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韩东

摘 要：18世纪的朝鲜士人频繁造访北京的天主教堂，在那里他们接触并认识到了“西洋绘画”与“西洋天文科技知识”的魅力，但是朝鲜士人对这二者的着迷脚步并没有停留在看“西洋景”的层面上，他们通过与天主堂里的西洋传教士之间的交流，最终理解了这些西洋事物的奥妙，并将这二者“带入”了朝鲜。在进入朝鲜后，西洋画中“明暗”、“远近透视”技巧被朝鲜士人运到绘画中，而西洋天文科技知识则促进了传统“华夷观”内涵的转变以及“北学思想”的发展。

关键词：朝鲜人；天主堂；传教士；西洋画；天文历法；影响；北学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6）1-0042-07

1. 引言

1832年，朝鲜人金景善跟随燕行使团到达北京，回国后他在其所著的《燕辕直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洋术，今为两国禁条，非但不许相接，既闻其阴邪之甚，亦不欲目睹而足蹑，但其画法与诸般器物之奇巧者，想堪一观”①，金景善写下这段话语的时候，已是天主教被朝鲜定位“邪教”，并遭受残酷打击的30余年之后。然而，朝鲜对天主教的打击，好像并没有“殃及池鱼”，朝鲜士人对西洋画与科学仪器仍然心怀好奇，并为之着迷。让时间倒流回到一个世纪以前的北京，那时的北京天主堂里总是能看到朝鲜士人的身影，而这些朝鲜士人并非为了学习天主教义而来，这种现象至少至18世纪末期都是这样的。朝鲜人在造访北京天主堂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品尝到了葡萄酒的美味，借助望远镜看到了肉眼无法到达的远方，还听到了自鸣钟发出的美妙和弦音，然而最让他们“刻骨铭心”的还是教堂里的西洋画和天文科学知识。因为与前几样“西洋景”不同，西洋的绘画与天文科学知识在带来视觉上的冲击之外，还直接影响了朝鲜后期绘画史与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与方向。如欲弄清朝鲜后期出现的这些历史现象，那么厘清这些历史现象产生的过程无疑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所以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朝鲜士人造访北京天主堂的经历进行研究，来阐述这种经历对朝鲜后期社会带来的影响。

2. 西洋绘画：“不谓人工之能至此也”

清初画家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曾提到“画忌六气”，其中之一就是“匠气”，因为“匠气工而无韵”②，所以他认为西洋画“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③。然而即使他对西洋画的品味评价不高，但是对于西洋画带来的视觉冲击仍然感叹到：“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不差辎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④。清代桐城人姚元之也曾于乾隆末年造访过北京南天主堂，在那里看到了郎世宁的两张西洋画，对于这些西洋画带给他的感受他说到：“线法古无之，而其精乃如此，惜古人未之见也。”⑤由此看来，陌生的西洋画让习惯了传统绘画技巧的中国士人感受到了视觉上的冲击。事实上，这些西洋画带来的视觉冲击，不仅限于中国士人，对于遵循中国绘画技巧与精神的朝鲜士人来说同样也是感同身受的。⑥

在“朝贡”体系下，朝鲜每年都会派遣使节朝觐清朝皇帝，而这些朝鲜的燕行使节便是通过与北京天主堂的传教士以及与西洋画家的交往开始接触到西洋画的。⑦比如朝鲜人金昌业于1712年拜访了北京天主堂，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西洋画，目前一般认为西洋画流入朝鲜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⑧1720年当朝鲜人李器之在天主堂看到这些西洋画时，他感叹到：“不谓人工之能至此也”⑨，因为这些西洋画和过去传统的绘画迥然不同，比如西洋画“眉目鬓发，直如生人”⑩、让人感到“似画非画，难辨真伪”{11}，并且西洋画的画法“能令近者远而浅者深”{12}，所以当朝鲜士人看到这些西洋画时，他们会感叹到：“古人以画为七分，而此殆九分，非溢美也”{13}、“画工合神，真天下奇画矣”{14}！朝鲜人金舜协更是认为：“耳隆其轮，鼻隆其准，目容有瞩，口容如笑，以中国绘所不及也”{15}。由此看来，朝鲜人对于西洋画的评价不仅很高，而且甚至超越了传统主导地位的中国画。这在1811年日本通信使行时，书记官金善新与日本人的交谈中提到的“欧罗巴画法，中国人不及”{16}中可以得到验证。朝鲜士人为何对西洋画评价如此高呢？这其实还要从他们的“尴尬”经历说起，几乎每一个拜访过北京天主堂的朝鲜士人都曾有过这样的“尴尬”，那就是当他们认为眼中所见乃真实之存在时，用手一摸原来只是一张图画而已。比如下面的几个例子：

