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 子 华

浙大城市学院 浙江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5

在辛亥革命伤兵伤民救护中，虽然有中国赤十字会、赤十字社等人道救助组织投入其中，但中国红十字会发挥着主导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在中国红十字会的两大系统中，上海红会是救援行动的主体，成绩卓著，理所当然赢得社会各界赞誉，聚焦“沪会”，开展深入研究也是极其自然的。相比之下，北京红会黯然失色，被忽略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京会”并非无所作为，虽然已有成果有所涉及①相关成果参见池子华：《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年；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马强、池子华主编：《红十字在上海（1904—1949）》，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 年。，但并没有深究。本文谨就“京会”在辛亥革命人道救援中角色与事功进行专门考察，冀能弥补相关研究之不足。

一、京沪两会：被撕裂的“统一体”

“京会”“沪会”是中国红十字会内部“矛盾”的“统一体”。按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统一性”原则，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全国统一的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中国也不例外。那么，中国红十字会的“统一性”何以被撕裂？何至于有“京会”“沪会”之别？有必要稍加梳理。

1904 年3 月10 日，为救助日俄战争中的中国同胞，以沈敦和为首的上海绅商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联络旅沪英、法、德、美等国爱心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该会虽为五国合办，但因“在中国地方创始承办，中国遂永有红十字会主权”。①《晚清关于红十字会开创之奏折》，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9 页。正因为如此，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红十字会的诞生。②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诞生记》，《中国红十字报》2014 年4 月1 日。随后，在官方和民间的“合力”支持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展开广泛的人道救援，直到1907 年使命完成。人道救援成效卓著，46.7 万人得到救助，赢得各界称许。③参见池子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救济日俄战灾述论》，《清史研究》2005 年第2 期。1907年7 月21 日，钦差大臣吕海寰、盛宣怀代表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方组织者上奏朝廷，宣告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终结，中国红十字会走上了自立自主的发展道路。④《本会开创时之奏折》，见《中国红十字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内部资料），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1924 年编印，第2—3 页。在沈敦和等创会董事的苦心经营下，1910年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医学堂在上海拔地而起，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基础初步奠定。2 月27 日，清廷应吕海寰、盛宣怀、吴重熹任命大臣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以昭郑重”之请，“著派盛宣怀充红十字会会长”。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6 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5 页。盛宣怀成为官方任命的首任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的“统一性”得以强化。

然而，盛宣怀出任会长不久即奏请将中国红十字会易名大清红十字会⑥《奏请遵铸红十字会关防》，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49 页。1910 年6 月5 日“大清红十字会”关防正式启用。（周秋光：《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 年第3 期。），把原本民间主导的社会救助团体转化为具有浓重政治色彩的官方附庸机构，这与红十字运动“中立性”宗旨背道而驰。5 月20 日，军谘处又会同外务部等衙门联署的《详核红十字会原奏敬陈管见折》，否定上海总会的地位，建议“请将总会移设京师，而各省省会及沿海商埠各设分会一所，以期相互联络，逐渐推广”。⑦《军谘处奏详核红十字会原奏敬陈管见折》，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 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132 页。这些举措引起沈敦和等的不满。后沈敦和在给吕海寰的一通电文中抱怨称：“查沪红十字会系民捐民办，甲辰四月、十二月两次奉旨嘉许，实称善举。上年夏钦派盛宫保（盛宣怀——引者）为会长，并拟改名大清红十字会，当经敦和力陈利害，按大清红会应归陆军部筹办，如遇战事，仅止随本国军队后救伤，与和（沈敦和）等所办瑞士缔盟万国承认之中立红十字会宗旨不同，且沪会系募中外捐款而成，殊难归并”。⑧《沈仲礼观察自上海来电》（1911 年10 月30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90 年影印本，第605—606 页。既然“殊难归并”，那就意味着各行其是。“京会”“沪会”之别端倪初显，尽管大清红十字会仍维持着表面上的全国“统一性”。而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使红十字会发生“裂变”，“京会”“沪会”分道扬镳。

