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建 华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350

编者按：本刊一向重视东方文化研究，办刊宗旨强调，刊物“立足东方，面向世界，有旨突出以中国为重心的东方研究，也全方位向各领域文明成果开放；有旨在当代高度上弘扬国学，也鼓励在任一智慧的前沿探索。”基于这一理念，本刊不定期地推出有关东方文化的栏目或专题，如1991 年第2 期曾推出“东方文化的现代使命讨论”专题，刊发了刘慧晏、赵敏俐等四位学者的文章，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来探讨东方文化的特质与当代使命。2004 年第5 期又创设“东学西渐”栏目，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亲撰大作《东学西渐与东化——为〈东方论坛〉“东学西渐”栏目而作》以支持，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虽历时代变迁，本刊弘扬东方文化的初心不改。当下，国家正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学界也在积极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再次凸显。为了阐释和弘扬东方文化的价值意蕴，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智慧，本刊决定从2024 年第1 期开始，创设“东方文化·中国智慧”专栏，并将其作为常设栏目，欢迎各位学人关注、支持并惠赐大作。

江西在中国族谱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宋代倡修族谱的欧阳修就是江西人，明代江西的族谱修纂发达，值得研究。学者已对明代江西族谱学关联的乡族建设①梁洪生：《江右王门学者的乡族建设——以流坑村为例》，《新史学》第8 卷第1 期，1997 年；周銮书主编：《千古一村：流坑历史文化的考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修谱与谱论②常建华：《明代族谱研究》第八章《杨士奇之族谱序跋所见宗族与修谱》，第九章《罗钦顺的族论与谱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讨论了江西泰和及吉安的族谱问题。有所探讨，属于个案研究。本文尝试利用明人文集中的谱序等资料，结合现存明代江西族谱，③《鄱阳洪氏统宗谱》8 卷，首1 卷、末1 卷，洪璐纂修，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罗宪通等纂修，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较为全面地论述明代江西族谱学，以就教于方家。

一、族谱修纂的思想

明代江西官僚士大夫编纂族谱，基于以下的认知：家族历史犹如国史般必要，欧苏族谱学的影响，利用宗法观念治理宗族，“一本万殊”与“民胞物与”观念下的知本所需。

（一）“一本万殊”与“民胞物与”的观念

南宋程颐认为，北宋张载《西铭》的主旨是“理一而分殊”，《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一语，后世学者概括为“民胞物与”。江西学者聂豹认为：“《西铭》一篇为天下古今之全谱，即谓撰述，叙为《西铭》之绪传可也。”①聂豹：《双江聂先生文集》卷3《秀川罗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2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第292 页。高度评价《西铭》里的思想乃是天下修谱的宗旨。②关于《西铭》的宇宙观与族谱的关系，参见常建华《明代族谱对“一本万殊”“民胞物与”观念的诠释——兼及中西文化比较》，《江汉论坛》2024 年第3 期即出。

曾棨（1372—1432）,字子棨，号西墅，江西永丰人，明永乐二年（1404）状元。有人欲修谱向曾棨索序，曾棨说：“君欲知而谱，盍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乎？夫万物本乎天，则凡物之以生以育，以长以成，皆归于大造之赐。矧伊人之生而且灵于物者，而可不知其所自耶？欲知其所自，则当于其祖焉思之。何以当思乎祖也，盖祖者吾先代之所自出，而后人之所由传者也。由一本而十百，由十百而千万，皆自此而散殊也。知一本散殊之义，则当思是谱以为尊祖敬宗之器。”③曾棨：《刻曾西墅先生文集》卷10《陈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 册，第242 页。认为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是一本散殊，修谱可以尊祖敬宗。

何乔新（1427—1502），字廷秀，号椒丘，江西广昌旴江镇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孝宗时官至刑部尚书。何乔新更从人的祖先与子孙的分衍的角度谈“一本”的重要性与修谱的必要性。他说：

夫万姓之繁，其始一本耳。邃古之时，若风，若姜，若姬，若嬴，其初兄弟也。兄弟之身，其初一人也。一人之身，其初一气也。果孰亲孰疏，孰同孰异邪？先王因生赐姓，所以别生类，慎婚姻，崇本始，使人知亲亲尊尊之道焉耳。亲亲，仁也。尊尊，义也。厥初生民，安知姬之与鄢不出于一家、不同乎一气邪？惟明其所自出而不附会焉，仁义之道在是矣。④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2《安沙游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 年影印明嘉靖元年余罃刻本，第50 册，第316 页。

即“一本”实为“一气”，各姓氏皆有祖。山西按察副使江西吉水人王充献出其所修族谱，属何乔新序之，也说到：

吾宗人家吉水者数千指，其初一本也。源流而末益分，于是乎有朞功之属焉，有缌麻之属焉，有袒免无服之属焉。世之薄者，于其疏属相视如途人，繇无谱以稽之也。使有谱焉等而上之，则出于一本，旁而推之，则分为群支，虽百世之远而祖考不忘，宗族不散，尊祖敬宗之心将油然而兴矣。此吾谱之所以修也。⑤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2《吉水王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 册，第317 页。

试图通过利用一本观念修谱，凝聚涣散的宗族。何乔新批评追述祖先不准确的行为是“二本”，对祖先不尊，他说：

嗟夫！人本乎祖，犹木之本乎根、水之本乎源也。世之昧于一本之义者，往往妄附于名贤华胄，以为光耀，殊不知自陷于二本矣。松柏苍寒，而缀芙蓉于其颠，君子固识其非类。流水东入于河，虽淆而为一，其清浊固自可辨也。人于其祖而可以二本乎？二本者亦何益之有哉！故欧阳子之谱其族，中间失其世次者再。苏老泉之谱其族，由一世之上失其次。以二子之学识绝人，犹且缺所不知，而不敢诬其祖也如此，而况于它人乎！若参政君兹谱，盖深明一本之义，而得欧、苏之遗意矣。①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2《瑞安钟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 册，第318 页。

“二本”混淆了水之清浊，是“诬其祖也”。

与“一本万殊”相应的是“民胞物与”思想，也给与明人以很大影响。

江西泰和人王直（1379—1462）为家乡宗族撰写了多篇谱序。他说：“德莫重于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自宗法废，祭法不明，故家大族所以著其本、联其支，而亲亲之道行者，谱牒存焉耳。是故伦理正，恩谊笃，油然仁爱之施充之，以及于民物皆吾亲亲之余也，则其德岂不亦盛哉！为子孙者世勉之，其盛岂有已耶？”②王直：《抑庵文集》卷5《桃源萧氏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刻本，第8b—9a 页。认为谱牒接续宗法、祭法遗意，使人知本，行亲亲之道，产生仁爱之情，推及人民之间，加强道德伦理。

新淦周虚白重修族谱索序，福建晋江人蔡清（1453—1508）称赞说“大抵先生心事，真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而况于所谓其初一人之身者乎！君子善推其所为，必自亲亲始，此先生于族谱之修所以愈加详密而不容已也。”③蔡清：《蔡文庄公集》卷3《新淦周氏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 册，第675 页上。将周氏的修谱行为归结为同胞物与之心影响所致。

罗洪先编修本族族谱数十年，他的《秀川撰述序》记载修谱经过，讲述对于修谱的认识过程，是重要的有关修谱思想的文字。他说通过修谱，对于撰述得到“大悟”：

盖尝泛而观之，有以一身而繁数百十指矣，有以编氓而食禄且数世矣，有亲执作业而富埒封君矣。为之跃然喜曰：“是非骎骎亢宗者耶？”已而，考其下方堕为沟瘠者，昔之家余万石者也；旅寄而道瘗者，昔之衣冠诗礼者也；中斩而渐微者，昔之倚众擅力者也。则又为之蹙然以悲。其始以为偶然耳，比其久也，校之上下数百年间，莫不皆然。乃抚卷而爽然曰：“兹非屈伸往复之相寻，所谓天道者耶？其有不尽然者，非系其志与行之修否耶？志行修矣，即使孤弱而贱贫，犹将有所遗于后，矧其强盛而贵富者耶？”然其人往矣，不可得而尽诘矣。已而，视吾之族人，其强盛而贵富者，不徒为之喜，而继以惧；而于弱孤贱贫者，不徒为之悲，而幸其有遭。夫为之惧，则无健羡之心而保诲不忘；有所幸愿，则无狎侮之心而休戚相系。虽有疎戚不齐，其为喜与悲、惧与幸无有乎弗同，吾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吾以是知民胞物与之义。起而嗟曰：“是固先大夫所为弗皇者乎？小子乌足以承之？”④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秀川撰述〉序》，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年，上册，第558 页。

他曾观察族人，见由民而官、因业致富则喜其亢宗，知富而贫、贵而贱、盛而衰者为之悲，纵观数百年间，人生上下、屈伸往复，悟出对于强盛而贵富、弱孤贱贫的族人，其为喜与悲、惧与幸没有不同，“以是知民胞物与之义”。他又悟到：

凡书于谱者，其必有在也。在吾之上，则皆父祖之列，未有见吾父祖而弗敬者，推而上之，不有尊于吾者乎？在吾之下，则皆子孙之列，未有见吾子孙而弗慈者，推而下之，不有卑于吾者乎？在吾之前后，则皆兄弟之列，未有见吾兄弟而弗爱者，推而广之，不有大同于吾者乎？在吾之上下前后，虽有疏戚不齐，其为可敬、可慈、可爱者，无有乎弗同，又不止于可喜而悲已也。是故尽吾之敬，可以事人矣；尽吾之慈，可以使人矣；尽吾之爱，可以与人矣。夫人莫不可事，莫不可使，莫不可与，此其志与行为何如耶？则又何计夫盛衰贫富贵贱之有？吾以是知尽己之性不为近，尽人物之性不为远，各亲其亲不为异，万物为体不为同。小子固未能也，愿学焉。①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秀川撰述〉序》，上册，第558—559 页。

即族人虽疏戚不齐，其为可敬、可慈、可爱者，没有不同，所以要敬以事人、慈以使人、爱以与人，再不计较盛衰、贫富、贵贱。

（二）谱补宗法统合宗族

元末明初的士大夫多有从宗法论述修谱必要性的。陈谟（?—1388）字一德，号心吾，江西泰和人，洪武初年曾主奉新清节书院讲席。他认为：“自宗法既废，而族谱盛行，亦人心世道之一助也。古者宗法之明，有百世不迁之大宗，有五世则迁之小宗。继祢、继祖、继曾祖、继高祖者，小宗也。小宗虽不一，然皆管摄于大宗，冠娶必告，死亡必赴，祭祀不敢尸。故自源徂流，条理分明而脉络有序也。然此法不举久矣，于是士大夫之家莫不有谱焉。谱上至始祖，则宗法立大宗之意也。下至高祖，则宗法立小宗之意也。合大小宗而存其概于彷佛，合千百年之统绪而归于数叶之楮、惨淡之墨，呜呼，亦士大夫能之，流俗人则不屑矣。”②陈谟：《陈聘君海桑先生集》卷9《书萧天与族谱后》，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 年影印清光绪二年柳谿书屋刻本，第4 册，第424 页。这里的宗法，强调大宗、小宗制度，比拟于族谱中的始祖、高祖。

