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经济韧性提升的天津市产业数字化赋能研究

2024-03-29邓呈洁翟自强

中国商论 2024年6期

邓呈洁翟自强

摘要：本文基于建立天津经济韧性与天津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模型，熵值法赋权指标层，通过线性加权法得出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2011—2021年的综合值，从而计算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2011年起，天津经济韧性与天津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呈逐渐良好趋势，由典型相关性可知，天津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相关性，影响和提升天津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是城市GDP、一般公共支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全市研发活动R&D经费支出、规模以上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本文基于经济韧性提升的关键驱动指标对天津产业数字化赋能提供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经济韧性；数字经济；熵值法；耦合协调度；天津产业数字化赋能

本文索引：邓呈洁，翟自强.<变量 2>[J].中国商论，2024（06）：-047.

中图分类号：F127；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4）03（b）--05

1 引言

在疫情、洪灾等自然灾害和经济环境下行的影响下，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很大挑战。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形式、销售主流途径向线上靠拢。与此同时，一些制造型企业在灾害中以数字化赋能成功转型，这正是城市经济韧性发挥的作用。社会经济系统在遭受各类因素的冲击后，经济韧性发挥了其抵御吸收冲击的能力，对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推动社会经济系统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

生态学家Holling（1973）将“韧性”一词定义为“描述受到干扰后的系统能否具有维持现状，或受创后能否迅速修复自身系统的能力”。这种“干扰”不仅包括诸如洪涝、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还包括金融危机、各国贸易政策变化等各类经济社会的突发性改变。韧性的概念在各学科中皆有发展，但各领域对“韧性”一词的解读又各具特色。

Martin（2016）提出，经济韧性是可以被视为包括四个维度的动态渐进过程，即暴露于冲击下的风险或脆弱性、面对冲击影响的抵抗力、经过调整保持核心功能运转的适应能力以及恢复力。国内学者徐圆、张林玲（2019）指出，经济韧性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遭受外部冲击时自身作出适应性调整的动态过程，社会资源发生再配置，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区域最大可行产出或就业上限因此改变，引导经济不一定恢复之前的状态，而是进入一条比冲击前更强劲、更可持续的均衡发展路径，或者更消极、更收缩的增长道路。

国内外实证研究结论显示，数字产业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促进效应，即数字产业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应对冲击能力越强。数字化赋能产业为各企业提供优化生产服务、培育新能力、推动结构升级、提高营运效率的机会。

孙新波（2020）认为，数字化赋能是指某一体系从全局出发，运用数据技术、技巧、方法，对数据应用场景进行创新，并提高相应的能力与技能，最后让数字赋能产生价值。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中的广泛应用、赋能产业发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能够充分激发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本文尝试运用三个方法来识别数字化驱动城市经济韧性的塑造。第一，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可对天津城市经济韧性和天津数字经济进行数据量化，分别得出两者的客观评价结果。第二，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将天津经济韧性与天津数字经济进行关联，反映两个系统随时间发展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程度，证明数字化与经济韧性具有密切的关系。第三，为探究数字化驱动经济韧性提升的关键因素，选择典型相关性分析方法，以相关性最强的正向指标为导向做出建议与对策。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2021年底，天津市政府正式印发《天津市加快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其中，明确坚持数字赋能产业发展，紧扣“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以信创产业为主攻方向，以制造业为重点，增强智能科技产业引领力，推进大数据与传统产业耦合、衍生。张梦菡（2021）从经济稳定指数、经济多样性指数、经济创新指数和经济恢复指数四个方面构建了单一城市（北京市）的城市经济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为评价对象提供客观合理的评价结果，具有可靠性。本文根据目前已有的数字化产业基础，整理多个国内外经济韧性方面的评价方法，结合天津市的发展目标，借鉴其对单一城市的指标选取方向，构建包含八个二级指标的经济韧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同理，借鉴秦涵祺（2021）的做法，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产业规模、数字化创新能力和数字化滞后产业四个方面构建包含八个二级指标的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2.2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天津统计局官网、《天津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网获取数据，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2.3 研究方法

2.3.1 指标的选取

按照科学性原则和层次性原则，采用文献分析法确定指标。Martin（2012）认为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金融条件、政府政策和心理预期在城市经济韧性中具有相关作用。本文认为，产业数字化目前已大量存在，并成为未来发展趋势，选取第一产业增加值指数和第二产业增加值指数作为指标能够有效反映数字带动产业发展的数据。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以映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可以反映政府政策，两项指标均符合已被证实的科学理论。