1911 年10 月10 日武昌起义后，江苏、上海等地纷起响应。辛亥革命风起云涌，伤兵伤民亟待救护。作为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组织，红十字会责无旁贷。一方面，10 月24 日，沈敦和置大清红十字会于不顾，在沪另行发起成立“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组织甲乙丙三支救护医疗队驰赴武汉战地开展伤兵救护⑨《红十字会大会志盛》，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 卷，第180—181 页。，秉持“中立”立场：“红十字会救人宗旨：不分革军（革命军）、官军。凡革军受伤医治送还革军，官军亦然”。①《红十字会大会志盛》，见池子华、丁泽丽、傅亮主编：《〈新闻报〉上的红十字》，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8 页。另一方面，盛宣怀因铁路风潮——辛亥革命导火索，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10 月26 日被清廷革去包括大清红十字会会长在内的所有职务，“永不叙用”。②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939 页。11 月13日，任命吕海寰“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③池子华、郝如一主编：《中国红十字历史编年（1904—2004）》，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16 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清廷罢免盛宣怀并把“大清红十字会”正名为中国红十字会（京会），希图兼并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沪会），吕海寰也为此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沪会”不为所动。双方均以“正统”自居，分庭抗礼。④池子华：《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年，第158—163 页。于是辛亥革命期间“京会”演化为以吕海寰为会长的中国红十字会及所设各分会，主要集中在京津冀以及东北地区，有着浓重的“官办”色彩；“沪会”则是以沈敦和为首的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及所设各分会，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依照国际红十字运动的“中立”原则开展人道救援行动。而在救援行动中，“沪会”扮演着主要角色，发展之快，为“京会”所望尘莫及。⑤《红十字会理事总长沈敦和报告》，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 卷，第199 页。

回到问题的原点，尽管“沪会”业绩辉煌，但“京会”毕竟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不容忽视。

二、动员人道资源，构建后援保障体系

“京会”拥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其官方背景，同时，吕海寰也尽力动员人道资源，构建后援保障体系，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寻求官方最大可能的支持

与“沪会”相比，“京会”最大优势在于其官方背景。1911 年10 月26 日，“监国摄政王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现在设立慈善救济会，著赏宫中内帑银三万两以资拯救”。同时，鉴于“盛宣怀现已革职，著尚书吕海寰妥速筹办，并督饬派往各员于医伤救难两事认真救济”。⑥《谕旨》，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70 页。这笔经费，吕海寰以其中的一部分开办慈善救济会和经营红十字会，一部分支持“沪会”的救援行动，希图借此笼络加以“兼并”，据《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届捐款汇总志谢》披露，上海中国红十字会事务所捐务处“经收北京红十字会第一批拨助银五千廿五两六钱九分，北京红十字会第二批拨助银三千四十五两”⑦《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届捐款汇总志谢》，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 卷，第240 页。，这对上海方面而言，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此“恩惠”未能如愿达成“兼并”之目的。

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库空虚。吕海寰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推广慈善救济会，仍需官方的支持。为此他向朝廷提出“变通”之法，云：“查定例，绅富捐银一千两者，准其请旨建坊，自应照旧办理。现拟凡捐助棉衣及他项救济物品，核有银数实逾一千两以上者，比照前案，由臣具奏请旨，准其建坊，略事推广。又从前捐银万两至数万两者，准其请奖四五品京堂候补或赏给卿衔以示优异。现拟变通办理，如有捐此项巨款者，准由臣随时比较（照）成案，奏请特旨施恩”。①《宣统政纪》第63 卷，沈阳：辽海书社，1934 年。如此等等。通过“捐纳”获取资助，在清王朝大厦即将倾覆之时，显然不合时宜。

其二，社会资源的动员

刊印捐册，派员劝募，为社会资源动员惯常手段，为此吕海寰委派候选道李春湘负责，并于11 月29 日在《大公报》刊登“札委”：“照得本会长奉旨派充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事繁款绌，亟应遴员分头劝募，藉资补助。查有该道早游欧美，热心祖国，见义勇为，不辞劳怨，堪以派为本会会员，臂助一切。为此札委，札到该道即便遵照联络中外绅富慈善大家，广为劝募，俾成巨款，接济灾区，实行救护，使数百万生灵不致尽浩劫，庶可推广皇仁而全善举，本会长有厚望焉。”②《札派红十字会会员》，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81 页。

