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义]国家高质量发展、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科学技术发展与繁荣社会科学发展都需要科学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过程/方法]针对实际中偏重理科思维、忽视文科思维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问题及其内卷式表现，分析个人—组织选择原理、规则—道德选择原则，以契合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需要。将基于价值理性的文科思维的社会科学科研与基于工具理性的理科思维的自然科学科研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文科思维在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中的作用。[结果/结论]以软知识作为管理核心与抓手，从研究人员、研究过程、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服务与评价方面转变观念，依据社会科学及其科研的特点，回归文科思维，提出基于软知识服务与评价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思想与方法，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科学科研文化氛围，发挥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助力社会科学科研出成果、出思想、出人才，既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又服务于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关键词：价值理性；文科思维；软知识；服务与评价；社会科学；科研管理

分类号：G252

引用格式：葛新权. 软知识服务与评价视角下社会科学科研管理[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24， 9（1）： 2-15 [引用日期]. http：//www.kmf.ac.cn/p/373/. （Citation： Ge Xinqu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ft Knowledge Service and Evaluation[J/OL].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um， 2024， 9（1）： 2-15 [cite date]. http：//www.kmf.ac.cn/p/373/.）

1  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意义/ Significance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所谓科学是分科之学。目前，狭义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广义上，自然科学包括工程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包括人文艺术。实际中，通常理科是指自然科学，工科是指工程技术科学，理工科是指广义自然科学，文科是指广义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中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理科与文科都是指广义的界定。

鉴于科学与技术的不同，严格地讲，科学是发现原理，技术是应用原理解决问题。自然科学发现自然现象的规律，技术科学发明相关人类生活、生产与生态活动中的技术及其原理，人文艺术提炼呈现人间的真善美，社会科学则揭示社会现象与发展特征与趋势规律。

科学发展与人们观察仿生自然现象以及人们从事社会经济生产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自然科学发现的科学原理为技术科学中的技术研发设计以及人们真实地认识客观世界奠定了理论基础；技术科学中的技术设计应用科学原理和技术原理，创造产品（服务）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人文与艺术创作的产品（服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社会科学科研创新成果，既为技术研发设计创造产品提供如金融等知识产品（服务），又为科学原理发现、技术研发设计创造和人文艺术创作提供良好的有关理念、机制、制度、政策、管理、文化与环境的知识服务体系，还引导、引领和彰显社会价值、文化与文明。可见，社会科学作为知识服务体系，在科学技术、社会领域以及人类生活、生产与生态活动中，已经成为广义营商环境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科研活动“营商”环境，具有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1]。

毫无疑问，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价值、文化与文明进步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我国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中，对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中国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实现共同富裕、人与自然谐和共生来说，自然科学决定并支撑国家长远的基础科学与未来发展和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卡脖子”技术的“瓶颈”问题，技术科学和人文艺术决定并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产品以及“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共生”需求，社会科学则具有基础、全局而深远的作用。首先，社会科学科研承载着繁荣社会科学，引导、引领和彰显社会价值、文化与文明的作用，如大学的功能定位，决定了社会科学在大学人才培养中，尤其是价值、精神、责任、志向、自律、思考、认知以及思维能力、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创造能力、幸福能力的提升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它关系着人与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生以及社会进步；最后，它为自然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的科学文化环境，提供有利于培育创新的“土壤”。可见，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任重道远，需要通过发现、收集、评估来自社会的证据进行研究，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活动，揭示其趋势规律，赋能社会文明和谐发展。因此，对社会科学科研活动进行科学的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重要的是，如何实施并实现科学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简单地说，科学就是实事求是，科学的价值就是提供智慧与思辨，不断地重新认知世界，以及人与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趋势规律。但在实际的管理中，存在着有的个人或组织不顾或忽视社会科学及其科研特点，打着“科学价值”大旗、站在“科学管理”的道德制高点上，选择理科思维，甚至工科思维进行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显然，这是违背科学的，尤其突显了“文无第一”埋下的“文人相轻”，进而放大“同行是冤家”的负向作用。此时，个人选择的影响是不大的，因为个人的选择可以通过组织的正确选择消除掉。例如在同行匿名评审中，个人的选择是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是一票否决，但这取决于组织的选择规则。然而，当组织做出错误的选择时，结果就是所谓“科学管理”的失效，不仅助长个人的错误选择，且放大了错误的后果，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还影响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社会由芸芸众生的个人组成。同时，社會又是一个由不同层级、不同类型、不同通道的组织所构成的三维组织网络体。层级低的组织服从于层级高的组织，不同通道的组织是指个人实现层级上升或类型转变的渠道，而每个人至少归属于某一组织。例如，家庭就是最基本、最特殊的组织，不同于社区、企业、学校、医院、研究院所以及政府部门、非政府、非赢利组织等。进而，笔者提出“个人—组织选择原理”，其核心观点是，任何选择（决策）都是一个由个人选择集成到组织选择的全过程，并且个人如何选择都没有错，但组织如何制定规则以及如何进行选择就很重要，并决定了最终的选择。选择规则包括选择原则、机制、标准与程序。显然，选择标准是核心，但它基于选择原则与机制，按选择程序依据选择标准进行选择。德鲁克认为，领导力就是把一个人的视野提到更高的境界，把一个人的成就提到更高的标准，锤炼其人格，使之超越通常的局限[2]。因此，组织的领导者的领导能力就很重要，其决定了组织的选择。一旦组织选择错了，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现实中，选择既会依据“规则”这种共同性、刚性的硬要求，往往还会考量“道德”这种差异性、柔性的软要求。因此，选择就会面对一个选择中是先（重）规则，还是先（重）道德的悖论。基于个人，尤其特殊的个人不完美的异质性特征，笔者认为，在选择中要把道德的基本底线和红线作为规则，应坚持“规则—道德选择原则”，即“先讲规则，后讲道德”，而不是相反“先讲道德，后讲规则”，实现刚柔相济。此时，“先讲规则，后讲道德”体现出“两权相害取其轻，两权相利取其重”，并利好于“先讲道德，后讲规则”，进而有利于不拘一格选人才、用人才，有利于创新，特别还有利于防止白左式的“道德绑架”，这是由规则与道德不同的本质内涵与价值导向所决定的。可见，组织的选择，尤其选择指导思想、机制与规则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社会科学科研中“文无第一”鲜明的特征，以及社会科学肩负着基于道德底线和红线制定规则与引领价值、文化与文明的重担，对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更应兼容并包，如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门真正的博雅艺术。[2]然而，一方面，因为“文无第一”为“文人相轻”埋下客观上的“伏笔”，理科思维又加剧“文人相轻”的负向影响及其程度，而文科思维则能减弱或消除“文人相轻”的负向影响及其程度。另一方面，现实中，尤其组织忽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对象、内容、目的以及分析思维、逻辑与方法等方面上存在的显著差异性特征，导致对社会科学及其科研认识上的偏差，进而在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研究过程、研究成果以及人才培养、考核奖励晋升等管理上一味或偏重采用理科思维，甚至工科思维，结果事与愿违，不能不说这是影响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为此，需要溯本求源，应用软知识，从文科思维视角思考如何对社会科学科研活动进行科学的管理。

