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非

大清早的，姐姐就给我打来电话，说父亲快一个月没洗澡了，让我回去好好给他洗一洗，他都一身的味了。父亲总是这样，一到冬天就不肯洗澡，说洗澡容易患感冒，老人最害怕感冒了。父亲年轻时在西藏当过兵，参加了一九六二年的那场边境战争，过去跟街坊喝酒聊天时，喜欢炫耀自己是枪林弹雨里待过的人，早视生死于度外了，哪知道真到老了，他比谁都怕死了。

临出门时，老婆耷拉着脸对我说，你回去一趟也好，顺便去一下梁老师家，人家老早就打电话了，你这么拖着是什么意思？她说话一字一顿的，语气也不对，我瞪了她一眼，没有搭理她。

父亲住在考棚街的老宅里。三年前，母亲去世，如今老宅里只住着父亲一个人。姐姐家在城西的大水坪，离父亲家近，隔三岔五的，她会过去给他买买菜、做做饭。我住在资江南岸，下岗后好不容易找了份在小区当保安的工作，因为忙，因为远，回家的次数少。

来到父亲家，姐姐已经给他拿上了换洗的衣服，厕所里还生着一盆炭火，父亲气汹汹坐在沙发上，显然是刚刚跟姐姐发生过一场争执。我对父亲说，你这一身臭气的，怎么好意思出门？他说，我臭不臭，关别人什么事？我说，人家不会说你，会说我们，说温爹的崽女多么不孝顺。这话不是父亲希望听到的。洗澡的时候，父亲坐在炭火边，一会说水烫了，一会说水凉了，尽找岔子。我不管他，使劲搓着他的身体。父亲退休前是邮递员，整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身体结实，直到现在，大腿上还可以看到一股股肌肉。厕所里热气腾腾，他忽然打了一个喷嚏，我说，未必冷呀？他说，就是冷嘛，你能不能快点？我刚给他洗过头，正在搓脊背，下半身还没开始洗。我知道他在装，但也不得不加快速度。正在这时，他又开始打喷嚏了，不是一个，是一个接着一个，因为动作剧烈，身体都弯成一只剥皮巨虾了。他装得真像。我说，生着炭火的，哪会这么冷？他说，外面风飕飕的，窗户又关不牢，你是成心想我死吧。我有些火了，拿着莲蓬头往他身上一顿乱射，他一边用手挡着眼睛，一边冲我破口大骂。澡洗得很潦草，出了厕所他就直接钻到被窝里，一分钟也不肯耽误。

姐姐留我在家里吃中饭，让我陪父亲喝一杯。我说好的，我出去一下就回来。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去找梁老师。

半年前，我在岗亭里值班，看到一个老妇人在小区门口徘徊。正在这时，一辆小车驶出小区，我连忙抬起栏杆，为小车放行。栏杆还没来得及放下，老妇人忽然蹒跚着过来，勾下身子，猫着腰，惶惶地从栏杆下钻了进来。行人有专门的通道，她怎么可以走行车道呢？我正准备朝她吼几句，老妇人却咂巴着嘴冲我笑了，温一凡，我是你梁老师呀。我一看，果然是梁老师。我不好再指责她什么了，隔着小窗问，梁老师，你到这里干什么？梁老师也住在考棚街，平时不怎么出门。她说，我来找你帮个忙。我说，什么事？她瞄了我一眼，一下子显得难为情了，我出门忘带钱了，你能借我一千块钱吗？我爽快地说，没问题，刚发了工资，身上正好有。拿上钱，她又说，到时我给你打电话。我知道她说的是以后还钱的事，便笑道，梁老师，不着急呢。她也笑了笑，然后小心地将钱放到裤兜里，还用手在上面拍了拍，颤颤地走了。她没说借钱的理由，我也没有问，梁老师借钱，还需要问什么理由呢？

梁老师是我初中班主任。我们读书那會，她才四十出头，长得像电影演员王馥荔，大眼睛，短头发；性格也像，精明，要强，做事风风火火。我们学校隔壁就是人民电影院，那时只要放王馥荔的电影，我们就逃票进去看。记得有一次，放的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王馥荔在里面演“四姑娘”。晚上我叫上同桌崔方方，两人相约去翻墙。以前都是熟门熟路，不想这次刚从电影院墙头跳下，便被看门人乔红鼻抓了个正着。这家伙长着酒糟鼻，一脸横肉，平时大家有些怵他。他拎着我俩走出电影院，让我们站在栅栏外示众，还敲我们的头。梁老师正好路过这里，“嗖”的一下冲过来，拦在乔红鼻面前大声喝道，你干什么？乔红鼻说，小兔崽子逃票，老子教训教训他们。梁老师说，他们还是孩子，你怎么可以动手打人？乔红鼻牛皮哄哄地说，小小年纪就不走正道，不打他们不长记性。梁老师忽然一阵冷笑，你走正道了？你走正道怎么经理不当，当起了看门人？乔红鼻顿时哑了，红鼻子一阵发紫。几年前，他因贪污票款被撤了职。如今乔红鼻死了都快二十年了。