江西泰和人梁潜（1366—1418）更认为自宗法废而祭法不明，可以谱牒统宗而合族。他说：

古者诸侯自嫡子而次，有大宗以重其本，小宗以联其支，而四时之祭于庙也，则子姓昆弟无不在焉，所以统宗而合族者周且详如此，故其民亲亲而重本，趋于厚而不薄者，有以然也。自宗法废而祭法不明，民始离析涣散而无所统，疏其亲而忘其本，故士大夫于其时也，不可以无谱牒，以谓统宗而合族者，庶几其近于古，而重本亲亲之道诚在于此也。於乎！古之法不行于世久矣，萧氏在新喻者最显且盛，而谱又详统其宗而合其族者，良有以也。书以序其后，苟有志于古而无忘其先者，可考也。③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新喻萧氏族谱后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 年影印本，集部·明别集类，第100 册，第393—394 页。

将修谱作为“重本亲亲之道”之举。梁潜另外强调修谱的统合之道源于古代的宗法与祭法。他说：

惟古之人，于其生之众也，常有以统之，而于其分也又常有以合之，故有宗法焉，有祭法焉。居而统其众于宗，祭而合其族于庙，由是其族虽众，而其序不紊，其势虽分，而能相与恭敬悲慕于夫灌献祝嘏奠荐之际，盖常有以启其敦宗重本之心，未尝有已也。自夫宗法之废而祭法不明，岂惟浅陋苟简而失其礼之甚？生者之众至无所统，分者之势至不可以合，于是欺诈暴慢之习日益长茂，而仁慈忠孝之心日益寡少，其俗之偷、教之悖实由此矣，其可悲也已！夫如是，宜乎士君子于其谱之修有不可缓者，盖庶几乎统之合之之道少有契焉耳。①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庐陵曲山萧氏族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 册，第395 页。

修谱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胡直（1517—1585）字正甫，号庐山，江西吉安泰和人，嘉靖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始从王守仁弟子欧阳德问学，又拜罗洪先为师，为江右王门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胡直认为：

儒者之治谱也，鲜不以宗法言，此特歆其名耳，而非实也。古之宗法有世爵以临之，夫是以导则率，禁则齐，而理在其中。其在庶人两贱之，势不以相使，而况为大宗者？或颛愚而售诟，则又将孰导而孰禁之？是故先王之于庶民，家有庙以萃涣，党有塾以发矇，而导善禁不善之为理者寓焉，乌在乎宗法之举与废也？至于后世，则又有谱以为著，代叙齿之辨。自谱作而庙之萃益笃，塾之教益明，推诸先王所为理者益周以洽，故谱足尚也。而谱之行，不患无宗法，而患其家无老成之人、誉髦之士，不足以观磨申饬，则虽其谱牒不轨于宗法，亦奚以禆？虽然，古者又有比闾族党，相翊于导善、禁不善，故能一道同风，虽在环堵之中，咸有老成与誉髦者相望而骈起，此先王所为必世而仁者也。乃若以今之世而责以昔之人，而欲其旦暮遇也，不亦北首而南辕乎？嗟夫！此岂独一家为然哉。②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10《爵誉康氏重修族谱序》，张昭炜编校：《胡直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上册，第224 页。

治谱并不就等于宗法，而应配合祠庙祭祖与家塾教化，还需老成与名望之人推行。

修谱的作用基于使得族人关系和谐，增强凝聚力。杨荣为江西泰和人、翰林侍读学士李时勉族谱作序，开宗明义，指出：“宗族有谱，实伦理风俗之所关，而仁人君子所宜重者也。苟不之修，则服尽情尽，不相视如涂人者几希，乌知夫水木本源之义者乎？”接着说到李时勉的修谱动机：“虑宗姓之蕃，富贵贫贱之不齐，不因谱以明尊卑，则富而凌贫，贵而轻贱，其能喜而庆、忧而吊、孤而字、患难而相恤者鲜。”③杨荣：《杨文敏公集》卷15《李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 年影印明正德十年刻本，第29 册，第481 页。将修谱作为改变伦理风俗之事。

王直也讲到宗法废，依赖族谱治理宗族。他说：“古者世族大家，必有宗法以端其本，联其支，则伦理正，恩谊笃，而可以久且大矣。自宗法废，族无所统，于是有服尽亲尽而相视如途人者。君子病之，此谱牒之所以作也。谱牒之作，凡同本者皆录焉，明其所自出而谨其所由分，尊卑疏戚，粲然甚明，是宗法虽废，而伦谊不悖者，赖谱以维持之也，是以君子重之。”①王直：《抑庵文集》卷6《南溪曾氏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刻本，第7a 页。

修谱治理宗族，即是改变风俗。罗洪先论之有言：

儒者论风俗，必先立宗，顾未有原其所以为宗者……吉安多巨族，各以阀阅相侈竞，又能严祠祀以萃睽离，缉谱牒以明昭穆，其意皆本儒者所论，将以补宗法之不及而维持之，非不勤也。然观风俗，惟万安横街刘氏称最善……嘉靖己未，刘氏长老咸思知县璜，惧谱牒不续六十有七年，而名不登者二三世，谋于群从，分任其事，以庶几所谓补宗法者……“古之宗法，不行于今矣。然今之为谱者，统于上而为父母、祖父母，以至于高曾，孰非五世之宗；联于旁而为兄弟伯叔，以至于曾祖伯叔，孰非五宗之人？此郡邑诸族，可得而同也。五宗之人，视听之所习，趋向之所归，咸知相率尊信。其高曾所遗，而不至于涣散，惟刘氏则然，郡邑诸族，不可得而同矣。”②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万安横街刘氏族谱〉序》，上册，第547—548 页。

罗洪先现身说法，以万安横街刘氏修谱为例，说明谱牒可补宗法，称赞其修谱行为。

南昌万时华将修谱作为实践宗法。他说：“今日之事，寓宗法于谱牒，一以尊祖，一以敬宗，一以收族，一以传远，一以纪朝廷恩泽之隆，一以志祖宗功德之厚，一以著子孙官守之明与宗教之肃甚盛。”③万时华：《溉园二集三》序《曹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4 册，第385 页。借助修谱尊祖、敬宗、收族、传远，纪朝廷恩泽、志祖宗功德，著子孙官守与宗教，实现“寓宗法于谱牒”。

（三）欧苏谱的影响

北宋欧阳修、苏洵修谱思想以及族谱体例、书法在明代影响很大。很多明人修谱都要参考欧、苏谱。江西泰和人萧镃指出：“自唐以来，作谱者非一人，所以作者非一例，而世之所称者，惟欧阳公、苏老泉为有据。老泉主宗法，止于五世而已；欧阳公则仿郑玄诗谱、《史记》年表之意为图，自始祖以来迄于五世，五世既尽，复揭之为一图，衍而下之，至于无穷。今之为谱者大抵皆欧阳公之例也。”④萧镃：《尚约文钞》卷4《三溪彭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 册，第45—46 页。吉安安福人吴节还指出：“惟前宋欧苏两大儒制为谱牒，止尊本派，不屑远引，深协人心。欧阳之谱，则取法史传，苏氏之谱，则仿世系图而为之，制虽不同，而切于尊祖敬宗之谊，则一也。今举世仿之，不宜宜乎！”⑤吴节：《吴竹坡公文集》卷5《金溪王氏总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 册，第413 页。吉安永新人尹襄则认为：“予观昔之为谱者，莫若欧阳氏、苏氏，厥谱所记不过八世。苏谱所知惟得六世，何其近且少也。然天下言名家者，必以二家为称首。今士大夫作谱者，皆以欧苏为法。”⑥尹襄：《巽峰集》卷8《南唐吴氏家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7 册，第220 页上。临川陈氏重修族谱，其世系记载方式如下：“今闽郡守自勉君复会诸宗派，踵而成之。其谱每以五世为一图，大概仿欧苏二公之法，以世为经，以人为纬，纵之则某某父子也、祖孙曾玄也，衡之则某某昆弟也、再从三从也。一本众支，灿然如示诸掌。而郡守君复以其所得褒封之勅弁诸篇端，将锓梓以示其族之来者。”①黄仲昭：《未轩公文集》卷6《临川陈氏重修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本，第49 页。即采取欧苏五世为图的小宗谱法。有的宗族比较灵活，如豫章罗氏，“吾族之有谱也，仿欧苏之意，而不尽用其例，奕世彬彬，号称作者。”②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重修罗氏大成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刻本。只是一定程度的借鉴而已。

修谱者在欧、苏谱之间，也会有所选择。江西吉安安福人吴节说本族谱，“其弘纲大要，皆取法于欧谱，而细书出处，则苏公之遗意也。”③吴节：《吴竹坡公文集》卷5《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 册，第417 页。结合了欧苏二家谱法。吉水人毛伯温为王氏族谱作序，说王庆余命其子基定暨以达、选贤任修谱之责，族人问谱将谁仿？选贤说，“仿欧吧？”以达说：“我听说，欧氏谱盖有远胄之谬。”自宜说：“要不仿苏吧。”基定说：“苏善矣。然惟详其自出，君子病焉。”庆余说：“苏谱是仿，详其所可知，其不可知者缺焉。”④伯温：《毛襄懋先生文集》卷3《王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3 册，第253 页下。于是合族议，均表示赞同。该族的讨论谱例，从最初的选欧，改为选苏。

江西吉安吉水泥田周氏修谱，请罗洪先作序。罗洪先对于欧苏谱的议论颇可注意：

往见故家诸谱，咸祖欧、苏两公。苏谱主服制，服以五，故止五世，上杀下杀，世至于九，则服之变极矣。欧出吉水，喜远胄，胄远者，世多不续，故尝揭系立之传以间之。泥田始沂滨，下逮所生，列图以九，盖苏例也；图首汾翁，揭房之派，而不立传，杂欧例也。长老则曰：“注而复揭，赘矣。曷尽从苏顺乎？”乃损之，附以各文，文与世増，越几月而竣事。尝谓诸长老曰：“而知而谱之类于苏，亦知苏之用情矣乎？夫服之有五，本乎一身，至于曾、高、孙、玄而旁极于亲尽，固苏子所谓势莫如之何也。彼出于亲疏远近，而无有乎贫富众寡之别，原所禀之良，靡所加损，其休与戚，通为一体，五服有所不能限，则其情也。”⑤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泥田周氏族谱〉序》，上册，第552—553 页。