2  科研中的理科思维与文科思维/ Science thinking and liberal arts think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2.1  社会科学科研的特点

理科思维与文科思维，分别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特征决定。笔者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科研的成果都是知识。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科研有着显著不同的特征。具体如下：①从研究对象、内容与目的来说，基于“个人—组织选择原理”的客观基础和价值体现，社会科学科研涉及每一个人和组织，与人的生活、生产、生态等社会活动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即从主体和客体上都是人为了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生态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研究人在社会活动中的思想、动机、手段、行为与结果，揭示社会现象的趋势规律，化解社会问题，追求各主体利益与各客体方面的综合、相对、动态的平衡，呈现巨大的复杂性。特别地，“黑天鹅”“灰犀牛”现象出现以及蝴蝶效应发生等，都是由人的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决定的。但自然科学科研面对与人无关的客观现象或事物，并揭示其规律，呈现简单性。②任何社会活动中的现象或问题不会消失，因此对社会活动现象或问题认识的社会科学科研具有综合性、相对性、动态性与平衡性。因而，重复研究尤其是在不同时间、情景下对相同现象或问题进行研究是有价值的。但自然科学的现象或事物是递进累计的，即一旦获得对某一自然科学现象或事物的认知，再研究这个现象或事物就毫无意义。③社会科学科研都是不可规划的，不是用钱就能出思想的，如孙冶方在监狱中完成《社会主义经济论稿》；杨小凯在监狱里10年自学成为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学者；方立天教授“板凳坐得十年冷”[3]，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佛教学家、宗教学家。自然科学，尤其以数学作为基础科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数学家张益唐解决孪生素数猜想、攻克朗道—西格尔零点猜想等所经历不可预知的曲折与意外。但技术发展常常是可规划的，创造或发明新技术没有钱是不行的。如潘建伟的量子通信和多光子纠缠操纵的系统性创新以及著名的摩尔定律——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每隔一年半就翻番，这是英特尔公司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计划。④社会科学科研过程是个性化且趋于“发散”的，其研究手段选择必要的减法，解决问题是有利于应对信息超载而事半功倍，其成果形成的过程是不可循、非逻辑、“无序”的，其成果获得是不可预期的，且因相关性和因果性区分难度大，误判概率也大。这足以说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功底与能力以及持续坚守功夫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科研过程是同质化且趋于“收敛”的，其研究手段选择必要的加法，解决问题是有利于应对信息超载而事半功倍，其成果形成的过程是可循、符合逻辑、“有序”的，其成果获得是相对可预期的，以及因区分相关性和因果性难度小，误判概率也小，甚至对任何一个很小的、意想不到的细节的正确判断，都可能是突破的机会。⑤社会科学科研的成果具有差异性，即不同的人，特别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情景下研究同一现象或问题会得到不同的成果。但对自然科学来说，不同的人研究同一现象或事物会得到相同的成果。特别地，如果结果与“常识”冲突，此时能否突破“凌门一脚”取决于研究者捕捉意外的能力和是否能秉持坚毅执着地长期思考。⑥社会科学科研需要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但不一定需要自然科学成果，还需要长期的经历、洞悉与思考，更需要良好的创新文化、“土壤”与环境。但自然科学科研中一定需要自然科学成果，同时还需要社会科学科研为其提供诸如良好的创新机制、制度以及文化、“土壤”与环境等成果。⑦社会科学成果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良好的软投入，就能起着长期而间接的作用，呈现“润物无声”隐性。但自然科学成果只要有时间和足够的硬投入，就可以起到短期而直接的作用，呈现“立竿见影”显性。⑧对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因涉及多主体、多方面、多层次、多目标，古德哈特定律影响大。但自然科学成果的评价单纯，古德哈特定律影响小，正如“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所言。

