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万里, 王小娜, 高发水

(1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新疆特殊环境与健康研究重点实验室, 乌鲁木齐 830017)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种健康养老服务方式。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重点签约人群是老年人,因此他们的签约率和使用率受到了密切关注[1]。在签约过程中,老年人可以与家庭医生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接受个性化的健康管理和医疗服务。通过签约,老年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健康福利和优惠,例如定期健康检查、慢性病管理、疫苗接种等。同时,家庭医生也可以通过签约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2],例如更多的患者信任和口碑、更多的医疗信息和数据等,这些资源和支持可以帮助家庭医生更好地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促进医患关系的和谐发展。2023年5月,乌鲁木齐市颁布《乌鲁木齐市强化“五个拓展”扎实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进一步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本研究对乌鲁木齐市老年人家庭医生服务签约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为更好地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乌鲁木齐市7区一县中,各抽取2个卫生服务中心,同时在门诊大厅、家庭医生签约室及社区内随机抽取老年人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基本情况、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患病情况,家庭医生签约状况等。其中,自评健康状况是由老年居民根据自身身体状况判断,分为很好、一般、差三个水平;慢性病判断标准为由医师确诊的,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我国规定的慢性病种类。纳入标准:(1)在乌鲁木齐市居住时间超过6个月及以上的常住居民;(2)年龄60岁及以上;(3)知情同意且愿意参与调查。排除标准:不愿意配合参与调查者。共发放问卷653份,剔除无效问卷11份,有效问卷642份,总有效率为98.32%。

1.2 研究方法196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Andersen博士创立了Andersen模型,旨在解释使用卫生服务的原因[3]。有研究学者对Andersen模型内部指标进行了部分改良,并应用于医疗卫生服务行为研究[4-8],根据此模型将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倾向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使能因素(包括人均月收入情况、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和需求因素(包括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患病情况),这些因素在解释老年人使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行为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1.3 质量控制为了保证调查的顺利开展以及现场调查质量,我们在每个环节都实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包括研究设计阶段的质量控制、调查员质量控制、现场调查质量控制和数据录入阶段的质量控制。在正式调查前,课题组在乌鲁木齐市某区开展预调查,了解受访者对问题的可接受性,检查问卷设计的合理性与可操作性。最终将收集到的问卷利用EpiData3.1软件进行数据库建立以及数据录入,为确保现场调查数据录入的准确性,课题组对所有录入员进行专业培训,采取双录入的方式。

1.4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频数与百分比对老年人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采用χ2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将变量引入到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在模型构建中,参考Andersen模型,模型1纳入倾向因素为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了使能因素,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了需求因素,以此全面评估各种因素对老年人的影响,检验水准α=0.05。分析Cox&SnellR2和NagelkerkeR2的值, 它衡量了模型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 值越接近1,说明模型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越强。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调查对象中男性320人(49.84%),女性322人(50.16%);已婚556人(86.61%),离异51人(7.94%),丧偶35人(5.45%);初中及以下学历79人(12.31%),高中/职高/中专学历332人(51.71%),大专学历205人(31.93%),本科及以上26人(4.05%);低收入水平18人(2.81%),中等收入水平457人(71.18%),高收入水平167人(26.01%);自评健康状况很好227人(35.36%),健康状况一般350人(54.52%),健康状况差65人(10.12%);患有慢性病533人(83.02%);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有491人(76.48%),见表1。

表1 老年人基本情况

2.2 乌鲁木齐市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行为分析642名调查对象中有520人(81.00%)签约家庭医生,有122人(19.00%)未签约,对已签约和未签约家庭医生的老年人进行对比,发现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人均月收入、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患慢病情况、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等要素对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行为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2)。对未签约的老年人进一步调查,结果显示,有48人(39.34%)不清楚所在社区开展此服务,有34人(27.87%)表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提升健康水平没有作用,有27人(22.13%)表示不信任家庭医生,另外,有13人(10.66%)担心会有高收费。