同时，吕海寰也深知媒体力量的巨大，希望得到臂助。南方的《申报》是沈敦和的“舞台”，而北方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自然成为吕海寰的首选。为此吕海寰致函《大公报》，称：“海寰奉命派充中国红十字会长仍兼办慈善救济会事宜，款绌事繁，虑难策应，业经奏准刊启劝募。惟收集款项必须按期登报方昭信实，现拟请贵界诸公勉尽义务，共襄善举。凡有本会收款报告及关于本会他项宣布文件，一经函送即为排登，俾供众览，免致隔阂。想诸公分天职，见义勇为，当必乐于赞助，专布区区，祗请中国报界诸位善长公鉴”。③《来函》，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80 页。《大公报》不负所望，及时发布捐赠信息。

吕海寰的社会动员，取得一定成效。《大公报》发布三次“会长吕海寰谨启”的收款广告④《中国红十字会第一次收款广告》《中国红十字会第二次收款广告》《中国红十字会第三次收款广告》，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80、82、87 页。，总收入计银15904 两，洋2175 元。捐款构成中，固然有普通民众的参与，但最引人瞩目者是官员或其家属的捐款，这一方面得自于清廷的倡导，另一方面是吕海寰的人脉。“官味十足”，不难理解。而普通市民的捐款则少得可怜，海外捐助更是难得一见。这是否如有贺长雄所说辛亥革命“战事一起，北京之红会除少数官吏外，其他一般人民均不肯入会，即此可知中国国民于革命一方面深表同情”？⑤有贺长雄：《日本赤十字社及中国红十字会》，原载《日本赤十字日报》，见池子华、丁泽丽、傅亮主编：《〈新闻报〉上的红十字》，第38 页。但相比于“沪会”的“有会员近二千人，纳捐善士数千人，捐款十五万五千二百七十余元，分会六十余处，进步迅速”⑥《红十字会开会纪》，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 卷，第283 页。，“京会”社会资源动员无疑缺乏“广泛性”的特点，说明其动员机制不够健全，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这对“京会”的救援行动，不能不产生影响。

其三，整合分会，厚集人道救援力量

分会是遂行人道救援行动的重要依托。但与“沪会”分会组建的遍地开花相较，“京会”在分会组建方面显得沉寂，少见积极推动，更多的是北方一些地方组建分会后与吕海寰联系，获得认可。

例一：1911 年11 月11 日，张家口都护溥良、盛桂、崑源致电吕海寰，告以牧政公所科员张毓芳、电报局委员赵宗诒、洋务局委员董玉书、张绍曾、沈惟馨等会同美国传教士海保尔筹办张家口红十字会，仿照京师教会附设救济妇孺慈善会，请电咨先行立案等情。鉴于“该会系慈善宗旨，相应会同电请允准立案，分咨电复，并将章程颁发饬遵”。①《张家口溥都护来电》（1911 年11 月11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90 年影印本，第611—612 页。14 日，吕海寰复电，称“贵处拟办红十字会附设妇孺救济善会，事属可行，请将开办章程咨送备案，再由敝处将钤用关防、编列号数之旗章寄备应用。先此电复，惟希公鉴。”②《致溥、盛、崑都护电》（1911 年11 月14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31—732 页。

例二：1911 年11 月14 日，山东中西医院总办刘崇惠（字荔孙）致电吕海寰，告以“山东现办红十字会，请将章程迅速赐寄”。③《济南刘崇惠来电》（1911 年11 月14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614—615 页。15 日吕海寰回复：“现办红十字会，均遵守陆战时救护病院条约，即日来弗（日内瓦——引者）红十字会条约，可查照酌行。敝处未立另章。”④《致刘荔孙观察电》（1911 年11 月15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32 页。

例三：奉天学政卢靖、盐运使熊希龄派道员吴剑丰等专程赴京与吕海寰联系，欲设立救济分会，但11 月1 日吕海寰回复主张暂不设立，原因是“经费支绌，多一名目，即多一耗费。”⑤《致沈阳卢学台、熊运台电》（1911 年11 月1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25 页。

天津、保定、开封等分会的设立，大多如此。分会组织建设，总体而言，“京会”显得较为被动，只是进行必要的引导、整合。尽管如此，分会对“京会”救援行动的支持，同样不能忽视，尤其是天津分会，助益良多（详下文）。

三、“京会”救援行动概观

辛亥救护，“沪会”行动迅速而“京会”动作迟缓，“以致外间啧有繁言”，1911 年12 月17 日《大公报》“探得确实原因”为：“当该会成立之始，已由部允拨十六万两充作经费，嗣部中库储已竭，未能照拨。”不得已，吕海寰设法劝募，“故日来始见著手布置云。”⑥《红十字会出发迟滞之原因》，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87 页。

