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 菲 （独立学者）

一、殷 商

殷商，乃商人之乐。商人自称为“商”，“盘庚迁殷”“武王伐纣”之后，周人称之为“殷商”。“殷”“夷”通假，有鄙夷之义。

陶潜《咏荆轲》云：“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苏轼《次韵郑介夫》之一云：“相与啮毡持汉节，何妨振履出商音。”

图1.磬[1]

商字，由此生发，逐渐扩大其语义，指谓王朝、星宿、地名等。

《礼记·乐记》云：“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①《史记·乐书》对此做了篡改。又，其中某些文字，曾见之于韩非子《十过篇·好音》。表“磬”之义的“商”，确乎是“五帝之遗声”。《尚书·益稷》云：“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②“益稷”是大禹的臣子臣伯益和后稷。

童恩正先生说：“中原龙山文化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共发现陶鼓六件，其中四件完整者有三件出自大墓，一件出自中型墓，而且往往与鼍鼓、特罄伴出。”[2]

商之一磬一架的磬，后世称“特磬”，确实是五帝时代“击石拊石”的“遗声”（图2）。

图2.虎纹磬（1950年于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3]

这种一磬一架的“特磬”，在越南也有遗存。萨克斯说，“最大的响石（石磬）在安南神庙：巨大的石板，宽好几英尺，厚约四英寸，用一根不长但有点重的木棒敲击。中国的石磬板尺寸最大的只有一到两英尺，呈L形，是钝角。它们都被悬挂着的。这种样子的石板古代可能当货币用，就像今天东南亚流通的货币一样；中国最早的一些钱币也是L形，不过尺寸较小”。[4]

《礼记·乐记》记载之“五帝之遗声”“爱者宜歌”“肆直而慈爱”的“商声”，在《史记·乐书》里，变成了“亡国之声”“靡靡之音”。褒贬的变化，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五帝之遗声”的“商乐”，沦落到管子五声之一的“商声”。此“爱者宜歌”“肆直而慈爱”的“商乐”，沦落为先秦编钟不取的“商声”。

《周礼·春官·大司乐》云：“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冼为羽。”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之《论周官里的音乐》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此一节有一从来极费讨论之问题，即何以三大祭都只有宫、角、徵、羽而无商声是也。”[5]485钱穆指出：“乐戒商音之事，其实全起战国。”[5]487但他毕竟不是音乐学家，未能理解诸如《魏书·乐志》长孙稚、祖瑩相关乐律的下述言说：“（周钟）布置不得相生之法，两均异宫，并无商声。”他也不理解《隋书·音乐志》牛弘、姚察、许善心、刘臻、虞世基相关乐律的下述言说：“《周礼》四乐，非直无商，又律管乖次，以其为乐，无克谐之理。”

后孺不解音律又有菲薄殷商之偏见者，往往以“清商乃亡国之乐，靡靡之乐”之说，论周钟无商之事。钱穆评曰“其说实兴于战国晚世”“春秋时固无此等议论”。[5]492-493

王子初《中国音乐考古论纲（上册·下编）》之《西周编钟的音律研究》，注意到钱穆“周乐戒商”之论，却把它与郑玄“此乐无商”混为一谈。[6]55①王子初认为：“郑玄发现并提出了‘周乐戒商’的命题。”王子初承认：“《大武》乐不用商声，是周初订立的规矩，不用商声这一现象，主要存在于西周时期。”但他却说：“（一系列考古资料）充分证明了周乐戒商确是西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事实。但也正如黄翔鹏所说，西周编钟的不用商声，不能说明西周音乐没有商声，也不能说明西周宫廷音乐不用商声。”[6]60

事实是，从来没有人说过“西周音乐没有商声”“西周宫廷音乐不用商声”。所有的论者，都是针对“周钟无商”的历史现象，探讨这种历史现象是因何而成，或是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先秦乐律学理论，并以其理论解释这个历史现象。

王子初否定了古人对于“周钟无商”的律学解释。他说：“《周礼·大司乐》三大祭中不用商声的问题，只是一个单纯的周代用乐制度的具体记述。其与生律法等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与后世西汉京房的‘六十律’理论毫不相干。贾疏将这一问题，无端与‘六十律’等生律法理论相比攀，除了卖弄他一知半解的乐律常识之外，于事无补。”[6]56

