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露 李 蕾 吴 琼

1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妇科 518100; 2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

子宫内膜癌主要是指发生于女性子宫内膜的一类上皮性恶性病变,多见于围绝经期以及绝经后女性,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特发于女性的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之一[1]。手术联合化疗是当前临床上治疗该病的常规方案,尽管患者接受早期诊治,但生存率仍较低,用药相对局限[2]。肿瘤免疫微环境的形成介导了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等过程,故而针对肿瘤免疫微环境开展治疗是当前国内外肿瘤研究的热点[3]。随着近年来有关研究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B7家族分子属于免疫调控分子之一,于机体免疫微环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B7-H3和B7-H4是近年来新进发现的B7家族重要成员,已有研究报道证实二者在乳腺癌、前列腺癌、卵巢癌以及口腔癌等多种恶性肿瘤中存在异常表达,且和临床预后转归息息相关[5-6]。鉴于此,本文通过研究负性共刺激分子B7-H3和B7-H4在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以期为子宫内膜癌的免疫微环境靶向治疗提供新的思路,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20年1月—2022年1月收治的60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开展研究,作为A组。年龄:≤50岁34例,>50岁26例;病理分级:G1级22例,G2+G3级38例;临床分期:Ⅰ～Ⅱ期40例,Ⅲ～Ⅳ期20例;淋巴结转移15例,无淋巴结转移45例。另取同期收治的50例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患者作为B组。年龄≤50岁27例,>50岁23例。再取40例因子宫内膜病变切取正常子宫内膜组织患者作为C组。年龄≤50岁24例,>50岁16例。各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进行后续比较。纳入标准:(1)所有受试者入院前均未接受过任何治疗;(2)均为成年女性;(3)均经病理检查确诊;(4)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恶性肿瘤;(2)神志异常;(3)同期参与其他研究。入组人员均已签同意书,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研究方法 (1)组织芯片制作:设计样本数量合适、间距大小合适的组织芯片阵列;根据设计好的组织阵列对组织蜡块进行编号。将相对应的组织病理蜡块置于4℃冰箱中预冷30min,以提升组织蜡块硬度,方便抽提。制备空白受体蜡块,于实验前进行预冷,借助组织阵列仪(Minicore软件)涉及组织阵列,并抽提出病理蜡块组织芯柱,促使其根据预定阵列排列在空白受体蜡块上。将载入病理芯柱的受体蜡块置于65～70℃恒温烤箱中反复加热5～19min,冷却5～10min,持续3～4h,确保组织芯与受体蜡块紧密相连。之后以切片机对组织芯片蜡块实施适当的修整,进刀速度以10μm/r为宜,保证大部分组织芯柱露出蜡块平面。以切片机对组织芯片蜡块切片,进刀速度以4μm/r为宜,做连续切片,并遵循先后次序予以编号。(2)免疫组织化学法:具体操作按照说明书完成,其中B7-H3和B7-H4鼠单抗选用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白细胞介素-10(IL-10)、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鼠单抗选用福建迈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以PBS液替代一抗作为阴性对照,选用已知阳性切片作为阳性对照组。

1.3 结果判定 所有切片均于400倍视野下进行观察,对视野下阳性细胞数量与染色情况实施评估。阳性细胞数量评分标准:阳性细胞占比<10%计为1分,阳性细胞占比10%～50%计为2分;阳性细胞占比>50%计为3分。染色情况评分:无着色计为0分;淡黄色计为1分;中度黄色计为2分;棕褐色计为3分。将阳性细胞数量评分和染色情况评分乘积作为最终结果,且将<3分视作阴性,≥3分视作阳性。

2 结果

2.1 三组B7-H3、B7-H4与IL-10、TGF-β1表达对比 A组B7-H3、B7-H4与IL-10、TGF-β1阳性率高于B组及C组(均P<0.05),见表1。

表1 三组B7-H3、B7-H4与IL-10、TGF-β1表达对比[n(%)]

2.2 B7-H3、B7-H4与IL-10、TGF-β1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经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发现:B7-H3、B7-H4与IL-10、TGF-β1表达均呈正相关关系(均P<0.05),见表2。

表2 B7-H3、B7-H4与IL-10、TGF-β1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2.3 B7-H3表达与子宫内膜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分析 病理分级G2+G3、临床分期Ⅲ～Ⅳ期及淋巴结转移子宫内膜癌患者B7-H3阳性率高于病理分级G1、临床分期Ⅰ～Ⅱ期及无淋巴结转移患者(均P<0.05),见表3。