“四壁上，皆画人物，而活动如生，不分真假……而以手摸之则皆画也，真是怪底”{17}

“诸人或谓之木，或谓之画，而副使尤责其谓画者，至于以手摩然后始卞其为画，而大笑焉。于此，足可知其神妙矣”{18}

“大抵画法活动，设彩点睛，宛若生人，毛发衣绞，迎风飘拂，以手就扪，始觉其为画，甚可异也”{19}

“其中一处之屋壁，画人马屋宇及物形，坐二三间之地视之，则人马宛然如生，且物样屋柱，依然有制作之形。近而摩之，即画也，可谓怪怪，亦可谓神异矣”{20}

对于受传统绘画“准则”熏陶的朝鲜士人来说，他们从传统绘画中得到的经验是：“大抵画其外而不能画其内，画其前而不能画其后者，乃是画之道也”{21}。所以当看到西洋画把人物描写得“活动如生”、“宛如生人”时会惊奇地感叹到：“而今此画也，则并画前后，兼通内外，故红帷半捲，则壁间空焉，白云初起，则高于空中，无物不然，而画画愈大而愈妙”{22}，由于从传统知识中获得的经验已经无法解释眼前西洋画所带来的视觉困惑，所以朝鲜士人一度怀疑到：“闻西洋国有阴阳水，故能且画阴阳于一幅之上，所以如此云云”{23}。其实早在明朝时，中国人就对西洋画“其貌如生”的现象表达过困惑，并还询问过传教士利玛窦，明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这样记述了利玛窦的回答：

“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即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向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像与生人亡异也”{24}

这里利玛窦说的很清楚，西洋画栩栩如生的效果并不是因为得助于“阴阳水”的神奇功效，而在于西洋画法中对“明暗”的刻画与把握。当然朝鲜人后来慢慢地也明白了这一点，比如李瀷在其文集中就曾写到：“西洋利氏之论画云……画像有拗突，室屋有明暗也。此年使燕还者，多携西国画，其殿阁廉陆人物器用，棱隅方圆宛若真形，其言概不诬矣”{25}，所以随着对西洋画的不断接触与了解，朝鲜士人明白了西洋画的“明暗”布局。除了“明暗”之外，朝鲜人对西洋画中各局部的“比例”技巧也有了认知，比如曾造访过天主堂的朝鲜人洪大容对西洋画就评价到：“人物浮动如生，尤工于远势，若川谷显晦烟云明灭，至于远天空界皆施正色……盖闻洋画之妙，不惟巧思之过人，有裁割比例之法，专出于算术也”{26}。有趣的是由于朝鲜士人对于西洋画法遵循比例剪裁而显现出的“工匠”气息印象深刻，以至在1748年朝鲜人曹命采作为通信使的从事官出使日本时，他竟感叹到繁华的日本街景就像一幅西洋画一样。{27}鳞次栉比的日本街道带给朝鲜人的立体感与协调感，让他们很容易就联想到了西洋画的特点上，由此可见西洋画在当时朝鲜人心中的地位，也反映出了朝鲜人对于西洋画特点的深入认识。

朝鲜士人在北京的天主堂看到西洋画之后，在惊叹传统绘画无法企及的西洋画技巧的同时，他们也开始了理解与认知西洋画的过程，在有了一定了解之后他们还有意的模仿与学习西洋绘画技巧。因为当时除了造访过天主堂的朝鲜士人把传教士赠送的西洋画带回朝鲜之外，燕行使节团随行的图画署画员也将一些西洋画带回了朝鲜{28}，这些大量流入朝鲜的西洋画给朝鲜士人提供模仿与学习的机会。比如朝鲜人李奎象在《一梦稿》中就对当时朝鲜模仿西洋画的现象记述到：“当时院画创倣西洋国之四面尺量法，及画之成，瞬一目看之，则凡物无不整立，俗目之曰册架画”{29}，当时一部分朝鲜士人虽戏称模仿西洋画的作品为“册架画”，但是可以感受到的是，从朝鲜士人开始接触西洋画并发出感叹之后，他们对西洋画的认知脚步并没有停止，继续把感叹的情感升级为接受的自觉，西洋画渐渐走进了朝鲜人的生活，并开始影响朝鲜人对绘画的认知与创作的方向。

在这里还想补充说明一个问题，曾有韩国学者谈到朝鲜士人对待天主堂西洋画的态度是具有“肯定”与“否定”共存的两面性特征{30}，通过翻看《燕行录》资料，确实能够发现一些朝鲜士人批判天主堂西洋画的一些内容，比如李在洽在1828年造访天主堂后记述到：