“京会”救护的“靠山”是协和医学堂（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史料记载说，“时吕先生海寰办理红十字会，商请敝协和医学堂襄理会中事宜”，得到协和师生的响应，举英国医师吉义布为总队长，谢恩增为襄理，选拔教习12 名、医士8 名、学生34 名，共54 名，分编4 个救护医队，“分往战地，救济军人。”⑦《谢隽甫医博士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273 页。

“京会”救护医队的组织，吕海寰委托福开森经办，10 月25 日《申报》有“福开森在京组织红十字会，日内将率中外医生起程赴汉”的报道⑧《福开森在京组织红十字会》，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 卷，第179 页。，吕海寰也在11 月4 日分别致电鄂督王占元、河南巡抚宝芬，请给予医队保护、照料①《致鄂督电》（1911 年11 月4 日）、《致河南抚台电》（1911 年11 月4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26、727 页。，照此速度，10 月底11 月初当能开赴战地。但如前引《大公报》报道，因经费牵绊未能及时采取行动，直到一个月后的12 月1 日，福开森致电沈敦和，通报北京医队行程：“北京红会组织第一医队，西医劳赉、卜尔脱、麦鲁乃、刘君四人，佐理员十二，京汉专车，驻孝感。第二队医士温含、维楼、乌伯兰、张医及佐理等，初十专车出发，驻信阳，并转电汉分会医院柯师联合”。②《北京红十字会专电》，见池子华、丁泽丽、傅亮主编：《〈新闻报〉上的红十字》，第28 页。这里提到的第一队实为第二队，因第一队驻守京师。第一队出发时间，应为发电报的同一天，即12 月1日。第二队“初十专车出发”，阳历应为11 月30 日。

吕海寰是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救护医队的组织、派遣以及行程安排自然牵挂于心。12 月4 日他在《致连仲甫方伯电》中谓“敝处（阴历十月）十一日请胡竹筠中翰乘军用火车前往汉口，属（嘱）其先到遵处晤谈”救护事宜。③《致连仲甫方伯电》（1911 年12 月4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43—744 页。其中的“十一日”即阳历12 月1 日，时间与《大公报》报道正相吻合。萧家港为孝感属地。同日吕海寰接到连甲（字仲甫）回电，告以该医队已乘专车前往汉口。④《萧家港连方伯来电》（1911 年12 月4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629 页。同日吕海寰又收到汉口胡瑞中来电，得知第二队于12 月3 日抵达汉口以及“刘大夫留孝感，沿途调查。信阳养伤兵四百，孝感三百、汉口各医院均共五百”等伤情报告。⑤《汉口胡中翰瑞中来电》 （1911年12月4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574），第630 页。至于第四队，据12 月8 日吕海寰透露，“石家庄虽未开仗，亦备有第四队”。⑥《致天津军医学堂徐静澜观察电》（1911 年12 月8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49 页。说明12 月8 日第四队已经组织起来，次日即出发石家庄。

第二队、第三队的目的地都是武汉。此时武汉硝烟散去，战地救护已经结束，主要工作转为伤兵医治及难民救助。至于与上海救护医队的合作，基本谈不上，有报道说，“日前北边派来红十字会员二十余人，皆服西装，气象尚觉文明，惟闻其中混有满人在内，故南边红十字会不与联络，以防奸谋”。⑦《民军与北军停战议和记》，见池子华、严晓凤、郝如一主编：《〈申报〉上的红十字》第1 卷，第216 页。南、北存有芥蒂，北京医队只能独自开展活动。

