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琛

青岛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1933 年9 月，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创作小说《鸡之归去来》。题材应该取自现实经验，主要讲述一只白鸡的去而复返。最后，小说结束于对朝鲜人的议论：“我”听到日本女人们说，白鸡的失踪肯定是朝鲜人的作为；不过，当“我”出其不意地几次听出“朝鲜人”三个字时，居然激动地在心底叫起来：“——啊，朝鲜人！我在心里这样叫着，好像在暗途中突然见到了光明的一样。”“我”进而想象了一个解释：住在附近的朝鲜人，深夜偷走我的白鸡。但他的伙伴们告诉他：“兄弟，你所闯入的是中国人的园子啦，他是和我们一样时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啦。”于是在第四天夜里，白鸡失而复返。①郭沫若：《鸡之归去来》，《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10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第375—378 页。在这个交织现实与想象的小说中，郭沫若以中朝两国人民为邦国兄弟，并认为朝鲜兄弟是反抗日本帝国的英雄。不止郭沫若的《牧羊哀话》 《鸡之归去来》，朝鲜英雄兄弟也是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书写对象，主要作品有台静农的《我的邻居》、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海的彼岸》、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巴金的《发的故事》以及无名氏的朝鲜人抗战三部曲《红魔》《龙窟》《幻》等②中国现代文学的朝鲜书写的资料整理、文献编目及文学研究，可参见李存光、金宰旭等学者的著述。详见金柄珉、李存光：《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资料丛书）》，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 年；李存光、金宰旭：《“中国现代文学与韩国”文献补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金宰旭：《值得珍视和铭记的一页——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和韩国》，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年。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之所以使用朝鲜而非韩国的国名，乃是遵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指称惯例，其在地域上涵盖今天的整个朝/韩半岛。。朝鲜英雄兄弟形象的广泛出现有其现实背景：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中国与朝鲜的历史连带，中国抗日运动的兴起，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由此形成的朝鲜想象因此意味深远，在与现实世界形成共振的同时，亦不乏指向大同未来的激情。塑造朝鲜英雄是为召唤中华英雄，想象兄弟邦国是为强化中华认同，表征中朝抗日共同体则蕴含着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现代中国的朝鲜书写构成一个内外纠结、亲疏交织的文学地缘学①文学地缘学是指从地缘政治学视角进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致力于从历史化的时间政治学转向地缘论的空间政治学，从而在文学研究的历史/时间轴线之外增加一个地缘/空间轴线。即在与地理、疆域、国族等因素相关的空间政治视野中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生产的国族认同、区域政治、世界想象、域外书写、传播效应、历史转型等等。在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彼此联结、互动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本土现代文学生产与地缘政治空间重组往往存在着联动关系，文学地缘学的任务就是对地缘空间政治与现代文学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现象梳理、文化诠释与政治分析，既试图通过文学分析来理解现代地缘政治空间的形成与变化，也要通过地缘政治思想重构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最终意在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生产之立足本土、落眼周边、跨界全球的空间政治特征。图景。

一、受难、离散与兄弟共同体

在1918 年完成的《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认为“一战”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转折，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民主主义从此占据世界舞台，中国人要自觉建设一种“国际主义的国家”，以对全体人类文明有所贡献，“我们的爱国，一方面不能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个人，一方面不能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世界”。在参加巴黎和会期间，他觉得最奇怪的第一件事是各殖民地自主权扩大，居然直接办起外交；另外，一些前殖民地或欧洲弱小民族纷纷独立，成为巴黎和会上“面生可疑的国家”②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第7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影印本，第21—64 页。。弱小民族的独立自主与中国的国际主义立场是并行不悖的，这意味着在促进中国自身的进步之外，也需要理解并支持弱小民族的解放、独立与自由。

“一战”的残酷后果导致对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质疑，一种交织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新式国家观念，成为此一时期民国知识分子的共识。鲁迅认为，19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让人们看到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③鲁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第473 页。周作人晚年在谈及早年翻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时，以为其可以与1921 年《小说月报》的《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相提并论，二者皆是介绍弱小民族文学、抵抗帝国压迫的翻译运动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8 年，第206—208 页。。周氏兄弟以弱小民族文学为中国借鉴的翻译活动，一方面是以之为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借镜，另一方面也是共振于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运动。作为殖民帝国主义的受害者来说，中国与“弱小民族”具有国际主义连带性。老舍认为，他创作小说《小坡的生日》，便是要“以儿童为主，表现着弱小民族的联合”⑤老舍：《还想着它》，《老舍文集》第1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第31 页。。缔结“弱小民族”联合阵线，实现反帝、反殖民的目标，显然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性事业。相对于其他遥远国度，邻邦朝鲜对中国而言，应是最为切近而现实的弱小民族代表。吴藻溪在《朝鲜童话》前言中写道：“我希望你们从这本小小的童话中，想到朝鲜的小弟妹们的心理和现在所处的境遇，并且联想到东方各民族乃至世界各民族的小弟妹们的心理和现在所处的境遇。”⑥吴藻溪：《给小弟妹们》，《朝鲜童话》，北平：北平世界科学社，1936 年，前言。

从历史上看，朝鲜的“弱小”一以贯之。李朝时代，朝鲜作为中国王朝的藩属国，不得不采取“事大主义”的策略。近代以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朝鲜迅速从附庸国沦为殖民地。正因为“弱小”带来的屈辱，朝鲜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极为激烈，经常会采取暗杀等激进手段。在1919 年的巴黎和会期间，感应于民族自决的世界潮流，从实现民族解放的内在需求出发，朝鲜爆发要求国家独立的“三一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最终被镇压，但是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1919 年4 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并一直存续到抗战胜利的1945 年。石建国认为，两国间自古以来的“兄弟般的情谊”，“在抗日战争中进一步得到深化和发展”①石建国：《中韩合作抗日的历史回顾和现实意义——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当代韩国》2015 年第2 期。。两国间兄弟情谊是否自古如此可存而不论，但需要共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则是不能回避的现实。有关朝鲜的文学书写在抗日战争期间达到顶峰，便是这一历史状况的反映。“事实充分说明，中国当时属于不同政治集团、思想立场和文学流派的中国作家，虽然政治立场和文艺思想的分野明显，甚至互不相容，但是在关注韩国人民的苦难，支持韩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方面，各方面的作家的基本倾向是一致的。这一情况是为当时韩中两国面临的相似的国情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是那个时代给与中国文学的特别恩赐。”②金宰旭：《值得珍视和铭记的一页——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和韩国》，第107—108 页。

