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娟 陈昕 魏彦杰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一、引言

减持行为一直是资本市场中备受关注的话题。一方面,大股东和高管从减持行为中持续获取超额收益,严重侵占中小股东权益[1]。2012—2022年间,上市公司董监高净减持金额年均增速近40%。其中,2020年减持金额为近十年来最高,董监高当年减持额达1 274.49亿元。另一方面,高管频繁减持导致外部投资者恐慌并产生抛售行为,引发市场动荡[2]。目前,有关减持行为的研究集中于企业利用信息优势获取超额收益的投机性动机[3],重点关注的是减持前的策略性信息披露[4],以重大信息影响股价走向[5],或粉饰业绩误导中小投资者[6]。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的当下,企业高管对于转型实际状况的信息优势有可能成为投机性减持的新诱因。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对重塑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意义重大,成功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7]。因此,受益于数字化转型优势的企业,其股票活跃度更高[8],为高管减持创造了条件。而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囿于内部资源和能力,难以支撑数字化转型这一长期、系统性变革所需的技术、人才和资本投入[9],所以转型不理想、不彻底或失败的可能性很高。而高管相比外部投资者拥有“信息优势”[10],对转型中风险的把握更精准,会对市场估值重新评判,形成私人价值判断。由此,企业内外部之间的估值差异形成诱发减持的重要前提,估值差异越大,投机性减持的可能性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