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森 蒋人文

一、问题的提出

2014 年10 月23 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要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6 年11 月，《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印发，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工作在18 个城市正式实施。在总结一年多的改革试点经验后，2018 年3 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为《监察法》）在第三十一条规定了监察调查程序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①同年10 月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为《刑事诉讼法》）解决了《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为“两法”）衔接中有关立案、强制措施、退回补充调查等诸多问题②，并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制度。自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两法”中均得以规范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也在立法的推动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交集，故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成为了“两法”衔接的一个重要“枢纽”。③

虽然《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为《指导意见》）规定了所有刑事案件均可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为《监察法实施条例》）也扫除了诸多“两法”衔接中的障碍，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两法”衔接中仍显现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认罪认罚后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而在监察调查阶段律师却不被允许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