救助行动的开展，离不开经费的支持。12 月4 日，负责汉口接洽等事宜的内阁中书胡瑞中致电吕海寰，除告知北京医队的行程外，并称“此间死尸已由军队及鄂会掩埋过半，即拟设局雇人埽净。工物奇贵，乞速汇款若干”。⑧《汉口胡中翰瑞中来电》 （1911年12月4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 （574），第630 页。12 月6 日，吕海寰即通过汇丰银行汇兑银5050 两，“俟此款收到，即先照来电办理掩埋及雇人埽净等事”。⑨《致连仲甫方伯电》（1911 年12 月6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47 页。这些方面，当然不是医队的主要事务。根据胡瑞中报告，12 月10 日，第三队已在武昌设立医院，第二队在汉口兵站医院服务。但没过两天，第二队不辞而别。据12月13 日胡瑞中致吕海寰电称：“二队由孝感到汉兵站备房屋招待，旋闻黄陂有战事，前往约定，事竣回汉。念二日来电，嘱租楼房另住，当觅定念余间大房，并雇人包伙食，兵站预备器具，忽来电二十二日晚已回京，诧甚。或中等办理不善，惟有自罪”。①《汉口胡中书来电》（1911 年12 月13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639 页。12 月15 日吕海寰复电抚慰，云二队“刘大夫今午到京来谒，云实因无事可办，故暂回京，并无他意，二公万勿介介”。②《致汉口胡瑞中、徐鸿宾电》（1911 年12 月15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57—758 页。这样武汉只有第三医队继续工作，据15 日胡瑞中电称，“三队在武昌极得力，拟日内移至汉，与绅合办医院”。③《汉口胡瑞中来电》（1911 年12 月15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640 页。据何亮标报告，三队拟于1912 年1 月10 日“专车北上”，但没有成行，直到1 月23 日，何亮标报告称，“孝感下铁路不通，会员回京，临时再酌”④《何道亮标来电》（1912 年1 月23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667 页。。第三队何时回到京城，《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谢恩增的报告，“（正月）二十六日第三队始由武昌遄返”⑤《谢隽甫医博士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73 页。，这里所说的正月，应该是阳历，即1912 年1 月26日才得以回返，可谓辛苦异常。第三队所取得的成绩，谢恩增报告称“医愈者三百余人”。⑥《谢隽甫医博士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73 页。谢恩增报告还提及其他医队的行踪：1911 年12 月9 日“第四队发至石家庄，值两军轰击，遂乃冒烟突弹同赴阵前，不论南军北军，凡负伤者，一概立行救治。十五日第二队送伤兵至长沙；十九日第四队入太原；二十六日调第二队至洛阳；应潼关之招，本年（1912 年）正月三号第四队由太原返京，旋复开往徐州；嗣复遣医队至保定，手术受伤兵士多名。”⑦《谢隽甫医博士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第273 页。这里的“本年正月三号”实为阳历，即1 月3 日。4 日第四队开赴徐州，但并不是单独行动，而是与天津分会联合行动。

四、亮点与遗憾

“京会”救援行动中，有一大亮点，就是与所属天津分会的“联合”行动。

1911 年11 月10 日，天津红十字会成立，不久与“京会”确立了隶属关系，成为“京会”旗下的一个分会。某种程度上说，天津分会的人道救援行动成为“京会”人道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南京之战失败后，张勋退守徐州负隅顽抗，但徐州革命党人酝酿起义，以林述庆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三路北进，剑指“五省通衢”战略要地徐州，徐州之战不可避免。“京会”联手天津分会合力开展救护行动提上日程。

1912 年1 月2 日，吕海寰致电张勋，告知医队行程日期，请其妥为保护，电文称：“敝会医员徐道清华、洋医士吉义布前谒麾下，极承关照。现派本会第四医队及天津分会医队，前往徐州，相机进行，以补军医不足之用。准于十六日（阳历1 月4 日）由津乘津浦火车南下，请派妥员开车北上探接，并望代备宽洁屋宇及看护妥役，实纫公谊。”①《致徐州江防会办张少轩电》（1912 年1 月2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74 页。

1 月3 日，吕海寰致电天津分会会长徐华清表示谢意，云“贵分会医队明日偕本会第四队南下，感荷无似。天寒路远，极盼一切平安，早日蒇事，至为祷祝。”②《致天津徐静翁观察电》（1912 年1 月3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76 页。

安排妥当，“京会”第四医队于2 日抵天津，与天津分会医队汇合，4 日南下徐州。1 月5 日《大公报》报道说，“天津红十字会已于昨早七钟乘津浦火车偕同北京总会医官、看护生等开往济南，再由济南开抵徐州。是日，除该会各职员董事及东西洋友人送行照料外，并有广济医院日本两商人携酒两瓶为之饯别云”。③《红十字会纪事》，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94 页。联合医队由25 人组成，规模可观。