“皮肉爪发，十分如生，通身赤裸，真假未分”……“宛有血腥，恶心不能定，悔其偶到矣”。“天主堂极骇惨，不可触目，拟于东归之日，丁宁付入京之人，慎勿令投迹于此馆耳”{31}

在上面的评价中，完全看不见朝鲜士人对西洋画的往日惊叹，流露出的仅是“惊骇”的情感。但是过去的研究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总是拿18世纪与19世纪不同时代的材料来做对比说明，这一研究思路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种共存现象不是18世纪的产物，而是进入19世纪以后才出现的事实。比如1831年造访天主堂的朝鲜人韩弼教对自己的观画经历记述到：“诸人欲出其门，……以手推开，则非门也，乃壁画也。欲出者骇汗沾衣，不觉瞠然却步。盖其画法入神，能令近者远而浅者深，殆非心智之所测度、言语之所形容也”{32}，与李在洽的“惊骇”不同，韩弼教的感受是“画法入神”。而纵观18世纪的朝鲜士人对西洋画的认知，即使充满疑惑但找不到批判的情感。对于进入19世纪后出现的“肯定”与“否定”两面性的现象，还需要从19世纪初的一场政治运动谈起。

1801年，年幼的纯祖即位，也就是在这一年，朝鲜发生了打击天主教的政治运动，史称“辛酉教难”。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天主教打击运动中，朝鲜人黄嗣永等人向罗马教庭发出了“请愿书”，这份请愿书被称作“黄嗣永帛书”。这份帛书的主要内容大致是由于朝鲜对天主教的迫害，朝鲜教众希望西方罗马教廷出面干涉，其中甚至谈到了希望教皇以武力威迫朝鲜放弃对天主教的迫害{33}。此书的发现让朝鲜找到了口实，继续对天主教教徒进行镇压，并将天主教定为“邪教”，同时禁止朝鲜士人造访北京的天主教堂。所以说，如果在18世纪造访北京的天主教堂是一种“时髦”，那么进入19世纪，在经历了一场政治运动之后，这项时髦就再也不能“动”了。

比如朝鲜人李在洽在《赴燕日记》中就曾提到：“宣武门内，城东边城下路傍，又在西洋馆，天主堂在焉。外看而屋制绝奇，倍大于玉河馆，多有异玩云。而自我国辛酉邪狱之后，东人无入此馆者云”{34}。此外，1804年出使北京的朝鲜人李海应在《蓟山纪程》中对天主堂这样写到：“堂在玄武门内东边，是西洋人所寓处，……前此留馆时，人多入见，而一自邪学之有禁，遂不得相通”，在这段记述之后，李海应还附上了一段诗，其中有这么意味深长的一句：“巧才逼神造，宝玩如山堆。何来一种学，竟欲伦纲颓”{35}，这句诗似乎可以看做19世纪一部分朝鲜士人对待天主教的态度{36}，当然西洋画的地位也随着朝鲜对天主教的政治定性而发生了改变，因为一部分朝鲜士人对其心生排斥情感。然而，即使西洋的天主教被士人看成了“邪教”，但是他们并没把对天主教的厌恶移驾到西洋画上来。比如朝鲜人黄胤锡就曾如下说到：

“余谓天主实义，真异端邪说，虽自谓别文于三教之外，而亦只偷老佛之糟粕者尔。然西洋之律历数三家，与夫工冶丹青之法，亦不可无传，焉可一向尽禁哉”{37}

由此可知，朝鲜士人在排斥西洋天主教的同时，却又对西洋的绘画“手下留情”，西洋画由于在政治上得到保障，加之又在绘画技巧方面有明显优势，这都影响到了朝鲜人对西洋画的学习与接受热情。所以有研究者就曾说如果朝鲜初期的绘画是以宋、元绘画为基础进行创作的话，那么朝鲜后期的绘画，就是在吸收明、清绘画的同时，还积极吸收了西洋画法的技巧。{38}这样一来，在朝鲜后期的绘画中，我们就不难发现传统绘画中所没有的西洋画的“阴影法”与“远近透视法”的痕迹了{39}。因此，在谈到朝鲜后期绘画对西洋画的接受背景时，有一点是不容置疑与忽视的，那就是朝鲜士人造访北京天主堂时的观画经历。

3. 西洋的天文历法：“皆千古绝艺，

而中国士所未及也”

