云

安徽农业科学 2024年9期

谢世钊谢云

摘要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战略经济带，探究其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关系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基于2011—2020年我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的面板数据，建立复合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存在显著区域异质性；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且数字经济水平普遍滞后于新型城镇化；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因此，我国应探索差异化地区数字经济推广的方案和策略，发挥长三角地区的辐射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早日实现。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空间自相关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4）09-0206-06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09.045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New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XIE Shi-zhao， XIE Yun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hool，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economic belt in China. Exploring the coordin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its new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realiz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in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a composite system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established.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level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urbanization，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two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showing an increasing trend year by year， with significant regional heterogeneity;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imbalanced， and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generally lags behind that of new urbanization;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explore plans an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digital economy in differentiated regions， leverage the radiation effec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promote the early realiz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 words New urbanization;Digital economy;Coupling coordination;Spatial autocorrelation

作者簡介谢世钊（1999—），男，湖北恩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管理。

*通信作者，副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从事农业经济与管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23-10-10

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长江经济带贯穿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经济带，是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推手，推进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关乎我国发展全局。而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强有力的助推器，以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也是城镇化和我国国情相结合的标志性体现［1-2］。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现有学者围绕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3个方面。第一，围绕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包括数字经济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其作用。对数字经济的测度主要考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3个方面［3-4］，数字经济的作用主要分为数字红利和数字鸿沟2类，由于各地数字经济水平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数字鸿沟，进而拉大收入差距，但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鸿沟可逐渐弥合，从而缩小收入差距［5-6］。第二，围绕新型城镇化的相关研究，主要为新型城镇化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人为本出发，从人口、经济、生态城镇化等多方面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新型城镇化进行测度［7-9］。任杲等［10］采用障碍度模型得出城镇化率、城乡差距、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及GDP能耗是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张虎等［11］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得出，GDP、产业高级化和政府财政支出能提高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第三，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围绕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直接影响以及作用机理展开。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提高了新型城镇化资源要素配置效率，进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镇产业结构、助推城镇建设科学化，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城镇化质量提升，并且新型城镇化质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12］。杨瑞等［13］通过中介效应和门槛模型得出，技术创新水平在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此外要素禀赋在数字经济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门槛作用。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文献，王常军［14］认为在发展目标和内在要求上，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达成高度一致，并分析了两者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

综上，现有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上探究了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之间的关系，已形成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但对两者耦合协调的实证研究较少。基于此，笔者以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对象，全面考虑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状况，构建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对我国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把握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而提出我国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建议，以期为我国加快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协调推进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理分析

新型城镇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供需市场和机遇，数字经济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新动力源［14］。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离不开高水平的数字技术。首先，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提高了居民对互联网应用的需求量，为数字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及资金要素，从而为数字经济提供了供求两端的动力；其次，社会城镇化推动了道路、互联网设施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数字经济打好了基础；最后，生态城镇化对各行业产业数字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生产、运输及经营全过程需要采用更加智能、环保的方式，这推动了企业向数字化转型，扩大了数字产业规模。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城乡发展限制，破除了欠发达地区的融资约束，并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首先，数字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就业吸纳能力以及创业激活能力，同时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数字化转型，降低了失业率，进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4，15-17］；其次，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技术创新了公共服务治理方式，提升了社会公共

服务的供给质量［18］；最后，数字技术具有节能生态的优点，

有助于从生产、生活和生态三方面驱动城镇绿色转型［19］。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呈现出互相促进的发展态势。二者具备耦合协调发展基本条件。其耦合协调机理如图1所示。

1.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参考杨瑞等［13］和赵永平等［20］的研究方法和其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并结合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人口、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城镇化4个方面选取了20个指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参考谢文倩等［21］研究成果，从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应用、数字行业发展3个方面选取了11个指标构建了数字经济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均采用熵权法测算出综合得分，见表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测度研究对象系统整体或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重要指标。考虑到区域发展处于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参考王淑佳等［22］的方法，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二者的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如下：

C=2×A×B（A×B）212（1）

T=αA+βB（2）

D=（C×T）12（3）

式中：D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在0～1，D越大，二者越呈良好的协调发展态势；T为系统间综合协调指数；C表示耦合度，其值越接近于1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耦合程度越高；α、β为待定权重系数且α+β=1，该研究认为在协调发展过程中，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同等重要，取α=β=0.5。参考卢辉等［23］的研究成果，并根据实际情况和研究需要，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失调类、拮抗类、磨合类和协调类4类。

2.1.2 相对发展度模型。

相对发展度可以测度不同系统间的相对发展程度，该研究以数字经济水平A与新型城镇化水平B的比值来表示。

β=A/B（4）

式中，β为相对发展度。借鉴姜海宁等［24］的研究成果，当0＜β≤0.7时，数字经济滞后型；当0.7＜β≤1.3时，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型；当β＞1.3时，新型城镇化滞后型。结合前文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2种差异类型，具体划分类型及标准见表2。

2.1.3 空间自相关模型。

空间自相关模型能进一步观测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是否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以及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18］。分别采用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来检验空间相关性及空间集聚情况。

全局莫兰指数：

I=n×ni=1nj=1Wij（xi-）（xj-）

ni=1（xi-）2×（ni=1nj=1Wij）（5）

局部莫兰指数：I=nj=1Wijxij（6）

式中：n为长江经济带省市个数11；xi和xj为区域i和j的耦合协调度值；Wij为邻接空间权重矩阵，若区域i与区域j相邻则Wij=1，否则为0。I>0代表正相关，I<0代表负相关。

2.2 数据来源

笔者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探究新型城鎮化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2011—2020年中国城市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信息年鉴》等统计年鉴。少量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填补。