梁老师找我借过钱后，我回过几次考棚街，一次也没碰到她。中间她给我打过电话，但我没有急急忙忙去。主要是面子在作怪，觉得我一个做学生的，为着这一千块钱，还特意去上门，让人笑话。我设想的场景是，两人在某个地方无意间相遇，几句家常后，她主动提到钱，事情就这么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但老婆却有另外的想法，她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她这么大年纪了，到时候可能真的给忘了，时间一长，你更不知道怎么开口。

之所以每次回考棚街，碰不到梁老师，是因为资江上新建了一座跨江大桥。新桥南北走向，与考棚街平行，按理二者并无瓜葛，问题是，新桥跨过北岸的滨江大道，在引桥处修了两条匝道，其中下桥的东匝道，硬生生将考棚街一劈两半。葛公庙巷因修匝道被全部拆除；父亲住的人和巷，以及闸门巷、石井巷、明星池巷，留在匝道南边；匝道以北仅剩下永清巷，孤零零的，仿佛一条尾巴，被人砍掉扔到了外面。梁老师就住在这条尾巴上。过去，永清巷的居民出门，从考棚街由北往南走，顺顺当当地就可以去吃个早餐，理个发，串个门，打转时还可以买块肉，提条鱼，拎把青菜捎带回家。现在好了，新桥一建，再去吃早餐，去理发，去串门，马路被匝道堵得严严实实。真要去，你得往西，绕过一个巨大的花坛，穿过引桥桥孔，沿鲁肃街往南，经滨江大道，再拐回考棚街。那是街坊们始料不及的远距离。曾经有人嫌麻烦，试图穿过匝道去考棚街的另一边，结果被川流不息的汽车吓了回去。有次还引起了几辆车的连环追尾。市政方面因此在那里立了一块警示牌：“匝道危险，严禁穿越。”

因为一条匝道，考棚街南北两边的街坊，现在都不怎么来往了。距离难免让人疏远，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也不敢去穿匝道，只得老老实实绕。走到鲁肃街，我在路边摊买了一些水果，我都不记得多少年没去过梁老师家了，这样空手空脚去，有点不太好。我拎上水果，走得很慢，脚步飘忽，实际上我还在犹豫，不知道这次上门是不是合适。到了永清巷的巷口上，我点燃了一根烟，梁老师家在巷子最里面，我估摸着等我抽完这根烟，正好可以走到她住的小院。

梁老师家的门是虚掩着的，我敲了几下，她在里面问，谁呀？我说，梁老师，我是温一凡。我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听到她说，快进来吧，外面怪冷的。看到我，梁老师一脸喜色，买什么东西呢，家里什么都有呀。她家里果然什么都有，水果、切糕、麻糖，还有一大袋葵花籽，扎着口子放在一边。难道梁老师家经常宾客盈门？可她是个独居的老人啊。梁老师给我倒上茶，自己先将脚伸到火箱里，又掀起毛毯的一角，让我进来烤火。我说，我不冷呢。她说，跟梁老师还客气什么？你刚从外头进来，烤烤暖和。我想了想，还是坐下了，脱掉鞋子，跟她一起烤火。毕竟，我这么站着，好像就是来拿钱的，而且拿上钱马上就会走，我不想给她留下这样的印象。

我坐在沙发上，人一下子陷了进去。这时我忽然想起多年前，我们帮她搬沙发的事。那天她家新买了一个沙发，很大，真皮的，油光泛亮。梁老师喊来考棚街她的几个学生——我、柯建良、张庆东和崔方方，让我们帮她搬沙发。沙发搬到她家门口遇到了麻烦，门太窄了，试了几次，横着竖着都进不了屋。她老伴罗老师在旁边抱怨，家里就两个人，哪用得着这么大的沙发？梁老师瞪了他一眼，小妍让买的，你废什么话！小妍是他们的女儿。罗老师说，事先也不量一量沙发的尺寸，现在这样怎么办？梁老师说，搬都搬到家门口了，莫非送回去？又对我们说，你们想想办法。柯建良退到天井里，眯起眼睛打量了一番，然后说，真要搬进去，就只能卸窗户了。罗老师气得一跺脚，转身到资江边遛弯去了。在柯建良的张罗下，我们敲敲打打，真卸下了梁老师家的窗户，这才将那个沙发搬了进去。