罗洪先所见“故家诸谱”，应当主要是江西特别是吉安的，注意到这些宗族修谱都依据欧、苏谱。认为苏谱主服制，欧谱喜远胄。泥田周氏谱主苏例而辅欧例，修谱过程中周氏长老以谱名下有注外还立传为赘，改为尽用苏例。洪先更指出，苏谱重视服制其实认为服制不能阻隔休戚与共的一体观念，应体察其用情至深。于是，他进一步指出：

故能同于族者，必能同于天下，而无有乎亲疏、远近、贫富、众寡之分，是治谱之学也。而其毋以苏谱治谱而善体之，其体之已者，能推乎人，而靡有间于亲疏、远近、贫富、众寡，使他日出是谱也，咸有所放，而不敢以载名之书视之。其于大姓先世，固皆不负矣乎？⑥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泥田周氏族谱〉序》，上册，第553 页。

修谱的要义在于不仅要超越服制内外的亲疏观念，而且要超越亲疏、远近、贫富、众寡之分，苏谱的这一深意需要好好体察。可见，罗洪先对于修谱的认识类似于“民胞物与”、“一本万殊”观念产生的意义，将亲情由个人、宗族推及天下之人。

还有人批评欧、苏谱略、隘。江西谱学发达，江西人不满欧苏者也较多。吉安永新人尹襄为湖南茶陵谭氏族谱作序，指出：“程子常言，管摄人心，收宗族，厚风俗，莫若明谱系立宗子法。夫宗法之废久矣，溯源以详委，秩伦以著恩，惟谱系焉。系则今之谱，犹有古宗法之遗意焉。异哉，苏氏之言谱也，曰‘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者势也，势吾无如之何也。’然则先王之为宗法，系之一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至于百世不相忘也。而谓五服亲尽遂可以已乎？”①尹襄：《巽峰集》卷8《谭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7 册，第217 页下。所谓程子言，实为张载《宗法》所说，尹襄认为这是主张复兴宗法，而苏洵的途人之势无可奈何，是能够以宗法睦族、会族克服的，不能说五服亲尽就束手无策了。对于苏洵之语持保留态度。

有的对于欧谱情有独钟。江西人梁潜笔下多同省人族谱序，多参考欧谱，临川胡氏重修宗谱，梁潜称赞该谱：“其法本欧阳公小宗之制，而尤精密，仕止、生卒、葬娶、分合、行义之大概，无不备见。伯广又以其先世遗文可传于世者系于谱后。”②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7《临川胡氏宗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 册，第470 页。洛阳刘氏修谱“乃用欧阳氏例，为谱图而传之，且引于其端。”③李东阳：《怀麓堂文后稿》卷2《洛阳刘氏族谱序》，周寅宾校点：《李东阳集》第3 册，长沙：岳麓书社，2008 年，第935 页。乐平乔氏族谱“其法简义实，断自其所可知者，其间叙次纪载，悉放欧阳氏。”④李东阳：《怀麓堂文后稿》卷4《乐平乔氏族谱序》，周寅宾校点：《李东阳集》第3 册，第967 页。金溪吴氏族谱“乃仿康斋先生所为谱，质诸欧阳氏之法，博采旁证，以足其所未备。”⑤李东阳：《怀麓堂文后稿》卷4《金溪吴氏族谱序》，周寅宾校点：《李东阳集》第3 册，第968 页。所谓“康斋先生”是指抚州之崇仁人吴与弼，其号康斋，是著名学者。该谱仿照吴与弼所修谱，但参考欧谱而成。⑥关于吴与弼，可参考许齐雄《吴与弼的宗族观念》，《明代研究》第27 期，台湾明代史研究会，2016 年。因欧阳修是江西吉安人，故江西人修谱多参看欧谱，反映出一定的同乡感情。吉安人尹台的谱序就更直接地反映出这种情感：

吾郡世家知重谱牒，盖自宋欧阳公开先焉。其法既播之天下为式程，后有作者不能或加矣。是故考泝百世，则推大宗之统同；更端五世，则参小宗之辨异。由之可以管摄人心，正伦理，厚风俗，巨室右族效为之不懈，其以辅翼世教岂微哉！⑦尹台：《钦定洞麓堂集》卷1《泰和康氏族谱序》，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嘉庆五年尹氏刻本，第67 页b。

尹台还将欧谱的意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认为可以“辅翼世教”。

也有人更喜欢苏谱。梁潜为福建福安县察洋陈氏所修族谱作序，指出：

昔老泉为苏氏谱，因其可知者而纪之，才五世。五世之上，亦一世而止。然自今称为谱之法，必取之苏氏，盖以其立法之善，纪例之精，尊尊亲亲，隆杀之节，有宗法之遗意，非深于《礼》者不能。故在当时，苏氏与欧阳氏之谱皆有法，皆百世不可易也。今陈氏之世次与苏氏无异，其阙疑谨审不妄之意，又皆有得于苏氏之遗法。於乎！世之失其先世之系者常多矣，然必欲旁求强附，必不肯如苏氏五六世而止。及其为谱，求其能几于苏氏者，则未尝有，何其见之谬耶？然则如陈氏之谱，有足尚者矣。⑧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察洋陈氏族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 册，第407 页。

察洋陈氏所修族谱参考了苏谱，记载世系不多，保持“阙疑谨审不妄”态度。而梁潜肯定“苏氏与欧阳氏之谱皆有法，皆百世不可易也”，并指出苏谱“立法之善，纪例之精，尊尊亲亲，隆杀之节有宗法之遗意”。安徽全椒陈氏宗谱亦本于苏谱，王直序言评论道：

夫谱所以明其所自出，使后人知本源之盛而思不辱焉，故著其所可知而阙其不可知，所以传信也。眉山苏氏出于唐眉州刺史味道，然皆失其世，老泉为谱，断自其所知者而录之，不敢加一辞，惧不信也。此作谱之法也。陈侯为此谱，本于苏氏，异乎人之牵合附会，乱其所自出，以取讥于君子者，贤矣哉其用心也！谱所著者六世，而文武之才备，它姓所罕及也，要在子孙善继而已矣。①王直：《抑庵文后集》卷8《全椒陈氏宗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494—495 页。

全椒陈氏宗谱如同苏谱亦记载六世，继承了苏谱传信之意，有别于社会上“牵合附会”的作法。

（四）修谱犹如修史

族谱就是一家之史。南安府大庾人刘节，对于谱与史的关系多有论述。他为蔡氏族谱作序：“蔡氏族谱何？家乘也；家乘何？一家之史也。一家之史何？载一家之事者也。载晋国之事，盖晋史也。是故，载一国之事国乘也，国之史也。载一家之事，家乘也，一家之史也。”②刘节：《梅园前集》卷19《高州蔡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 册，第413 页下。他以家乘同国史一样载事，晋国史既然可以称“乘”，家乘自然也是家之史。丰城鹤村杜氏修谱，其目次有：例义、世系、善行、女德、原始、外传，这是上卷；下卷之序为圣制、祠堂、丘陇、祭田、军田、牌额、书屋、井路、池塘、形势、条约、文艺。刘节的谱序说：“予惟谱一家之史也，故曰家乘。乘者载也，史以载事，家史载一家之事者也。是故观于杜氏之谱而知其所载矣。”③刘节：《梅园前集》卷22《鹤村杜氏小宗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 册，第460 页。该谱内容以类相从，分为18 项，故刘节认为谱乃一家之史。刘节为筠州独城（江西高安）陈氏重修族谱作序说：“予惟族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作史者有表、有志、有书、有传、有论赞评，体裁不一，义有攸当。……而筠州之派自江州始……修谱者详书而备录之，叙之为谱，述订之为谱法，约之为谱系，衍之为谱图，纪之为谱传，广之为谱附，而世规终焉。统同合异，繁庶盛大，视迁、固、晔、寿诸史虽不能尽为比拟，而古今名家世族，如太原之王、彭城之刘、陈留之谢，殆相伯仲矣。”④刘节：《梅园前集》卷25《筠州独城陈氏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 册，第524—525 页。通过比较史书与谱书的体裁，认定族谱犹如国史。其实，刘节在作此判断前，先介绍陈氏族人合谒宗祠，具燕读谱行礼毕，族尊倡言修谱，得到众人同意。于是命族之“文学”者14 人商议，乃推让贤且尊者主修，选出八人，而应雷则司其成。这样的组织，颇似修史任命总裁，设立史馆。

吉安永丰人宋仪望（1514—1578）对于谱与史的比较也颇为细致。宋仪望，字望之，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万历年间官至大理寺卿，师从聂豹，其学以王守仁为宗。陈氏置谱局修谱，宋仪望告诉陈氏：“家有谱犹国有史也。史纪国都、沿革、兴衰、治乱、山川、疆域、土田、氏族、风俗，典章制度罔不殚载，故其体繁，其事该；谱则考载止于其家其世，贵核，其事尚质，其文崇简。自昔史称迁固，谱推欧苏。议者犹谓迁涉远诞，固喜谀辞；欧病类迁，苏详所自出。夫涉远则近诬，喜谀则亡实，详自出则遗疏。甚哉！史与谱之不易言也！史姑置勿论，厥谱要夫考年以著代，世次定矣；据事以论世，善恶辨矣；彰往以训来，劝惩行矣；假辞以尽意，性灵昭矣；创例以明变，书法见矣。然或贪附以眩俗比于无耻，侈词以诩众陷于诬亲，故谱有无要二戒。”①宋仪望：《华阳馆文集》卷3《衙背陈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6 册，第324 页上。提出史书体繁事该，谱书考载家世，贵核尚质而崇简。比较史学大家司马迁、班固与谱学大家欧阳修、苏洵，他们各有不足之处，殊为不易。就修谱而言，要定世次、辨善恶、行劝惩、昭性灵、见书法，戒除贪附与侈词。

