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倩,马青艳,姜文慧,王 崴,马现仓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卫生科,陕西 西安 710061)

同伴关系在青少年时期越来越受到关注,与心理问题风险增加的时期相吻合[1]。研究发现,同伴问题与其他功能领域困难及精神病理症状相关[2-3]。同伴关系可能是青少年尤其是女性行为问题发展的核心[4-5]。青春期作为可塑性增强的人生第二发展时期,大脑和其他神经生物系统快速变化,使其成为研究环境因素(家庭、同伴及学校问题)对心理和行为发展影响特别重要的时期。决定环境对青少年发展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环境敏感性[6]。以往大多数对青少年发展影响中关于环境敏感性调节同伴关系的研究都是基于缺陷的观点,即在消极的同伴关系中,环境敏感性的增强会对青少年社会情感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差别易感性模型和素质-压力模型常用于研究环境敏感性在同伴关系与心理发展中的调节作用。以往对女性的环境敏感性在同伴关系与心理发展中调节作用所符合模型的相关研究结果并不一致[7-8]。本研究旨在探讨环境敏感性在同伴关系与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发展之间的调节作用,以及这种调节作用所符合的模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2年9月至11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陕西省西安市4个城区6所中学(7～12年级)的120个班,共选择6 000名中学生进行家庭基本信息调查及问卷评估,剔除无效问卷360份,有效率为94.0%。最终以5 64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其年龄为14～17岁,平均(16.18±0.73)岁;其中男性为2 505人,年龄为14～17岁,平均(16.22±0.78)岁;女性为3 135名,年龄为14～17岁,平均(16.44±0.64)岁。

所有研究对象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通过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核(编号2021-716)。

1.2 研究工具及方法

1.2.1基本信息的收集

自制调查问卷,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等内容。

1.2.2环境敏感性的评估

采用Pluess等2018年编制的高敏感儿童量表(Highly Sensitivity Child Scale,HSC)评估研究对象的环境敏感性。该量表包括易于激发(ease of excitation,EOE)、低感觉阈值(low sensory threshold,LST)和审美敏感(aesthetic sensitivity,AES)3个子量表。EOE和LST子量表主要评估研究对象的消极环境敏感性,而AES主要评估其积极环境敏感性。HSC量表共有12个条目,每个项目进行7点评分,包括:极不符合(1分)、不符合(2分)、稍不符合(3分)、一般(4分)、稍符合(5分)、很符合(6分)、极符合(7分),总分84分,分数越高代表青少年对外界环境越敏感。该量表的修订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9]。

1.2.3情绪症状的评估

采用病人健康问卷(the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评估研究对象过去2周的抑郁情绪。该问卷共9个项目,每个项目评分包括:没有(0分)、有几天(1分)、一半以上时间(2分)、几乎每天(3分),得分范围为0～27分,总分为10分以上表明可能存在抑郁情绪,该问卷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7,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0]。

采用广泛性焦虑障碍评估量表(the 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7 item,GAD-7)评估研究对象过去2周的焦虑情绪。该量表共7个项目,每个项目评分包括:没有(0分)、有几天(1分)、一半以上时间(2分)、几乎每天(3分),得分范围为0～21分,总分为7分以上表明可能存在焦虑情绪,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1,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1]。

1.2.4问题行为的评估

通过长处和困难问卷(the strengths and diffculties questionnaire,SDQ)中的“品行问题”和“注意多动问题”2个子量表评估研究对象的行为问题。每个子量表包括5个项目,每个项目进行3点评分,包括:不符合(0分)、有点符合(1分)、完全符合(2分),得分范围为0～10分。品行问题和注意多动问题的总分代表研究对象的外化行为,总分越高代表问题或困难越多[12]。

1.2.5自杀倾向的评估

采用积极和消极自杀意念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PANSI)评估研究对象过去2周出现自杀相关症状频率的自杀倾向。该量表包括2个维度14个项目:积极自杀倾向(positive ideation,PI)6个项目,消极自杀倾向(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NSI)8个项目。每个项目进行5点评分,包括:无(0分)、很少时间(1分)、有些时间(2分)、常常(3分)以及一直有(4分),得分范围为0～56分。以NI评分≥1.625和PI评分≤3.333为界,确定研究对象有自杀意念[13]。