在考棚街，谁家也没用过真皮沙发，更别说大到要卸下窗户才可以搬进屋的庞然大物。只有梁老师家才这么阔绰。她和罗老师退休前都是教师，女儿小妍在国外生活。说到小妍，我们对她没多少印象，只知道她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工作，男朋友是个老外。后来他们定居在非洲一个叫摩洛哥的国家，生育了一大群混血孩子。因为路途遥远，十多年了，她只回来过一次，那还是七年前罗老师去世的时候。她回到考棚街时，父亲已经下葬。她在家仅仅陪了梁老师一个礼拜。我们一直以为那个摩洛哥人是黑鬼，结果不是，是个红皮肤的人，蓄着大胡子，牙很白。有一次，我和柯建良在南门口吃夜宵，遇到他们在逛街，我们让摩洛哥人过来喝酒，他连连摆手，说他是穆斯林，从来不喝酒的。但他对臭豆腐发生了兴趣，直接用手抓着往口里塞，辣得直吐舌头。他吃东西居然用手，我们哈哈大笑。

罗老师去世后，我们都相信，总有一天，梁老师会住到她女儿摩洛哥的家去，可这么些年了，她还一直住在考棚街。她心脏有毛病，先是装了支架，后来又搭了桥，她坐不了飞机。

我和梁老师一边烤火，一边说话，看得出她十分高兴，一会给我削苹果，一会给我剥橘子。梁老师老了，满脸褶皱，一头白发，牙也掉了不少。我忽然想起了梁老师年轻的时候，想起了王馥荔，想起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切都像梦一样不太真实。见我望着她有些走神，她说，梁老师是不是老得不像样了？我说，哪有，气色蛮好的。她笑着说，这话我爱听！

坐了好一阵，梁老师也没提钱的事，我只得时不时掏出手机看。她显然没明白我这个动作背后的潜台词，还在兴致勃勃地说话，她说，你跟同学们联系还多吗？我说，我又混得不好，不好意思跟他们联系。她嗔怪道，同学关系最亲了，你这么说可就见外了。我说，去年春节，任小娟从深圳回来，俞明亮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来了二十几个人，好些我还是三十多年后第一次见面。她说，俞明亮，以前住我们院的？我说，是呢，现在他发财了。她说，噢，这孩子，看不出来呀。俞明亮小时候瘦，爱红脸，不喜欢说话。他父亲在航运公司当水手，常年不着家，母亲是麻纺厂的挡车工，三班倒。家中无人时，他就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巷子里瞎逛，沿着墙根走，头都不敢抬，梁老师心疼他，经常领他到家里吃饭。

梁老师为我掖了掖毛毯，又问其他同学近况。我知道一些，有些我也不知道，我只说了我知道的。她笑了笑，问，你有没有他们的电话？我说，那天大家相互留了电话，我也留了几个。她在茶几上拿来一个笔记本，说，你帮我写这里吧，到时我跟他们打打电话什么的。我说，好的，同学们都说想你呢。这话是我临时编排的，事实上那天大家说了不少趣事，开了不少玩笑，喝了不少酒，但谁也没有提到她。

我又在看手机，这次梁老师注意到了，她说，你是不是要走了？我心一动，侧身看了她一眼，说，是呢，我还有事。她说，都到中饭时候了，要不你在这里吃了再走。我陡地一阵失望，说，不麻烦了，我回父亲家吃。她说，在梁老师家，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冰箱里有条鱼，我给你做红烧鱼吃。我想了想，不再推辞，做饭要一阵，吃饭要一阵，慢慢地，说不定她就会想到还钱的事了。梁老师要下厨，我没让，做红烧鱼我最拿手了，父亲就最爱吃我的红烧鱼。可是，直到我们把那条鱼吃得干干净净，盘子里光剩下一副完整的鱼骨，梁老师也没把钱还给我，好像借钱的事压根儿就没发生。

几天后，我在龙洲路碰到了柯建良，当时他踩着三轮车，装着七八笼鸡，正急匆匆往前面赶。我叫了他一声，他扭头看到我，连忙从三轮车上跳下来。我说，给团洲市场那女人送鸡呀？他咧嘴傻笑，是呢，她忙不过来，让我帮帮忙。说着从口袋里掏出烟，递给我一根，自己也叼上了一根。平時他从不主动给人递烟的。