2.2  社会科学科研中的价值理性与文科思维

基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的特征，它们在科研活动中形成了各自认知的理性及其规律或规则。所谓思维是指理性认识的过程，逻辑是指思维的规律和规则。根据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设定，自然科学科研有确定的目的，遵循资本逻辑，而社会科学科研并无确定的目的，但思考和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遵循人文逻辑。

在过去长期发展中，基于资本逻辑的工具理性所主导的“人类中心论”，造成了全球资源、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带来了排放污染、地质气象灾害与病毒病菌等，导致地球满目苍夷、不堪重负。人类已经把自己置于生命生存与安全危机的边缘，唯有拯救自己才是出路。为此，基于科学“公器”和利益“私器”冲突关系，需要彻底摈弃“人类中心论”，建立基于人文逻辑的价值理性主导彰显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必然的选择。如前所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日本东京大学吉见俊哉教授首次提出的“有用”的两个维度[4]：自然科学具有的完成目的有用性和社会科学具有的创造价值的有用性。自然科学“在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解”，对应的是基于工具理性的理科思维，适合分析具有确定性的现象或事物；社会科学是“审视原有的价值尺度或是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对应的是基于价值理性的文科思维，适合分析具有不确定性的现象或问题。这正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的有用性特征形成各自秉承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决定各自科研中的理科思维和文科思维。理科思维主要具有认知性、个体分析性、逻辑性、推理（演绎）性、确定性等特征，通過实验，利用数据、资源以逻辑推理认知事物，求真相，揭示其规律；文科思维主要具有伦理性、整体综合（归纳）性、直觉性、形象性、不确定性等特征，利用直觉、感受、想象认知事物，求平衡，并揭示其趋势规律。

鉴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尤其当科学不能解决自身的问题时，人文对科学的控制和驾驭就显得尤其重要。当然，在社会科学科研中并不排除合适地借鉴理科思维，尤其在利用数据和算法上对研究事实精准认识上需要理性工具，但需要根据具体情形合理地把握边界。反之，在自然科学科研中亦亟需基于价值理性的文科思维，正如从自然科学发展历史中看到的自然科学及其科研规律，以及经验教训与启示告诉我们的那样，如今全球科学发展与技术革命改变了世界，改变了社会，甚至改变了一切，但社会科学发展滞后造成遍及全球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困扰着焦虑、不知所措、无所适从的人类。这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科研中引入价值理性的文科思维迫在眉睫的必然选择。

但现实中，人们往往偏重理科“直接之用”，甚至认为“文科无用”，显然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理科是在实施技术主义过程中确立了自身地位，其有用是直接之用。文科则对技术主义进行制约，在对其价值进行质疑中确立自身地位，并保持距离对其主导地位持批评态度，其有用为间接之用[5]。可见，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社会科学“间接之用”反倒是“无用之（大）用”，如庄子的“乃为大用”。退一步讲，由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同且互不替代的特性，即使自然科学是“红花”呈现直接之用，社会科学是“绿叶”呈现间接之用，但绿叶死了，红花还能活多久？可见，社会科学不仅有用，还有大用。关键是，如何权衡选择文科思维与理科思维？基于社会科学是不断且发散的追问，自然科学是连续且有序（递进）的推演，因此，在自然科学科研管理中需要理科思维，借鉴文科思维，而在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中更需要文科思维，合适有度地借鉴理科思维，才能有利于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才能实现大用。否则，将会影响社会科学发展。如重回韦伯，就是重新审视价值理性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并利用这种作用，转换或更新工具理性原有的作用[6]。

2.3  基于价值理性的文科思维的作用

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低碳循环可持续社会中，既需要基于工具理性的理科思维，更需要基于价值理性的文科思维。特别地，我们越来越看到，“文科才是所有意义世界的母胎”[5]。语言、理性、逻辑以及以史为鉴是思考，尤其批判性思维形成新思想的基本要素，文哲史确实很重要，如丘成桐所言，文以载道，气象万千[7]。

