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内容分析法的中华文化数据库的研究现状

2024-02-24颜晨馨丁岚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24年1期

关键词：内容分析法文献计量知识图谱

颜晨馨丁岚

收稿日期：2023-12-01

作者简介：颜晨馨（1989— ），镇江市图书馆馆员；丁岚（1990— ），镇江市图书馆馆员。

摘要：我国文化数据库建设已历经20余年，文章综合运用文献计量、知识图谱、内容归纳等方法，从研究趋势、发文单位、研究内容等层面对中华文化数据库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调研，归纳总结了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展望。

关键词：中华文化数据库；内容分析法；文献计量；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24）01-0087-04

1 背景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明确要求“统筹利用文化领域已建或在建数字化工程和数据库所形成的成果，关联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1］。从图书馆馆藏目录数据库、数字典藏数据库、文化遗产数据库到数字人文地理数据库，我国文化数据库的建设已历经20余年，学界对文化数据库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梳理、总结我国文化数据库的研究现状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数据库的建设质量。

笔者以中国知网为数据来源，以“文化数据库”为检索主题词，文献发表时间不限，检索日期为2023年1月1日，共检索到707篇文献，剔除会议、报纸以及与主题不符、重复刊载的文献后，共获得649篇文化数据库研究文献，作为本次的研究样本。

2 中华文化数据库研究现状分析

2.1 研究趋势分析

年度发文量是衡量某学科领域学术发展水平和科研成果的重要指标，能夠揭示相关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中华文化数据库研究最早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99年，至2022年年底共发表了649篇，研究趋势见图1。图1显示，中华文化数据库研究可分为萌芽期（1999—2003年）、快速增长期（2004—2014年）、缓慢下降期（2015—2022年）3个阶段。

图1 中华文化数据库研究趋势

2.1.1 萌芽期（1999—2003年）。在1999年的中华文化数据库研究成果中，孙莉等调研中国服装文化多媒体数据库后发现，该数据库能够实现用户交互应用功能，为用户提供各类服装文化信息，可认为是对文化数据库的探索应用［2］；徐惠枝提出根据馆藏特色和地方优势建立嘉州旅游文化数据库，可看作我国图书馆界关于文化数据库建设的前瞻性构想［3］。1999—2003年发文量总数为11篇，2001年发文数为0，年均发文2.2篇，表明文化数据库研究在该阶段尚未引起学界重视。

2.1.2 快速增长期（2004—2014年）。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专业细化、学科交叉、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全面来临，各种类型的专题数据库应运而生，中华文化数据库研究随之进入快速增长期，其中2011年发文46篇，达到研究小高峰，2012年略有回落，2014年发文61篇，达到发文高峰。该阶段研究主要围绕文化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实践展开，数据库内容以特色文献资源为主，如纳西东巴文化研究数据库、贵州少数民族文化数据库、三峡茶文化数据库等。

2.1.3 缓慢下降期（2015—2022年）。经历了11年的快速增长后，中华文化数据库的研究热度自2015年开始下降，发文量减少的同时研究内容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文化数据库的建设实践转向数据库技术和信息组织研究。

2.2 发文单位分析

发文单位可按高校院系、图书馆、研究院所、其他文化机构、企业公司等进行归类，详见图2。

2.2.1 高校院系。高校院系的研究成果最多，研究内容均是建设地域文化特色数据库的学科方法，如：河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发文3篇，通过蔚县剪纸文化空间数据库探索非物质文化空间数据库与地图表达方法［4］，以及以永年太极拳文化数据库为对象评估大事记时空数据库的文化扩散影响强度［5］。

2.2.2 图书馆。在图书馆界，高校图书馆的研究占据多数，如：佳木斯大学图书馆、运城学院图书馆、闽江学院图书馆均发文6篇，围绕依托地方特色文化和馆藏资源建立的特色资源数据库展开研究。公共图书馆中发文最多的是黑龙江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均为4篇，黑龙江省图书馆探索了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文献数据库、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鄂伦春文化专题数据库的建设实践；吉林省图书馆探讨了吉林省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中国朝鲜族农耕文化专题资源数据库的建设问题。

2.2.3 研究院所。研究院所包括旅游研究所、文化研究所、文学研究院等，大多是与高校院系、图书馆合作开展研究，从技术或文化专业知识等方面协同共建，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文化旅游研究所与延边大学理学院合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从文本信息进行空间化转换，利用模型计算进行文化传播定量化分析和传播强度可视化表达［6］。此外，研究院所还对数据库建设的各个方向进行了专业研究，如：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探索了面向文化遗产的全国1∶100万地形数据库现状及扩充数据库的资源更新方法［7］。

2.2.4 其他文化机构。其他文化机构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档案局、文化馆等，其研究内容主要是与文化单位业务工作相关的特色文化数据库实践，如：北京市档案局对本市部分综合档案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藏情况进行调查，阐述了档案部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动因，提出了档案部门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方式［8］。

2.2.5 企业公司。企业公司研究单位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化旅游管理公司，如丽江古城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研究了丽江古城文化知识数据库的建设实践［9］；另一类是设计类公司，如昆明华佩艺术图像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凯斯设计有限公司等，主要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参与文化数据库研究。

2.3 研究内容分析

笔者针对中华文化数据库研究主题绘制了关键词知识图谱，发现特色数据库研究占据了较为中心的位置，且关联主题较多，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形成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独立簇，详见图3。笔者进一步归纳、分析后发现，中华文化数据库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实践、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实践、文化数据库建设的技术方法。