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朝鲜书写就会发现，除了《牧羊哀话》等不多的作品，大部分小说都是关于在华朝鲜人的，而且超过半数都是表现在华朝鲜革命者和爱国者的。即便是那些以朝鲜为背景的作品，如《牧羊哀话》或者无名氏的小说，作者也大多没有居留朝鲜的亲身经历，而是根据二手材料的想象与虚构。无名氏创作的几部朝鲜人抗日题材小说，就是根据朝鲜军人李范奭的生活加工而成。虽然匮乏对于朝鲜的真实体验，但是在华朝鲜人却是可知可感的现实对象，这些朝鲜流亡者的抗日英雄事迹，给予正面临日本威胁的中国人带来极大精神鼓舞。于是在很多作品中，如郭沫若《牧羊哀话》、台静农《我的邻居》、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蒋光慈《鸭绿江上》、巴金《发的故事》等等，中国作者都是作为一个倾听者出现的。这种置身性的第一人称叙事，既虚拟出一个“客观性”情景，形成“我”在场的强烈现实感，又建构起一个对话情景，造成“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身份感应。事实上，在华流亡朝鲜人的确曾与中国作家一起并肩生活、战斗。1936 年，巴金在谈及小说《发的故事》时说：“我虽然没有参加他们的斗争，但是我也认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至少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为人，我多少有一点点了解。我并不完全赞成他们的斗争的方式。但是我仍然尊敬他们。”③巴金：《关于〈发的故事〉（代跋）》，《巴金全集》第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第110 页。至于无名氏与李范奭之间的接触与友谊，则是他创作朝鲜人抗战作品的直接动因。

日本殖民造成的国破家亡、受难离散，既是这些小说着重书写的主题，也是展开反帝反殖民叙事的前提。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就描写了一个朝鲜孩子的遭遇。这个没有祖国荫蔽的儿童，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欺凌，不仅有来自日本人的凌辱，也有来自苏联孩子的歧视。这个小说再现了一个相对复杂的东北/满洲地缘政治空间，日本人、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杂居其间，并形成了一个层级性的国族结构。日本人、苏联孩子对朝鲜孩子的凌辱与歧视，“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他的同情和支持，就反映着这个国族结构体的分层状况；“没有祖国的朝鲜孩子”，明显居于这个层级结构的最低端。巴金在散文《一封公开信》里也曾谈及，中朝两国人在东北地区承受着来自日本和苏俄帝国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在《没有祖国的孩子》的结尾，当这片土地也最终沦陷时，苏联人可以自由返回祖国，“我”也可以回到中国内地，朝鲜孩子却无处可去，只能继续流落异乡他国。当然，作为流亡者的“我”，最终与朝鲜孩子一样，其实都是“没有祖国的孩子”，他的屈辱也是“我”的屈辱。

同样的，蒋光慈的《鸭绿江上》也虚构了一个离散他乡的故事背景。“我”、一个波斯人、一个朝鲜人和一个中国人，一同住在苏联学校宿舍里；在围炉夜话中，朝鲜人李孟汉讲述了自己国破家亡、爱人牺牲的遭际，他自己也变成一个失国的“亡命客”。在台静农的小说《我的邻居》中，“我”将朝鲜人邻居称为“异国的漂泊者”，而且生出许多没有根据的猜想：“我无端地感到我这不幸的邻人身世的悲哀，他怎样地遭遇恶人的毒手，他怎样地逃开恶人的罗网，他含泪地别了祖国，别了慈母，别了他的爱人！”台静农的中国台湾人身份和舒群的中国东北满族人身份，让他们关于朝鲜人受难、流亡的书写，也充满来自他们自己的“流亡者”体验。中国台湾和东北自1895 年之后先后被日本占领。从反帝反殖民、争取国家独立的角度来看，共同的失国、受难、流亡的历史体验，让这些作品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彼此联合抗争，成为并肩战斗的反帝反殖民、争取各自国家自由解放的“兄弟共同体”。在1926 年3 月发表的散文《一封公开信》中，巴金深情地写道：“亲爱的高丽弟兄们，自那时以来，我不论在何时何地，都不能忘却你们了。”①巴金：《一封公开信》，《巴金全集》第1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年，第78 页。穆木天的诗歌《献给朝鲜的战友们》，着意表现中朝人民是比邻而居的战友：“我的家和你们的家/只隔着一道水/那白浪滚滚的鸭绿江。/我的家和你们的家/只隔着一道山/那高高的哈尔巴岭。”②穆木天：《献给朝鲜的战友们》，《朝鲜民族战线》第4 期，1938 年5 月25 日。力扬的《朝鲜义勇队》则直接以朝鲜和中国为“最亲切的兄弟”：“从辽远的年代起，/中国和朝鲜/就是最亲切的兄弟//今天，/中国和朝鲜，/呼吸着同一的痛苦，/呼吸着同一的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带给我们朝鲜的/一切灾难/也在带给/亲爱的中国”。③力扬：《朝鲜义勇队》，《新华日报》1939 年2 月5 日。