表3 B7-H3表达与子宫内膜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分析[n(%)]

2.4 B7-H4表达与子宫内膜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分析 病理分级G2+G3、临床分期Ⅲ～Ⅳ期及淋巴结转移子宫内膜癌患者B7-H4阳性率高于病理分级G1、临床分期Ⅰ～Ⅱ期及无淋巴结转移患者(均P<0.05),见表4。

表4 B7-H4表达与子宫内膜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分析[n(%)]

3 讨论

迄今为止,关于子宫内膜癌的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彻底阐明,目前普遍认为可能和遗传、生活方式及精神压力等因素有关[7]。根治性手术切除联合化疗是治疗子宫内膜癌的有效方案,但患者仍有一定的复发率,且远期生存率亦不十分理想[8]。免疫治疗是当前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前沿抗肿瘤手段,已有不少免疫治疗药物被批准用于肺癌、血液系统肿瘤等的治疗中。另有研究表明[9-10],在机体出现免疫反应之时,T淋巴细胞会出现异常的增殖及活化,上述过程不但需要T淋巴细胞受体识别抗原提呈细胞或肿瘤细胞表面表达的组织相容性复合体所提供的信号,还需共刺激分子提呈信号。B7-H3和B7-H4均是免疫调控分子,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成为近年来肿瘤研究的热点指标。

本文结果显示:A组B7-H3、B7-H4与IL-10、TGF-β1阳性率均高于B组以及C组。提示了B7-H3、B7-H4与IL-10、TGF-β1在子宫内膜癌患者中存在异常高表达。推敲原因,B7-H3与B7-H4均属于B7家族成员之一,二者均是跨膜蛋白,可在肿瘤细胞以及抗原提呈细胞上表达,且两者均可抑制T淋巴细胞的活动,进而影响机体内Th1、Th2以及Th17等多种免疫细胞的作用,促进肿瘤的免疫逃逸。相关研究表明[11],B7-H3蛋白可在前列腺癌以及卵巢癌等多种肿瘤组织中呈异常高表达,且和临床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另有研究发现[12]:B7-H4具有抑制T淋巴细胞增殖以及活化的作用,进而影响白细胞介素-2(IL-2)以及白细胞介素-6(IL-6)等细胞因子的合成、分泌,发挥传递负性免疫信号作用。均为本研究结果提供了强有力佐证。IL-10则是由多种干细胞合成并分泌而来的一种多功能细胞因子,介导了细胞生长、分化的调控过程,并在炎性反应和免疫反应的发生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目前国内外所公认的炎症和免疫抑制因子。TGF-β1则是多肽类细胞因子之一,其在肿瘤发病早期可通过组织细胞生长周期进而起到抑癌作用,然而,在肿瘤晚期阶段,该信号通路中的有关分子会出现突变或功能障碍,进而导致其对细胞的生长增殖调控作用丧失,促使肿瘤细胞反馈性增加TGF-β1的合成、分泌,刺激肿瘤新生血管的形成,同时抑制免疫细胞功能,为肿瘤细胞提供免疫抑制微环境,最终促进了肿瘤的增殖、分化以及侵袭转移。此外,经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发现:B7-H3、B7-H4与IL-10、TGF-β1表达均呈正相关。说明B7-H3和B7-H4在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之一可能和调控IL-10、TGF-β1表达有关。考虑原因,可能是B7-H3和B7-H4的过表达可能会导致子宫内膜癌细胞中的JAK2-STAT3信号通路异常激活,进而促使上述信号通路磷酸化程度增加,进而激活多种经典蛋白质分子,导致IL-10以及TGF-β1的合成增多,最终促使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加快、凋亡减少,且侵袭迁移能力增强。另外,病理分级G2+G3、临床分期Ⅲ～Ⅳ期及淋巴结转移子宫内膜癌患者B7-H3、B7-H4阳性率均高于病理分级G1、临床分期Ⅰ～Ⅱ期及无淋巴结转移患者。这充分证实了B7-H3和B7-H4表达与子宫内膜癌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淋巴结转移有关。究其原因,可能和B7-H3、B7-H4通过激活JAK2-STAT3信号通路有关,激活的JAK可直接调控PI3K/AKT信号通路,而激活的STAT3可直接调控Ras以及PI3K/AKT信号通路,进而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侵袭、转移过程。

综上所述,负性共刺激分子B7-H3和B7-H4在子宫内膜癌中异常高表达,且介导了肿瘤的发生、发展及侵袭、转移过程,其主要作用机制之一可能和调控IL-10、TGF-β1表达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