还有人从不同角度论证家谱犹如国史的必要性。王直（1379—1462）认为：“古者受姓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孙。故国必有史，家必有谱。”②王直：《抑庵文集》卷4《皋兰黄氏宗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刻本，第19a 页。从分封制的角度论述诸侯国有史，诸侯之家有谱。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安福人彭时，自序《梅下彭氏家乘》，曰：“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岳正应约作序，就此话发挥，认为谱与史在齐家、治国上的一致性：“盖内外小大，家固国殊。至如齐治之本，所以笃近而举远者，未始异焉。”③岳正：《类博稿》卷6《梅下彭氏家乘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 年影印明成化刻本，第44 册，第274 页。修谱可以“假谱垂训”。蔡清认为：“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是盖人之所以为人者也，何以言之？人生天地间有聚焉。聚之大者为国，小者为家，虽与群物同一生育于天地之间，同一归尽于大化之内，然迹往而声存，事过而情系，自有不至与群物类者。此国之所以有史，家之所以有谱也。国有史则可以昭监戒，维世道；家有谱则可以序昭穆，厚人伦，小大虽殊，理则一也。”④蔡清：《蔡文庄公集》卷3《凌云叶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 册，第674 页。即谱与史的惩劝功能是一样的。罗玘认为：“虽然谱国史例也同一备遗意也，古者有功德者有天下，其次有国，又其次有家，特国大而家小焉尔，而备遗之意因之。”⑤罗玘：《文肃公圭峰罗先生文集》卷7《李氏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七年罗氏代文堂刻清钱陆灿批点本，第5 页a。认为家谱与国史一样目的在于“备遗”，即是历史记忆的存在。明宗室朱诚泳的看法将族谱比拟国史：“族有谱，犹国有史也。予生宗室，未尝见民间所谓谱者，恒见史不知何以类谱邪，间与长史游邦贞论之，邦贞曰：‘史，国谱也；谱，家史也。二者正相类。’因取其谱以呈。予试阅之，见其卷首详次世系，犹年表也；末述行实，犹列传也。”⑥朱诚泳：《小鸣稿》卷9《丰城游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0 册，第335 页上。认为族谱世系、行实相当于史书的年表、列传。

也有强调家谱与国史的不同。吉水人胡广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史以载事，谱以檄族。无史则国之政绩不见，无谱则家之世数不传。二者虽有大小，然其所系綦大矣哉！”⑦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12《高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 册，第50 页。认为史以载事，呈现国之政绩；谱以檄族，传承家之世数。嘉靖二十三年洪福为德兴洪氏谱作序称：“尝谓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也。史所以明王制，详年例，立大防之典，谱所以统宗属，昭世系，秩彝伦之道，二者事殊义同。”⑧洪璐纂修《鄱阳洪氏统宗谱》卷尾《德兴万下洪氏家谱序》，上海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木刻活字印本。该谱在《凡例》还强调：“家谱有劝无惩，非国史有惩无劝比。”⑨洪璐纂修《鄱阳洪氏统宗谱》卷首《凡例》，上海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木刻活字印本。

《豫章罗氏重修宗谱》的两篇跋文值得注意。隆庆跋文开宗明义：“族之谱，犹国之史。皆以纪载当时行事之实，三代而下，历历不泯，故家巨族，子孙万亿，未始不本于一人，号千万世之子孙，犹一气也。能推一气之念，辩亲疏之等，则尊祖敬宗之心油然而生，风俗自底于厚矣。苟非子孙之纪录，未有不残阙焉，此世之系图非细务也。”并且寄希望于该谱“庶与国史相悠久也”。①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罗氏世系后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刻本。万历时的跋文在史与谱之间还提到志，“在国为史，在郡为志，在家为谱。”②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重修罗氏大宗族谱后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修谱犹如修志也是明代的一种看法。

二、族谱的名称与内容

（一）族谱的名称

明初承袭元代传统，宗族谱系之书多称“族谱”，此外还有其他名称。即以本文第一部分谱序提到的谱名而言，除了5 例宗谱、2 例家乘以及总谱与家谱各1 例外。其余皆是族谱。这些名称有时可以混称，有时比较讲究，不同的名称其内容有别，分类有异。

家乘包括宗族世系与文献。如泰和人翰林学士杨士奇所修《杨氏家乘》：“自其所修家谱，以及其曾大父翰林待制而下，累世之遗文，与凡当时名公大贤之所撰次、史氏所书、碑刻所纪、通家文献之所可征，以至于咏歌往复、简牍之间有不可弃与不忍弃者，皆录之于此，以遗其后人。又以其皆有关于杨氏世德也，以属予序之。总之凡二十卷。”③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杨氏家乘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 册，第391 页。由于收集资料广泛，《杨氏家乘》有二十卷之多。庐陵进士杨黻所修的家乘也很丰富：“其先世行事之实，自几世祖忠襄公邦乂、几世祖文节公万里而下之遗像，及史传所书、墓碑铭文所纪，与夫一时追封褒䘏之典，合为一帙，而类分之，为若干卷，题之曰《杨氏家乘》。”④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杨氏家乘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 册，第408 页。何乔新续其父何渊所辑《何氏家乘》，“分为六卷：一谱序，二族谱图，三宗谱图，四家传，五妇德，六先茔志。而附载貤封制书、赠送诗文，而终以先世遗事。”⑤丘濬：《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10《广昌何氏家乘序》，内阁文库藏明天启三年刻本，第4 页b。

家谱与族谱的区分以高祖为界。江西南城人邓元锡家谱，因旧谱已亡，存碑独著五世，据碑而谱自高祖考所知而下，“其上杀、下杀、旁杀，即亲尽而恩存，故著其系牒，论次其遗事，曰家谱，明不敢标族也。”⑥邓元锡：《潜学编》卷6《家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0 册，第497 页上。该谱世系为高祖以内，故名家谱，内容包括世系、事传、祠墓、祭田、遗文等。换言之，包括高祖之外世系，则称之为族谱可也。

宗谱记载始迁祖以来世系，以统不同支派。如现存《鄱阳洪氏统宗谱》，即以“统宗谱”为名，有的还在谱名上区分大小宗。又有其他谱名，如大同谱，吉安杨氏为宋代杨辂之后，嘉靖时所修之谱“名之曰《庐陵杨氏大同谱》，盖欲以是统诸族，使诸族据以为谱者，皆得不失所原。”⑦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庐陵杨氏重修大同谱〉序》，上册，第526 页。房谱、支谱，《永新炎村刘氏石泉房谱》。⑧杨寅秋：《临皋文集》卷1《永新炎村刘氏石泉房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1 册，第616 页下。还有“称本支族谱者，别本支前乎此者之冒也，称胡里胡氏者别所自出也。”⑨靳学颜：《靳西城先生集》卷16《胡里胡氏本支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2 册，第647 页上。

世谱。如岳正为安福《梅下彭氏家乘》作序称：“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公，自著世谱曰《梅下彭氏家乘》。”①岳正：《类博稿》卷6《梅下彭氏家乘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44 册，第274 页。浙江有《东嘉王氏世录》，莫如忠称：“东嘉王氏之为家录、世录也，亦犹国史之遗焉。夫曰世录，录其世系者，凡详于记事，则左史法也。曰家录，录其家藏者，凡详于记言，则右史法也。”②莫如忠：《崇兰馆集》卷10《东嘉王氏世录总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04 册，第517 页下。此“世录”录其世系，详于记事，以别于录其家藏、详于记言的“家录”。不过，泰和冠朝郭氏有“《家录》一卷，载世系诰词诸作。”③王直：《抑庵文集》卷13《题刘先生子高所书冠朝郭氏世录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刻本，第1a 页。亦称作“世录”。

有的将谱、乘合一命名族谱。如《方氏谱乘》方凤说：“夫水木本源君子知重焉。故考姓氏，别世系，则谓之谱。谱者录也，录其可传者以传也。有闻人别为立传，及纪其著作与其志铭焉，则谓之乘。乘也者，如车之能载也。皆君子重本崇源之意也。……我方氏自宋元来，可考者凡十世……手笔是册，先世系而文字继之，盖兼谱乘之意，而为之者也。”④方凤：《改亭存稿》卷2《方氏谱乘小引》，《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38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311—312 页。

还有一些特殊的谱名，多属于族谱文献类。泰和人梁潜谈到两部谱名较为特殊。庐陵新安罗西樵所录先世铭文一帙，名之为《罗氏先德记》。同乡萧氏族谱名称是《萧氏庆源录》。⑤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16《题罗氏先德记后》《跋萧氏族谱后》，《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 册，第542—543 页。王直为人作序，“浮梁冯诚录其世系事实为一卷，名曰《世德渊源》。”⑥王直：《抑庵文集》卷23《冯氏世德渊源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 册，第881 页上。梁潜同乡萧北辑录《萧氏流芳集》，其子工于绘事，图绘祖先像，又请名人将“先祖之美而形于赞咏”，希望“将与其世系通类而传之”，⑦王直：《抑庵文集》卷23《萧氏流芳集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 册，第891 页。可见这是记载先祖德行、配图赞美的书。

（二）族谱的内容

明初经历过元末社会动荡，编纂的族谱比较简单。林弼为江西人所作谱序中谈到，居住在江西丰城竹山的黄氏，“序族之世次，厘为谱图。”⑧林弼：《林登州遗集》卷14《竹山黄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 年影印清康熙四十五年林兴刻本，第11 册，第302 页。丰城朱公路“持其所谱族系”请林弼作序。⑨林弼：《林登州遗集》卷14《航溪朱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11 册，第303 页。这些“族系”、“谱图”当是简短的记载世次的谱牒。

明初族谱也有较大者。江西泰和多历史悠久的大族，如月池彭氏“以修谱为务，考而订之，辑而续之，取累朝诸先辈之文而系之，求当时名士夫之言以发之”⑩周是修：《刍荛集》卷6《题月池彭氏族谱后》，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 年影印清道光三年泰和周氏桂林使署刻本，第23 册，第336 页。。由于收录先辈文章，内容比较丰富。吉水解缙宗族之谱则颇为可观，解缙（1369—1415），字大绅，洪武二十一年（1388）进士，永乐初官翰林学士，谥文毅。解缙介绍自家的族谱，称解氏系出山西平阳府解州，几经迁徙，唐代解氏家于吉安庐陵，北宋仁宗时解希孟、解安父子定居于吉水县东鉴湖书院。解缙说他上距濮州公解安才十世，“家谱之传，中更大乱，收拾幸存。世有纂续，而其世年表、姻家、别录、先垄图志、宗支图记、姓原记、画像记、显扬记，委曲详尽，比于他谱，似为尤胜。又出于欧苏之谱之先，而世未能尽见也。”①解缙：《解学士文集》卷5《吉水解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2013 年影印明嘉靖四十一年刻本，第27 册，第533 页。该谱除了世系之外，还有“年表、姻家、别录、先垄图志、宗支图记、姓原记、画像记、显扬记”八项，内容丰富。安福彭氏“谱之例一仿欧阳氏小宗之制，每五世别而为图，图之后又创为各世小传，以著其行事始终之概。其有功德显著如宝谟君者，史氏既有传，则抄附于图之次。或在当时得为铭志者，亦以类附焉。”②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彭氏族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 册，第420 页。彭氏族谱有谱图，附以小传、铭志。