一致的日本敌人、相似的殖民屈辱、共同的流亡体验，让中朝两国建立起一个民族主义的反帝联合战线。当然，在“民族兄弟共同体”想象之外，也存在另外一种超越国族的“阶级兄弟共同体”的文学想象，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东亚/世界资本主义视阈中展示了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复杂性。在这个方面，以日本为背景的两篇小说——郭沫若的《鸡之归去来》和梅娘的《侨民》，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作品。这两部小说基于个人现实体验的写实主义风格，其实更为接近旅日华人、朝鲜人的日常生活。与描写“在华朝鲜人”的文学作品不同，《鸡之归去来》《侨民》以“在日朝鲜人”为书写对象，至于小说第一人称的叙事，则将“我”与朝鲜人紧密联系在一起。《鸡之归去来》中的“我”，是一个“中国人”；《侨民》中的“我”，则身份相对含混，是一个“满洲国人”。国族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导致了两篇小说对于在日朝鲜人书写的不同。前者试图与朝鲜劳工形成一个“被压迫者共同体”，后者则再现一个竭力将“我”与朝鲜人区隔开来的满洲人，然而最终却从相反方向上证明了满洲人“我”和朝鲜人都是“被殖民者”的事实。

在全球拓殖的过程中，帝国从殖民地掠夺的不仅是原材料，而且也包括劳动力。与被一次性消耗的前者相比，后者作为可以被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廉价劳动力，才是保持帝国运转的真正动力。郭沫若的《鸡之归去来》便讨论了朝鲜劳动力给日本帝国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由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所溃灭了的东京，经营了近十年，近来更加把范围扩大，一跃而成为日本人所夸大的‘世界第二’的大都市了。皮相的观察者会极口地称赞日本人的建设能力，会形容他们的东京是从火中再生出的凤凰。但是使这凤凰再生了的火，却是在大地震当时被日本人大屠杀过一次的朝鲜人，这要算是出乎意外的一种反语。八九万朝鲜工人在日晒雨淋中把东京恢复了，否，把‘大东京’产生了。但他们所得的报酬是什么呢？两个字的嘉奖，便是——‘失业’。”①郭沫若：《鸡之归去来》，《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10 卷》，第375 页。不独朝鲜人在日本从事低阶劳作，中国劳工也一度把日本当成做工的目的地。自1918 到1923 年，为解决工业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日本招募中国劳动者到日本从事体力劳动，至1923 年8 月，在日底层华工总数已逾7000 人。与朝鲜人的遭遇一样，在东京大地震期间，在日华工也遭到屠杀、遣返，导致日本华工群体在1923 年10 月即顷刻瓦解②郑乐静：《二十世纪初旅日浙南籍下层华工商社群的历史变迁研究》，《宁波大学学报》2015 年第1 期。。在日中国劳工与朝鲜劳工一样，既是底层劳动力的即时补充，也是特定时刻转移社会危机的对象。当郭沫若在《鸡之归去来》中表明，我和朝鲜人都是被日本人欺凌的对象时，不仅仅是立足于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立场的反思，而且也隐含着一个阶级共同体的认同。从阶级立场来衡量朝鲜劳工的意义与价值，显然与郭沫若的身份相关。在小说的结尾，郭沫若还浪漫的畅想，朝鲜人“吃人肉”的流言中隐含着反抗与革命的种子。

与朝鲜抵抗者抗日复国的海外流亡不同，朝鲜和中国劳工为生计而侨居日本的务工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离散状况。而这最为普遍的一方面，却恰恰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因为这个事实偏离乃至颠覆了那种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暗示了被殖民者对于帝国政治的潜在认同。与郭沫若《鸡之归去来》不同，梅娘的《侨民》几乎没有任何中华民族主义色彩。然而，小说题目“侨民”所表征的国族认同身份，却又直接将民族认同问题摆到明处。《侨民》的主人公是位侨居日本做速记员的满洲人，周末去海边度假，在电车上遇到一对朝鲜族劳工夫妇，朝鲜男人强迫妻子为主人公让座，引发了主人公作为帝国边缘人的复杂感受。小说的特别之处在于，让座引发的被殖民者共同体认同，是纠结了阶级认同、国族认同与阶级区隔、国族歧视的复杂想象。“我”和朝鲜一家人虽然极力融入日本社会，但是却依然被当成低等异族他者看待，而“我们”作为贫穷底层工作者的阶级身份，又强化了这种低等族群身份。为摆脱这种被殖民——既包括国族层面也包括阶级层面的被殖民——的劣等感，“我们”没有抵抗来自宗主国的压迫以寻求最广泛的平等，反而在“被殖民者共同体”内部再生产了殖民主义政治，被殖民者往往把殖民者的歧视话语内在化而分断自己人③岸阳子、郭伟：《试论梅娘的短篇小说〈侨民〉》，《抗战文化研究》第1 辑，2007 年。：朝鲜男人通过强迫朝鲜女人让座而生产出自己的优越感，“我”则通过羞辱朝鲜男人的贫穷而高人一等，在小说中初露端倪的“被殖民者共同体”顷刻瓦解，“我们”并不能在殖民主义压迫体系之外想象其他身份政治的可能。

共同的受殖经验未必会让不同国族结成反殖民联合体，相似的离散体验也并不能让流亡者们变得四海一家，对于普通中朝大众而言，生存压力远比民族主义情怀要来得现实可感。梅娘、李辉英等人的小说就充分展示出中朝“兄弟共同体”的复杂性。不过，基于激发中华民族主义情感以及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现实政治需要，各种建构于国族、阶级、受难、离散等经验之上的中朝“兄弟共同体”想象还是蔚为潮流，并呈现出一种极为简单、刻板的浪漫主义叙事形式。在其中，呈现朝鲜兄弟的勇于牺牲的烈士精神与英雄气质，则是最为引人侧目的内容。