特别地，在解决卡脖子技术方面，文科思维将发挥着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国家的重视和大量资源的投入成就了院士等高端人才以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但为什么还存在这样多的卡脖子技术呢？笔者认为，之所以这样，有众多原因，但重视理科的工具理性、轻视文科的价值理性，尤其偏重理科思维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导致社会科学科研不能满足自身繁荣发展，更不能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尤其为自然科学科研与发展提供良好的机制制度，以及创造价值、创新土壤与创新文化环境的需要。我国众多人口中，肯定不缺具有独特的潜质与强大的潜力、有志与有望成为高端人才的人，尤其年轻人，正如“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首先，关键是，如何通过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选拔机制、制度与政策把这些人，即使他们自身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瑕疵或“短板”，选拔出来，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其次，如何通过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使用机制、制度与政策为选拔出来的人创造并提供“无后顾之忧”的机会、资源以及良好的创新条件与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在“干中成长”。第三，如何通过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评价与奖励机制、制度与政策，对于他们科研及其成果做出科学、合理、真实、准确、宽容的评价。无疑创新会有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不可否认，他们中一定有人能取得重大成果、做出重大贡献，成为突破“卡脖子技术”的高端人才。客观上，因“武无第二”，选择如此理科人才的难度相对文科人才来说不是很大的。可见，要做好这关键的三点，都需要社会科学科研提供管理与评价知识服务，进而需要用文科思维，摒弃偏重理科思维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同时在自然科学科研管理中引入价值理性与文科思维，充分发挥社会科学应有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从知识作为创新的结果来看，哈耶克把知识划分为硬知识和软知识。硬知识是指能用诸如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播的知识。软知识是指没有办法用语言、数字、文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傳递的知识，如诀窍、直觉、感觉、悟性、灵感、灵光以及好奇心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张益唐解决孪生素数猜想“是小鹿光临时的灵光一闪，更是他苦苦追求多年的厚积薄发”所赐；陈润生院士所言“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教育，总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就是一个人升华凝练后的东西。就像赏鉴文物，要到一定境界，才能品出滋味儿”。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科研来说，研究者之所以取得重大成果与其拥有的硬知识及其对硬知识理解融会贯通与得心应手的能力有关，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其拥有独特的软知识，如他们的好奇心、静心、热爱执着，以及敏锐力、洞察力、感悟力、天马行空式评判思维与严谨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等。例如，基于物理学中特殊的“思想实验”[8]软知识，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发现广义相对论，杨振宁和李政道发现宇称不守恒。又如，大数学家苏步青在一般曲面研究中发现了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而被誉为“数学之王”，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又如，中国四大发明中，蔡伦发明的造纸术、栾大发明的指南针、孙思邈发明的火药、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再如，四大国学大师中，梁启超著有《中国史叙论》等，被誉为百科全书式人物；陈寅恪因其倡导“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并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被誉为“中国三百年来学术第一人”；王国维著有《人间词话》等，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赵元任著有《中国语言词典》等，成为名闻世界的语言学家。可见，古今中外的大科学家、大学者、大师与大国工匠之所以成功，能对科学和技术做出巨大贡献，都足以说明他们长期形成的软知识，尤其一瞬间的灵感、觉悟和顿悟会不经意地青睐造访长期经历思考的人，从而成就了他们。即便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大师大家，他们的文哲史底蕴都是很深厚的。如丘成桐所言，优良的科学家需要人文的训练[9]，大物理学家杨振宁在其文集第一页用中英文引用了杜甫的两句诗“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数学家苏步青、丘成桐，大科学家钱学森，教育家杨叔子等都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可见，做学问，尤其在社会科学科研中，时间是最公正公道的，从历史中挖掘发现真知灼见（知识），语言的素养以及语言文字的功夫是重要的。如前，在自然科学科研中需要软知识，同时还需要社会科学科研提供基于价值理性构成的有关机制、制度、政策、文化以及经验、点子、主意、计策等成果（知识）。按照哈耶克的划分，这些社会科学成果仅因可以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公式等方式表达和传播被称为硬知识，但其形成过程、特点和作用与硬知识截然不同，而与软知识相同。因此，从客观和主观上讲，知识还有能否表达与愿意不愿意表达的选择，这类社会科学成果从哈耶克硬知识中被分离出来称为广义软知识，如上面的“个人—组织选择原理”以及组织制定的选择规则都是广义软知识。因而，笔者把知识划分为硬知识、广义软知识和软知识。因此，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研中需要硬知识，但更需要广义软知识和软知识。特别地，在解决卡脖子技术上，需要自然科学的硬知识和软知识，更需要社会科学的广义软知识和软知识，同时还需要社会科学硬知识，体现技术与生态、环境、资源、文化的有机交叉融合。对于研究者来说，一方面他们需要深厚的文史哲底蕴，这样才能做到华罗庚先生所言的“先把书读厚，再把书读薄”，才能具备相应的学习力、思考力、理解力、知识发现（挖掘）能力，进而在长期学习科研工作经历中形成敏锐的洞察力、思考力、逻辑推理与判断力，沉淀灵感、感悟、诀窍等软知识，如中国诗词大师顾随先生上课时，写四个字或者几个字，与诗完全无关，然后就从这几个字开始发挥，上天入地，随地触发，见物起兴。这与他的文史哲功底和形成丰富独特的相关诗词研究的软知识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对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把握，以及在长期学习科研活动经历中形成的经验、见识见解、咨询建议等广义软知识。历史上的大科学家、大学者、大师与大国工匠，在软知识与广义软知识形成与应用方面成为后世的典范。并且，社会科学科研比自然科学更需要软知识。鉴于伯乐与千里马、导师与研究生、合作导师与博士后、师徒都是软知识传承的最直接最重要渠道，但不可否认，软知识的传承是很难的，正如需要较长期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

可见，相比而言，理性价值与文科思维具有普适性。作为广义软知识和软知识来源，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总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进程中，既需要自然科学，更需要社会科学；既需要工具理性，更需要价值理性；既需要理科思维，更需要文科思维，尤其是工具理性不能僭越于价值理性，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与解决卡脖子技术的瓶颈，并由文科思维的普适性所决定的。因此，自然科学科研管理中需要植入文科思维，加强人文邏辑和价值理性。鉴于社会科学科研比自然科学更需要软知识，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中应适当地借鉴而非过度依赖理科思维，回归本源选择文科思维，以满足繁荣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

3  基于软知识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思考/ Think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based on soft knowledge

如前，社会科学科研是一项肩负着繁荣社会科学使命的艰巨而重要的长期任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是对社会科学科研活动的全方位、全方面、全过程的科学管理，要以科学的方法研究、分析及解决科研中相关管理的问题，营造有利于科研的文化与环境，激发和释放研究者创新潜能，促进出成果、出思想、出人才，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社会科学知识服务的需求，实现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但管理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繁荣社会科学发展，如“以正确的动机、行为做正确的事”；也可能阻碍社会科学发展，如“以正确的动机、行为做错误的事”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以错误的动机、行为做错误的事”。基于“个人—组织选择原理”，管理就是通过组织制定规则并依据“规则—道德选择原则”进行选择。因此，考虑社会科学及其科研的特征，以及规则制定与选择做错误的事的机会与空间可能性大，基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唯有组织选择以文科思维作为“利器”进行科学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