何乔新为本省多部族谱作序，丰城游氏家谱重修，“凡若干卷。先之图以表其世系，次之谱以纪其行实，而历朝之诰勅暨名卿畯儒之词章附焉。”③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2《安沙游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 册，第315 页。有图有谱，还有文献。庐陵陈时庄，“复取旧谱而增修之。自七世以上，则仍其旧，不敢辄有损益。八世以下，则详考而具录焉。名卿伟人之诗文为陈氏作者，各以类附录于后，总题之曰《庐陵陈氏续修族谱》。”④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2《庐陵吟溪陈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 册，第316 页。也有诗文等文献。南丰曾氏族谱：“首谱序，得姓之由著矣；次家训，正家之道严矣；又次之宗图，世系昭矣；又次之家传，世德详矣。附以前代与当世名贤之文，所以光昭世美者备矣。”⑤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2《南丰曾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 册，第317 页。分为谱序、家训、宗图、家传以及文献。南昌梓溪刘氏族谱“其立例甚严，其考核甚精。自允迪而上，推本于陶唐氏，系序不紊，溯流而源也。自从礼而下，或居或徙，备录无遗，由本而支也。名讳字行各从其类，所以辨昭穆也。生卒娶葬具著于谱，所以纪终始也。附以诰敕之词，昭宠贶也。次以碑铭表碣之文，表善行也。其尊祖睦族之心，蔼然见于斯谱矣。”⑥何乔新：《椒邱文集》卷12《南昌梓溪刘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50 册，第318—319 页。除了谱系，也收录诰敕以及碑铭表碣之文。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广长沙府茶陵，天顺八年（1464）举二甲进士第一，弘治八年（1498）以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直文渊阁，预机务。官至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所作谱序也多反映族谱内容。江西抚州人吴懋贞请李东阳作谱序，介绍其父所修族谱：“又冠以宗图，附以世德、仕宦、墓田、家范及团拜、合祭诸仪，八年而后成。乡之为谱者莫加焉。”⑦李东阳：《怀麓堂文后稿》卷4《金溪吴氏族谱序》，周寅宾校点：《李东阳集》，长沙：岳麓书社，第3 册，第968 页。除了宗图还有世德、仕宦、墓田、家范及团拜、合祭礼仪。

上述谱序反映出一些族谱收录了宗族制定的家训以及家族礼仪。如江西南丰曾氏有“家训”，江西抚州吴氏有“家范及团拜、合祭诸仪”。

明中期的罗洪先所作谱序，更反映出宗族规训的内容在增加。如永丰人著名学者聂豹的族谱，强调“于谱之末，必附劝戒之辞”，并征询罗洪先的意见。罗非常赞同并受到感动：“附劝戒于谱者，盖将有以感动之，曰‘吾之所以为是劝者，非独举吾之爱也，即汝之所愿于祖考，亦欲汝之善为人之祖考者也；吾之所以为是戒者，非独举吾之恶也，即汝之训于子孙，亦欲汝之善为人之子孙者也。’先生以身率，而导之以情，又复若此，聂氏子孙有不全其爱者哉！”⑧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永丰聂氏族谱〉序》，上册，第525 页。聂氏以劝戒表达对于族人的爱。庐陵贺氏：“作谱序、凡例、世系者三，曰内篇；贵贵、贤贤、稽实者三，曰外篇。于意若曰：凡为父子夫妇、兄弟叔侄以至于群从者，必求其慈孝和义、友恭爱敬，而非徒以父子夫妇、兄弟尊卑之名为也。贵贵者为其能达乎此，贤贤者为其能守乎此，而皆有实可稽，亦非徒以其贵、以其贤之名为也。”①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庐陵贺氏族谱〉序》，上册，第534 页。该谱分内外篇，内篇是通常的族谱世系，外篇是为了教育所设，起到教化的作用。丰城《鹤村杜氏小宗谱》分上下卷，上卷内容包括例义、世系、善行、女德、原始、外传，下卷有圣制、祠堂、丘垅、祭田、军田、牌额、书屋、井路、池塘、形势、条约、文艺。有18 项之多，分类细致，其中“条约次之，端谟正范，严家训也。”②刘节：《梅国前集》卷22《鹤村杜氏小宗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 册，第717 页。明中期江西族谱分类更加细致，条约的出现表明宗族加强了对于族人的规训。

明后期，江西族谱内容更加充实，强制性族规进一步增加。嘉靖时，吉安《庐陵下村周氏谱》“首之以宗图，次之以支派，附之以祠规，终之以家乗。”③邹守益：《东郭邹先生文集》卷2《庐陵下村周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5 册，第648—649 页。陈九川为江西抚州《乐安招携谭氏重修族谱序》说：“今观董子燧之为谭氏谱也，其亦思变乎？系远祖而谱始迁，录显功而刊繁博，又道之族约，而惟祭田、坟墓附焉。”④陈九川：《明水陈先生文集》卷7《乐安招携谭氏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2 册，第104 页。赣州甘氏于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修谱百余年之后，时当万历中叶，“大中丞虔南甘公开府浙中，卓然以明教训俗、兴复古道为己任。……凡祠墓志传、宸章公檄、艺文族约之类，靡不具载。”⑤申时行：《赐闲堂集》卷10《甘氏续修宗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4 册，第200—201 页。抚州府乐安，“三原之毕徙自唐方，自三原徙者，若钱团，若杭村，若流坑。……谱始静翁，重始迁也。五世一图，溯承系也。图各一传，表行实也。凡生者、殁者、殁而葬者、妻人者、妻于人者、后人者、后于人者与无后而止者，举详图传中，惧愆忘也。统之以谱例，申之以宗约，示信守、严彰瘅也。人贤有传，忠孝节义有传，文献有纪，昭显扬，阐幽芬，树气风教也。”⑥董裕：《董司寇文集》卷2《毕氏族谱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五辑第2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568—569页。《毕氏族谱》有图有传，有谱例、宗约，还有传记、文献。其中“宗约”起着“严彰瘅”的扬善斥恶作用。吉安安福人刘元卿本族的《密湖刘氏族谱》分为原乘纪、原世纪、世系纪、爵名纪、祠墓纪、迁徙纪、徵翰纪七类，其中祠墓纪内容有：“于烁祖祠经之营之，惟众力是赖；增定祀仪，编集家范，小子元任之，父更参定焉。”⑦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5《密湖刘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 册，第107—108 页。晚明瑞州府新昌天宝徐氏“先是两派各有谱有祠，几欲合未果。今合焉，而族之支庶可次第已。然犹以欧、苏两谱第谱其世系，今族繁且远，则墓碣多，恐或庑废，于是次以世墓。且也祖先披草莱，立门户，思其笑语，思其饮食，不可忘也，于是次以祠堂、祭田、祭仪，遵王道，守圣训，以保世亢宗，聿修厥德，于是次以家规十条。仕者矝名节，处者修行谊，及闺房贞烈，如金如石，于是次以仕籍、恩例、隐逸、内则。至于累世铭传，与名公卿大夫、硕德巨儒诗文赠贻，诚传家之天球大训也，于是又次以世章。兹则于欧、苏二谱外另有其美，卓哉太史公家法已！”⑧胡维霖：《胡维霖集·长啸山房稿》卷2《天宝徐氏族谱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64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685—686 页。徐氏族谱合两派支谱，世系之外还有世墓，祠堂、祭田、祭仪，家规十条，仕籍、恩例、隐逸、内则，铭传、诗文，世章。形成自身特色。由上可知，嘉靖时，吉安、抚州的祠规、族约，万历时赣州的族约、抚州乐安的宗约、吉安安福的家范、瑞州新昌的家规，这些祠规、族约、宗范、宗约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宗族强制性规范的加强。

三、族谱的体例

江西的谱例值得注意。蔡清还记载了江西新淦周氏族谱，“首凡例，次图志，次先茔表，又次文翰，卷数不一，视故族谱详且密矣。”①蔡清：《蔡文庄公集》卷3《新淦周氏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42 册，第675 页。该谱有凡例长兴曾氏谱例较为特殊：

先之曰小宗谱。自洪而上，距孟昭凡五世，凡孟昭之所出皆与焉，大概从眉山谱也。次之曰通谱，自洪之孙而上，距泶凡十八世，凡泶之所出在长兴者皆与焉，大概仿庐陵谱也。又次之曰源流、曰会谱。有二，其一为陶原，祖南丰；其一为南丰，祖抚州吉阳南武城。自千而上，距受氏之始，凡若干卷。而受氏以来，迁徙开阖，留其大都焉。大概述陶原、南丰谱也。②罗玘：《文肃公圭峰罗先生文集》卷7《长兴曾氏族谱序》，第14b—15a 页。

该谱体例有小宗谱、通谱、源流、会谱。江西分宁周氏用欧、苏二家例，以谱十有三世之可知者，“又手分为内、外二编。内编以详派系，外编则文献存焉。”③陆深：《俨山文集》卷38《分宁周氏族谱后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二辑，合肥：黄山书社，2016 年影印明嘉靖陆楫刻本，第1 册，第483 页。《丰城觉溪徐氏族谱》：

徐之先源于丰城觉溪，一徙郭内火巷，一徙郭外斗门。……献和复与桐城君、二省元及族之彦者合而谱之，首据旧谱名讳，绘宗系于前，析郭外者题曰《斗门支谱》，郭内者题曰《火巷支谱》，总题曰《觉溪徐氏族谱》。为志四，有《恩纶志》 《家政志》 《艺文志》《坟墓志》。为传三，有《仕宦传》《耆逸传》《内德传》。共若干卷。④郭子章：《蠙衣生黔草》卷11《丰城觉溪徐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5 册，第365—366 页。

四志三传的谱例，近似史书。

修纂族谱，有一定的叙述法则，称之为书法，或曰书例。永丰郭汝霖（1510—1580）所修《层山江边郭氏族谱》的《族谱例义》留存下来，其内容是：

汝霖曰：家之谱，其国之史乎？夫创制者必陈其意，观往者宜据其要，作例义。

夫郭氏谱凡数修矣，然体制多未精当，予因是录作者之序文而定其制。

夫郭氏居层山自定功始，然保姓受氏必有所自，叙派源。

夫谱必有系以著代也，必有传以征实也。由一而二，而十百千万，由十百千万而本于一，其系乎君子可以合爱矣。由名而字，而行而号，而生殁葬嗣，而行实大略，其传乎君子可以论世矣。