二、朝鲜烈士：现实与虚构

1926 年2 月26 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的《李完用与朴烈》中，以李完用为“确实的逆徒”，而以朴烈为“烈士”“朝鲜的忠良”，并将对朴烈的钦佩投射于朝鲜民族：“我对于这亡国的朝鲜不能不表示敬意……朝鲜的民族，请你领受我微弱的个人的敬意。”朴烈系旅日朝鲜人，1922 年接受韩国临时政府指示，策划暗杀日本天皇计划，未及实施便被告发逮捕，后被判“大逆罪”而处以死刑。周作人赞美朴烈、朝鲜的目的在于讽刺中国人。他认为中国多有李完用一般的“逆徒”，少见朴烈这样的烈士，继而悲叹：“我们看了朝鲜的往事，不能不为中国寒心。”①周作人：《李完用与朴烈》，《晨报副刊》1926 年2 月26 日。1920 年代，随着日本殖民东北的“满洲危机”不断恶化，歌颂抗日朝鲜志士的文字有逐步增多的倾向。吴敏认为，周作人笔下的朴烈形象，完全不同于消极贬义的——作为中国“集体想象物”——朝鲜认识，而是一个不屈不挠、浴血战斗的朝鲜人新形象②吴敏：《台静农、周作人笔下的韩人形象》，《当代韩国》2008 年第2 期。。

不过，就郭沫若1919 年发表的《牧羊哀话》来说，英雄的朝鲜兄弟形象已经被确立起来，并与那些消极贬义的朝鲜认识一道，共同构成了一种相对复杂的朝鲜想象。更早之前，黄世仲以“世次郎”为笔名在《南越报》上连载的小说《朝鲜血》（又名《伊藤传》）③世次郎：《朝鲜血》，《南越报》谐部，1909 年底—1910 年5 月7 日。，则描述了1909 年10 月26 日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伊藤博文的情况，讴歌安重根是“弹药轰开新世界，风潮造出好男儿”，以之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民族英雄。当然，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导的帝国年代，天演就是法则，强权便是正义，国与国之间恃强凌弱似乎并无不妥，黄世仲因此也把伊藤博文视为日本民族英雄。李腾渊认为，《朝鲜血》采取中立的“双绝”叙事，安重根与伊藤博文是“英雄对英雄”的对立，二者都是中国所缺少的英雄人物④李楠、徐金柱：《近代有多现代？──“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 期。。“绝代双骄”式的英雄想象，也体现于梁启超1910 年完成的《秋风断藤曲》，其中称颂安重根、伊藤博文都是为国捐躯的英雄贤者，而堂堂中华则“空见危楼袖手人”⑤梁启超：《秋风断藤曲》，《饮冰室合集》第5 册，第37—38 页。。

1895 年至1945 年间，朝鲜人的各种抗日复国行动在中国激起反响，中国的新闻舆论、文艺创作对这些事件多有关注。特别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朝鲜人暗杀日本军政要人事件的屡次发生，更给中国人造成心理上的巨大冲击。安重根事件、朴烈事件之外，又有1932 年李奉昌在东京向天皇马车投掷炸弹、尹奉吉在上海暗杀日军将领等抗日事迹。至于朝鲜人群体性的抗日复国的运动，如1919 年的“三一运动”，则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彼此共振，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反帝反殖民风潮。这些英雄事迹也许真的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弱小”朝鲜的认识，至少在很多文学作品的浪漫主义表述中是这样。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中，苏联孩子嘲笑朝鲜孩子“果里”是没有国家的人：“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祖国，那不是耻辱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此的回应是：“那么，安重根呢？”安重根改变了懦弱朝鲜的想象，显示出英雄朝鲜的别样可能。舒群不仅以安重根为朝鲜民族英雄图腾，而且自安重根开始设置了一个英雄系谱：“没有祖国的朝鲜孩子”其实拥有一个因为反抗日本殖民被枪杀的父亲，他是英雄的后裔。也许，安重根、果里的父亲、果里都是“没有祖国的人”，但是他们的“英雄”壮举，却构成了一个传承有序的“国族英雄血脉”，是朝鲜永远不会灭亡的证明。蒋光慈小说《鸭绿江上》的主人公李孟汉，与他被日本人杀害的父亲，实际上也是反映朝鲜人反日复国事业的绵延不断。另外，朴烈事件可能是台静农小说《我的邻居》的原型，尹奉吉事件之后，以其事迹为素材的文学作品也屡屡出现。

1910 年之后，由于大批朝鲜志士流亡中国，中国作家得以与朝鲜人士近距离接触，从而了解到朝鲜抗日运动的一些情况，文学创作素材经常来自于朝鲜流亡者的自述。在谈及涉及朝鲜人抗日斗争的小说《发的故事》时，巴金承认自己并没有参与他们的行动，而只是有“一点点了解”他们的生活与思想①巴金：《关于〈发的故事〉（代跋）》，《巴金全集》第11 卷，第110 页。。在小说《火》第一部的后记中，巴金认为《火》是“一本宣传的东西”，自己并没有写出他们的主要精神②巴金：《火·第一部·后记》，《巴金全集》第7 卷，第173—174 页。。不过，巴金所谓“他们的主要精神”，其实也多源自传说和想象，也是一些“宣传的东西”，这就导致相关书写总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朝鲜兄弟往往被描述为道德纯净的“贵族英雄”。小说《牧羊哀话》中的朝鲜烈士尹子英生于仆役家庭，却在叙事中被转换为朝鲜子爵的“儿子”，从而具有了象征性的贵族身份。他的名字“子英”是子爵所起：“子爵十分喜爱他，常叫他作‘英儿英儿’。英儿比佩荑小姐大一岁，小姐常叫他作英哥，英儿也僭分着叫小姐是荑妹。他们两人你怜我爱的，倒真正地如同同胞骨肉一样。”③郭沫若：《牧羊哀话》，《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第8 页。在蒋光慈小说《鸭绿江上》中，主人公李孟汉说自己和爱人云姑都是“贵族的后裔”；舒群小说《海的彼岸》则塑造了一个因为暗杀日本将军而流亡中国的“朝鲜的贵族之子”。无名氏小说《北极风情画》《荒漠里的人》《露西亚之恋》，大都取材于朝鲜人李范奭的经历，李氏乃朝鲜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也是朝鲜皇族的后裔。人物身份的贵族化可能反映出：一方面中国作家所接触的朝鲜流亡者大多来自社会精英阶层，另一方面想象朝鲜贵胄隐含的是对自我身份的期许。