1 月5 日，医队抵达徐州后立即投入战事救护。1 月10 日，天津分会接到战地救护报告，知徐州一带“土匪蜂起，官革两军时有捕匪受伤事”④《红十字会纪事》，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96 页。，医队给予及时救治。12 日，天津分会第一队庶务员汪贵生由徐州返津报告救护详情。据云：“该同人初到徐州时，即由中外医士谒见张军门勋，说明该会对于官民两军均应一体救护之宗旨，已为张军门允许且极欢迎优待，军士将官尤其感戴。该队暂驻徐州西关内美国教堂，刻已救痊二十余人，徐州城内之官绅尤为非常欢迎。盖以此项善举，该人民尚属创见也。继又报告云，该处为民军北伐必争之路，倘和议不成，徐州定为一大激战场，应于城外设备病院，以免临时仓卒，然则一切铺张及供养伤军之饮食被褥等费需款必巨等语。”⑤《红十字会纪事》，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99 页。

徐州之战并不是很激烈，伤亡无多，因此，1 月22 日联合医队回到天津。24 日天津分会在事务所举行欢迎会，“函请中西董事诸君报告阵前治伤情形，并据看护生归述该会在徐州颇蒙张军门优待。路过济南，又承刘观察优遇。该会极为感激，业已专电申谢矣”。⑥《红十字会返津》，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03 页。鉴于“医官、救护生等奔走勤劳，慈善之怀不可泯没”，2 月10 日天津分会“特给与褒状，以彰善举。”⑦《发给褒状》，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06 页。

但徐州之战并未结束，革命军的北伐之师日益逼近，1 月26 日，接徐州来电，“内云该处将次开战，即请出发等语”。⑧《红十字会将出发》，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04 页。因此，天津分会派出第二队救护人员于27 日早晨“会同北京红十字会队乘坐津浦火车出发徐州”。⑨《红十字会纪事》，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04 页。2 月5 日，天津分会接徐州医队来电，“言今日有受伤四十五人，该处缺少被褥，请即运往，则徐州又有战事可知”。⑩《徐州又有战事消息》，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05 页。2 月9 日，天津分会即派干事员曾栋臣“携带药料等物赶赴徐州”⑪《执事易人》，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06 页。，进行接济。2 月11 日，北伐军抵达，张勋北撤济南，徐州光复。第二天，即2 月12 日，清帝宣布退位。联合救护行动结束。

“京会”与天津分会，相互协作，联合行动，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

总起来说，在辛亥革命人道救援中，据“京会”不完全统计，“全治活者，约千有余人”。尤其“京会”各医队“诸医士学生，一本热诚，不畏险阻，负囊携药，冒枪烟（林）弹雨以争先，宿露餐风当雪地冰天而竞进，东至于青岛、济南，西抵于潼关、河洛，南达于武昌、汉口，北及于宣化、大同，凡遇伤痍，靡不竭力救治，刀圭甫毕，痛楚立捐，计所全活，为数甚广，以故医队所莅，到处欢迎，事毕将行，更相留挽。略可见在事诸君，备历艰辛，而不敢少负其责任也”。特别是总队长吉义布，更是尽心尽责，他与“襄理谢恩增，于各医队出发后，亲往各战地详细调查情形，斟酌办理一切，随于徐州、泰安、登州、营口普济医院、秦皇岛矿务、唐山矿务医院、昌黎医院七处，业经商明各该院长，改设红十字会医院，以备有事之用”。①《谢隽甫医博士报告》，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编：《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1904—1949）》，1993 年，第273 页。毫无疑问，“京会”在辛亥革命救护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这其中天津分会的“助力”值得肯定。

当然，由于京沪两会各行其是，没能形成“合力”，影响整体效能的发挥，而“统一体”的撕裂，也不符合红十字运动的基本原则，这是一大遗憾。因此，辛亥革命救护使命完成后，“京、沪两会本须合并也”②《上海沈仲礼来电》（1912 年4 月2 日），《吕海寰往来电函录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574），第716 页。。1912 年9 月19 日两会达成《中国红十字会合并条议》③《直隶巡警道为奉札发中国红十字会合并条议通饬知照文》，见池子华、傅亮、张丽萍、汪丽萍主编：《〈大公报〉上的红十字》，第133 页。，并于9 月29 日在沪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首届会员大会上通过，结束了这种各自为战的状态，走向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