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冠

通过对诠释学历史的回溯我们可以得知，翻译与诠释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诠释学的起始来源于希腊神话，赫尔墨斯作为诸神的信使以及神和人之间交流的中介，向不了解神的语言的人们传达“诸神”的信息。赫尔墨斯是通过将神的语言转化为人的语言传达给人们的。而在传达的过程中，赫尔墨斯则承担起理解和翻译的双重职责。在伽达默尔看来，翻译就是解释的一个特别存在：“翻译和阅读都是一种对话，一种解释，一种创造性的还原。”1Hans-Gadamer, Lesen ist wie Unersetzen, in Gesamnnelte Werke band 8，J. C. B. Mohr (Paul Siebeck) Tubingen ,1993, pp. 279-287.伽达默尔认为，翻译是一种阅读观点的表现，并将翻译和阅读都看作是一种对文本进行“创造性还原”的理解。这和罗伯特· 艾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对翻译的解释——“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为此，我们可以说，在伽达默尔那里，翻译和理解联系始终交织在一起。它不仅仅是对于原文文本的简单复制或者再现，更是在“视域融合”和“效果历史”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原文文本所产生的新的意义。这将为从哲学诠释学的视域下理解“创造性叛逆”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向。

一、何为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1961年，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艾斯卡皮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提出“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这一概念。艾斯卡皮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表现。”随后，在讨论到对于文学作品的读者接受时，比较文学家斯坦利· 威斯坦因（Stanley Weinstein）也曾提到过“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威斯坦因强调，如果抛弃对文学的不利阐述，更多的人对一部作品的阅读都代表着它所属的具体的时代，这种深深的时代烙印恰好造成了永久性的创造性叛逆，而这种结果的发生是历史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