2.3.1 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实践。文化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依据地方特色文化建立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数据库，如河洛文化、临川文化、东巴文化等，研究围绕地域文化价值、数据库构建原则和步骤、数据库特点和优势等展开。二是依托某行业文化资源建立的产业文化资源数据库，如饮食文化、中医药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三是以红色文化为数据源建立的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主要内容是省级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服务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地方特色红色文献建设等。

2.3.2 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实践。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内容：一是论证文化遗产数據库建设，包括必要性、建设目标、建设要求等。例如，吉首大学图书馆通过调研一系列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指出了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的必要性，并就数据库建设机制、建库模型、建设重点和数据库子库建设策略进行了探讨［10］。二是调研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现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采集系统、分类体系、检索情况、开放性、重视程度以及区域性、非遗分类等进行全面调研。三是分享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成果，从建设背景、数据库平台架构、资源收录、功能应用等方面进行经验分享。例如，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图书馆分享了参与建设的岭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建设方案、建设成果、成功经验以及存在问题等［11］。

2.3.3 文化数据库建设的技术方法。文化数据库建设技术与方法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数据库结构、GIS系统、元数据标准等。结构设计是文化数据库建设的基础，关乎数据库后端数据资源存储体系及前端信息展示的导航体系构建。当前文化数据库结构设计有的采用树结构，即按照文化资源的主题类目表示纵向分层与横向连接之间交叉错杂的网络关系；有的采用空间拓扑结构，即按照数据要素的类或多层集合形成子数据库，然后将子数据库按照空间拓扑和网络关系组织建立整体数据库。GIS（地理信息系统）是以空间数据库为基础采集、管理、操作、分析、模拟和显示相关数据的计算机应用系统，通过现代地理信息技术的数据集成、空间分析和可视化表达功能为文化数据库建设提供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信息支撑，如以时空GIS为技术支持建立的明长城防御体系基础信息数据库［12］。元数据是指描述数据库数据结构和建立方法的数据，能够实现多源异构数据规范化管理，支持文本、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各种媒体的标引，是文化数据库建设不可忽视的研究内容之一，如“多语种刘三姐文化信息网”就是依据《CALIS专题特色数据库描述元数据规范》等元数据标准要求建设的［13］。

3 结语与展望

3.1 拓深研究内容

20世纪90年代末仅有少数学者提出构建文化数据库，随着图书馆自动化技术的深入应用和读者需求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将馆藏特色文化资源与地域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构建特色文化数据库。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技术、GIS技术、虚拟场景技术的日趋成熟，中华文化数据库研究虽然从单一的经验分享、思路构想向技术研究转变，但总体而言研究内容还比较浅显，研究方法也比较单一。未来中华文化数据库研究应拓深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可融合文学、历史学、社会学、旅游学等学科领域开展跨界合作研究，对中华文化数据库进行深度剖析和价值钩沉。

3.2 加强理论研究

当前，关于中华文化数据库的理论研究和服务研究严重不足：一是基础理论缺乏。虽然学界针对中华文化数据库进行了多年的探索研究，但尚未形成普遍认可、基础性完整的文化数据库构建理论体系，如：文化数据库的建设价值，文化数据库的基本特征，文化数据库的构建主体、服务内容和服务对象应包括哪些，服务效果如何评价等。二是应用评价体系不健全。在本次研究的文献样本中，鲜有讨论文化数据库应用效果及效果评价的，无论是建设主体，还是开放程度、检索能力、服务对象等，均缺少系统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研究。今后，中华文化数据库研究应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需求为导向，增强基础性理论研究，建立健全应用评价体系。

3.3 规避同质化内容

已有的中华文化数据库实践研究大多是建设实践研究，主要针对建设目标、可行性分析、框架结构、实践经验借鉴等进行研究，且多是基于单个数据库的建设实践，对于同类数据库的比较研究较少。同时，当前中华文化数据库实践研究的内容高度相似，都是文化资源介绍、数据库框架构想、文化价值挖掘等，研究视角缺少创新性，对于数据库建设所需的最新信息技术的研究也严重不足，导致研究价值不高、研究延续性差。今后，中华文化数据库的实践研究应注意规避同质化，要充分调研同类数据库，开展比较研究，创新研究内容和框架，提升中华文化数据库的学术研究质量和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EB/OL］.［2023-11-22］.http：//www.gov.cn/xinwen/2022-05/22/content_5691759.htm.

［2］孙莉，陈家训.对象数据库Jasmine在服装文化数据库中的应用［J］.计算机工程，1999（6）：53-54.

［3］徐惠枝.建立专题数据库深入开展特色服务［J］.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2）：86-88.

［4］李仁杰，傅学庆，张军海.非物质文化空间数据库与地图表达方法：基于蔚县剪纸的实证研究［J］.人文地理，2014（1）：20-25.

［5］邢倩，钟钰，李仁杰，等.基于大事记时空数据库的文化扩散影响强度评估：以永年太极拳文化为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3）：298-305.

［6］刘畅，侯雨亭，徐凤娇.基于时空数据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时空扩散影响强度评估［J］.沈阳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74-82.

［7］于荣花，沈涛，苏山舞.面向文化遗产的全国1：100万地形数据库扩充研究与实现［J］.测绘科学，2006（2）：106-107.

［8］杨红.档案部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J］.北京档案，2011（3）：22-23.

［9］董颖，崔艺，杨丽刚，等.丽江古城文化知识数据库的构建［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11）：79-84.

［10］刘喜球.基于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构建策略研究［J］.现代情报，2012（11）：42-44.

［11］陈亚静，彭海涛，莫秀娟.岭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刍议［J］.数字通信世界，2021（11）：214-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