3 结果与分析

3.1 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分析

通过客观熵权法计算2011—2020年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的综合指数，结果见表3。从时间层面来看，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水平与新型城镇化水平均逐年提高。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与数字经济水平均逐年提高，其中，长江经济带的新型城镇化由2011年的0.309提升到2020年的0.548，增长77.35%；长江经济带的数字经济水平提升速度相对新型城镇化较快，由2011年的0.105提升到2020年的0.427，增长306.67%，表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发展形势大好。但从整体上看，现阶段长江经济带的数字经济水平仍不高，长年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

从空间层面来看，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水平、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将长江经济带分为3个区域（上游、中游和下游）进一步分析区域差异。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均呈现上、中、下游逐渐递增的趋势，下游地区具备先发优势，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水平均超过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显著领先于中上游地区。中游、上游地区由于初期基础较为薄弱，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较为滞后，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水平均低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

3.2 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时空耦合分析

从时间层面看，长江经济带省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耦合协同程度逐年提升。如表4所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均值从2011年的0.367增加到2020年的0.792，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整体耦合程度从拮抗上升为磨合耦合。分地区来看，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的耦合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下游、中游、上游地区分别于2015、2019和2020年进入协调耦合阶段。这说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协同发展程度不断提升，两者之间是良性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从空间层面来看，长江经济带的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耦合发展水平不均衡，2011—2020年均呈现上、中、下游逐渐递减的趋势，与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势相同，说明数字经济水平对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发展有重要影响。

3.3 相对发展度分析

根据熵值法测算所得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水平数据，利用相对发展度计算公式测得2011—2020年各省份相对发展程度（表5），结合耦合协调度进行分组，结果见表6。

从时间层面看，长江经济带整体发展类型有从数字经济滞后型向同步协调型转化的趋势。与2011年相比，2020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发展类型中，同步协调型省份增多，数字经济滞后型减少。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滞后型省份数量最多，结果间接说明制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的主要原因是数字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于新型城镇化。

从空间层面看，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发展类型众多。具体来看，2020年，长江经济带上游除四川省处于协调耦合阶段外，均处于磨合耦合阶段；中下游省市均处于协调耦合阶段，其中，安徽、江西、湖南处于数字经济滞后型，上海、江苏、浙江及湖北处于同步协调型。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水平相对滞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中上游地区的耦合协调水平还有待提高。

3.4 耦合协调度空间自相关分析

该研究运用莫兰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的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性与演变特征。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见表7。各年全局莫兰指数全为正，且除2019和2020年在0.05水平显著外，均在0.01水平显著。表明了长江经济带2011—2020年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复合系统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

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进一步检验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特征，并通过莫兰散点图展示其空间演变特征，如图2所示。从整体上看，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分布格局除高低集聚区增加了四川省外，基本未发生变化。分地区看，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于长江经济带中上游，江西和安徽一直位于低高集聚区，四川在2017和2020年转变为高低集聚区。结果说明了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具有“高高低低”空间集聚特征，即高高、低低集聚区均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地区间的影响较强。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存在具备很强的空间关联性，具有明显空间溢出效应，而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由于缺乏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水平高的省份，空间溢出效应不明显。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水平均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数字经济上升速度较快；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均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趋势；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上升趋势，整体处于磨合耦合阶段，下游地区耦合协调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从相对发展度来看，长江经济带多数省份长期数字经济水平滞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江苏和浙江较其他省市先进入于同步协调阶段；空间自相关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和空间相关特征，长三角地区耦合协调和空间联动格局较高，而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尚未形成良性空间联动格局。

4.2 建议

为推动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和数字经济耦合协同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4.2.1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除长三角地区外，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多数地区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大多数省市尚处于磨合耦合阶段或刚进入同步发展阶段，且大多是数字经济滞后型。因此应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除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应加快数字技术的研发与转化力度，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此外，还要重视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高居民整体的数字化素养。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上，充分整合数字技术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动力，从而实现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推进。

4.2.2

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推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调发展。因为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间新型城镇化及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且新型城镇化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具有“高高低低”的空间集聚特征，因此需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首先，鼓励数字经济与新型城镇化水平高的下游地区在持续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充分发挥其对中上游地区的辐射作用，如数字经济产业转移、搭建数字交流平台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经验等；其次，中上游地区应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设施，为承接上游地区的数字产业做好充足准备，同时也要推动自身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最后，围绕长江经济带下游耦合协调水平较高的四川构建区域发展中心，带动中上游地区发展，改变现阶段新型城镇化、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进而推动新型城镇化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1］李杰.数字赋能对城乡商贸一体化的影响：基于新型城镇化建设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22（4）：15-17.

［2］赵华.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新型城镇化的效应与路径［J］.人文杂志，2023（1）：12-17.

［3］万晓榆，罗焱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J］.改革，2022（1）：101-118.

［4］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10）：65-76.

［5］华中昱，林万龙，徐娜.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数字技术使用对农村低收入户收入的影响［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9（5）：133-154.

［6］郑国楠，李长治.数字鸿沟影响了数字红利的均衡分配吗：基于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宏观经济研究，2022（9）：33-50.

［7］李政通，姚成胜，邹圆，等.中国省际新型城镇化發展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9，35（2）：95-100.

［8］肖峰，韩兆洲.区域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与空间动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7（5）：101-104.

［9］熊湘辉，徐璋勇.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动力因素测度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35（2）：44-63.

［10］任杲，宋迎昌，张枭.中国新型城镇化内涵特征、水平测度与推进路径［J］.宁夏社会科学，2022（5）：102-110.

［11］张虎，尹子擘，薛焱.新型城镇化与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J］.统计与决策，2022，38（11）：9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