1.2.6睡眠质量的评估

采用阿森斯失眠量表(Athens Insomnia Scale,AIS)评估研究对象睡眠困难的程度。该量表共8个项目,每个项目进行4点评分包括:无或足够(0分),轻微(1分),显著(2分)及严重(3分),总分为24分。以分数越高代表睡眠越困难。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4]。

1.2.7主观幸福感的评估

采用苗元江编制的幸福指数量表,以分数越高代表主观幸福感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5]。

1.2.8同伴关系的评估

由研究对象回答“我与同学朋友交流的频率”问题[4],评分包括:没有或极少(0分)、适中(1分)、较多(2分),得分范围为0～2分,以分数越高代表与同伴交流越顺利、与同伴消极冲突行为越少。

1.3 质量控制

要求研究对象在学校的心理健康课堂上完成在线问卷调查。由经过培训的研究人员进行现场指导。研究对象在进行问卷填写之前需自愿勾选“我理解并同意参加这项研究”。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分层回归检验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女性情绪症状、问题行为、自杀倾向、睡眠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的交互作用;采用显著性区域检验法(analysis of region of significance,RoS)进一步确认交互作用的最佳模型[12]。

使用RoS方法检验素质-压力模型和差别易感性模型,两个具体的测量指标包括交互作用比例指标(proportion of interaction,PoI)和受影响比例指标(proportion affect,PA)。当PoI趋近于0符合素质-压力模型;PoI为0.4～0.6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当PA≥16%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当PA≤2%不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在5 640名研究对象中,女性占55.6%;父母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均高于40.0%;家庭年收入在3万～<15万元者居多,占60.7%;存在心理问题史者占34.0%,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N=5 640]

2.2 不同性别青少年各评估项目的情况

在5 640名研究对象中,青春期女性的环境敏感性、同伴关系、抑郁情绪、焦虑情绪、睡眠质量、自杀倾向和主观幸福感评估得分均明显高于青春期男性,而青春期女性的外化行为评估得分明显低于青春期男性,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不同性别青少年各评估项目得分的比较 (分,

2.3 青春期女性中各评估项目的相关性

在3 135名青春期女性中,其同伴关系与抑郁情绪、焦虑情绪、睡眠质量、自杀倾向均呈负相关(P<0.01),与环境敏感性、外化行为和主观幸福感均呈正相关(P<0.01);其环境敏感性与抑郁情绪、焦虑情绪、睡眠质量和外化行为均呈正相关(P<0.01),与自杀倾向呈负相关(P<0.01),与主观幸福感无相关性(P>0.05),见表3。

表3 青春期女性各评估项目的相关性分析 (r值)

2.4 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的分层回归分析

由于环境敏感性对焦虑情绪、外化行为两个因变量的解释效应较弱,R2值较小,因此仅分别以青春期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抑郁情绪、自杀倾向和睡眠质量为因变量,以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心理问题史在预测青春期女性主观幸福感、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时,主效应均显著(P<0.01);同伴关系及环境敏感性在预测青春期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抑郁情绪、自杀倾向和睡眠质量时,主效应均显著(同伴关系:P<0.01,环境敏感性:P<0.01);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的交互作用也均显著(P<0.05),见表4。

表4 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抑郁情绪、自杀倾向及睡眠质量的分层回归分析

2.5 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交互作用的理论模型

采用RoS方法进一步评估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交互作用的理论模型,结果显示,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主观幸福感、自杀倾向的交互作用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PoI=0.680,PA=0.720;PoI=0.250,PA=0.210),而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抑郁情绪、睡眠质量的交互作用符合素质-压力模型(PoI=0.010,PA=0.008;PoI=0.050,PA=0.030),见表5、图1。

注：A为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回归;B为同伴关系对抑郁情绪的线性回归;C为同伴关系对自杀倾向的线性回归;D为同伴关系对睡眠质量的线性回归。

表5 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主观幸福感、抑郁情绪、自杀倾向和睡眠质量交互作用的分析