表2 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行为单因素分析

2.3 乌鲁木齐市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行为多因素分析以乌鲁木齐市老年人是否签约家庭医生服务为因变量(0=否,1=是),以倾向因素、使能因素、需求因素中的变量为自变量,分别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从使能因素来看,人均月收入、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情况对签约行为均有显著影响(P<0.05)。根据Cox&SnellR2和NagelkerkeR2的值,可以看出模型3的解释力度最大,三个模型的解释力度呈逐步增大趋势。高收入水平、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更倾向于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同时,结合OR值的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结论:需求因素对老年人签约行为的影响最为显著,而使能因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见表3。

表3 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行为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与文化程度对家庭医生签约率有一定的影响,可能由于年龄及文化程度影响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认知和接受程度,离异和丧偶的老年人可能面临更多的情感孤独。研究显示,婚姻状况会对多种健康后果和健康行为产生影响[9],卫生服务使用效率也会受影响,相较于有配偶的老年人,丧偶老年人社会活动及社会交往会更少,这可能使这些老年人有较少的途径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也会难以与家庭医生签约或维持这种关系。年龄的增长、身边缺少配偶陪伴、导致老年人逐渐忽视自我健康,影响了签约率,也从侧面凸显出老年人对家庭医生服务需求的迫切性。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离异或丧偶的老年人,加强对他们的关注和照顾,重视心理健康问题,通过提供情感支持和医疗帮助,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获得感,从而增加他们签约家庭医生服务的意愿和积极性。此外,积极改善服务质量和便利性,优化家庭医生服务流程和服务质量,例如提供方便快捷的预约和咨询渠道、提供多语种服务或提供上门服务等,以提高老年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及提升老年人对服务的满意度。

根据本研究模型2结果可以看出,在加入了使能因素的变量之后,模型解释力度有了明显提升,表示使能因素中的变量对提升签约率有着积极作用。经过分析,可以得出老年人收入水平和是否参加医疗保险与签约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参加医疗保险的老年人签约率也会相应提高,这可能与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对自身健康关注度更高、就医理念更为先进、基本健康素养更高等因素有关,同时也有利于居民更充分地接受医疗卫生服务[10]。此外,调查对象中未签约人群中有39.34%的老年人不清楚所在社区是否开展此服务,而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老年人的签约率更高,这与刘春平等[11]的研究结论相同,老年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了解水平会对签约诉求带来较大的影响,老年人在了解这项服务后,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签约服务包。为提升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知晓率,应加大对卫生服务的内涵宣传,对优秀家庭医生团队的宣传,合理利用大众媒体,扩宽宣传面,引导居民正确认识家庭医生,同时,发挥那些认知较高,经济条件较好,在老年群体中有较高威望的并且乐于参加志愿活动的老年人力量,讲解家庭医生签约的好处,以此提高家庭医生签约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签约人群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存在差异,在模型3中增加了需求因素,导致模型解释力度增加幅度最大,这说明需求因素是提升签约率的关键因素,需求因素中,是否患有慢性病对签约率的影响有意义,患有慢性病的居民更倾向于与家庭医生签约,以便获得更全面、更及时的医疗服务。这一结论与高志国[12]、茹文臣等[13]人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每个居民对卫生服务的关注水平会随其健康情况而发生变化,老年人患有慢性病,他们将更注重自己的身体情况及国家的健康资讯[14],其医疗需求高于其他人群。因此,家庭医生服务应针对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在形式与内容的设计上,体现出家庭医生服务的功能特点,不仅如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应更注重为慢性病等主要人群提供服务,让慢性病患者更深入了解签约服务,并因此提高签约率。更为关键的是,在改善签约覆盖率的基础上,还需要关注签约质效的改善,从而充分地展现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老年人健康的推动效果[15],使老年人能够更加肯定家庭医生的服务并继续签约。

综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实施的过程中应将老年人作为签约服务的重点,为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需要以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为中心,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签约服务,做到精细化管理,提高服务质量,真正落实分级诊疗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