具体地，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主要包括对社会科学科研中的研究人员、研究过程、研究成果与人才培养进行管理。结合实际管理中违背文科思维等主要问题及其各种内卷式表现，需要把管理定位为，通过制定实施彰显价值理性的规则以及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对研究人员、研究过程、研究成果以及人才培养提供软知识服务与评价，以满足人才、项目、论文以及考核奖励晋升的需要，激发和释放研究人员的创造活力与价值，繁荣社会科学。①管理就是对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情或现象或问题进行管理。对于有规律的不确性，所谓管理就是通过揭示并依据规律进行管理；对于无规律的不确性，只能依据积累的经验进行管理。基于社会科学规律具有趋势（概率）特征，对其不确定性“度”的把握更为重要，亦更难于把握，进而需要道德、伦理、文化上的考量。因此，需要文科思维，而不是理科思维对社会科学科研活动进行管理。②管理的特征就是服务，服务是管理的前提与核心，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因此，服务的内容以及质量水平就很重要。本着依据社会科学及其科研特点“不折腾、不添乱”的原则，应以文科思维而不是理科思维提供有关科研机会、条件、环境与文化等方面上优质的服务。③科学有效管理的前提是进行正确的评价。一方面，评价是指挥棒，评价标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抓手，很重要，如同用一只上品的碗才能识别出另一只上品的碗，而用一只次品的碗是挑不出上品的碗的。另一方面，评价是双刃剑，人们既离不开评价又担心评价失准，因而不能因噎废食，需要秉持“学问，评不出来；评出来的，不是学问”的理念，把握评价的“趋利避害”尺度，破解“学问评价”悖论。因此，需要以文科思维而不是理科思维制定评价标准，进行科学的评价。鉴于社会科学科研的差异化特点，制定评价中的标准需要慎之又慎，应选择关键的少而精的定量指标，同时辅之对具有特色或优势的特殊事例的判断，以体现共性指标与个性事例的平衡。

由于组织在对社会科学科研活动中研究人员、研究过程、研究成果、人才培养等管理方面偏重理科思维，因而需要回归文科思维进行科学的管理，实施服务与评价，即需要从研究人员、研究过程、研究成果、人才培养方面进行服务与评价等软知识创新，以服务于社会科学科研管理。

（1）对研究人员的服务与评价。一方面，为研究人员营造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提供宽松和谐、干净的学术环境的同时，在关心他们身心健康、解决“后顾之忧”以及成长方面提供切实的服务。尤其对有特殊“长板”且专注深耕专长的研究人员，应摒弃功利，着眼长远，包容他们的“短板”和“短期无成果”，为他们的创新、成长提供研究机会、环境和资源。特别是我国研究人员众多，不缺有“长板”的，如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人类的“聪明才智”从来不只一种，每个人都拥有“过人之处”[8]。关键是如何用文科思维，精准地把他们选择出来，实现“天生我材必有用”。

特别地，一方面，对于研究人员在人才称号、成果奖评定以及考核奖励晋升中，应摒弃“项目、经费”导向的评价，针对专著、论文和咨询报告等社会科学科研的主要成果，制定一套科学、公开透明的机制、标准、程序与办法，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优质的评价服务。另一方面，对研究人员的相关领域的理论与专业等硬知识进行评价，对其研究素养、潜质与能力，以及敏锐、洞悉、文献、思维与逻辑分析、判断能力等软知识进行评价，尤其是要对其对研究领域关注的现象或问题和相关文献了解掌握、分析、洞悉等方面的硬知识与软知识进行评价。显然，软知识的评价很难，既受研究人员的“传达”能力、方式与透明尺度，以及是否愿意“表达”的影响，又受评价人员的“接收”能力与偏好影响。

（2）对研究过程的服务与评价。一方面，基于社会科学科研特点，应通过有关文献资料和数据的保护与共享、付费与免费等制度设计，甚至法律法规，使研究人员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查询得到所需数据，尤其通过营造提升公众关心社会、履行社会义务与责任的意识，使其愿意接受访谈与如实填写问卷，达到访谈效果与提高问卷调查收回率，保证调查真实性、可靠性与有效性等，为研究人员提供有效的服务。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科研过程具有理科思维，即全过程通过对实验设计与结果进行逻辑分析与理论推演，如技术科学中的研发设计，尤其是加工制造工序的逻辑关系不可逆，前一道工序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但在社会科学科研过程中，同样有着有序的前后环节“工序”关系，但这种关系大体是可逆的，如博士论文的开题、研究、预答辩、答辩环节，只要满足基本的要求，就可以进入下一环节。撰写论文中的选题、文献分析、理论设计、方法采用或模型构建、实证分析、结论等内容环节上也是如此。鉴于社会科学科研过程具有差异性、可逆性，因此，对社会科学科研过程的服务应依据文科思维，如制定管理办法时，应杜绝一味不可逆的安排，允许过程中的环节及其内容的反馈前后印证，有利于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另一方面，一般来讲过程决定结果，但好的过程未必有好的结果，这就是一个概率问题。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科研过程大概率如此，但社会科学的科研过程未必如此或者未必大概率如此，恰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况且其研究成果不具有预期性。因此，对社会科学的科研过程的评价，应保护社会科学这种独特的“天马行空”思考机会与时空的“红利”，宽容对待过程，以充分释放出“过程溢价”所产生的“红利”。