其实如笔者《无商之寰钟与无徵之四旦》所说：

“无商之圜钟”其中，宫—徵与角—羽两对五度音之间，并没有三分损益的关系。

如果以此之徵，三分损益而“经徵列商”“摅徵以骋商”。此商与角—羽之间也没有三分损益的关系。

如果以此之羽，三分损益而“经羽列商”“摅羽以骋商”。此商与宫—徵之间也没有三分损益的关系。

太簇商如果基于林钟徵而三分损益，则不能与南吕羽有协和的四、五度关系；而如果基于南吕羽而三分损益，则不能与林钟徵有协和的四、五度关系。

中国传统钟律，之所以一直以宫、角、徵、羽四声为其音列，《淮南子·天文训》之所以说：“蚕珥丝而商弦绝”，《刘子·类感第五十》之所以说：“蚕含丝而商绝”，可能正是因为在此乐制之中无论阳性的太簇商还是阴性的太簇商都一直处于尴尬境地的缘故。

在中国传统钟律中，没有游移不定之商的安身立命之地。[7]

二、清 商

“清商”原是太簇商升高一律（半音）的夹钟商，后来成为于汉魏六朝时期乃至隋唐时期重返历史舞台的商乐之新称“清商”“清乐”。“清商”，屡见于一系列史籍，如《旧唐书·音乐志》等。王灼《碧鸡漫志》云：“隋氏取汉以来乐器歌章古调，并入清乐，馀波至李唐始绝。”王维《游春辞》云：“纔见春光生绮陌，已闻清乐动《云》《韶》。”王昌龄《放歌行》云：“清乐动千门，皇风被九州。”《郊庙歌辞·太清宫乐章·序入破第一奏》云：“真宗开妙理，冲教统清虚。化演无为日，言昭有象初。瑶台肃灵瑞，金阙映仙居。一奏三清乐，长回八景舆。”

这是一个以夹钟为宫的羽调式。此乃清商调的本来面目。这个夹钟宫羽调式，虽然不像西洋大小调的小调那样沉郁，但比起宫调式，还是要沉郁一些，因此被中国古籍喻之为“肃杀凄清的秋风”。

商声之初，是谓之“西音”。“西音”之“西”，主要指祁连昆仑之地，泛指祁连山脉南北的甘青藏高原，是华夏正声的发轫之地。[8]

中国五行之说，西方属金，乃清凉之地。甘肃武威古称“凉州”，即取其义。五行金属，其方在西，其季为秋。清商乐，有边地、胡笳风韵，清凉、肃杀之象。

葛洪《抱朴子·畅玄》云：“夫五声八音，清商流徵，损聪者。”陶潜 《咏荆轲》云：“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潘岳《悼亡诗》云：“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云：“商风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沈约《五音曲·商引》云：“司秋纪兑，奏西音。”《文选·成公绥〈啸赋〉》唐李善注云：“商，金声，清，故以为曲。”《文选·阮籍〈咏怀诗〉之十》云：“素质游商声，悽怆伤我心。”李善注：《礼记》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郑玄曰：“秋气和则音声调。”唐代佚名《郊庙歌辞·武后明堂乐章·商音》云：“律中夷则，序应收成。功宣建武，义表惟明。爰生礼奠，庶展翘诚。九秋是式，百谷斯盈。”①夷则，是“清商流徵”之“流徵”即清徵。刘禹锡《窦郎州见示与礼州元郎中早秋赠答命同作》云：“金笳入暮应清商。”张祜《觱篥》诗云：“一管妙清商。”杜甫《秋笛》云：“清商欲尽奏，奏苦血沾衣。”范梈《奉同元学士赋赠邓提举之官江浙》云：“况值杪秋令，清商动凉幕。”邵亨贞《摸鱼子·吴门九日次魏彦文韵》词云：“商声暗起邻墙树，触景乱愁还聚。”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三引清宋树穀《立秋柬顾孝廉》诗云：“万窍商声先蟋蟀，一年落叶又梧桐。”近代，龚尔位 《己酉九日麓山待钝庵不至书寄用渊明九日闲居韵》云：“清商发林际，飒飒动秋声。”