1611年，朝鲜人李睟光第三次踏上了使行之路，在北京停留的140多天里，他对陌生的西洋事物进行了详细的探问，并且购买了大量的汉译西学书籍{40}。基于这期间的经历，回国后他在《芝峰类说》一书中专门列“外国”一项，对外国（西洋）的事物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该书的阐述涉及到了“人文地理知识”、“天文学与地球说”、“天主教信仰”等多个方面，这些论述让朝鲜士人开始注意到原本陌生的西洋世界，同时也唤起了朝鲜士人对于西洋科技文明的好奇心。{41}1630年，朝鲜陈奏使郑斗源由海路朝贡明朝，一行人在山东见到了西洋传教士陆若汉，后来有一个叫李荣后的译官在写给陆若汉的书信谈到了他对《万国全图》与“五大州说”的感受，他感叹到中州（中国）以外竟然也有教化、制度，世界上还有如此多的国家。当朝鲜士人逐渐接触西洋文明时，一直以来被信奉的“中国中心说”、“华夷观”以及“天圆地方说”的权威也开始受到挑战{42}。

时间滑入18世纪，西洋人李之藻的《天学初函》、戴进贤的《历象考成后编》，以及作为清朝时宪历前身的《崇祯历书》、清人梅文鼎的《历算全书》，何国宗等人的《律历渊源》等一大批有关西洋科学技术的书籍通过燕行使节传入朝鲜。{43}不过在“天文历法”书籍还被认定是“秘书”的时代，这些书籍都是“不可私相受授”{44}的，所以，这些天文历法书籍不是朝鲜士人在北京的琉璃厂书市里购买的，流入朝鲜的天文历法书籍，除少部分由清朝官方颁布赐予以外，其大半多是出自于北京的西洋天主堂{45}。恰恰也正是在北京的天主堂里，朝鲜士人通过与传教士的交谈，使他们对待西洋科技文明的态度不再仅是“好奇”，也不再惧怕传统世界观被冲击，而是愿意学习与接受西洋科技文明。

朝鲜人韩德厚曾对“西洋”有过这样的评价：“国俗不知尊崇儒佛道三教，只是尊天主，术业皆以汤若望为宗”{46}，在这段话中实际可以看出朝鲜人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西洋”事物的。即一方面是西洋的宗教（天主教），另一方面是西洋的科学技术（天文、历法、仪器）。朝鲜士人对待西洋事物的态度同样是一分为二的，比如即使朝鲜人普遍对天主教不太了解，同时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当他们接触到西洋的科学技术时，仍然无不感到惊叹与钦佩。朝鲜人徐浩修在《热河纪游》中表达的感情就是这样：

耶稣生于亚细亚洲之如德亚国，……盖其屏嗜欲、灭伦理、似佛氏，蔷精气、住聪明，似道家。晓夜拜稽，谓有赫然照临，使人轻世界而重天堂，则又一白莲无为之焚修。此徐礼部如珂，所以深恶痛斥，倡议驱逐也。然利玛窦之象数，罗雅谷、汤若望之历法，南怀仁之仪器，皆千古绝艺，而中国士所未及也。{47}

徐浩修说西洋的天文历法仪器“皆千古绝艺，而中国士所未及也”，这话出自于他认为“历法之言法言数，而必明其所以然之理者……夫言法言数，中西之所同，而西历之胜于中历者，即言数而必明其理也”{48}，即与中国相比，西洋是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又如朝鲜人洪良浩写给纪昀的书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弟十二重天、寒热温带之语，日月星大小广轮，即是吾儒之所未言，而彼皆舟而穷海者，其言皆有依据，则不可以异教而废之，真实物理之无穷，不可思议者也”{49}，这里洪良浩谈到对待西洋的天文历法“不可以异教而废之”时，他的依据是“彼皆舟而穷海者”，即是他认为西洋人远赴重洋，见多识广，有实际操作经验。不仅如此，朝鲜人对待西洋科技的态度也是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比如他们发现西洋的“测候之法”是“万无一误”，其历法验之天象，则“日月食及五星凌犯”是“无一不中”。而用中国的历法推算则是“日月食多不中”，或“当食不食”、或“不当食反食”，所以他们感叹：“西洋之法，上算过去千年，下算未来千年，皆知某日日食，某月月食，时刻不差”{50}。因此，无论朝鲜士人对待天主教的态度如何，至少对待西洋天文历法的态度是肯定的。那么朝鲜人对待西洋事物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取其才而斥其学”的心态呢？

早在1653年“时宪历”便传入朝鲜，朝鲜开始弃用明朝历法“大统历”改用新的“时宪历”，然而由于朝鲜对于新历法的原理以及推算方法一直处于摸索之中，所以在运用时宪历时难免出现误差，比如在1705年清朝与朝鲜颁布的历书中，十一月与十二月的大小就出现了误差。{51}对于自己在天文历法方面的先天不足，朝鲜人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朝鲜人黄胤锡就曾说过：“窃念我东三百年，儒家者流，其于经礼词章之学，可谓骎骎然古道矣。惟是算数历象，未有一二窥其藩篱”{52}。又如1761年李商凤在北京天主堂见到传教士刘松龄时感叹到：