柯建良是个光棍。在我们看来，他老找不上对象的原因是小气。有一次，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女人，他带着女人在资江大堤上溜达了大半天，就是不去茶馆或电影院。他说茶馆打牌的太吵了，又说电影假得很。天黑下来，女人说，走了这么久，都饿了。他对女人说，我带你去吃米粉吧，考棚街的酸辣米粉最好吃了。女人没跟他去吃“最好吃”的酸辣米粉，她翻着白眼，跳上一辆公交车，绝尘而去。回头我们笑他，吃什么酸辣米粉呢，至少应该带人家去吃一碗牛肉米粉吧。他还嘴硬地说，本来酸辣米粉就好吃嘛。

一年前，又有人给他介绍了女人，是郊区千家洲的一个寡妇，有着一对大奶，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团洲市场卖鸡鸭。我跟他开起玩笑来，这次别吃酸辣米粉了，牛肉米粉也别吃，直接带人下馆子。他瞅我一眼，还好，她不讲究这个。我说，你行呀，一下子成了两个孩子的爸。他说，你别笑话我，这女人不错，蛮知道心疼人的。其实我并没有笑话他的意思，他都快五十岁了，还能找上黄花闺女？

聊了几句，我正准备走，他忽然说，不知道为什么，梁老师最近老折腾人，好像我有什么事得罪了她。我连忙问，怎么回事？他说，你说说看，我待梁老师好不好？我说，好呀，在我们这帮同学中，就数你待梁老师最好了。他家也住匝道以北的永清巷，离梁老师家近。这些年，同学们各奔东西，有的离开了这座城市，有的住到了别处，真正留在考棚街的，也只有他。柯建良读书不行，上完初中就辍学在家，但干活是把好手，干什么像什么：拿起万用表和试电笔，他是电工；拿起管子钳和热熔机，他是水管工；拿起抹子和砌刀，他是泥水匠。他一直没有正经工作，主要靠手艺和力气维持生计。所以，梁老师家有什么事，下水道堵了，水龙头关不牢了，灯泡坏了，都是他帮忙。他也给我父亲帮忙不少。

想起这些，我便安慰他，你是不是想多了？他摇着头说，真不是，这些天我手机都让她打爆了。我说，她找你干什么？他说，闹着玩似的，没事找事。我吃了一惊，哪会呢，梁老师不糊涂呀。担心我不相信，他气呼呼说开了：有一天，她说她电视机坏了，怎么也开不了。我赶紧过去一看，原来是电源插头没插上。又过了几天，她说菜刀找不到了，我让她别着急，好好想一想，肯定落什么地方了。她说哪里都找了，就是找不到。我能怎么样，只得赶过去啊，一进她家门，屋子里翻得乱七八糟，连卧室里的三门柜都翻过了，衣服散落一地，像是遭了贼。我帮她寻了一圈，乖乖，菜刀就在砧板上。我哭笑不得，她倒好，在一旁呵呵直笑。

我说，也许梁老师记性不好了，你也别生气。他叹了口气，继续说，消停了没几天，她说冬天快到了，让我去给她包一包屋外的水管。我说，那就给你包呗，去年冬天我父亲家的水管就冻爆了，这事很糟心的。他说，这次我没去，最近生意好，我让我小徒弟去了。我说，那也行，谁去都一样。他忽然一阵苦笑，哪知道我小徒弟刚走，梁老师又打电话来了，大呼小叫，包错了，包错了，你那小徒弟包了隔壁王大爷家的水管。你说，哪有认错自家水管的？我“噗”地喷出一口烟，这事确实很搞笑。我说，院子里房子那么多，水管绞在一起，哪是哪家的，还真不好说。他说，没办法呀，我只得隔天再去，重新给她包了。我朝他竖了竖大拇指。他说，包过水管，我还惦记着生意，水也没有喝，拎着工具就走。可刚走出院子，她就跌跌撞撞追了出来，跟在我屁股后头嚷嚷，下次别让你那小徒弟来了，年轻人做事太毛糙！

他话没说完，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说，你不在考棚街住了？他挠挠头，嘿嘿一笑，是呢，我搬到那女人家去了。柯建良父母死得早，他一直住在父母留下的老宅里。他也买不起新房子。我说，原来是这样。他说，修了那匝道，回考棚街麻烦得很。那女人也不愿意住过来，路远不说，她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我想了想说，也许，你忽然这么搬走了，梁老师一下子不适应，平时都是你关照她。他说，那有什么办法呢？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女人，我也得有我的生活，我不可能一直待在那破房子里吧。我在一旁点头附和。他说，我已经打算好了，给人修修补补的活我不干了，那也赚不到几个钱，对付自己一张嘴都难。我准备跟她一起干，将来把旁边的摊位也盘下来，等到有了钱，我们在资江边买房子，安安稳稳过日子。我很替他高兴，这样的生活才有盼头。