朝鲜英雄兄弟的“贵族”身份塑造极具象征意义，因为在民族主义的种族主义想象中，为国殉难者的血统必然高贵纯净、不同凡俗。于贵族身份想象之外，诸多小说中也致力于宣扬朝鲜兄弟的雄性气质，令这些抗日英雄书写往往充斥着一种吊诡的男权政治。无名氏的朝鲜题材小说往往激荡着难以遏制的男性气质，“抗日英雄”无不具有超级男性气质。于是，《北极风情画》中的波兰女人最终为“他”自杀，变成“他”生命传奇中的一个故事。同样，郭沫若小说《牧羊哀话》中朝鲜白衣牧羊女的存在，不过是为要以其贞洁无瑕来陪衬“朝鲜兄弟”的英烈之举。当然，蒋光慈小说《鸭绿江上》则呈现出——与国族政治、国家关系相关的——更为复杂的性别政治图景：在其他国家的人们眼里，朝鲜流亡者李孟汉像一个“女性”。这个二十几岁的美少年“实在带有几分女性，……在同学面前，我时常说他是我的老婆”④蒋光慈：《鸭绿江上》，《蒋光慈文集》第1 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年，第89—90 页。。在“我们”这些异乡客的围炉夜话中，李孟汉讲述了他与云姑在朝鲜国内的恋爱故事，这个故事以李孟汉去国流亡、云姑为国牺牲而告终。小说在“我”、李孟汉与云姑以及中国与朝鲜之间建构起一个等级性的性别政治关系：中朝两国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地缘权力差序，被共同的反帝反殖民诉求掩盖起来。

实际上，中国作者相当清楚本国的朝鲜认识充满大国偏见，中朝之间也存在着差序权力关系。鲁迅曾经谈到的“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合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①鲁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鲁迅全集》第10 卷，第212 页。，意指中国对朝鲜的蔑视自古如是。在演讲稿《无声的中国》中，鲁迅又特别提及在弱小民族中，朝鲜也是没有声音的一个②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 卷，第15 页。。他认为要将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也意味着无声的朝鲜需要变成有声的朝鲜，一切弱小民族都应有发声的权力。也许就是为证明一个“有声的朝鲜”的存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朝鲜英雄兄弟叙事，往往也具有代朝鲜民族立言的倾向。巴金说，写作《发的故事》是为不忘那殉道者的血③巴金：《关于〈发的故事〉》，《巴金全集》第11 卷，第111 页。，写作《火》是为有机会向朝鲜朋友表示敬意，并期待有第4 部出来，“写朝鲜光复的事情”④巴金：《火·第一部·后记》，《巴金全集》第7 卷，第174 页。。在《关于〈荒漠里的人〉》中，无名氏认为，人们太不了解“韩国革命与韩国民族的伟大”，并要为他们写一本书，“来扫除世人对韩国民族的种种偏见”；在《露西亚之恋》文末，无名氏更将亡国之难当成历练韩民族的“试验”：“对于这个饱经亡国痛苦而始终奋斗不息的白衣民族，我寄予最大同情与敬意，并愿意把这本与韩国民族多少有些瓜葛的小书献给她。只要历史的轮子不倒退，我相信韩国民族一定能够再生，犹如从黑暗深渊中升起的红日。”⑤无名氏：《〈露西亚之恋〉后记》，《露西亚之恋》，北平：中国编译出版社，1942 年。安重根、朴烈、尹奉吉等韩国烈士的英雄义举，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于朝鲜民族的推崇、钦佩之情。在中国作者的浪漫主义想象中，朝鲜民族“更将化成千万个战斗的安重根！/千万个安重根的热血，/冲开了鸭绿江的源水，/溅红了大韩古国的国门！”⑥万众：《我怀念你的祖国——给朝鲜金满昌同志》，《大路》第2 卷第1 期，1940 年6 月1 日。

在弱者无声的世界中塑造一个“有声的朝鲜”，是中国现代文学朝鲜书写的一个主要叙事策略。在郭沫若的《牧羊哀话》、蒋光慈的《鸭绿江上》、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以及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等小说中，第一人称的中国人“我”，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倾听者、转述者，而朝鲜人则是自己家国悲情的主动倾诉者。这虽然是中国作者的有意设计，但是依然能够说明“有声的朝鲜”是一个积极的意象，对于他们的倾听则是我们的责任。其实，安重根、朴烈、尹奉吉等朝鲜志士的刺杀行动，也是一个向世界发声的行为：被殖民、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往往需要通过激进主义运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独立与尊严。渲染朝鲜烈士的贵族身份、雄性气质、殉道精神，是为赋予“想象的英雄朝鲜”以有形的肉身，进而将之营造为一个普遍的形象。然而，梅娘的《侨民》、郭沫若的《鸡之归去来》则提醒我们，这些精英主义的朝鲜抗日烈士形象只是极为特殊的个体，更多的被殖民者实际上已经内化为日本帝国臣民，他们不但试图在帝国体系内重构身份认同，而且极其努力地向帝国中心进取。在这里，不是哪一个状况是事实的问题，而是更愿意接受哪些事实以及国家如何记忆自身历史的问题，事实与虚构往往只有一线之遥。当然，一些相对负面的朝鲜人形象在东北作家笔端的不时出现，也在不断地质疑主流抗战作品塑造的正面朝鲜形象⑦金宰旭：《值得珍视和铭记的一页——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和韩国》，第122—123 页。。