“士生斯世，微而天象，显而黎伦，莫非吾人分内事情，但弊邦人孜孜于圣贤经传，或有发前人所未发者，而至于天象历数，则糟粕而已，俺亦有意未能焉。方欲购得新书，东归细究所未究，是素志，而恐无明者为之指南，今幸得攀高人，未能一叩关键，其将茹恨而归耳。”{53}

说到这里，朝鲜人注重西洋天文历法的原因就显现出来了，那就是朝鲜自身方面的不足，加之强烈改善的愿望，促使了他们产生了对西洋天文历法的好感与学习热情。所以，当他们在北京的天主堂中见到那些知识精通的西洋传教士时，总是想从其口中探知“奥妙”。比如下面这些例子：

“浑天仪，中国历代多造，而下设机轮，以水激之之法，不传于东国，贵邦或有文字记其制法欤？东人于此等事甚卤莽”{54}，

“元时测晷甚广，而大统 节候，久而渐差，一自时宪 之出，时节无愆，七政不差。东国亦闻西士之有大功矣，昨承盛教，不用前世之法云，然则岁差不定几年几度，只以星度日晷，随差随改欤？”{55}

“二十八宿，渐渐移度，宋时人测候言‘虚危之间，为子之正中，张三度，为午之正中云。星宿比上古，已差东矣。即今则危三四度，为子之中。然则此后数千年，二十八宿尽为易位耶？”{56}

当自己的疑问得到开释，或要求得到满足时，朝鲜人又会继续提出问题与要求，比如朝鲜人李器之在得到传教士徐懋升的小形纸造浑天仪时，答书到：“承拜辱字，兼领浑仪之惠，感荷圣眷，不知攸谢，此物虽小，可以琬天地日月之运，归讬东国，足扬西学之精妙。然形小可欠，大者一座，若蒙再惠，尤可感佩。明春我使回还，幸付寄也”{57}，虽然得到了纸造的浑天仪，但是毕竟太小，李器之希望得到更大的一座，以便窥“天地日月之运”。朝鲜士人在天主堂接触与认识到许多西洋科学技术，但是他们对这些知识的理解不是建立在发展近代天文科学基础之上的，他们认识与学习西洋科学知识的目的，仍然是落在了儒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延长线上。所以，朝鲜士人对西洋科学技术的学习与研究的终极目标，不是纯粹的发展科学技术，而是期望通过西洋天文科学技术知识来完善儒学（性理学）中的象数学、易学等传统学问，来达到他们探究宇宙万物之“理”的使命{58}。因此，朝鲜士人与西洋传教士关于西洋科学技术的交谈并没能推动朝鲜的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事实上，朝鲜士人造访北京天主堂的意义也不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而是在他们思想的改变上。朝鲜士人在与西洋传教士的探讨中，认识与理解了一些全新的西洋天文学说，这些知识带给了朝鲜人很大的冲击，颠覆了以往的认知。比如对于西洋的“地球说”，朝鲜人就有这种经历。

分野之说，中国自上世所传，如大火当宋箕尾守燕之类，今虽地名有沿革之殊，区域可知。而昨者盛教，不分晓于此，岂分野之法，贵邦之所不用欤？地球东人亦曾见其图说矣，从古论天地之形者，皆言天圆而地方，独此法以为地亦从天而圆，中高而四边下，不知缘何推测若是，乃用天度画地里也？{59}

对于已经习惯于接受“天圆地方”这个古老命题的朝鲜人来说，当从西洋传教士那里得到“天圆地亦圆”的论说时，可想而知他们思想上受到的冲击与困惑。但是通过与传教士的讨论，他们慢慢地相信了这个“天方夜谭”一般的答案。比如朝鲜人李器之通过与传教士徐懋升一起运用西洋的“浑天仪”对天象与地球的运行规律讨论一番之后感叹道：

唐太宗北征，日慕后，烹羊胛，羊胛未熟，而日即出，每以此为疑，不知其故。今见此浑天仪，想其时必是春分后秋分前也，若果秋分后，则羊胛未熟而日便没。当时唐太宗及其后看史者，皆但以为北边夜短昼长，而实不知春分、秋分之互有长短也。即此一事，可验其术之不妄，亦可知天圆地圆之说，真正无疑也。{60}