马路上散着几块白菜帮子，他敏捷地跑过去，在车流中捡了回来，扔到鸡笼里。鸡们一片欢腾。他要继续给我递烟，我拦住了，掏出我的递给他一根。他没客气，赶紧点上，又说，问题是，梁老师明明知道我手头紧，可她还老找我借钱。我一下愣住了，她找你借钱了？他说，借了好几次，每次一千块。第一次过了三个月才还，第二次快一点，也有两个月，最近一次，都拖了大半年了，到现在还没还给我。我哪有钱，每一次都是在那女人手上拿的呢。我想了一阵心事，告诉他梁老师也找我借钱了，也是一千块。他呆呆望着我，还给你没有？我说，没有，我开不了口。他摇了摇头，很沮丧地说，是啊，我去过她家好多次，也开不了口呀。我笑了，我知道他开不了口，柯建良家穷，父母都是患癌症死的，一个拖了一年，一个拖得更久，当年梁老师没少给他们家帮衬。

父亲真感冒了，这次不是装，他连酒都不喝了。平时他天天离不了酒。我赶紧买了药回考棚街看他，他把我手上的药一推，眼皮也不抬。我说，病了就得吃药，你别不讲道理。他说，哪个不讲道理了？我早说了不洗澡不洗澡，你们非得让我洗。他还在怪我给他洗澡的事，意思是这次患感冒，与那天我给他洗澡脱不了干系。我说，你说怎么办？他说，我要去住医院。我不吭声，瞪着他。姐姐在一旁说，依着他吧，快过年了，别到时家里有个病人，年都过不好。

出门前，父亲特意找出一根拐杖，那拐杖是母亲在世时用过的。他拄着拐杖，“叩叩叩”从考棚街走过，路上遇到街坊，问他，温爹你怎么用上拐杖了？他一本正经地说，我感冒了，腿使不上劲，我去住医院。街坊说，温爹你身子骨金贵呀，感冒还去住医院。他说，没办法呀，老人最怕感冒了，搞不好，它就会要了你的命。父亲勾背塌腰，边走边咳，似乎在告诉人们他的身体有多么羸弱。

父亲住院期间，白天是姐姐，晚上是我，父親身边二十四小时都有人守着。也不知是因为吊了水，还是有人这么陪着他，父亲一下子精神好了，容光焕发，常常大声地跟病房里的人聊天，说他在西藏的事，说那场边境战争。父亲一辈子平庸，那次参战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事。护士来过几次，让他说话小声点，别影响其他病人休息，父亲“嘿嘿”笑着，护士一走，嗓门又高了。更过分的是，姐姐告诉我，他还偷偷喝酒了，就在病房里。我气得够呛，问他还要不要命，他一副无赖的样子，说，我哪喝了，哪喝了，你找找我的酒在哪里？我把病房翻了个底朝天，还真没找到他的酒。

因为晚上没睡好，白天值班我打不起精神。车子进进出出，我却眼皮打架，瞌睡不止，直到喇叭一声紧一声，我才手忙脚乱地按下电动门开关。还有卖菜的老头老太，趁我不注意，从栏杆下钻了进去，公然在小区里大声吆喝。有人向头儿投诉，头儿小跑着过来，气急败坏地问我怎么回事，是不是不想干了？我只得给他递烟，又将父亲住院，晚上起夜数十次，我整宿没合眼的事给他说了。念我一片孝心，头儿临时决定给我调岗位，让我在小区巡逻。

巡逻相对自由，可以到处溜达，不担心打瞌睡无法履行职责，但麻烦事多。刚拎着警棍走几步，一个女人就跑过来找我反映，有人占了她的车位。我跟过去一看，她的车位果然被占了，是一辆奔驰。她开的是甲壳虫，这时正翘着浑圆的屁股，性感地横在马路中央。我说，你先把路让出来，不然车来了过不去。女人说，凭什么呀，我就在这里待着。我没跟她计较，楼前楼后找开了。老半天地，车主挺着大肚子露面了，居然是俞明亮。我说，你住在这里？他说，没有，跟朋友在这里打牌。我说，难怪没见过你。他看了我灰不拉叽的制服一眼，说，你在这里当保安？我说，没本事，只能干这个。女人见我们只顾聊天，没理会她，在一旁急吼吼地催，你们还有完没完，打不打算挪车？俞明亮忽然垮下脸，你他妈吼什么吼，老子就不挪了，怎么着？女人见他一副凶相，欺软怕硬地将矛头转向我，你们保安干什么的，这事你们还管不管？我不想这时出现意外，连忙息事宁人地对俞明亮说，老同学，帮个忙吧，要不她会投诉我。