也许正是意识到虚构的限度与现实的复杂，一些小说的朝鲜英雄往往被描写为“熟悉的陌生人”。熟悉是因为这些英雄兄弟的刻板化塑造符合期待视野，陌生则是源于中国作者实际上并不真正理解朝鲜，基于隔阂、误读的朝鲜书写成为常态。中国作家甚至有意将“隔阂”状况设置于文本中，以期待形成一种“陌生化”效果。台静农小说《我的邻居》就是其中典范。在小说中，隔壁租客虽然与“我”一墙之隔，但是却咫尺天涯一般，邻居的沉默、精悍、冷静，让“我”如遇魔鬼般的不寒而栗，“我”对他的所有了解就是——“他”是一个朝鲜人。后来，“我”真正认识他是通过报纸报道——“他”是一个谋划炸日本皇宫的朝鲜人。显然，“我”更愿意承认报纸上的“英雄”是真正的“他”，不过，“英雄壮举”仅仅是这个“人”的特殊面向，并不能改变他是一个陌生人的状况。这就是纪念碑效用。人们对于矗立于公共空间的纪念碑熟悉无比，但是往往不清楚它们纪念的具体是谁，更不必说“无名英雄纪念碑”。在无名氏小说《北极风情画》中，朝鲜主人公在小说伊始就被“我”形容为“野兽”“陌生怪客”“陌生汉子”。“我”对他的“熟悉”，实现于他对自己传奇人生的讲述，故事讲完之后，他即刻不知所踪。“我”于是产生了一些疑问：“他究竟是真人？还是个魅影？他的故事，是真实事迹，还是一座海市蜃楼？我再想，此时此刻的我，我自己，究竟是一个真我？还是一个幻影？”①无名氏：《北极风情画》，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年，第172 页。也许，《我的邻居》才真实反映了中国作者对于朝鲜英雄兄弟的了解：我们对于“他们”的英雄认识，不是源于熟悉，而是因为陌生。个体的自我认识，也需要在陌生化的一面出现之后，才真正开始。

在《李完用与朴烈》一文中，周作人称颂朴烈夫妇、贬低掉李完用之后，则直指中国的苟安无能。“特别在现今这个中国，满洲的情形正与合并前的朝鲜相似，……我相信中国可以有好些李完用，倘若日本（或别国）有兴致来合并中国，但我怀疑能否出一两个朴烈夫妇。”②周作人：《李完用与朴烈》，《晨报副刊》1926 年2 月26 日。自安重根以降，朝鲜志士的英雄主义事迹的确给了中国作者以很大刺激，让他们试图通过书写朝鲜英雄来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不过，书写朝鲜英雄除了反帝的现实诉求之外，亦有更深刻的历史渊源蕴含其中。

三、朝鲜英雄兄弟与中华民族主义

朝鲜英雄的文学生产并非例外，而是与中华英雄的文学生产联系在一起。在现代世界，塑造民族英雄及其系谱是发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策略，国族历史及其开端总是由民族英雄来创造的。在谈及中国现代转型的困难时，鲁迅认为原因就是缺少“敢于最先”并“不耻最后”的“傻子/英雄”：“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③鲁迅：《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 卷，第152—153 页。前述各个文本中的朝鲜英雄，就符合鲁迅的英雄想象。与鲁迅一样，周作人的《李完用与朴烈》同样也意在颂扬朝鲜民族的英雄面向，进而反向召唤勇于牺牲的中华民族英雄。

历史发明国族，国族制造英雄。重构辉煌历史、创制伟大现实、设计光明未来，是现代国族叙事的应有之义。民族英雄的历史发明、现实生产与文学赋形，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首先是民族英雄系谱的历史建构。自晚清以降，通过书写民族英雄系谱来建构中华民族，是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主要面向之一。黄帝、屈原、岳飞、郑成功、史可法等汉族英雄符号的历史生产，皆是通过英雄神话来打造国族精魂，以之为基干形成中国的脊梁。其次是抗敌民族英雄的现实生产。在现代中国，抗敌民族英雄典范的生产高潮主要出现在两个时期。一个是晚清排满革命过程中英雄人物的涌现。陶成章、万福华、吴樾、秋瑾、徐锡麟、汪精卫等，皆是此一阶段出现的汉族英雄，这些革命人几乎都是在暗杀行动中完成英雄形象的建构。暗杀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极端行动，其以只身挑战强权的孤胆行动体现出崇高的民族意志，而且能够与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刺客英雄如高渐离、荆轲等产生共鸣。另一个是民族英雄人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涌现与宣传。这个时期的中国民族英雄主要是在对日战争中出现的典范人物，较少孤身刺杀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无论是历史英雄还是当代英雄，他们最终都在文学修辞中被建构成型并广为传播，国家以之作为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象征符号和情感资源。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朝鲜英雄形象，仍处于中华民族英雄想象的整体脉络之中。其一，朝鲜英雄形象多具有中华传统的“侠”气质。离散、流亡的境况，则强化了其“游”侠的形象。无论是现实中的朝鲜烈士安重根、朴烈、尹奉吉，还是小说中的朝鲜志士，无不具有游侠气度与牺牲精神。其二，朝鲜英雄以民族国家为“义”之所指。诸多小说中的朝鲜英雄，实际上都通过效忠于一些“民族主义原型”例如君主、族群、传统、礼教、血统等等①[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44—78 页。来凸显其精忠报国的诉求。现代民族主义往往需要向历史传统征召文化、思想符号，来形成一个崭新的国族共同体想象。其三，朝鲜英雄往往具有“儒”家色彩。朝鲜民族主义的现代兴起，一方面以建立区隔于中华帝国的“朝鲜性”为自身独立自主之起点，另一方面又延续了儒教思想体系的文化根基，甚至是一个比中国本邦更为儒教化的“小中华”。其四，朝鲜英雄也是华夏英雄。各种文学文本似乎一直在暗示，“朝鲜英雄兄弟”依然是华夏之一员，以共攘日本夷狄而捍卫华夏本邦。陈寅恪、朱自清在诗歌中指认朝鲜是“萁子的子孙”，小说、诗歌频频以朝鲜人为“兄弟”，就是最为显著的症候。这是一个纠结历史因素与现实状况的中华中心主义叙事，支持朝鲜独立、颂扬朝鲜英雄叙事终要指向中国的解放、复兴与强大。

