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复生

“秋瑾最佳男闺蜜的孙子时隔114年，揭秘一母二子随其留学日本的秘闻。”

“湖南新都督汤芗铭逼走谭延闿，谭老都督却与神秘说客兵舰豪饮白兰地。”

读完王平老师的新作《倒脱靴故事》，我几次强开脑洞地想——

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在四十年前，不知道能否给王平老师的《倒脱靴故事》增加一点热度？

辛亥革命、民国秘闻毕竟曾是长沙的流量密碼之一。

如果不行，也可以从作家本身入手，比如《街道工厂青工自学写作，小学学历被武大作家班特招》《天心阁下的玉兰花，目送青年车工走向文学路》。这可能适合二十年前的文学热、报告文学与《辽宁青年》这种杂志流行的时代。

不过，今天长沙的流量密码已经变成更日常烟火的茶颜悦色、文和友、橘子洲烟花晚会、马栏山文创园里的爆款短视频了。

对于长沙这座城市来说，流量密码的变幻与迭代，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当初王平老师告诉我他有这个写作计划的时候，一方面我特别支持特别期待，因为以前听彭燕郊先生说，王平有些小说，比沈从文写得好。我开始挺不以为然，后来翻读了他一短一长的《王平小说集》之后，觉得彭老确实不是瞎说。恐怕王平老师自己也不知道，别人给他2004年出版的小说开了一个豆瓣条目，留下一条评论：“他的小说很有意思，有一点博尔赫斯的味道。”但另一方面，还是担心，这样一本比较小众的书会赔钱，因为这几年我都在一家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公司谋生，自己明白这年头出一本书，并且让其赚钱，真的太难了。

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有点多余了。我读完《倒脱靴故事》一百多页之后，发了个朋友圈：

——精彩，一口气读完一百六十多页。王平老师这本《倒脱靴故事》，出版前和我聊过这个稿子，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有几年我还与王老师去小古道巷那边找过倒脱靴这条小巷子，今天看完里面的几个故事，这里十几户长沙人的故事，层层递进，极具纵深感，人物饱满，虽多是非虚构，但大时代的戏剧性与悲剧感，一回一回地穿透纸面，各色人等的气息，也迎面走出来。这是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长沙。没有被刻意打扮的传奇，也没有被潦草敷衍的卑微。生活境遇已经与时代一起被大幅度改变了，但市井里的那种城市气场，还在故事里面慢慢得到传承，这本书是一个挺有分量的城市史，长沙有一天会感谢王平老师的这本书，它不疾不徐富有耐心，细细还原着属于这个城市独特的味道。

文字如老吏断狱，没有一个字是浪费的，情感却丰沛自然，没有一处是矫情的。

长居上海的老友马随说，买一本看看，好的话再买几本送朋友。还有一位久未联络的95后侄女，前几天竟然也和我说，她也买了一本。我说你别浪费钱了，你对长沙不熟。她却说，以前在长沙旅行，骑自行车到天心阁下，看到鸽子飞在天空，觉得美好，但看了《倒脱靴故事》之后，觉得鸽子前世今生的故事都很美好。

前两日，马随从上海来北京出差，我们深夜约在西坝河烤肉，结果楼上烤肉店下班了，只能楼下烤小串牛油。自然聊起了长沙冬瓜山豪横的烤牛油，马随忽然说：你上次推荐王平老师的那本书，我看完了，还买了四本送给朋友。我很惊讶，从不看国产电影，也基本不看国产文学的沪上非著名投资人小马，怎么忽然有如此雅兴呢？

我问：你喜欢哪一篇？

马随说：国军军官太太黄佩甄，搬家去树木岭的少女佘志纯，为了江永女知青去水库抓鱼而溺水的姚大器，暗恋母亲的“中央政治大学”校友高长子……

的确，写黄佩甄的这一篇《何日君再来》，戏剧性应该是全书中最精彩一篇。

来历不明的国军军官遗孀，出身当铺大小姐，丈夫在1949年之后被判刑死在了监狱，此时的她在小巷里何止风韵犹存，在少年王平看来是：“穿一件黑色的薄丝绸旗袍，边叉开得极低，走一步白腿一闪，走一步白腿一闪。生一双丹凤眼，眉毛描得既细且弯，手里还夹根香烟。”

丧偶之后的黄佩甄，竟然专门养了一只特别的宠物——猴子。旧时代的积蓄，慢慢坐吃山空，猴子自然是养不起了，好面子的黄佩甄还不乏幽默的勇气，竟然对邻居开玩笑说，猴子越来越放肆，晚上老钻她的被窝，要跟她睡觉。用这种近似于“自污”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窘迫，这是旧时代的面子和自尊使然。随着时间走向“文革”时代，这种面子也要自我毁灭。

黄佩甄反复挣扎后，还是接受了邻居治保组长朱四嫂子的“好意”，把自己改嫁给了驼背、鸡胸、酒糟鼻的五十岁无产阶级老光棍吴老倌。当然，黄佩甄也不是无条件地“上嫁”给无产阶级，而是有约法三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晚上睡觉不能两个人睡一头，嫌他口臭。对清新口气的要求似乎是她保全尊严最后的努力，当然最后“五米开外都能让人闻到汗酸味”的吴老倌很快废除了这一夫妻条约，不仅要睡一头，还要故意用黄佩甄的洗脸手巾来抹脚。