（3）对研究成果的服务与评价。一方面，对于研究成果，通过建立成果编辑、发布平台，提供成果交流服务；通过搭建与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以及企业需求对接的平台，提供促进成果推广与转化服务。另一方面，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学术与学位论文、专著和咨询报告等。因此，在项目申请、论文发表、专著出版、成果奖申报，以及研究人员考核奖励晋升中都离不开对成果的评价。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不同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成果，因而在评价中应规避理科思维，秉承文科思维，注重思想性、新颖性与价值性。论文和专著侧重学术性（专著尤其强调理论体系），咨询报告侧重应用性。同时，评价结果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如受评审人员主观因素影响。不同的人、不同时间、不同情景，甚至同一人不同时间、不同情景的评价都可能是不同的。关键是如何对待不同的个人评价，甚至相反的评价结果，以及评价组织制定怎样的规则做出组织的综合评价。因此，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评价的结果，应采取宽容的态度，既尊重个人评价与组织综合评价，尤其组织评价结果，又对评价结果的使用，尤其对“差”的评价结果的使用采取谨慎的态度，除非发现明显的表现出“治学态度不端正、不认真，学术不端行为”的成果，不要轻易下结论“贴标签”。基于时间作为检验标准，笔者认为，在纯学术讨论，没有利益选择取舍下，如文献综述，对同一成果可以在不时间上评价，同样不能进行“贴标签”等隐性或显性“处罚”；但有利益选择取舍下，对同一成果在不时间上只能评价一次。如果对论文重复评审，就是论文重复检验难题，且不说“自己否定自己”的合规性，这将导致与结果相比的范围选择错误，即陷入基率谬误的统计陷阱。失败乃成功之母，应包容后来被认为错误的知识。只要是实事求是，这种错误的知识就是正确的知识的铺路石，这是知识更新的客观过程。

特别地，在项目评审中，通常从选题、论证、前期成果、研究基础4个维度考量，若将项目申请书类同于投标书进行评审，这显然是违背社会科学科研规律的。笔者认为，作为科学研究，尤其社会科学科研，几乎没有任何研究项目会完全按照预期发展，应破除这种工程“投标书”式思维，以问题为导向进行选题，在论证中发现突破问题的卡点、难点。对有争议的项目，更需关注选题及其论证中的学术逻辑，并将其标记为“一招制胜”的选项。

（4）人才培养。一方面，人才培养是大学的主要功能。社会科学在大学培养学生发自内心的信仰，尤其是学科或专业兴趣与基于思辨自我认知的自信，并在点燃他们走向社会的希望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经济活动关系着人的生活、生存与生命之原本，其活动“链条”不能因任何理由，尤其主观原因而断裂。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管理学以及经济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管理学具有鲜明的技术功能，经济学作为管理学的基础，其经济模型等分析方法与工具亦具有技术性。因此，管理学和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科学一样，与所有经济活动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肩负着培养满足中国现代化及其经济体系建设尤其是高质量发展需求的经济与管理人才的历史使命与重任。无论理（工）科，还是文科人才培养，重要的是成就拥有“共性知识+差异性知识”的社会人，因此每一个毕业的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文科学生更是如此。因此，在人才培养中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为底层逻辑是一个要遵循的基本规律，尤其对于文科而言，更是如此。下面主要分析工科大学的工科与管理人才培养。毫无疑问，工科大学以某些工科专业见长。但笔者认为，诸如数理化基础的理科是一个工科大学的“天花板”，同时技术越先进越需要先进的管理，管理学科与工科互融互补性很强，作为管理学基础的经济学与人文学科则是工科大学发展的基本面。因此，一所有特色、有优势的工科强校体现在，工科学科与专业强，满足它需要的理科强，支撑的管理学科与专业强，还要有反映工科大学文化底色的经济与人文学科。如教育家杨叔子所言，“大学教育必须把科学和人文融合起来，大学的主旋律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器材。”对于大学来说，校长就是大学组织的代理人或最高领导者，他能够否定大学处长（院长）做出的不正确的选择。但如果校长不作为，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将极大伤害师生，导致他们对学校失去信任与信心。但实际中，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工科大学尤其有工科背景的大学管理者，推崇理科思维，甚至工科思维，轻视文科思维，致使学校在投入支持的选择上重工科，轻管理、经济与人文学科，反而在教师考核奖励晋升中对论文、专著、项目、经费等方面评价上与工科“一刀切”或设置“项目、经费”高门槛，让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喘不过来气”，结果管理、经济与人文学科逐渐成为边缘学科；学校的工科整体实力亦难以上层次、上水平、上质量；特别地，这个结果对毕业生未来职业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历史经验教训是深刻的。反观印度工科大学，其工科与MBA融合，其毕业生擅长把握经济与商业管理中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情，成就了30%的世界500强公司的CEO。

客观上，一所普通的工科大学办工科专业难度很大，财力有限更是难上加难。开设工科专业只有人是不行的，还需要仪器设备等巨大的硬投入，而开设管理、经济与人文学科专业难度小些，有合适的人就行，需要较少的硬投入。因此，工科大学在工科、管理、经济与人文学科专业结构上应有“大格局、大视野、大胸怀”，基于社会人才需求匹配规模结构，重视回归文科思维，适度发展支撑工科专业的管理、经济与人文学科。值得注意的是，对管理、经济与人文学科评价不能以“项目和经费”为重，一是因为这些学科的项目和经费不能与工科相比；二是因为项目和经费不是结果，只能体现能力与工作量，更不能与成果划等号；三是因为过程评价是不公平的，而成果评价才是公平的。當然，更不能只用数据分析的结果，即统计因果、机制来评价决策，而需要以投入产出比值，尤其是数据内容知识的深度分析结果，即理论因果为依据。因此，应以诸如“专著、论文、咨询报告”成果评价管理、经济与人文学科教师的学术水平，才能体现社会科学及其科研的特征与规律，才是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