陈奕玮（2021）等对中国地级市城市经济韧性的测度所选取的指标中，产业多样化、创新能力、创业活力、人力资本、对外开放、财政分权、市场化一体化、基础设施、金融发展和数字经济对经济韧性具有相关性。城市GDP作为一個地区的经济总量，可以反映出该城市的经济增势。科学技术成果、有R&D的企业比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和全市研发活动R&D人员数、全市研发活动R&D经费支出这几项指标的选取能够显现产业的创新能力、创业活力和人力资本，与经济创新指数、数字化创新规模和数字化创新能力三个一级指标有层次性。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和域名数属于城市基本设施建设，选取这两项指标可以客观的展示数字化的基础设施。

2.3.2 熵值法定权

（1）数据标准化

， xij为正向指标

， xij为负向指标

xij.为原始数据，表示第i年的第j个指标值，yij.为标准化后数值，minxij表示第j个指标的最小值，maxxij表示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

（2）计算指标信息熵ej

其中，K=-1/ln（n），n为年份数。

（3）计算各指标权重wj

2011—2021年，天津城市经济韧性和数字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权重统计结果，天津城市经济韧性的权重由大到小排序分别为经济创新指数（w=0.3）、经济恢复指数（w=0.28）、经济多样性指数（w=0.22）、经济稳定指数（w=0.2）；天津数字经济的权重由大到小排序分别为数字化基础设施（w=0.37）、数字化创新能力（w=0.3）、数字化滞后产业（w=0.21）、数字化产业规模（w=0.13）。

本文基于建立天津经济韧性与天津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模型，从经济稳定指数、经济多样性指数、经济创新指数和经济恢复指数四个方面作为基准层，熵值法赋权指标层，得出天津经济创新指数权重为0.3，占比最大，可知科学技术成果和有R&D的企业比重这两个指标对经济韧性的提升较为重要；同理，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产业规模、数字化创新能力和数字化滞后产业四个方面作为基准层，熵值法赋权八个指标，得出天津數字化基础设施权重为0.37，占比最大，可知互联网接入端口和域名数这两个指标对天津数字化经济提升较为重要。

（4）用线性加权法计算综合值vi

天津市经济韧性评价综合值和天津市数字经济评价综合值折线如图1、图2所示。

由图1、图2可知，天津城市经济韧性和数字经济在2011—2016年的发展较为良好，其中，天津经济韧性在2014—2018年发展稳定，天津数字经济在2016年逐步下跌，直至2020年缓慢回升，2021年综合值由0.33迅速升至0.58，天津经济韧性综合值在2018年下跌至0.23，最后在2021年回升至0.46。

2.3.3 计算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之间的耦合协调度

本文得出两个集合的综合评价值后，根据马鸽（2022）等的做法计算两者耦合协调度分析天津经济韧性和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可以反映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程度。本文采取耦合协调度模型将天津经济韧性与天津数字经济进行关联，可以体现出2011—2021年两者之间协调状态的好坏。

其中，vi、ui分别为天津城市经济韧性综合值和天津数字经济综合值。、β为待定系数权重，取=β=0.5，认为两者对整体协同影响的权重相同。D的值越接近1，耦合协调度越好。

由表2可知，天津经济韧性和数字经济两个系统在2012年开始呈现勉强协调状态，在2013—2019年协调发展，耦合度逐步趋向于1，并在2016年达到良好协调发展关系，但在2020年降至勉强协调状态，存在新冠疫情影响的因素，在2021年恢复中级协调。

本文通过线性加权法得出天津经济韧性与天津数字经济2011—2021年的综合值，从而计算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2011年，天津经济韧性与天津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呈逐渐良好发展趋势，在2016年达到峰值，趋向于1，说明天津经济韧性与天津数字经济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反映了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程度极高。2020年稍有降低，但仍处于协调状态，至2021年恢复中级协调，有所改善。