以朝鲜英雄叙事来表征中华民族主义，不仅是立足反日抗战的现实需要，也有其可供参照的历史渊源。虽然都处于反法西斯主义联合战线中，中国现代文学鲜有书写苏俄、蒙古、美国兄弟的，但朝鲜兄弟的文学叙事却绵延不绝。这是因为在“内华夏而外夷狄”的中国天下体系中，朝鲜、越南、琉球作为“藩属国”，也是汉化程度极高的诸夏之国，并构成了中华文明的边缘。当然，越是文明边缘之地，越会极力坚持文明中心的政教意识形态，以证明自身作为文明成员的合法身份。古代朝鲜的“小中华”认同，其实就是强调自身的华夏身份，古代中国王朝也视朝鲜为文明教化之地。近代以来，朝鲜虽然一直努力去中国化，进而塑造一种朝鲜性本质。但是，就像魏建功1920 年代侨居汉城所观察到的，已经被日本合并20 余年的朝鲜，依然处处蒙受中国的“嘉惠”：“海外无事，总想看一点‘大国’化育群小的‘恩泽’究竟是什么。我也许自己功力不深，所觉到的都不是些‘嘉惠’于别人家的，而以为处处只见得人家受了我们的累。”②魏建功：《侨韩琐谈》，《魏建功文集》第5 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186 页。独立建国之后的朝鲜，并未摆脱“小中华”意识，而致力于反日复国的朝鲜抗战志士，也将中国看成他们避难、抗争的广阔腹地③巴金：《关于〈发的故事〉（代跋）》，《巴金全集》第11 卷，第111 页。。总之，叙述华夏边缘的朝鲜英雄兄弟，是为镜照中华民族认同，并反映出学者王明珂谓之“民族心性”的“隐藏的景”④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12—13 页。。

王明珂以“历史心性”“文类”“模式化叙事情节”三种叙事结构来分析华夏历史。其中，“历史心性”是建构历史的核心理念，“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兄弟祖先历史心性”则是中华历史叙事的两个核心范式。正是凭借“英雄兄弟历史心性”“文类”“模式化叙事情节”产生的历史叙事，诸夏才能构成一个整体性的华夏空间。王明珂认为，这些历史叙事结构在现代已经失去效力，“最后还是由民族史以及语言学、民族学、体质学、考古学等等之新知，在主流观点上完成了近代中国的边缘再造”①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第19—186、204 页。。不过，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现代历史叙事，依然依赖于营造新的“历史心性”。语言、种族、宗教等要素不是建构民族的决定性条件，“并不足以创造出民族性、民族，更遑论国家”②[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第73 页。，但是可以以之为素材想象民族共同体。晚清以降的中华民族主义叙事，对于“汉族英雄叙事”与“中华兄弟叙事”的强调，显然延续了两个主要的“历史心性”。晚清汉族革命党人建立的排满民族主义叙事，以种族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营造出各种“汉族英雄系谱”，从而发明一个汉族主体的中国史。与此同时，梁启超则扬弃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论述，提出了超越小民族主义的大民族主义观念，以中国境内诸民族为兄弟而组成一大中华民族③1903 年，梁启超论述道：“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之上，此有志之士，所同心醉者也。”详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2 册，第75—76 页。。民国初建，革命党人从排满革命到五族共和的转变，同样也是用大民族主义取代小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的“汉族英雄叙事”是一种排他的种族民族主义叙事，而“大民族主义”的“中华兄弟叙事”则不免是一种现代帝国民族主义论述，二者实际上皆继承了中华传统历史叙事范式，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叙事的潜在结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朝鲜英雄兄弟叙事，亦在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表征之下，潜藏着中华传统帝国叙事的“历史心性”，并与民族国家叙事构成对话关系。

与现代历史叙事重视塑造历史英雄系谱不同，现代文学中的英雄书写以反映现实人物为主。这也许是“英雄祖先历史心性”的现代版本，现实民族英雄也是祖先英雄的当下表征，古典英雄神话转换为现代英雄神话。这不是抹杀民族主义实践的现实性，而是说像安重根、朴烈、尹奉吉等等这些朝鲜烈士的壮举，必须在个人英雄实践之后的一系列历史叙事建构中，才能作为国族典范被铭刻并记忆下来。即通过小说、诗歌、纪念碑、祭祀日等文化再生产，让这些人物及其历史实践构成新的现代神话。朝鲜英雄之所以被认为是“我们”的英雄，一方面是因为中朝两国需要面对着共同的日本敌人，另一方面，根据“萁子奔朝鲜”的“英雄徙边记”神话，朝鲜本是华夏一脉，朝鲜志士流亡中国，亦不过是“英雄还乡记”，朝鲜民族是与中华我族分享共同的创伤、历史与光荣的兄弟。虽然中国和朝鲜今天是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由于历史上宗藩关系、文化连带等情况的影响，导致双边关系中总是隐含遗留自中华帝国时代的政治无意识。特别是对于曾经作为东亚中心帝国的中国来说，虽然已经完成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但是在其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一直保存了无边的帝国想象，现代民族国家认同中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④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28—29 页。，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论述就是传统帝国意识结合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物。与朝鲜、日本等族群相对单纯的国家不同，脱胎于多民族天下帝国的现代中国，其民族主义意识其实兼具排他性与开放性。

