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洪, 车弈弢

(上海财经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0082)

一、引 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20条第2款首次明确使用“生态环境修复”这一表述,〔1〕并将其作为《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中“恢复原状”的扩充性解释。〔2〕2017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进一步拓展了生态环境损害的司法救济方式。《民法典》第1234条、1235条分别确定了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及适用条件,为生态环境损害的司法救济提供了明确的实体法依据。〔3〕学界以《方案》与《民法典》第1234条、1235条为规范基础,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适用规则、〔4〕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的法律性质、〔5〕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履行的可行性等视角对生态环境损害的司法救济展开研究。〔6〕值得注意的是,《方案》与《民法典》第1234条、1235条仅适用于责任主体明确且客观存在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主体缺失的生态环境损害无法得以适用。既有研究对责任主体缺失的生态环境损害关注不足,尽管有学者已经意识到此类生态环境损害亟待修复的现实紧迫性,〔7〕但对此缺少系统且具有针对性的研究。

《意见》旨在引入社会资本对责任主体缺失的生态环境损害予以修复,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损害修复契合现代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理论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