夫郭氏自定功至于今，录者凡二十一世，自一世至十三世，总为一传，其下则又为变例，盖吾郭氏七世祖兄弟凡六人，其三祖之子孙至十三世多不嗣，嗣而传者，惟德明、德昌、德茂三宗之后，至十三世而族繁矣。于是自十三世以下则各自为传，而以三宗提其首。呜呼，稽考者其便矣。

予观李子谱有外传，而今不作者众也、繁也，妻列于夫传，夫为妻纲也。其姓族之大而显者，则详其出，详其处，次惟著其氏，严婚媾也，女之适人者同乎是。

夫礼谨婚配，其继娶而得室女，必详其出，而又出于名族，则详其处其得改适者，惟书其氏，而或出于名族，亦必详其处，不详其出，至庶室惟氏而已，於乎，名分之际，其严乎！

夫纪行所以表贤，表贤所以贞教，是故孝子弟、弟贞妇不可无识也。然古谓盖棺事乃定，今自十七世以下，即有贤行弗录，阙生存也。要之以俟后世大雅之君子。①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卷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29 册，第491 页。

交代了派源、总传、分传、外传、女性、贞孝的体例、书法。郭汝霖在族谱女性传记的编纂上，也考虑了李子谱（李梦阳）专设外传的谱例，只是鉴于因为本族女性众、繁而未作。

广信府铅山费元禄（1575—?）修族谱，文集载其《族谱四篇》，其中《例义第一》也反映出对于李梦阳《李氏族谱》的借鉴：“李空同之谱李氏，褎然名家，其称欧苏之谱谬，详远胄非纪名实，名实者子孙之所以录其先人，恶可无征乎！……（余）聊以其暇而辑录之，始图，叙世次，列名讳、生殁、丘墓，盖原始要终，人道之成，有夫妇而后有父子，礼义始有所施，书姓氏生殁，以著偕老之义。丈夫有封爵、善德、功烈、勋劳，文章质行较著者，则传表而出之，妇有改适者削之，妾有子者附之，女嫁者则列之外传，而终之以谱序。列明本义，其取法自周，取裁自史，自本二公起，讫余兄弟而止。然录其大者，要不能尽收也。当别有宗谱。”②费元禄：《甲秀园集》卷24，《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2 册，第428 页。认为李梦阳是修谱名家，重视其纪名实的主张。费氏谱也是“讫余兄弟而止”，与李氏谱例义相同。费元禄书例对于女性也比较在意。

四、族谱的修纂

明代族谱修纂盛行于江西，族谱修纂依据宗族、聚落的民间文献，注意族谱求真防伪，筹措经费，不断续修，保存族谱。

（一）修谱盛于天下

中古时期士族由于婚宦需要，盛行谱牒，世家大族集中在北方。宋以后士族瓦解，科举制下的士大夫虽有私谱修纂，主要流行于南方。江西人彭韶指出：

唐宋以前，北方世族专尚谱牒，后有狄难，遂至散逸，而南方代兴，谱家有之。然文山谓：求其凿凿精实百无一二。岂不以窃附先贤、杜撰似续者众欤！噫，此其意云何而得谓之善谱乎？今公之修，独异乎此，不冒荣显，不遗窭贱。要之虽不及前代北方之谱之盛，而亦非今世南方诸谱之所及也。③彭韶：《彭惠安公文集》卷2《三原王氏族谱序》，《四库提要著录丛书》，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年影印明万历彭继美刻本，集部，第351 册，第34 页。

即认为中古时期北方谱牒盛，宋以后南方谱牒兴起。罗洪先指出战争是造成谱牒修纂北方衰落南方兴起的原因：

江北古来战争地，滁和以东，五代至国初，尤当兵冲，蹂践抄掠，莫计启辟。夫土无宁宇，人无强宗，转徙靡常，见闻弗逮，厚本敦爱，感无缘生。士人非甚好古，视谱咸若赘余，其势固然也。惟江以南，中原限绝，祸非难首，定自传檄，间入割据，败不旋踵，宋元遗构，僻隐宛存。故谱牒莫盛于江南，而附援亦惟江南为甚。①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滁阳胡氏族谱〉序》，上册，第550 页。

南宋元明江南谱牒兴盛。

明代修谱盛于江西。著名学者丘濬说：

今天下分两畿、十二藩服，而人家谱牒之作盛于江右，而江右在吉郡尤盛。迹其所以盛者，盖有四焉：江乡土绵地瘠，季世割据者所不争，人家所藏图籍不尽毁于兵火，一也。习尚淳朴，不蓄一切珍奇玩好之物，仓卒变起所持者惟文籍，二也。俗重世家，婚配必先门地，崛起之家虽盛显，物论终不之与，所谓故家右族恃谱牒以为文献之征，三也。人以读书为业，虽田夫贩客亦皆粗通文理，渉猎书史，丧乱之余，文籍散失无所于稽，亦往往有能口道而心忆之者，四也。用是四者，故人家谱牒所以能独盛于他方。②丘濬：《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10《吉水龙氏族谱序》，第1 页。

江西修谱吉安府尤甚，他分析原因有四点。吉安人罗洪先也讲到当地聚族而居，族系清晰：

惟江以南，人无远徙，群其族而居，寡弱者不下数百人。仕于朝，虽位卿大夫，不忍去其乡，其尊卑之叙，历数十世可不紊，又惟吾吉为最。吉之著姓，彭其一也，而族皆不同。为南唐中丞嵩之后，徙自金陵者，曰吉州司马仁贞，子慕庆为安福兵马团练使，四世为宋进士德全，始居安成邑城中，当时号为华秀里。华秀里人既繁盛，而嵩之别子亦多散处郡邑中。③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安成华秀彭氏族谱〉序》，上册，第523 页。

以彭氏为例，就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宗族。文中的“安成”即安福县的别名。

江西修谱甚有传统。郭子章指出：“豫章故家多重谱牒，说者谓昉于欧阳永叔。予谓欧谱例也，谱之实不自欧始。当宋之初，德化之许、奉新之胡累叶聚居，至数百口。江州陈氏宗族千余，世守家法，肃于公府。南康洪氏六世同居，室亡异爨，太宗至飞白‘义居’字旌之。此谱之实也，而亦非自宋始也。”④郭子章：《蠙衣生黔草》卷11《丰城觉溪徐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5 册，第365—366 页。在郭看来，虽然宋代欧阳修倡导修谱，仅是提出谱例，宋代还另有修谱者，江西修谱既不始于欧阳修，也不始于宋。

江西与徽州盛行族谱，而江浙不及。徽州休宁人程嘉燧指出：“自唐衰谱牒沦废，士大夫不讲久矣。今新安、豫章山谷间故家遗俗，其载籍犹有存者，吴越废著，迁徙不常，虽公卿巨室亦往往邈然迷其所自出。”①程嘉燧：《松圆偈庵集》卷上《侯氏世略序》，崇祯刻本，《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755 页上。他将江浙人迁徙不常、不知所自作为谱废的原因。

（二）修谱的依据

明人修谱，往往依据一些前代遗留的各类文献。泰和南溪曾氏的修谱经历较为详细。据同邑王直介绍，南溪曾氏：

自宋元以来，屡经丧乱，谱牒失亡，不知其所以徙。族之故老相传，宋淳祐中始祖和甫以儒业，教授南溪罗氏。罗氏赀富甲一乡，爱和甫才行异常人，以女女焉，于是遂居南溪。生子一，曰南山，字镇重。镇重生四子，曰可翁、祥翁、仁翁、元龙。可翁、祥翁、元龙之后皆失传，独仁翁四子以德、以观、以敬、以礼。盖自和甫至是四世矣，其子孙日益众。然水木本源，尚弗克究知。洪武中，以德子文昇与诸弟允昇、远昇始得和甫先考之墓于蕨原，墓前之石则和甫所题署，然后知自蕨原徙。乃封表其墓，而买田祀焉。属其塾师梁子瑗先生为作谱，而终恨失其详。文昇三子某、某、嗣宗，允昇子梦浙，远昇子季宗，与诸兄弟逊宗、沂宗辈皆注意求之，阅陈年簿书，得元龙分产契约，其所载甚明，乃知分自蕨原无疑。②王直：《抑庵文集》卷6《南溪曾氏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刻本，第9 页。

据此，关于该族始祖和甫，原来只有故老的传说，洪武中发现始祖父亲之墓，有始祖和甫的题字，得知迁出地。又请塾师作谱。后辈子孙“阅陈年簿书，得元龙分产契约”进一步证明分派的迁出地确凿无疑。可见除了坟墓资料外，契约文书也是修谱很好的参考资料。

修谱者也参考亲戚家的族谱校对、互证。如泰和人梁潜为廖氏族谱作序，他说：“廖之先，始自金陵迁泰和，至今海康教谕潜仲，凡十有五世。为之谱者，潜仲之大父愚寄先生，自强父也。其后复系一图，特详于本宗，则先生之曾大父梅涧所作。……梅涧娶梁氏，盖吾六世祖凤翔公之女弟也。因以吾家谱合而参之。”③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廖氏族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 册，第400—401 页。通过考证，解决了不少疑惑问题。

修谱往往在祠堂设谱局，历时较久，诚非易事。豫章罗氏“设局于官庄报本堂，搜各宗旧存往牒，某也从某处徙某地，某也自某处赘某宅，溯本寻源，辨分明继，一脉如众派之汇海，越八年始克告成。”④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重修罗氏大宗族谱后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本。鄱阳洪氏修谱“凡预宗盟有自百里之外者，有自千里之外者，裹粮有会，有一再往返者，有三四往返者。订正同异，有一再易稿者，有三四易稿者。”⑤洪璐纂修《鄱阳洪氏统宗谱》卷尾《谱告》，上海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木刻活字印本。

（三）世系分合问题

明人修谱，最困惑的是世系问题。这其中既包括始祖或始迁祖以来的世代传承，也包括祖先以来分衍支派的通谱合族。我们考察一些族谱修纂的具体处置情况，以便了解宗族的聚合与分离，有助于认识宗族形态。