移好车，俞明亮对我说，看在你的份上，不然我早揍她了。我想起他小时候红着脸、低头沿着墙根走路的样子，忽然笑了笑。我递给他一根烟，他没有接，他说他习惯抽外烟。我们各抽各的烟，站着说了一会儿话。他说，任小娟过些日子会回来，我们再聚一聚。俞明亮读书时就喜欢任小娟，之所以每次任小娟回来，他就屁颠屁颠张罗同学聚会，原因在这里。我说，你小子，旧情难忘啊。他哈哈一笑，擂了我一拳。

聊着聊着，我忽然问，最近你见过梁老师没有？俞明亮皱了皱眉头，哪个梁老师？我说，我们初中的班主任呀，永清巷的，以前你们是邻居。俞明亮有钱后，很早就离开了考棚街，父母也搬走了，住上了电梯房。他“噢”了一声，像是想起了什么，说，几个月前吧，那天我刚走出公司大门，不想在马路上遇到了她。我们都快二十年没见面了。我说，她还认得你吧，你胖成这样了。他笑笑说，怎么不认得，她一下叫出了我名字。我说，她是不是找你借钱了？俞明亮吃惊地望着我，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借了一千块？他更加吃惊了，这个你也知道？我没有回答他，继续说，后来呢，她还给你没有？没想到听我这么一说，俞明亮一下气恼起来，也许不是气恼，是用气恼来显示自己的大方和阔气，他说，别提这事了，一提我就烦。才一千块，还不够我抽一条烟的，还不够我喝一瓶酒的，我打麻将放一炮都不止这个数。可过了没多久，她就不停给我打电话，一个接一个的，让我去考棚街拿钱。梁老师找我借钱，我还巴望着她还，这不让人笑话？

他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临走时，他一再对我说，温一凡，下次回考棚街，你跟梁老师说一声，别老打电话了，我真的很忙。

父亲出院的第二天，我接到柯建良的电话，问梁老师还钱给我没有。我说，没有，我哪有时间去，这些天我在医院陪我爸。你也别着急，也许她只是一时忘了。他说，可那女人不高兴了，昨晚我去她家，敲了半天门，她就是不让进。我说，要不你再去找找梁老师，别不好意思，直接开口说。他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我嘴笨，你跟我一块去吧，你的钱不是也没还上吗？

第二天，我和他约了个见面的地方，结伴去了梁老师家。我们是走路去的，公交车不去匝道以北的考棚街；出租车也不肯去，因为回头载不上客。像上次一样，梁老师蜷缩在沙发上，一个人在烤火。我们推门进去时，她像做梦一样抬起头来，望了我们一阵，皱巴巴的脸上立即荡开了笑。她说，来了！柯建良裹足不前，躲在我后面。我说，来了。她说，修了那匝道，怪不方便的，不像从前，街坊天天可以串门。我说，我们年轻，走走没关系。她说，快过来烤烤火吧，天气真冷。我准备脱鞋，可柯建良没有动，他说他要到外面转一转。说着扭头出了门。我跟了过去，担心这家伙倔，还在生梁老师的气。他是一个遇事不会动脑子的人。

但柯建良并没有生气的样子，自顾自忙开了。下到天井时，他发现地上几块砖有些松动，便找来了沙子和土，垫在下面，还用脚跺了跺，直至砖块稳当了才离开。然后绕到屋子后面，检查墙上的那些水管。上次他已经采取了防冻措施，水管用隔热棉包得扎扎实实，然后拿胶带缠紧，没有露出半点缝隙。最后，他晃了晃水管，确定那根水管在拐過几个弯之后，最终通往了梁老师家的厨房，这才放下心来。我望着他笑了，这家伙做事，挺靠谱的。

我递给他一根烟，他没抽，夹在耳朵上。他说，你进去吧，我上屋顶去，北面风大，瓦搭得不牢，我去捡一捡。我说，要不要我给你打打下手？他说，不用了，你去陪梁老师，看看她怎么说。我知道他心里一直装着钱的事，便打趣道，你就那么怕那女人？