李器之通过运用西洋的“浑天仪”还解释了一个纠结他多年的“悬案”，这里的重点不是他揭开这个历史公案的谜底，而是他通过“浑天仪”的推行演算证明了“天圆地亦圆”的真实性。当然，作为新兴学说的“天圆地圆”说如要被认同，确实面临着一个难题，如果认同“天圆地圆”说，就无法解释生活在球面下方的人类，为何不掉下来的问题，毕竟从“头上脚下”的基本知识来看，球面下方的人类是无法站立与生活的。1761年，朝鲜人李商凤造访了北京的天主堂，在那里西洋传教士刘松龄向他展示了《坤舆图》，并作了详细说明，其中便有下面一段话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的：

夫地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里之三十六分，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盖在天之内，何瞻非天？总六合内，凡足所踏即为下，凡首所向即为上，其专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且予自大西洋浮海入中国，至昼夜平线，已见南北二极，皆在平地，略无高低，道转而南，过大浪山，已见南极出地三十五度，则大浪山与中国，上下相为对待矣。而吾彼时只仰天在上，未视之在下也，故谓地形圆，而周围皆生齿者，信然矣。{61}

刘松龄用相对的“上下”概念，解释了生活在球面“下方”为何可以生存的问题，同时还以自己的航海实践阐释了地球是圆形的观点。像这样，朝鲜人在自己不懈的学习理会与传教士的热情“教导”下，他们渐渐明白与接受了“地球”是圆形的理论。比如1765年造访天主堂的朝鲜人洪大容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之于西洋，经度之差，至于一百八十，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以西洋为倒界。西洋之人，以西洋为正界，以中国为倒界，其实戴天履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62}。1780年朴趾源跟随燕行使团到达北京，他与中国山东人王明皡有过长时间的往来。他们就“地球说”还展开过讨论。王明皡不认同“地球说”，他说：“吾儒近世颇信地球之说，夫方圆动静，吾儒命脉，而泰西人乱之”，对此朴趾源回答到：“天造无有方物，虽蚊腿蚤虱雨点涕唾，未尝不圆。今夫山河大地，日月星宿，皆天所造，未见方宿楞星，则可徵地球无疑，鄙人虽未见西人诸说，尝为地球无疑”{63}。由此可见，朝鲜士人通过在天主堂与传教士的交谈与探讨，已经接受了“天圆地圆”学说。随着“地球说”被朝鲜士人广泛的接受与传播，在朝鲜掀起了思想上的一场“革命”，因为就在朝鲜士人对西洋天文知识认可的同时，他们看待中国与看待自己的视觉发生了重大转变。朝鲜人开始不再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也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文明文化的国家，他们认识到：“今中国者，不过大地中一片土”{64}、“夫西洋之于中土，未之相属，各有皇王，君主城内”{65}。在这种思想下，朝鲜人便开始思考既然在地理位置上，中国不是中心，在文化上，中国又不是唯一，那么，千百年来受传统观念主导的“华夷观”也应该重新考虑其定义的问题。最后，朝鲜人思考的结论是：“中国与夷狄，在其道与政，不在乎疆域也”{66}，而且认识到中国与夷狄的差别在于“礼义”，“礼义明则夷狄可以为中国，礼义不明则中国可以为夷狄”{67}。

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应该说从两个方面影响了朝鲜后期士人的世界观。一方面，明清交替以来，一直自诩为“小中华”的朝鲜认为只有朝鲜是唯一继承“中华文化”的国家，即使现实的外交政治上向清朝称臣，但是在文化心理上他们却把清朝看做“夷狄”。像这样的“朝鲜中华”思想，在西洋天文科学知识的“帮助”下，让朝鲜士人进一步完善与巩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那就是入主中原的清朝不是“正宗”，偏居一隅的朝鲜也可以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另一方面，随着以地域、种族来区分“中华”与“夷狄”的传统观念发生改变，评判文明与否的核心基础变为“文明与文化”，因此，18世纪的一部分朝鲜士人不再像前期士人们那样在乎清朝的“腥膻”之气，而是关注起清朝物质文明的现实了。18世纪的朝鲜是“北学思想”与守旧势力交织的时代，“北学思想”的诞生与兴起虽然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朝鲜士人们正是通过在燕行时的亲身体验，刺激并促使了他们改变对清朝现状的认识与评价，而这其中18世纪朝鲜士人在北京天主堂对西洋天文科学知识的接触与吸收经历，无疑帮助其解开了“北学思想”确立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心结”问题。因此，朝鲜士人造访北京天主堂，对西洋科学技术的认识与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促进了“华夷观”内涵的转变与“北学思想”的发展。

