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雄 （中国音乐学院，北京 100101）

这几天，来自世界各地研究中国音乐的专家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会议，回顾与展望全球中国音乐研究，十分有意义。在会上，同时发布了最近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手册——中国和海外华人音乐分册》（そe Oxford Handbook of Music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以下简称《手册》）。《手册》由中国学者俞辉和英国学者乔纳森.斯道克（Jonathan Stock）编辑，收入了24篇文章，除了两位编者写的前言和乔纳森写的后记外，共发表22篇论文。它们的作者，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的各有3位，有4位来自中国香港，有12位是在欧洲或美国工作的外籍人士和华裔音乐学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些文章中，只有两篇和我国少数民族音乐有关。一篇是在美国教书的香港朋友王传峰先生（Chuen-Fung Wong）写的《“少数民族”和主流—非汉族音乐在现代中国的地位》 （“Minorities”and the Mainstream -the Musical place of the Non-Han peoples in Modern China）；另一篇是笔者写的《社会的变化和裕固族西部地区传统音乐的保存》（Social Chang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Musical Tradition among Western Yugurs），其他文章都是有关汉族音乐及其历史的。在《手册》中，有关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文章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显示出目前全球中国音乐的研究仍然受到传统汉学的深远影响。这个倾向的形成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时至今日，如不加以改变，在全球范围内的中国音乐研究恐怕很难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汉学（Sinology）一般是指国外的学者对有关汉族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而在中国境内，这个学术领域则称为“国学”。“国学”在古汉语中是指国家级别的学府，如太学、国子监等机构，清末西学东渐，“国学”转义指有关汉族的“学问”。“国学”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国学”研究的范围只包括以儒学为主体的汉族传统文化与学术，而广义的“国学”，则以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之学说为根基，包括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自汉代以来的汉族在历史上产生的文学和史学作品等，涵盖了有关汉族完整的文化体系和学术体系。

国外之“汉学”和国内的“国学”一样，原来也只是研究与汉民族有关的经史、名物、训诂和考据的学问。其研究范围，最初以经学为核心，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典章制度、金石、校勘等各个方面。“汉学”采用“sinology”[1]为其名，表示它是一门研究汉族的学问，“sino”这个词的意思是指“汉族”，和“China”不同，和“Chinese”也不一样。如在英语中“Sino-Tibetan linguistics”[2]系指“汉藏语语言学”，而“汉藏语系”绝对不能翻译成“China-Tibetan family”或“Chinese-Tibetan family”。“China”系指“中国”，“Chinese”则指“中国人”。如在英语中将“中国朝鲜族”称为“Chinese-Koreans”，将中国俄罗斯族称为“Chinese-Russians”，其中的“Chinese”就明确地指出了他们是中国人，从而可以把中国朝鲜族及中国俄罗斯族和“朝鲜人、韩国人”以及“俄罗斯人”区别开来。

二战后，由于许多门类的科学研究向跨学科领域发展，“汉学”也逐渐式微，而向着“中国学”的方向转变。“中国学”的英文名为“China Studies”，它和“sinology”不同，现在已从研究汉族的学问发展为研究中国的学问，而“中国学”的研究始于美国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他首先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中国学”在英文中称为“China Studies”而不是“Chinese Studies”，其研究的范围比Sinology更为广泛，不仅仅包括传统汉族语言文字和文本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整个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出版、信仰、性别研究及周边关系等领域，凡与中国有关的课题，纵及古今，横跨中外，都可以而且应当是“中国学”研究的范围。

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变，反映了国外学者对我国研究范式的深刻变化。纵观目前海外对中国学的研究，早已从传统汉学的范围中走了出来，延伸到对当代中国各个方面的研究，并以社会科学及多元学科的研究方法去探讨与中国有关的种种不同课题，反映中国发展的最新趋势，也突显出从人文学科的层面迈向更多元方面的发展的倾向。

然而，从《手册》的内容来看，国际中国音乐研究界中的许多专家尚在二战前“汉学”研究领域中“踏步”走，没有跟上“汉学”式微后发展为“中国学”的步伐。这种现象妨碍了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一定要尽快加以改变。而要改变目前的状况，我们必须做好“正名”“纠错”“调研”“写作”四方面的工作。

儒家十分重视“正名”。有一次子路问孔子：“卫君等你去治理政事，你去后先干什么呢？”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说：“还有这种想法，先生您太迂腐了，哪里需要正名呀？”孔子批评了子路粗野的态度，并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3]《手册》既然是讲“music in China”，如果想“回顾与展望全球中国音乐研究”，首先应当为“中国”这个词“正名”，给它一个严格、科学的定义，而绝对不能把“中国”和“汉族”混为一谈，更不能用“汉族”取代“中国”。