在王明珂的研究中，古典时代的“英雄兄弟”神话象征性地建构起中华认同的核心与外延，“英雄祖先历史心性”系大一统的华夏认同的表征，“兄弟祖先历史心性”则表征出华夏边缘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朝鲜英雄兄弟叙事虽然是现代叙事，不过依然可以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中华帝国意识，朝鲜虽然被承认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独立身份，但是依然被投射了其作为华夏边缘—中国藩属的历史无意识，并具有依附于中华政治文化腹地的倾向。郭沫若的小说《牧羊哀话》非常直接地表征出朝鲜的“慕华”意识，至于各种文本对于中朝“兄弟之谊”的不断强调，亦不免带有以朝鲜为华夏边缘的立场。不过，“英雄兄弟”的历史心性作为“隐藏的景”，除却底定华夏中心与边缘的“大一统”认同之外，其中也存在被刻意忽略的“反一统、去中心”的“另类的杂音”，并对主流的华夏认同构成持续的挑战。如果华夏认同的确成型于春秋战国时代，并构成区别于外“夷狄胡戎”的“内华夏”，那么“内华夏”诸夏之间亦有不可忽略的区隔与对抗。特别是对于大国周边的诸小国而言，如何在合纵连横、臣服抵抗中避免为大国吞并，是不得不时时面对的问题。

故此，“华夏兄弟”不仅是“共御外辱”的“兄弟怡怡”，也是“内争霸权”的“同室操戈”。于是，在建立起大一统华夏帝国的帝王英雄——秦皇汉武之外，亦有反抗帝国霸权的弱者英雄——如屈原、荆轲、高渐离等；在华夏帝王神话原型黄帝之外，也有对抗黄帝的炎帝、蚩尤神话。因此，在“华夏英雄兄弟祖先”的“历史心性”之中，不但存在着华夏一统的集体认同意识，也存在着以区域/地方/诸侯国为认同基础的华夏分离意识。特别是对于华夏边缘的区域/族群/藩国而言，承认或否认华夏身份，往往是根据现实功利需要作出的权益性调整。据此言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朝鲜“英雄兄弟”叙事在彼此认同之中，亦隐含彼此分离、区隔、对抗的倾向，这种状况也是一种范式化的“历史心性”的现代生产。各种文本中对于朝鲜英雄兄弟的“陌生化”再现，未必不是这个反帝国、反霸权、反中心化的“华夏历史心性”的现代文学表征。

从表层上看，朝鲜英雄的中国文学塑造是为召唤中华民族英雄并构成一个华夏兄弟联手共御外辱的共同体想象；而朝鲜历史上与中华王朝间的紧密联系、李氏朝鲜王朝的极端儒家化倾向、李氏朝鲜与明朝中国在“壬辰倭乱”中联合抗击日本的历史事实，以及中朝两国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合作，无疑强化了这个“英雄兄弟”想象的合历史性。与此同时，也可以从这些朝鲜英雄兄弟叙事中，抽象出“英雄兄弟祖先历史心性”的现代转化形式。现代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不但意味着通过否定过去而表明自己空前的现代性，也需要通过继承过去而持续发明自己永恒本质，在历史叙事中创造中华民族的“英雄兄弟系谱”，并在民族主义斗争实践中再生“英雄兄弟典范”，自然是振兴国魂、再造国民的国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疆拓土、构建天下帝国过程中形成的“英雄祖先历史心性”，通过与现代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相结合，转换为中华民族主义意识的一部分，其强调中华民族认同的绝对性以及对外扩张的必要性，抗击外侮与对外扩张、民族自决与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一体两面，并构成了一种自我背反的民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诸夏自主、多元共存的“兄弟祖先历史心性”亦与民族主义、世界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与民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的“民族国际主义”理想。中国现代文学的朝鲜书写虽然游荡着帝国的幽灵，但是也并不缺少国际主义的精神。

对于现代中国而言，面对现代性的冲击以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威胁，除却以启蒙革命来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外，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询唤建构民族国家也是必须达成的任务，发明民族英雄历史系谱、塑造现代民族英雄典范则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因由中朝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关联，有关朝鲜英雄兄弟的文学书写得以不时出现。当然，这些文学也表征了一种超越民族主义范畴的国际主义立场，但是也依然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倾向，并在总体上并未脱离中国视野。

余论 远东的曙光

1952 年2 月，郭沫若完成灯影剧《火烧纸老虎》。该剧以正在发生的朝鲜战争为背景，指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同情朝鲜人民正义战争，进而确立中国“抗美援朝”的道义合法性。该剧中，郭沫若结合民族主义、国际主义与共产主义，从历史上中朝两国的密切关系出发，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兄弟之邦”，“朝鲜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我们要保家卫国，我们要抗美援朝”，“中朝两国人民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这不仅是救了朝鲜，不仅是救了远东”①郭沫若：《火烧纸老虎》，《郭沫若全集 文学编 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24—32 页。。在该诗剧中，朝鲜、中国、远东、世界形成一个同心圆结构，朝鲜是同心圆的中心。朝鲜兄弟的解放，不但关乎朝鲜自身的独立，连带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影响整个世界的和平。现代以来，朝鲜半岛成为远东火药桶，不同帝国霸权皆以之为跳板争夺远东霸权，朝鲜半岛事关世界局势、中国安全的地缘政治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未能终结。郭沫若的灯影剧《火烧纸老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抗美援朝”叙事，既接续了民国时代的民族国际主义立场，又在冷战境遇中建立起新的政治连带性，有关中朝兄弟之谊的叙事别有时代新意。当然，“兄弟之邦”的朝鲜想象固然合乎情理，但是也隐含难解的结构性矛盾：兄弟是手足，也是对手。兄弟邦国总是在连带性中纠结对抗性，在亲缘性中包含疏离性，中朝两国的现代国家主体意识，便生成于彼此亲疏交错的地缘政治纠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