4. 结语

18世纪的朝鲜士人通过“燕行”这一渠道，以北京的天主堂为媒介，开启了他们认识与了解西洋世界的大门。在北京的天主堂里，他们与西洋传教士“萍水相逢，一见如故”{68}，似乎好像是架起了一座与西洋沟通的友谊桥梁。然而，朝鲜士人对待天主堂的西洋画，以及西洋天文科学技术的热情与关心显然比“相见恨晚”{69}的友谊情感多得多。并且随着朝鲜人与西洋传教士的“友谊”升温，最终引来巨变，天主教成为了一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并被定义为“邪教”，曾经与朝鲜士人建立起来的“友谊”也暂告一段落之时，西洋的绘画与科学技术的“生命力”却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顽强。因为，自从朝鲜人接触与学习它们开始，它们便刺激着朝鲜人的视觉神经，并最终影响了朝鲜后期士人的生活与思想。所以，当谈到朝鲜后期绘画中出现的“明暗”、“远近透视”技巧，以及朝鲜后期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北学思想”时，我们都不得不把眼光移到异域之外的北京天主堂，因为正是在那里发生的观览、交谈与讨论，影响了后来发生的这一切。

① 金景善，《燕辕直指》，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71卷，东国大学出版部2001年版，第244页。以下《燕行录全集》出处，不再一一注明。

②③④ 邹一桂，《小山画谱》卷下，《四库全书》子部，第83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25页；第733页；第733页。

⑤ 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3，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7页。

⑥ 关于北京天主堂的西洋画带给朝鲜士人的视觉冲击与震撼，葛兆光教授曾在《邻居家的陌生人》（载《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3期，第56页）一文中提及过，笔者此节之论述正是受此之启发。

⑦ （韩）安辉浚，《韩国绘画史》，一志社1980年版，第159-160页。

⑧ （韩）洪善杓，《朝鲜后期的西洋画观》，载《韩国现代美术的潮流》，一志社1988年版，第154页。

⑨⑩{50}{56}{57}{60}{68}{69} 李器之，《一庵燕记》，成均馆大学 大东文化研究院编，《燕行录选集补遗》上2008年版，第302页；第303页；第366页；第366页；第393页；第375页；第378页；第304页。以下《燕行录选集补遗》的出处，不再一一注明。

{11}{14} 郑光忠，《燕行日录》，《燕行录全集》61，第58页；第57页。

{12}{32} 韩弼教，《随槎录》，《燕行录选集补遗》中，第312页；第312页。

{13}{53}{61} 李商凤，《北辕录》，《燕行录选集补遗》上，第836页；第893页；第894页。

{15}{18}{21}{22}{23} 金舜协，《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38卷，第426页；第286页；第296页。

{16}{30} （韩）洪善杓，《朝鲜时代绘画史论》，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第295页。

{17} 韩厚德，《承旨公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50卷，第229页。

{19} 南泰齐，《椒蔗录》1册，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第82页。

{20} 赵瑍，《燕行日录》，《燕行录选集补遗》中，第24页。

{24}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6，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4页。

{25} 李瀷，《跋虚舟画》，《星湖先生文集》卷56，《韩国文集丛刊》199，第535-536页。

{26} 洪大容，《湛轩燕记》，转引自 金景善，《燕辕直指》，《燕行录全集》第71卷，第231页。

{27} （韩）安德熙，《东 西洋画法 导入 展开》，西江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第183页。

{28} 据韩国学者研究，当时随行的燕行使节中，至少有一名朝鲜图画署的画员。参看 韩正熙，《英正祖代绘画对中交涉》，《讲座 美术史》8，1996年。

{29} 李奎象，《一梦稿》，转引自（韩）洪善杓，《西学书的视觉知识与朝鲜后期绘画论的变动》，载《美术史学研究》248，2005年版，第157页。

{31}{34} 李在洽，《赴燕日记》，《燕行录全集》85，第65-67页。

{33} 关于1801年“辛酉教难”与“黄嗣永帛书”的内容 参看 葛兆光，《19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2-15页。

{35} 李海应，《蓟山纪程》，《燕行录全集》第66卷，第351页。

{36}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1801年“辛酉教难”之后，朝鲜士人被禁止造访北京的西洋天主堂，所以进入19世纪，朝鲜士人不在进入北京的南天主堂与东天主堂，但是位于北京玉河桥西边的“俄罗斯馆”不在禁止之列，19世纪后，朝鲜人造访的都是这个“俄罗斯馆”。参看（韩）申翼澈，《18～19世纪燕行使节的北京天主堂访问及其意义》，载《教会史研究》第44辑2014年版，第167-175页。