众所众知，中国有56个民族，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在政治和文化意义上，各个少数民族的同胞都是“中国人”。在55个少数民族中，大多数民族都是我国国土上的“原著民族”，世世代代都生长在中国这片美丽而丰富多彩的国土上。正如大家经常指出的那样，各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每个民族无论历史长短，人口多少，其音乐文化各具特色，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音乐文化中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

我国少数民族中也有几个民族是后来加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的，如俄罗斯族和塔塔尔族。清初，沙俄入侵我国外东北，清军奋起抵抗，在清军和俄军的冲突中，有一些俄罗斯士兵及居民被俘，清廷将这些人安置在北京，把他们编入镶黄旗，这是俄罗斯族开始加入中华民族最早的记录。[4]塔塔尔族则是1552年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血洗喀山城之后，不堪忍受沙俄的残酷迫害和压榨，陆续迁到我国来的。[4]535俄罗斯族和塔塔尔族移居我国都已超过300年的时间，他们在中国生活的历史比美国的历史都要长。他们的民族音乐在脱离俄国母体后，经过数百年的独立发展，已经具有俄国俄罗斯族和俄国鞑靼族的音乐所不具备的特点。如果美国黑人创造的爵士乐和布鲁斯都是“正宗”的“美国音乐”，中国俄罗斯族和塔塔尔族的传统音乐何尝不是“正宗”的“中国音乐”呢？我想请大家听一首俄国俄罗斯族民歌《货郎》和中国俄罗斯族民歌《这山长满红樱桃》，后者源于前者。通过它们之间的不同，大家可以明白中国俄罗斯族的民歌已和俄国的俄罗斯民歌有很大的差异。首先，原有的一个乐段已经发展为两个乐段：主歌和副歌，其主歌用汉语唱，还用了几个“腔音”，副歌用俄语唱，歌词也和俄国不同。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不难说明，中国俄罗斯族民歌和俄国俄罗斯民歌已经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格，而这些不同之处，则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地进行研究。中国俄罗斯族作为在东方国家中生活的唯一源自欧洲的民族，也理应受到世界音乐学界更多的关注。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各少数民族音乐的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不重视，资料不全面，使得现今流行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因此，我们在思想上为“中国音乐”“正名”后，还应当根据现在已有的材料，认真地去纠正过去的错误。

王静安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中认为：戏曲起源于宋代，但无剧本为证，难于详细讨论，只能从元杂剧的剧本开始。[5]其实，我国第一个完整的戏曲剧本根本就不是元杂剧的剧本，也不是用汉文写的，而是维吾尔族的先民在公元八九世纪用回鹘文翻译的吐火罗文剧本，这部戏长达27幕，叫《弥勒会见记》。[6]1974年冬，在新疆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发现了一卷吐火罗文残卷，共44张，88页。经季羡林先生研究，它就是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原本。季先生在研究后指出：“从前王国维在研究宋元戏剧时讲到西域戏剧的影响，我也曾重复他的论点。现在，从上面论述的新观点来看，那种说法已经不全面、不确切了。换句话说，就是有点过时了。我们今天必须从新的观点出发来谈新疆古代戏剧对内地戏剧的影响，做深入细致的探讨、摸索工作，特别注意新疆古剧同唐代变文、俗讲等的因果关系。”[7]

中国的音乐学和其他国家的音乐学一样，按照不同学科所采用的方法分成采用人文学科方法的学科，如音乐史学；采用社会学科研究方法的学科，如民族音乐学和音乐社会学以及采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学科，如律学、音乐心理学；等等。研究不同的学科，采用不同的方法，但其中有一点一定是共同的，那就是“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主义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9]研究民族音乐学的人，当然是要以田野工作为基础，搞音乐史的人，也不要忘了太史公是如何研究历史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恐怕就在于他做过大量的田野考察，亲自深入民间调查，得到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20世纪末，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协会曾组织会员编写《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三卷，这本书历时10年，最终于2007年夏天由京华出版社在北京出版。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负责各个民族部分的作者，都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如果后来者可以按图索骥，可以得到许多收获。

在“正名”“纠错”和“调研”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当克服“写作”这一关。汉文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字，应用汉文的人也很多，但在海外，认识汉文的人的确不多。如果要想向海外介绍中国音乐，最好用英文来写作。应当组织一个班子，有计划、有分工地去完成这项工作。而不能像这次编《手册》一样，谁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一本合格的、包括我国56个民族音乐概况的、真正的《中国音乐手册》。这本手册的出版，将会有助于全球音乐学界了解何谓中国音乐，让我们大家努力，为出版这一手册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