即便如此，黄佩甄彼时在无产阶级家属的头衔保护下，日子还算过得安稳，甚至还进行了“自我革命”，带领邻居成为了忠字舞的领舞。

好日无多，也许是因为长期酗酒，吴老倌某个秋日因为心肌梗死死在家中。黄佩甄也随之失去了无产阶级家属的成分，年近五十的她也难以再嫁。无论是与她一样有旧社会底色的人，还是新时代的人，都在街道上对她进行了疏远，她逐渐成为一个毫无存在感的游荡者，成为大家眼中的疯婆子。除了失心的漫游，她还保留着一个不合时宜的习惯——抽烟，虽然以前抽的大前门、飞马，现在要到街道上捡别人的烟屁股。但，在进入青年王平看来，还是“夸张地翘着兰花指抽，徐徐地吐着烟圈，一副很是惬意的样子”，派头十足。烟瘾，或许是黄佩甄逃离真实时代唯一的凭借，也是她最微弱的反抗。

而黄佩甄的反抗终究不能持续，在街头游荡着唱了一阵“何日君再来”之后，她穿着那身丝绸旗袍，还是在房间上吊自杀了。

黄佩甄的美丽与委曲求全、对“新时代的靠近”、自我毁灭，在王平的笔下被写得平静似水，又淋漓尽致，充满着时代的伤痕，又富含了一种人性的微温。

我与马随讨论了这个故事之后，加了一瓶啤酒。

马随忽然说了一句：王老师写女性，每一位都是真的写得好。

这真是一种非常精准的判断！我们马上浮一大白。

《倒脱靴故事》里面，几乎没有一个尽显人性之恶的女性，哪怕是在极端扭曲的时代之中。几乎其中的每一个女性，都表现出来了特别的光泽。

比如，朱仲硕老先生的夫人朱娭毑，将懂礼貌的青工王平介绍给自己孤独的老伴，二人成为忘年交，两人竟然就藕煤还是蜂窝煤要翻译成哪个英文词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看到一老一小的讨论，朱娭毑开心地炒了一盘莴笋叶一盘莴笋片，她既是对后辈的赏识，也是对丈夫精神生活的关怀，充满大家闺秀的气度与气质。

比如，工人阶级出身少女佘志纯，不嫌弃“我”黑五类的出身，少男少女懵懂又热烈的暧昧，体现在一起去天心阁的旧城墙垛上望望远方，看看玉兰花在风中摇曳，去铁道边探险，偷到彩色粉笔在彼此身上画出满衣服的“彩虹”，但故事又因为搬家而戛然而止。

还有在江永插队的同学姚大器，在江永遇见自己喜欢的女知青吴娟，二人热烈吸引又不敢正常戀爱，天时地利单独相处，却被当成流氓，五花大绑批斗起来，姚大器却口出狂言说“我就是喜欢她，我可以为他去死！”被激怒的当地农民一拥而上，对姚大器一顿胖揍，吴娟发了疯地冲上来，用身体护住姚大器哭喊：姚大器是我的人！

令人感触良多的是《倒脱靴故事》笔下的母亲。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关押在牢狱之中，他缺少父爱，有一日正在挑水的他，遇到了父母在重庆“中央政治大学”的同学高长子，高长子面对瘦小的“我”，他轻轻松松把两桶水提了起来。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母亲，也因为高长子的到来，勾起了对往日生活的怀念，两人重温曾排练过的话剧《玩偶之家》，增强了对彼此身份的认同。当年大家都是民国抗战时代的一时俊彦，似乎让母亲心情愉悦，让“我”也感受到另一种温暖，这种温暖某种意义上弥补了父爱缺失的苦涩。但在那个禁锢的时代，一点点光亮都是危险的，不仅是因为外部政治环境的压力，也有当事人本人情感的暗涌。有一次高长子教“我”写书法时，随手写了一句类似隐晦告白的话：“无根而固者，情也。”聪敏的母亲马上发出了逐客令，高长子也再没来过倒脱靴巷。后来“我”再次遇到高长子，是在火车站拉煤的苦力人群之中。原来高长子那一段时间对“我”家的接济，都来自那一趟趟拖板车省下来的血汗钱，第一次“我”见他时，就已闻到过那褪色蓝布解放装上发出的汗酸气味。这钱，弥足珍贵，母亲想必也明白，但是在友情与家庭之间，母亲做出了明确的抉择，这是民国时期那一代既接受过新式教育，又遵循传统伦理的女性的牺牲。

从秋瑾到母亲到吴娟，再到《母校忆旧》中的袁老师，一代一代的女性，在《倒脱靴故事》里的长沙不断追求生活、隐忍生活、完成生活，她们之间也许彼此陌生，但她们一起构成了一把我们去理解近代以来长沙女性精神面貌的钥匙。她们之中，有国士般的启蒙，有情感上的温暖，有生活的侠气。在长沙生活过几年的友人龚君，就曾多次表达过类似的看法：长沙的很多女孩，不管是职场还是市井，很多人比高高在上庄严宝相的男人更光明，更靠谱，有人格。

我想这是一种当代女性的面貌与特点，也是能够追溯出历史渊源的。比如王平老师的祖父王时泽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与秋瑾一见如故，结为姐弟。1905年暑假回国，竟然说服了王平曾祖父、曾祖母、伯祖父一起留学日本。曾祖父水土不服很快回国，但曾祖母却留了下来，与秋瑾一起就读于日本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师范班，两人同居一室。她曾亲见秋瑾在学校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晚做过功课，人家都已熄灯就寝，她仍阅读、写作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直至王平的曾祖母再三劝导，方才停笔。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家庭背景，让王平老师对长沙的女性，多了一份尊重，多了一份细腻，多了一份更开阔的欣赏视野。他这本《倒脱靴故事》，明面上看是细碎的家庭、庸碌的众生，但与其他常规的非虚构文学相比，他对女性人物的观看，他写作的视角与态度，与很多作者迥然不同，也超乎其上。这是藕煤与玉兰花中，一段艰苦又纯净的长沙故事，也是长沙人的灵魂史，女性在其中有着最重要的位置。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