{37} 黄胤锡，《颐斋乱藁》，转引自（韩）安大玉，《18世纪正祖期朝鲜西学受容的系谱》，载《东洋哲学研究》71辑，2012年，第87页。

{38} （韩）安辉浚，《韩国绘画史》，一志社1980年版，第211页。

{39} 参看 郑相铉，《朝鲜后期绘画史上的西洋画法传入与展开》，庆熙大学硕士论文1990年版，第21页。

{40} （韩）潘允洪，《朝鲜后期的对欧罗巴认识》，载《国史研究》3，朝鲜大国史研究所1982年版，第91-92页。

{41} （韩）安外顺，《西学朝鲜实学思想 》，载《东方学》第5辑，第390页。

{42} 参看（韩）姜在彦，《朝鲜西学史》，民音社1995年版，第54-55页。

{43} （韩）安大玉，《18世纪正祖期朝鲜西学受容的系谱》，载《东洋哲学研究》第71辑，2012年第57-58页。

{44} 《备边司誊录》，癸巳八月初一日：“司历言于许远曰，历法天文密书，不可私相受授，吾当归告皇上尔国所无书册及器械觅给，尔须入来为可。”转引自 具万玉，《肃宗代天文历算学的完善》，载《韩国实学研究》第24辑，2012年，第303页。

{45} 在“朝贡体制”中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国，所以原本既没有颁布历法的权利也没有修订历法的必要。但是在东亚政治体系中又一直有着“外王内皇”的传统，所以出于国家主体性与自主性的考虑，朝鲜这个藩属国总是一反“历史常规”，对于天文历法进行着不懈的了解与学习。这其中就包含了在燕行使团中编入“观象监”官员，让他们直接到北京的天主堂中购入天文历法书籍，这几乎成了“常例”。参看 朴成淳，《朝鲜儒学与西洋科学的邂逅》，2003年，，第86-95页。当然，这些西洋传教士中，也有迫于清朝法律而不敢赠送天文历法书籍的。比如1720年，朝鲜人李器之在天主堂对传教士苏霖说到：“星历诸书，欲买去而难得”时，苏霖答到：“此书不敢卖，不但中国人不敢买，虽是我们外国人也不敢买。中国人不敢卖，西洋人亦也，不敢送。”参看 李器之，《一庵燕记》，同上，第364页。

{46} 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50卷，第230页。

{47} 徐浩修，《热河纪游》，《燕行录全集》第51卷，第542页。

{48} 徐浩修，《历象考成补解引》，《私藁》。转引自（韩）安大玉，《18世纪正祖期朝鲜西学受容的系谱》，载《东洋哲学研究》71辑，2012年，第82页。

{49} 洪良浩，《与纪尚书书》，《耳溪集》卷16，《韩国文集丛刊》241，第268页。

{51} （韩）具万玉，《肃宗代天文历算学的完善》，载《韩国实学研究》第24辑，2012年，第287-289页。

{52} 黄胤锡，《与李察访书》，《颐斋乱藁》卷之8，《韩国文集丛刊》246，第168-169页。

{54}{55} 李颐命，《书牍》，《疎斋集》卷11，《韩国文集丛刊》172，第461-462页；第461页。

{58} 参看（韩）金善熙，《朝鲜的文明意识与西学的变奏》，载《东方学志》第165辑，2014年，第88页。

{59} 李颐命，《书牍》，《疎斋集》卷11，《韩国文集丛刊》172，第461页。

{62} 洪大容，《湛轩书》，《韩国文集丛刊》248，第92页。

{63} 朴趾源，《热河日记》，《燕岩集》，《韩国文集丛刊》252，2000年，第261页。

{64} 李瀷，《天地门》，《星湖僿说》上，首尔：景仁文化社1970年版，第32页。

{65} 李瀷，《跋天问略》，《星湖先生文集》卷55，《韩国文集丛刊》199，第581页。

{66} 丁若镛，《拓跋魏论》，《舆犹堂全书》诗文集 卷12，《韩国文集丛刊》281，第253页。

{67} 黄景源，《与金元博》，《江汉集》卷5，《韩国文集丛刊》224，第113页。

（责任编辑：张卫东）

On How Western Painting and Astronomical Knowledge Influenced

the Korean Society of the Late Period， Beginning from a Visit by the

Korean People in the 18th Century to the Catholic Churches in Peking

[South Korea] Han Dong

Abstract： Korean people in the 18th century frequently visited the Catholic Churches in Peking， where they came into contact with and got to know about the attraction of‘Western paintingsand‘Western astronomical knowledgealthough they did not stop there by being merely content with watching the‘Western showas they， through an exchange with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in those churches， managed to understand the secrets of things Western and‘takethem to Korea. After their entry into Korea， techniques in Western paintings， such as‘light and shadeand‘perspectivewere employed by the Koreans in their own paintings while Western astronomical knowledge promoted a change from the traditional‘Chinese vs the foreigner viewto the‘Northern School of Thought.

Keywords： Koreans， Catholic churches， missionaries， Western paintings， astronomy， influence， Northern School of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