回到屋里，我在梁老师身边坐下来。她说，柯建良呢，怎么不进来烤烤火？我说，他上屋顶捡瓦去了。她说，这孩子，每次都这样，进门就帮我检查门锁、插电板、煤气开关、水龙头，怕我上厕所摔着，还给我铺上了防滑垫。我说，他是热心人，街坊有什么事，都是他帮忙。她点了点头，笑了。我说，你知道吗，柯建良找了个女人。她说，好呀，有个女人做伴，总比一个人过强。我说，现在他搬到那女人家去了。她说，我知道，有日子没见到他了。我说，如果柯建良不搬走，也许可以多照应照应你。她忽然叹了一口气，摇着头说，我一个孤老婆子，哪能让他天天守着。我怔怔地，一时接不上话。

梁老师剥了一个橘子递给我，又问我父亲的情况。我回过神来，告诉她，出院了，其实没多少毛病，他是喜欢闹。我还把父亲在医院偷着喝酒的事给她说了。梁老师说，老小老小，你别跟他计较。我说，我哪会跟他计较呢，什么都顺着他。她说，人老了，害怕的事情就多。这些天，我夜夜做噩梦，梦见自己死在家里，谁也不知道，老鼠咬我，蚂蚁啃我，一会儿工夫就变成了一堆白骨。我心一揪，赶紧拉着她的手说，哪会呢，你不是好好的吗？她的手青筋毕露，满是老年斑，摸上去咯吱作响，像一片从树上掉下来的枯叶。

这时，梁老师望了我一眼，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去上趟厕所。她的鞋在火箱下面，我弯腰拣出来，帮她穿上了。从沙发上站起来时，她的身子忽然一阵摇晃，我赶紧扶着她问，你没事吧？她捂着心口说，老毛病，总是喘不过气来，缓缓就好了。梁老师离开后，我忽然难过起来，以前回到考棚街，在马路上遇到梁老师，因为自己生活不顺，我顶多朝她点点头，或笑一笑，连寒暄几句的闲心也没有。修了那匝道，更是连面都见不上了。人总是这样，当自己身处困境时，不会想到比自己更加窘迫的人。得意的人呢，或许更不会想到。

那个笔记本就放在茶几上，我记得上次我给她留了不少同學的电话。我随手翻了翻，这时，一张照片从笔记本里掉了下来。我捡起一看，是我们的毕业照，上面写着“考棚街中学初二十三班师生留影1988年7月”。我呆呆地瞅着这张泛黄的照片，一下子就看到了那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青涩，懵懂，迷茫，傻笑，都那么年轻。还有梁老师，亮着大眼睛，精精神神坐在最中间，那时她长得真像王馥荔。我仿佛回到了毕业合影的那个午后，天很蓝，云很白，微风吹拂，夏蝉在枝头鸣叫。一切都那么亲切，又那么遥远。我也有这张照片，但我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记事本上密密麻麻，是梁老师的笔迹。梁老师的字以前十分遒劲，都说像男老师的字，但如今因为握不住笔，写得歪歪扭扭。我一下子看到了那些名字，我们班同学的名字，他们是：柯建良、贺海洋、潘文盛、温一凡、孙春燕、俞明亮、张庆东、王琴、崔方方、杨俊杰。每个名字的后面，除了电话号码，还写着“一千元”的字样，然后是认真注明的日期。这是一个借账本啊。我蒙在那里，原来梁老师找这么多同学借过钱！

这次我和柯建良又空手而归。回去的路上，柯建良老大不高兴，埋着头走得飞快，我要小跑着才能跟上他。我说，你别生气。他说，我能不生气吗？我都跑了好几趟了。我笑了起来，宽慰他道，梁老师只是老了，老了就容易忘事，我们多跑几趟，总有一次她会记起来的，你说是不是？

果然，任小娟从深圳回来的当天晚上，俞明亮就邀上一大帮同学，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从家里出来，我让出租车绕道去了团洲市场，顺便捎上了柯建良。路上，柯建良忽然“扑哧”一笑。我说，你笑什么？他说，我想起了俞明亮请任小娟看电影的事。我也跟着笑了。读书那会，谁也没想到俞明亮会喜欢上任小娟。任小娟漂亮，她是我们班女生中第一个穿高跟鞋的，第一个穿吊带装的，第一个将校服改成窄裤腿的，按现在的说法是“潮女”。而俞明亮木讷，半天打不出一个屁，还爱红脸，跟谁说话都红，让人无端生出怜惜。有一天，俞明亮偷偷在任小娟的课本里塞了一张电影票。但任小娟没有去，去的是她爸。俞明亮如坐针毡，电影还没开始，便一脸通红地从任小娟她爸身边悄悄溜走了。第二天上学，任小娟嘻嘻哈哈走到俞明亮面前，当着一教室的同学对他说，俞明亮，我爸让我谢谢你呢，昨晚的电影真好看。恰巧那天放的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于是，这件事一下子成了个寓意深刻的笑话。