另一方面，有关社会科学的学位论文。在人才培养中，学位论文，尤其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是一个考量培养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如何评价学位论文？应基于学生科学素养、思维与逻辑的培养，尤其是批判性思维以及独立思考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笔者认为，对学位论文进行评价，既要考量其学术性，也考量学生对学科系统的理论、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与应用能力、对问题的思考分析洞察能力与逻辑推理分析认知能力，并从学位论文的题目、摘要、三级目录与参考文献等方面作出基本的评价。任何工作及其管理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确定是什么性质？是否可以接受？这些都需要在科学的分析之后制定出“治标治本”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更不能“因噎废食”。一出问题，就急于解决而快速采取“立竿见影”或“一劳永逸”的措施，甚至极端的措施，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治标不治本”。为了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对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开题、预答辩到答辩全过程进行层级环节细化，且每个环节前后或上下层级都采用匿名评审，评审人员具有同等的否决权，形成层层把关的“通关”流程。只有每一关都过关（通过匿名评审），当年才能获得准予答辩、通过答辩、获得学位的资格，即便如此，2年后的再评审（事后评估），也还是有可能被贴上“有问题”论文的标签。在这个非常严谨严密的通关流程下，论文质量与水平提高了吗？由于通关中涉及博士生以及导师、学院、大学和最高管理机构，还有各个层级环节的匿名评审专家等主体，且最高层级的匿名评审具有权威性与决定性，势必“架空”其他层级环节评审，导致其他评审因“面子文化”压力或矛盾难以把关，顺脚把压力或矛盾踢给最高层级评审。结果，最高层级评审接手“烫手的山芋”，成为“众矢之地”，2年后通过再评审又成为反制“秋后算账”的关卡。导师因处于第一层级沦落为弱势群体，成为“背锅侠”。结果，如此的通关，加之评审专家素养、偏好、认知与性格所产生的“运气”倒逼对论文进行“包装”，追求有利于通关的外在“完美”的形式，而忽视论文内在“不完美”真实的质量水平，“捡了芝麻丢西瓜”，可想论文质量水平难以提高。一是，这个通关违背了社会科学的“文无第一”特点与社会科学科研秉持的“文科逻辑、价值理性与文科思维”；二是，它违背了正确对待不同人不同时间评价客观上的差异原则，引起对不同评审的自相矛盾结果的质疑，这种非学术交流的形式在学术共同体内产生不良的影响；三是，它违背了对导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信任原则，尤其学院、大学和最高管理机构对导师的信用提出挑战，剥夺了导师第一责任人与个性化培养的职责，出现“人人负责，往往人人都不负责”式的“层层节节放水失守”。实际上，导师最了解他的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这是常识。客观上，任何制度都有两面性，此时“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才是正确的选择，相信导师，相信大学，相信学院，回归本源，简化制度与程序，强化组织的科学的综合评价，尤其最高层级第一次匿名评审可以加严，取消2年后的再评审，反倒会有利于提高培养质量水平。

同样，在论文开题的起点上，过度把关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社会科学论文“调研、开题、研究、撰写、完成”过程的逻辑顺序，不同于自然科学，更不像产品加工工序是可逆的、可调整的。这是社会科学科研的复杂性所溢出的有利于反复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也有利于前后印证贯通、精心打磨出高水平的论文。但目前这种层级环节通关，如不能正常进入下一环节，则耽误和等待匿名评审反馈的时间，会导致全过程中研究时间的减少，保守估计达到四分之一。显然，这种简单的通关是得不偿失、事与愿违的。

再一方面，有关伯乐与千里马。在人才培养中，伯乐（当今组织是重要的“伯乐”）发现培养千里马很重要，很多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成为传世美谈，如熊庆来培养出超越自己的学生钱三强、赵九章、华罗庚、严济慈、陈省身等大名鼎鼎的数学家，被称为“中国数学界的伯乐”。但现实有时很“骨感”，伯乐培养出来的千里马成为“接班人”，亦可能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这就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写照。“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究其原因，一个巴掌拍不响，但千里马对历史的“健忘症”，与“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无感恩之心”有很大關系。对于社会科学科研来说，伯乐更为重要。如中国诗词大师顾随先生与其弟子叶嘉莹先生诠释了“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顾随先生讲课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使聆者凝神动容，屏息忘世，得其神髓，将顾先生对诗词极敏锐感受与深刻理解，以及其学识与修养等特有的软知识表现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软知识不像硬知识，有一定的基础是可以自学的，软知识是通过长期经历和言传身教后感悟方可获得。特别地，社会科学成果具有广义软知识或软知识属性，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准）伯乐拥有自己独特的软知识，因此需要依据文科思维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有效机制、制度、政策与文化，使（准）伯乐愿意把自己的软知识传授给（准）千里马，有利于（准）伯乐成为真正的（准）伯乐。当然，发现选择准伯乐和准千里马很重要，这又是一个评价问题，同样需要依据文科思维，建立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评价机制与制度。笔者认为，在符合品行、科学素养与学术能力等基本条件的候选人中，应着重考量是否拥有“格局、（境界）视野、胸怀”之行与“感谢、感恩”之心。从社会、个人与组织来说，给予伯乐情感上的关爱是很重要的。特别是个人，一旦成为千里马后若忽视历史，忽略伯乐的贡献，这种不尊重历史的行为就会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学术不端”。历史就是历史，此时，组织“不忘记历史”就很重要。无疑，伯乐与千里马，以及导师与研究生、合作导师与博士后、师徒关系最有利于软知识的传承。从宏观上或长期历史中呈现“青出于蓝胜于蓝”现象，但从微观上或短期历史中出现“青出于蓝胜于蓝”，尤其胜于大师是很难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更难，有一代传承都不多见，鲜有二、三代传承。如苏步青培养了谷超豪，书写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绝唱[10]。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张守一教授培养的学生刘树成和汪同三都成为首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足以成为典范与佳话。笔者认为，博士尤其博士后的培养是“伯乐与千里马”的现代版，重要的是需要传承合作导师伯乐的软知识为核心的“衣钵”，并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胜于蓝”。