吉安吉水泥田周氏，杨荣概括该族状况：“吉水泥田之派，其先盖出吴将瑜之子都乡侯胤，始家庐陵之乌东。唐长庆中有曰沂滨者，来居泥田。沂滨生整。整四子，其后遂分为四大族。由四族而分者，又不可以一二计。”①杨荣：《杨文敏公集》卷15《周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合肥：黄山书社，第29 册，第477 页。梁潜的介绍更为详细：“由沂滨距今四百余年，凡二十有四世，其族益繁，其分而自为派者十有八，若卢兠、网村、官洲，若长沙、安福、永新。虽既分，或犹详其系世，或止著其始分之由，是皆因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详于所分之派，使可参而见也。然泥田之族尤盛，联比以居者常千余人。”②梁潜：《泊庵先生文集》卷5《泥田周氏族谱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集部·明别集类，第100 册，第403 页。该族自唐至明二十四世、十八派，修谱时各派记载详略不一，聚族而居于泥田的族人达到千人之多。这十八派是以四大族即四房为基础的，金幼孜对此有介绍：“整生四子，曰庭显、曰庭光、曰庭实、曰庭充。自是子孙蕃盛，遂析而为四。其居水边、安福、永新者，则为第一房。居上冻者，则为第二房。居楼下、卢兠、天柱冈者，则为第三房。居下冻、高屋、大安、絅村者，赋罗坊、官洲、长沙者，则为第四房。夫以四族之众，其地非一处，其居非一乡，其系非一世，其传非一人，而其戚疏之等、远近之分、系序之承传、支派之分合，可指而定焉。”③金幼孜：《金文靖公集》卷7《周氏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四年金昭伯刻弘治六年卢渊重修本，第43 页。在金幼孜看来，周氏宗族属于“故家大族”。

吉安泰和南富王氏为世家大族。泰和人王直谱序介绍该族：系出太原，唐季王该避乱来江南，始居庐陵何山，又徙居安城之连岭，族日以蕃。其后有讳扆字明远者，始来居南富。明远生师儒，师儒生明道、美道、乐道。乐道之后无传，而明道、美道子孙皆蕃衍。明道之后存德居南塘为一族，美道生元功、元承。“子孙之多，故址不足容，乃柝异而居，势也。此谱之作，著美道之所出，所以合异而为同也，故特致详焉。盖元功子经之居枣园，为枣园族。其后四世孙曰敬翁，居池头，为池头族。五世孙曰用中，居石滩，为石滩族。经之弟建之居槐下，为槐族。元承子益之好楼居，则为楼下族。孙庭冕析居下塘，又为下塘族。自美道一人之身，而分为六族。”④王直：《抑庵文后集》卷8《南富王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 册，第512—513 页。所谓六族，出于子孙不同时代的迁居造成。

吉安安福瓜畬邓氏也是大族。刘球指出：“安成多大族，而瓜畬之邓最盛。盖自梅魁翁开业垂荫以来，非惟发科登仕连世有人，其以人庶而地不足为容，析居横石、金谿、下店、汉江、横店、斗塘、清陂、安田、枫林，凡十数派。所至未三四传，则又以地之小而谋他析者，不可以数计。其生之蕃也，他族尠克俦。”⑤刘球：《两谿文集》卷12《瓜畬邓氏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黄山书社，2013 年影印明成化六年刘钺刻本，第38 册，第419 页。该族也有十数派，不断析居，多是未三四传，又以地小而谋他析，据此徙居分派的原因是地小人多而另谋聚落。再看安福刘氏。刘元卿说：“自家安成来，历世三十有奇，历年七百六十，为大派者十八，为小派者数十，而其初固一人之身也。”⑥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5《密湖刘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 册，第107—108 页。分派林立。

安福的宗族还有院派结构的古老大族。安福人吴节的两篇谱序谈到“院”，天顺三年（1459）谱序说：“吾邑西九十里，地名洋溪，刘氏世家焉。余与刘氏分属外甥，当弱冠时，得睹其族姓旧谱，乃知创基者自唐太和中安成令讳富字礼尚号三致公始……后传三子，分东西中三院。……倾以表兄资输推安成赋税长，来京谒余于官舍。……今归梓意必遵欧苏谱例，斟酌重新……吾闻吉州之刘共宗虽一，而其派有三：一曰楚元王，一曰中山靖王，一曰长沙定王。洋溪远祖则长沙分封之安成侯，近祖则大唐莅治之安成令也。”①吴节：《吴竹坡公文集》卷5《洋溪刘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 册，第415—416 页。据此，刘氏在唐代分为三院，吉州之刘共宗为一，其派有三。吴节为本族所作谱序，记载更细，他说：“天顺初，焕文之孙纯夫与道贯之子嘉绩，乃遍游诸邑，得各房源流之自，并生息葬娶之详，汇为一大帙，题曰《吴氏重修宗谱》……大抵皆因嘉定、咸淳之旧而疏之。自主簿公而下至通议大夫瓘，凡六世，以上中二院为一图，所以总众房之祖也。自六世以下九世为一图，中院则有里、西昌、白沙之派，上院则有烟冈、桂江、横路、安成、庐陵、永宁之派，而古攸、酃邑、增城等派，则又诸派中之所分也。”②吴节：《吴竹坡公文集》卷5《重修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 册，第417 页。该谱依据南宋旧谱修纂，有上、中二院，院下有派，此外还有房。

将不同支派的谱系统于一谱，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如宁都南团曾氏族谱，该族修谱颇为反复。洪武中曾国良之谱，被认为是赝谱。后来发现元代乡贡进士光贤的旧谱，与诸墓之碑合。然而下村、临池、小源同县，会谱也易，“市山隶南丰，其府今为建昌也。望仙隶乐安，后湖隶金谿，其府今为抚州也。睦陂、新陂、龙潭隶永丰，其府今为吉安也。凡为府者四，皆远数百里，其会谱也难，然亦无不历也。始于弘治元年，迄今有成，于时实五年也。”③罗玘：《文肃公圭峰罗先生文集》卷7《南团曾氏族谱序》，第8 页。历时五年修成的该谱，联合了四个府的不同支派族人。

（四）修谱的求真与作伪

明人所修谱力求克服时弊，修出可信族谱。龚敩《书泰和袁氏族谱后》指出：“余阅人之族谱多矣，往往痛系牒之不存，而以古人之显者旁蹊曲径，剽窃绪余，牵合世次，美则美矣，其如是非莫辨何？有识者观之，不直一笑。如袁之得姓亦久矣，始于春秋之陈辕涛涂，至汉之邵公，晋之彦伯。逮六朝以来，名贤辈出，本初公路亦一时人豪，在他人则祖之宗之。彦政乃独断自金陵八世祖以下，以迄于今，盖不忍弃其亲而求其疏，舍其真而取其伪也，使郭崇韬闻之，宁不大愧于心乎？”④龚敩：《鹅湖集》卷6《书泰和袁氏族谱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3 册，第684 页。称赞袁氏族谱舍弃春秋时陈国的得姓之祖辕涛涂，从始迁祖记载谱系。批评不少族谱为攀附古代名人“剽窃绪余，牵合世次”。

吉安修谱盛行，存在的问题也较多。丘濬指出：“然其间亦不能无积习之弊，失在于好攀援古名贤显宦，以粉饰其家世，张大其阀阅，凡刘姓者皆长沙定王之后，张氏者皆曲江丞相之裔，无一族无所自来者，此虽天下通弊，而于兹则殆甚焉者也。”⑤丘濬：《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10《吉水龙氏族谱序》，第1—2a 页。吉安存在“好攀援古名贤显宦”的现象。泰和人陈循说：“乡邑鄙人有与（郭）佺同姓者，往往冒其支裔，以为所从出。至诬名卿大夫求一言以取信于后人者有之，此固出其所慕，然公论之在人口，孰得而掩之耶？甚矣，谱之所载，不可以不谨也。”⑥陈循：《芳洲文集》卷5《西昌冠朝郭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 册，第174 页。郭姓有冒其支裔的情况。泰和人萧镃也说：“窃怪世之为谱者好为夸诞以欺人，往往旁证曲引，牵合他族之显者为美谈，而由君子观之，盖不在此也。”⑦萧镃：《尚约文钞》卷4《浮山李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 册，第47 页。反对牵合他族之显者的夸诞行为。吉安府的一些宗族为了防止他人冒认，于是有烧毁旧谱的做法。吉安安福人刘元卿说：“余读湖谱所载南溪谱序，寥寥数篇，恨不能知先世作谱者次第，欲觏得旧谱观之，而已毁于火。先是湖谱既成，虑旧谱落在人间，或为私鬻冒认者之资，遂搜而尽付丙丁。”⑧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5《溪谱举要小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 册，第108 页上。可见族谱一般是不愿外人阅读的。

江南重视谱牒，但附援名宗问题严重。罗洪先笔下有这样的描述：“江南重谱牒，多推原世系所由起，与何代相准，自始封迄今几百年，少亦不下数十世，其真赝不可穷诘，而父子承传，祖孙分聚，莫不凿凿可据。至举他书相证，或疏或密，或增或损，即彼此不能吻合也。故江南谱牒，率远胄而多贵种，任割截而轻附援，概之名宗得免者鲜矣。”①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高安云冈况氏三修族谱〉序》，上册，第554 页。即江南谱牒祖先多追远前代贵种名宗，族谱存在割截、附援之弊。这里的江南应当也包括江西。类似的告诫还有豫章罗氏：“昔狄青不敢轻附梁公，而崇蹈遂拜子仪之墓，一为美谭，一所羞称，故本宗尚有阙文，而非族宁容紊乱，则冒插之禁尚严也。”②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重修罗氏大成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刻本。

（五）修谱经费、间隔与族谱保存

修谱需要筹措经费。族田如有盈余，可以用于修谱。如果宗族无专门修谱经费，则往往通过众筹或捐献筹措。江西王师仁万历时，“首出六十金，始议谱其族。”③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5《金滩王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 册，第108—109 页。是士大夫捐金修谱。鄱阳洪氏统宗谱“鸠金刻梓，有捐数两者，有捐数十两者。”④洪璐纂修《鄱阳洪氏统宗谱》卷尾《谱告》，上海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木刻活字印本。花费了二百余两。

修谱防止经费冒费也就变得必要了。豫章罗氏要求：“各族繁简合用梨板、纸张、镌工等费，充用而止，工完仍揭传众知，以后真正仁人孝子，必出而任事，其一切图尝脔之辈，必退而敛迹，亦可为家教之一劝，则冒费之源当清也。”⑤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重修罗氏大成族谱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刻本。