我们走进酒楼包厢时，同学们正围着任小娟在说说笑笑，其中几位女同学，一会儿摸摸她的皮肤，一会儿撩撩她的头发，一会儿看看她的身段，都啧啧咂舌，说不知她怎么保养得这么好，还这么年轻，还这么美丽，还这么漂亮。大家夸她一句，她就欠欠身子说一声谢谢，好像她已经习惯了人家一夸她，她就说谢谢。

我忽然想到了隔壁班的一个女老师，每次看到任小娟都怒目而视，还经常跑到校长面前投诉，瞧瞧梁老师班那个小妖精，整天奇装异服，哪像个学生，我就担心我们班女生也跟着学坏了。校长找梁老师，梁老师呵呵一笑，都什么年代了，打扮漂亮点有什么错？再说，校服那裤腿，确实有点大，改改好看。当年梁老师也很时尚，涂口红，烫头发，喜欢穿碎花裙子。我还知道，退休后她加入了老年旗袍队，表演时走在最前面，获过市里的奖；也跳广场舞，经常担任领舞。可是现在她垂垂老矣，连出门都困难了。哪有永远的年轻呢，连我们——她的学生们也是正在老去的人啊。

俞明亮拍了拍巴掌，大家的目光一下转到他身上来了。他说，你们别夸她了，夸她她就嘚瑟。来来来，同学们请上座。大家便笑了，纷纷找位子坐下。俞明亮说，同学一场，这是老天注定的缘分。今天任小娟回来，我们为她接风，请大家放开喝，谁也不许装孙子！

一阵推杯换盏过后，俞明亮开始滔滔不绝，说他的发家史，说他的朋友圈，说他的那条大狼狗——你们不知道它有多忠诚，我儿子去资江里游泳，它以为他落水了，猛的一下子扑到河里，拼命往我儿子身边游去。说着哈哈大笑。坐在我旁边的崔方方，用手肘捅了捅我说，没想到这个见人就脸红的家伙，如今口若悬河了。我说，人家现在有钱了，底气当然足，不然任小娟会跟他热乎起来？有人旧事重提，说到那张电影票，我们以为俞明亮会尴尬，没想到他一点也不恼，更没脸红，只是瞅着任小娟嘻嘻地笑。任小娟赶紧将头伏在他肩上，娇滴滴地说，对不起，人家当初年幼无知嘛。有人接着起哄，那不行，必须喝个交杯酒。两人也没扭捏，手臂挽手臂地把酒给喝了。

大家继续喝。喝到高潮处，有人开始放声歌唱：“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唱的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有人敲桌子，有人起身伴舞，其他人则笑成一团。崔方方也在笑，笑着笑着忽然感叹了一句，可惜梁老师没在这里。我愣住了。下午接到俞明亮电话时，我也曾问过他，要不要请上梁老师？他没同意，理由是担心她又说还钱的事，他很烦这个。我没跟崔方方说这些，只是说，是啊，如果梁老师来了，她一定会挺开心的。崔方方接着说，梁老师老夸你呢，说你和柯建良经常去看她。我尴尬地笑着，又看了他一眼，忽然想起那个记事本上也有他的名字，便说，你也经常去她家吧？他说，是的，去过几次。离开考棚街后，我好多年没去那地方了，我还以为那些破街旧巷早拆了呢。如果不是梁老师让我去她家，我都不知道罗老师早死了，不知道她女儿这么多年没回来，不知道她身上装着支架搭着桥还一个人住在那地方。叹了一口气，他又说，有时间我还得去看看她。我冲他点了点头。

邻座有人听到了我和崔方方的交谈，有的打耳语，有的则无所顾忌，话题一下转到梁老师身上了。俞明亮拿起酒杯，敲了敲桌子，嚷嚷道，多大的事呢，不就是找你们借了点钱吗，她是我们喊老师的人啊。我告诉你们，丑话讲在前面，如果再有人往考棚街跑，再去找梁老师拿钱，我他妈跟他急！

包厢里一下子安静了，继而响起一阵噼噼啪啪的掌声。

我仰头喝下一杯酒，猛地站了起来，冲着包厢里所有人吼道，别闹了，你们听我说！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