3 实证分析与结果

3.1 典型相关系数及显著性检验

典型相关分析有助于综合描述两组变量之间的典型相关关系。

为进一步探讨经济韧性和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相关因素，采用典型相关分析法找出两个系统之间的影响因子。表2展示了典型变量的提取，选取了5个典型变量，在F检验中，只有两个典型变量达到0.01的显著水平，所以最后选择了两个典型变量作为后续研究的切入点。其中，第一个典型变量的相关系数值为1，第二个典型变量为0.999，相关系数值都极高，说明典型变量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

3.2 典型结构分析

使用典型相关分析去研究集合1的5项指标与集合2的5项指标之间的典型相关分析，总共提取出两个典型变量对。典型载荷为典型变量U与U组分项间的相关系数；交叉载荷为典型变量U与V组分项之间的相关系数。典型载荷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相关性越强。

由此，典型变量对1中，可以提取全市生产总值（X1）、一般公共预算（X8）这两项的信息，典型载荷分别为0.941和0.679，与第一典型变量（U1）是正相关，说明城市GDP和一般公共支出越大，对促进天津经济韧性与数字化经济的协调发展越大；典型变量对2只提取了城镇登记失业率（X2）的信息，典型变量为0.505，交叉载荷为0.504，对于第二典型变量（U2）、（V2）是正相关；典型变量对1更多地提取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X9）、全市研发活动R&D经费支出（X1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X13）这三项的信息，典型载荷分别为0.873、0.829、0.839，与第一典型变量（U1）是正相关，起到促进协调的作用；典型变量对2更多地提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X13）。

这说明在促进天津城市经济韧性中数字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X9）、全市研发活动R&D经费支出（X12）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X13）。

天津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的典型相关关系，两者之间存在两对典型相关变量。由典型结构分析可知，影响和提升天津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的关键因素是城市GDP、一般公共支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全市研发活动R&D经费支出、规模以上工业有效发明专利数。

3.3 典型冗余分析

表4展示各个典型变量的信息提取情况。表4中典型变量U1可提取出天津城市经济韧性自身5个指标31.3%的信息量，典型变量U2可提取出天津城市经济韧性自身5个指标11.9%的信息量，天津城市经济第一典型冗余为0.432，表明经济韧性差异被自身典型变量解释的累计百分比为43.2%；典型变量V1可提取出数字经济自身5個指标48.3%的信息量，典型变量V2可提取出数字经济自身5个指标8.4%的信息量，同理累计百分比为56.7%，表明数字经济与经济韧性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典型相关系数的平方分别为1和0.998，相关系数值较高，进一步验证了实证的可靠性。

4 建议与对策

本文发现，天津经济韧性与数字经济存在紧密相互关系。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对各类产业进行赋能，优化城市资源的配置，推动产业形态的转型升级，进而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如何利用经济韧性提升的关键驱动指标来影响天津产业数字化赋能，以实现更优的经济韧性，是当前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据此，本文将从城市经济一体化、产业数据化、天津产业消费三方面提出以下针对天津市产业数字化赋能的建议。

4.1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与城市经济一体化

借助城市经济GDP这一关键驱动指标，深化数字创新和创业，组织数字创业大赛和数字培训活动，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三大产业相互协同相互促进，适应数字社会新需求、新供给，全面提升城市数字化经济水平。

4.2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数据化

借助一般公共支出这一关键驱动指标，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大全市研发活动R&D经费支出投入强度，实现“津产发”“津心办”“津治通”三者管理协调。

（1）以数字经济为基准，深度发展“津产发”数字经济综合应用平台，健全以农村产业、商贸业、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为中心的数字乡村经济“1+3”政策体系。

（2）以数字社会为基准，深度发展“津心办”数字社会综合应用平台，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深化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

（3）以数字政府为基准，深度发展“津治通”社会治理综合应用平台，打造数字化政务服务平台、智治协同的数字平台政府，精细化治理数字乡村。

4.3 数字经济赋能天津产业消费

通过优化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和全市研发活动R&D经费支出等关键指标，适度超前建设信息网络设施，补齐部分地区网络建设短板，推动设施建设的区域平衡性、时空协调性和使用经济性。

4.3.1 深耕乡村信息网络设施，乡村试点专业化

推进“互联网+”农业，高指标建设津南区、武清区等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实施光纤入园和农业园区Wi-Fi全覆盖。深入智慧农业建设，推动5G、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在耕种、植物成长环境监测等生产管理环节的应用，提升专业化领域智能化水平。

4.3.2 强化数字经济专业化，专精三个数字化区域——生产区、流通区和加工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