清商乐，乃商代遗声。《礼记·乐记》云：“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其实，所谓“夏”，最初乃是“商之旧”，而不仅仅是“周之旧”。周乐，乃商乐后裔。商乐，乃夏乐后裔。“其周之旧乎”，往上一辈说，应当是“其商之旧”。

《礼记·乐记》又云：“咸池，备矣。韶，继也。夏，大也。殷周之乐，尽矣。”

这里，“商”字消失，而代之以“殷”，且缀之以“周”。夏商之乐，被偷梁换柱，成了“殷周之乐”。周灭商之后，商声被污蔑为亡国的“靡靡之乐”。故继承保守商乐的周以后乐师等，不得不把“商乐”改称为“清商乐”（“清商曲”“清凉商调”）“清乐”（“清音”“清凉商乐”）。[9]②漆明镜《清商乐研究》云：“魏晋及南朝称‘清商三调歌’为佳，北朝称‘北朝清商’，隋朝、唐朝称‘清商乐’或‘清乐’。”

“清商乐”“清乐”在殷商、两周、秦汉之后，一度成为华夏正声。于此，也见载于一系列史籍。如：《隋书·音乐志》《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文献通考》以及杜佑《通典》、陈旸《乐书》等。

清代毛奇龄《西河词话》说：“佛曲在隋唐有之……今吴门佛寺，犹能作梵乐。每唱佛曲，以笙笛逐之，名为‘清乐’，即其遗意。”

敦煌遗书《维摩诘讲经文》（北京光字九四号，P.3079）：

天女各施于六律，

人人调五音。

浩浩箫韶前引，

喧喧乐韵齐声。

……

解歌音，能律吕，

箫韶直得阴云布。

……

任教清乐奏弦歌。

商乐并没有随商人的败北而消亡，而是以“清商乐”“清乐”的名目，顽强地生存、发展，以致在隋唐成为“华夏正声”。由此可见商乐之生命力的强韧。

三、楚 商

楚商一名，最早见于明代。《神奇秘谱》（1425）卷下之“霞外神品”“凄凉调”之注称：“即楚商，紧二五弦各一徽。”《神奇秘谱》后载有《神品凄凉意》《神品楚商意》两首调意与《泽畔吟》《离骚》《楚歌》等三首曲操，连同卷上“太古神品”的凄凉调《华胥引》，共六首曲目。其调弦法，是将正调二、五弦各升高一律（半音），与《清商调》比较，其七弦未升高一律（半音），而与二弦构成成大七度的音程，成为夹钟一律的“应声”。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六声调式音阶，五声羽、宫、商、角、徵之外，又有一应声。丁承运先生说，至今湖南还有使用这个调式的民歌。

“楚商”除调式音阶之义外，更多地泛指楚地之乐。《隋书·经籍志》云：“（《楚辞》）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声者，皆祖骞公之音。”朱熹《楚辞集注》说：“又有僧道骞者，能为楚声之读，今亦漫不复存，无以考其说之得失。”

清商调，本来是楚声。秦亡汉继，楚声大振。清商调一类的楚声，成为汉魏以致隋唐的主调。笔者《古乐发隐》曾说：“《西凉乐》之核心，是楚汉乐调，亦即通过凉州一脉传存之汉世《清商乐》。所谓《清商乐》，是秦汉之际融合北方史官文化和南方巫官文化的新的华夏正声。其主体是继承《商》声的楚汉旧乐。即，楚人谓之《劳商》、汉人谓之《清凋》的乐调。《清商》又称《清曲》，后世更有人称其为《清乐》。所谓《清商》即以清角为其特征的《商》声。此《商》声为楚人承继，后来便成为汉乐府时髦的乐调。”[10]

现在看来，“《清商》即以清角为其特征的《商》声”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清商”不是“清角”（仲吕），“清商”就是“清商”（夹钟）；“清商调”，是以“清商”为其特性音级之调式构成的宫调；不能无视其远古基因文脉，无视其乐学、律学内涵，说它是以“清角”（仲吕）为其特性音级之调式构成的宫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