族谱纂修的间隔时间不一，民间有三十年修谱的说法。宋代苏洵的《族谱后录下篇》已有“以三十年而一易世”的三十年一世的计算方法。⑥苏洵著，曾枣庄、金城礼笺注：《嘉祐集箋注》卷14《族谱后录下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384 页。明初抚州乐安人萧仪说：“乐安旧家诸谱，所载率不过二十余世，有断自可知者，有始自始迁者，其间不及二十世者加多，其过之者加少。世以三十年为率，为世二十则为年六百，五代之乱，谱牒散失，诸增修之于宋，由宋初迄今，未五百年，而谱所载率六百余年，其百余年盖多故家遗老之所追录也。独同邑罗溪陈氏之谱，所载三十余世，盖脱于五代之厄而存盛唐时所录也。……国朝承平五十年，谱学复兴陈氏者……旧家诸谱荡尽于五季，微于宋元之乱，而陈氏之谱完具如故。”⑦萧仪：《袜线集》卷5《罗溪陈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 册，第434 页。可见三十年为一世是当时计算世代的一般标准，乐安旧谱所载通常是二十余世，个别如陈氏则有三十余世。顾大韶从人口增长的角度指出三十年的重要性：“大约十余年而为纪，一纪而子姓一倍。三十年而为世，一世而子姓再倍，推而论之，固有大父未死而孙息盈十；五服未斩而宗枝盈百者矣。”⑧顾大韶：《炳烛斋稿》不分卷《陈氏族谱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04 册，第551 页下。可见明人对于三十年为一世，有自己的看法。魏禧认为：“族谱之作，上以纪祖宗世次，久而不忘；下以合其宗人，世远人众而不失亲。古之言者备矣。人事十年一变，三十年为一世，世凡三变矣。故家谱率宜三十年一修，远则二世六十年极矣。六变而不修，则先世之事必遗忘，宗人、支派必紊，文献必散失，丘墓多亡。”⑨魏禧：《魏叔子文集》卷8《阎氏本支录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 册，第584 页上。这是从人事变化的角度论证的，认为宜三十年一修谱。

不过在故家大族强盛有修谱传统的地区，修谱间隔时间较短。如吉安地区，王直说：“今宗法既难复矣，士大夫家犹幸有谱牒可以正其本而联其支，虽宗族繁盛势不得不分，然至于久犹能知其所自出与其所当亲，则谱牒维持之力也，故君子尚之。”①王直：《抑庵文后集》卷8《吉水泥田周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 册，第497 页下。他以吉水泥田周氏为例，说明士大夫对于修谱的重视，“泥田之谱每一二十年而一修”。②王直：《抑庵文后集》卷8《吉水泥田周氏族谱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 册，第498 页上。如此勤修族谱，还可以得到另外的事例证明。罗洪先说自家族谱：“谱始宋淳熈，尝限十年而一书，今可考者五书于元者，三书于明者，二此皆先吾而有意于族人者也。”③罗洪先：《罗洪先集》卷12《〈秀川撰述〉序》，上册，第559 页。十年一修谱是很密集的。罗洪先修谱不辍，他说：

昔在丙戌，先大夫以谱授小子洪先，命之曰：“谱不续百年矣。惟予守官，弗皇于家，既乃播迁，未能卒业，汝勉哉！”洪先受而藏之。当是时，年才弱冠，未知斯言之难也。嗣是收缉散亡，岁有所书，志行弗加，颓焉就老，常恐奄忽无以光先大夫遗命。戊申，集《世系图》《内外传》《名位表》。己酉，草《居徙考》。丙辰，《传》《表》成。癸亥，《祠墓志》始就。将以告于祖庙，授之族人，而先大夫背弃盖已三十余年于兹矣。④罗洪先：《罗洪先集》卷2《〈秀川撰述〉序》，上册，第557—558 页。

可知该族谱修纂持续时间较长，族谱修成距离开始修纂已经三十年以上。所以罗洪先宗族早期的“限十年而一书”，后来也难以做到。吉安修谱间隔时间较密较疏的事例都有，隔几十年修谱者，如泰和人郭子章说：“夫人子孙所以事其祖宗者，其道有三：一曰营宗庙，二曰丰粢盛，三曰饬谱牒。夫宗庙、粢盛得之有财，皆用之，惟谱牒最难。……吾吉自欧阳文忠公以来，创为谱式，乡人宗之。”⑤郭子章：《蠙衣生传草》卷1《浣溪郭氏续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5 册，第586—587 页。他介绍浣溪郭氏谱始修于宋嘉泰枢密公自撰《源流记》，再谱于元至正间，遭兵燹，流传仅十一。三谱于明正统十二年（丁卯，1447），四谱于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五谱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1552），万历时则六续矣。可知从三谱到四谱隔了三十七年，四谱到五谱则隔了六十八年。永丰汤氏“起于宋平叔以来，几二十世，谱凡五六易矣。”⑥汤显祖：《玉茗堂全集》卷2《吉永丰家族文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1 册，第15 页上。间隔时间较密者，如安福人刘元卿说：“吾刘氏世族谱修于梁者一，续于唐者一，修于宋者三，于元者八，于国朝者二十有四，亦可谓勤矣。”⑦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5《密湖刘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 册，第107—108 页。

修谱确实有难度，一般来说间隔时间不太稳定，需要几十年。乐安人曾维伦，万历八年（1580）进士，他为象峰原氏族谱作序，说该谱“入我明一修于永乐己丑，再修于宣德甲寅，三修于嘉靖己未，合今谱为四修。”⑧曾维伦：《来复堂遗集》卷9《象峰原氏族谱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69 册，第414 页下。即一修于永乐七年（1409）再修于宣德九年（1434）三修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一修与二修间隔25 年，二修与三修间隔125 年，三修与四修间隔约在几十年。二修与三修间隔时间太长，其中定有难以克服的困难。

族谱的保管也很重要。杨士奇族谱由宗子房掌管：“祖宗所遗一应碑铭行述、诗文稿草，片楮只字，及家乘谱牒之类，并委鵷收掌爱护，不许损坏，但略有损坏，即是不孝。盖此系吾家传世之宝，子孙所当谨守为是。鵷继伯威兄之后，系宗子房下，故当掌之。”①杨士奇：《东里文集续编》卷53《训东城诸侄（十三事）》，明嘉靖二十八年黄如桂刻本，第5b—6a 页。鄱阳洪氏“今以千字文编号，每族止以一字为记，然宗派寡众不等，或该一二本者，或该三四本者，或该五六本者，于各号不填写数目第几，乃以条印逐篇钤记钤之，庶俾奸弊不生，而各族知有稽焉。”②洪璐纂修《鄱阳洪氏统宗谱》卷尾《谱号》，上海图书馆藏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木刻活字印本。该谱共印52 部，谱中列出持有者。

族谱是宗族的珍贵文献，自然非常珍视。在社会动荡时期，宗族千方百计保护族谱。如泰和周氏宗族族谱的事例。周是修说：

吾祖由金陵来止泰和爵誉里，历西台御史、仆射、朝奉大夫，至潭州主簿，自爵誉徙居灉江。再传至高祖月溪，徙桐山。又三传至先考君邦贤，徙阳冈里举子冈。既于兵燹，宝藏吾氏之宗谱惟谨。谱有燕山窦禹钧子俨为之首序，有益国文忠公为重修序，有太祖夫人金花封诰二。庚子秋，挟厚赀避地五云，寓大原里。有仝姓富室愿以百金买诰而叙同宗之好，先君怫然曰：“而欲以百金鬻先世之封赠于他族之不肖子乎？是何卑我之甚也！”其人赧而退。乃别制帛囊，贮谱诰，加于荷檐之上，意有急则弃檐携此以窜。荷者弗之知，至地名分水，愈不堪其重，揣帛囊，疑卷轴为绘像，即恚曰：“命且不测，犹荷绘像乎！”解而弃之。去十里行，始相及问其囊，以实对。亟反而求之，留月余，竟不复得，忧愤成疾以卒。

呜呼！先君值艰世，而保护宗谱若诰如是之至，盖将以遗于后之人也。不幸为荷者所弃，致疾而终，其志固可悯矣。③周是修：《刍荛集》卷5《周氏小谱序》，沈乃文主编：《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23 册，第318 页。“荷檐”“弃檐”,四库本、《乾坤正气集》本作“荷担”“弃担”。

其父保护族谱颇费心机，因丢失帛囊中的谱诰忧愤成疾以卒。

万历三十八年（1610）罗相告诫豫章罗氏族人：“语又曰：善创不如善守，善守不如善藏。余忆万历戊寅，忧栢林所携老谱仅二本，高尺六扩一尺许，而以竹纸，四角皆脍揉垂朽，力不胜展，阅其故物也，余留之祀。乙卯初夏，斗山公亲来追索以去。迨辛丑奉差还里，谒祠堂哉，索观前诸而不可复见矣。吾族所藏文墨，独栢林最富，而此一节不无可惜，则珍袭之计当图也。”④罗宪通等纂修《豫章罗氏重修宗谱》不分卷，《重修罗氏大成族谱序》，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刻本。保存旧谱与宗族文献，尤为重要。

五、结语

北宋思想家张载《西铭》是宗族史上的重要文献，程颐概括其主旨为“理一分殊”，以仁止私，推行即为用。《西铭》所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被后世学者概括为“民胞物与”。明代学者邹守益用“全谱”高度评价“民胞物与”思想乃是天下修谱的宗旨，这一思想在族谱编纂中就是强调人要知本，谱序多有宣扬，谱系追寻本源。“一本”观念常表达为江河源头为一的比喻，也用“一气”来表达。

明人修谱往往将谱系之法作为先王宗法遗意，认为族谱继承了宗法精神，以维护等级社会秩序，因而按照宗法原理编纂族谱，强调立宗、大小宗法，族谱与宗法相表里，谱牒具有统宗而合族的作用。修谱为了“亲亲”，可使族人关系和谐，增强凝聚力。由于宗法废而依赖族谱治理宗族，故修谱意义重大。

明代族谱内容渐趋丰富。明初的族谱一般比较简单，中后期内容增加。明中期何乔新的谱序反映出一些族谱收录了宗族制定的家训以及家族礼仪，罗洪先所作谱序更反映出宗族规训的内容在增加。明后期族谱内容更加充实，强制性族规进一步增加。明代族谱类别多，族谱名为“家乘”者较多，表明族谱中的族人文献增多。

明人注重考查族谱、史书与方志的关系，认为族谱就是一家之史。不少人认为编修家谱有助于国史的完善，或论证家谱犹如国史的必要性，也有一些人强调家谱与国史的不同。明人修谱，南方盛于北方，尤以江西突出。

欧阳修、苏洵修谱思想以及族谱体例、书法在明代影响很大。值得注意的是，明人站在当时合族的立场，有人认为欧苏谱有些简单。修谱的思想，也受到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影响，二程的学说对于修谱也有影响。

明代江西族谱存在为攀附古代名贤显宦而“剽窃绪余，牵合世次”的夸诞行为，为防止割截附援，纂修族谱时也采取一些防范措施。

宗族通过众筹或捐献筹措经费修谱，三十年为一世是当时计算世代的一般标准，强调以此作为修谱的间隔时间，故家大族也有一二十年修谱者，超过三十年修谱也较多见。重视族谱的保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