（5）其他。有关学术论文。固然学位论文具有鲜明的学术特征，但它更偏重培养和考量学生的科学素养、掌握和应用理论与方法的能力与独立从事科研创新的能力；而学术论文更偏重考量作者做出创新的边际贡献。基于现实发表的学术论文一味突显的“模型工具与方法”“八股”长文的偏好，这正是工具理性和理科思维所决定的，因此，需要回归重文科思维，学术期刊尤其顶级学术期刊需要发表以社会科学思想见长的文章，即使达不到像哈耶克那样的传世文章的水平，至少应能用“模型工具与方法”印证思想或揭示新思想新观点。同时，基于文史哲底蕴，在撰写行文中追求许倬云所言“文字是矿砂，还是铁坯？是绸缎，是利剑？全看有没有炼字的淬炼功夫”，力求达到侯日欣所言“为文准确、简练、美观三要义”境界，文章做到惜字如金，用词精当，清爽干脆，信息浓度与美感纯度高，景美情美理美，杜绝人为的长文，这才是社会科学学术论文的原本。

有关治学。本无学术不端，只是追逐功利、静不下来，尤其想当大师，不讲实事求是而已。客观上，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可能出现大师。能否成为大师，就存在着“生不逢时”，也存在着“既生亮，何生瑜”的无奈。因此，每个研究人员应该踏实认真钻研，接受顺其自然、水到渠成是正确的选择。特别地，社会科学科研中“造假”空间很大，如果非主观原因所致的不端行为是可以宽容的，但那种主观上逐利有意造假的行为，必须惩处。因此，需要倡导“实事求是、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以及“融会贯通、触类旁通、有机统一”的治学风格。为此，在润物无声传承中形成“独立人格、独立思考，孜孜不倦、循循善诱，不能急于求成、急于事功”的治学风气很重要。例如，梁漱溟秉持的“要有一个追求不放松的态度；要不怕问题牵连广大；要从容有含蓄，不要性急”的研究态度。又如，厉以宁教授坚守的“一生治学当如此，只计耕耘莫问收”的治学精神与态度。再如，陈平原所言“对于人文学者来说，独立思考的权力、淡定读书的心境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最为重要”。基于社会科学引导社会价值，本科生教育作为博雅教育是培养、塑造一个人价值观的重要时期，进行普及社会科学知识，推崇“个人高尚内在的品德、修养与气质，有国家、社会与公共意识、责任担当与情怀”精神很重要。到了硕士博士教育阶段，博雅教育将水到渠成，并融入学术研究，不断提升。毫无疑问，在博雅教育和学术研究中，教师治学中为人师表、率先垂范的作用以及良好的社会风气都是至关重要的。

4  结语/ Conclusion

总之，理科思维与文科思维作为特殊的软知识，如同中华传统文化中诸如“管中窥豹”与“见微知著”等相反的成语，以及GDP一样，它们本身没有错，只是人的选择错了，把它们用在错误的时间、地点和事情上。因此，对于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来说，需要转变观念，依据社会科学及其科研的特点，回归文科思维，基于软知识服务与评价，加强各层级、各环节组织对社会科学科研活动的科学管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科学科研文化氛围，发挥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科学科研出成果、出思想、出人才，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于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成就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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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ft Knowledge Service and Evaluation

Ge Xinquan1，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2

2Beijing Knowledge Management Research Base， Beijing 100192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Nat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ized economic system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s all require scientific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Process/Methodology] Focusing on the problem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that favored science thinking and ignores liberal arts thinking in practice and its involutional manifestations， 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organiz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inciple of rule-ethical choice were analyzed to fit the need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ased on value rationality of liberal arts thinking with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 based 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science thinking， the role of liberal arts think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s discussed. [Results/Conclusions] Taking soft knowledge as the core and handhold of management， changing the concepts from researchers， research process， research results and talent cultivation service and evaluation， returning to the liberal arts thinking an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ir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d the idea and method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based on soft knowledge service and evaluation. It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creation of an excellent scientific research culture， the rising enthusiasm of researchers， and cultivating of talents who can generate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nd new thoughts. It not only serv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serves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Keywords： value-based rationality    liberal arts thinking    soft knowledge    service and evalua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Fund project（s）： This work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special project titled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Foundation Supervision System" （Grant No. S1924001）.

Author（s）： Ge Xinquan， professor， PhD， doctoral supervisor. E-mail： dlg3211@126.com.

Received： 2023-10-08    Published： 2024-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