3 讨论

差别易感性理论认为,在消极的社会环境中,个体对环境敏感性的差异会带来健康风险,但在积极的社会环境下则会促进健康发展。本研究考察了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同伴关系质量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环境敏感的青春期女性在压力或者支持的同伴关系中会体验不同的心理健康水平,而低环境敏感的青春期女性身处不同同伴关系中情感反应无差别,即环境敏感性在女性个体发展中是易感因素而非脆弱因素。

3.1 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本研究显示,与青春期男性相比,青春期女性对所处环境更敏感。Rudolph等[5]研究表明,与青春期男性相比,青春期女性更容易受到消极环境线索的影响,表现出更高程度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同伴关系可能是造成女生情绪困难风险的背景因素,也可能是导致女生在青春期患抑郁症是男生2倍的原因之一[16]。本研究显示,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的交互作用对青春期女性抑郁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影响支持素质-压力模型,与传统关于环境敏感性的看法一致。处于消极环境中女性的高敏感为脆弱因素,促使个体更容易受消极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低敏感的女性无论处于何种环境都表现出恢复力[17]。在缺乏信任和沟通及高度疏离的同伴关系中,女性可能经常受到负面的反馈,这些评价可能威胁其自我价值,损害调节情绪的能力,从而导致抑郁情绪。高环境敏感的女性对这种反馈特别敏感,对外界信息进行更深入地加工,导致对所在环境中微小刺激更强的意识和过度反应[18],因此增加了情绪风险,而低环境敏感的女性较少将这些反馈进行加工处理或将其整合到自我意识中,从而降低了情绪风险。有研究表明,女性在青春期对社会线索更为敏感,其中高敏感女性在消极环境中进入高抑郁组的风险几乎是非消极环境的2倍,而低敏感女性在低与高水平的消极环境中表现出较少的差异[19]。

3.2 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的积极影响

本研究显示,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和自杀倾向的交互作用支持差别易感性模型,即消极的同伴关系能够预测高敏感女性会出现更低的主观幸福感和更高的自杀倾向,而在积极的同伴关系背景中,环境敏感性较高的青春期女性也经历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更低的自杀倾向。这种模式表明环境敏感性在青春期女性情绪调整中是一种易感而非脆弱因素。当高敏感女性处在积极社会背景下,其特别容易从中获益,促进情绪健康,而低敏感女性从环境的有利特征中受益较少。本研究结果与Scrimin等[20]和Nocentini等[21]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提示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计划可预测高敏感青春期女性半年后的积极发展结果,例如抑郁情绪的减少。此外,学校环境的积极变化解释了高敏感性青少年半年及一年后社会情感幸福感的增加[22]。环境敏感性在决定社会环境对情绪调节有益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环境敏感性的个体差异对于计划及实施积极干预,以及提高个体日常社会情绪幸福感水平可能是重要的。

3.3 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的理论模型分析

在本研究中,差别易感性模型只得到部分支持,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的交互作用对抑郁情绪、睡眠质量的影响都支持素质-压力模型。一种可能的原因是用于测量女性环境敏感性的HSC量表本身性质所导致,HSC量表评估敏感性积极方面的项目(AES子量表)比消极方面的项目(EOE和LST子量表)相对较少,该量表的不断改进可能会增加支持差别易感性的证据;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高敏感性或高发育可塑性被描述为具有进化背景“条件适应”的生活史策略[23],可能观察到不同交互作用方式对行为多样性的影响,也有可能是本研究中已经观察到差别易感性的个体差异对某一种发展结果更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而对另一种发展结果符合素质-压力模型。

3.4 小结

本研究同时考察了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心理健康的共同作用,提示高环境敏感青春期女性更容易受到消极环境的影响而表现出更多的心理问题,同时也更多获益于积极环境的作用而促进健康发展。对于低敏感青春期女性而言,同伴关系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并不显著。本研究结果支持了同伴关系与环境敏感性对青春期女性主观幸福感、自杀倾向的交互作用符合差别易感性模型。高环境敏感青春期女性在支持的同伴人际关系中获得强自我调节能力,有助于以积极的方式利用其环境敏感性,而来自消极同伴关系的弱自我调节能力将其环境敏感性引向加剧情绪压力。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对所有变量测量采取的是自我报告量表的方法,缺少客观指标。今后可从基因等生物指标对青少年环境敏感性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