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兴 蔡磊 侯伟 丁玲 殷定霞 项蛟

(贵州省林业调查规划院，贵州 贵阳 550003)

自然保护区不仅是维护物种多样性和稳定生态系统的重要抓手，还是构建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和《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等纲领文件，逐步标志着自然保护区改革迈入新阶段，并提出以国家公园为核心，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想[1]。在保护地体系深化重构的关键性时期，亟需协调自然保护区内土地利用的相关工作。而贵州省保护地发展规划正有序推进中，发展目标至2025年全面完成全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然而在工作衔接过程中，自然保护区历史遗留的土地利用问题较多，不仅涉及保护区内居民生产生活，也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高度关联。有研究表明，西南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面积近70%与农业有关，居民点内人类活动数量占总数的近60%[2]，并且某些基础设施未能充分的覆盖整个保护区。此外，随国家公园建设的逐步推进，相关的土地利用工作面临着协调“保护-科普-利用”的用地规划，如勘界立标、补植补种、森林防火网、科研教育基地、科普展览园、旅游的基础配套设施和居民点的公共设施等。然而针对自然保护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生物多样性[3]和保护建议[4]等方面。因此，需要加强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的对策研究，届时为国家公园的建设提供建议。

关于保护区内居民的用地矛盾，国家公园的建设政策高度强调生态保护，并充分考虑到原住居民的生活和发展需求。根据相关法律和指导意见，对于暂时无法搬迁的原住居民，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和耕地规模的前提下，允许从事种植、养殖等活动，并提供修缮和改善生产生活设施的机会。此外，原住居民还可以适度利用野生植物资源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必须遵守限制条件以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样的安排旨在平衡原住居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各保护区内复杂的地理条件和人文因素，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用地效率，土地利用普遍存在利用效率低、分布散乱的情况[5]。因此，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虽然充分考虑了原住居民的需求，并强调了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但可能忽略了协助当地居民合理利用土地的必要性。而梵净山国家级保护区内人与耕地的矛盾突出，当地政府于2018年8月将全部居民搬离核心区后，核心区仍然存在部分耕地，少量建设用地废弃。因此，开展梵净山保护区的土地利用的基础性研究，有利于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这种综合性的考虑将助力国家公园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实现，同时也维护了原住居民的权益。

人类活动比起自然因素更能在较短时间内诱发生态环境质量的降低，其中土地利用是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影响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6]。自然保护区内的人类活动越少、对景观的干扰程度越低，保护成效就越高[7]。相关研究[8]通过对遥感数据识别、量化，分析自然保护区内不同地类的面积、分布，讨论不同景观的干扰强度与空间分布的响应，为保护区监测监管、科研教育和保护管理体系建设提供合理的建议。然而，有关梵净山保护区土地利用或景观分析的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分析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利用现状，并构建人工干扰强度指数模型分析人类活动对景观的影响。

贵州省铜仁市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梵净山保护区”)拥有全球最原始且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其中包括中亚热带最广阔的水青冈林，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0%。黔金丝猴和特有裸子植物梵净山冷杉都以此处为唯一的栖息和分布地，珙桐、伯乐树、黑熊、中华鬣羚、林麝、大鲵等多种珍稀濒危物种也在此有重要的分布。随着《梵净山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推进，拟定的近期(2023—2025年)和远期(2026—2035年)两阶段的规划目标，将会整合包括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周围的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风景名胜区等多个类型的保护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仅是保护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未来国家公园建设体系的核心，开展其土地利用的研究分析，协调未来规划上土地利用的矛盾，有利于国家公园的建设。因此，以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土地利用情况和量化人为干扰程度。

1 研究区概况

梵净山保护区位于E108°45′55″～108°48′30″，N27°49′50″～28°1′30″，位于江口县、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和松桃苗族自治县的交界处，总面积为41900hm2，最高海拔高度为2572m，整合优化后分为核心区和一般控制区(注：研究区域的一般控制区为国家公园的部分)。核心区是黔金丝猴和梵净山冷杉的重要生存、繁衍区域，同时也是生态廊道的重要分布地。此区还保护着西南岩溶区非喀斯特变质岩典型地貌，并承载着丰富的红色和佛教文化；一般控制区不仅是实施生态系统修复、提升栖息地质量和连通性的重要区域，也是当地居民生产生活、开展科普教育以及进行游憩体验等活动的主要场所。保护区范围内涉及6个乡(镇)，22个村(社区)，人口约1.2万人，居民经济来源主要是来自外出务工、农林收入、旅游收入和政策补贴。

2 研究方法

2.1 数据处理

研究中的数据和资料来源于2022年7月，通过调研和向相关部门获取。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将地类划分为耕地、建设用地、交通用地、林地、草地、水体等6类。景观类型的面积和斑块数量能定量地反映不同景观之间的变化[9]。保护区内面积大的斑块不仅影响的范围广，还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景观的空间连接度[10]。因此需要将梵净山保护区不同面积的景观斑块划分出等级，参考相关资料[11]，并结合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将耕地、建设用地、交通用地(人工景观)和林地、草地和水体(自然景观)等斑块划分为5个规模等级，见表1。

表1 不同景观类型斑块规模等级划分

表2 景观资源环境影响因子

2.2 LHAI模型的构建

自然保护区的景观环境受到自然和人工因素的共同影响。在长时空尺度上，自然因素对保护区的景观起着重要作用，而在短时空尺度上，人工因素则更为显著。土地利用变化，如耕地、村镇建设用地和交通用地等，成为梵净山保护区景观环境变化的主导因素。保护区内的自然特征与人工特征的空间对应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12]。为了深入分析梵净山保护区中人类活动对景观的影响程度，采用景观人工干扰强度指数(Landuse human active interference index)进行评估，计算公式[13]：

式中，LHAI为景观人工干扰强度指数；n为研究区内景观类型数量；Si为第i种景观类型的面积；Ri为第i种景观类型的影响因子；S为各景观类型面积之和。为研究保护区内不同景观斑块面积大小的人工抗干扰强度指数，参考已有国家级保护区土地利用的相关的文献[14，15]。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现状的分析

梵净山保护区内人工景观中，交通用地、耕地和建设用地的面积分别为1.57hm2、307.48hm2和228.93hm2，共占研究区域的1.27%；自然景观中，草地、林地和水体的面积分别为8.78hm2、41535.27hm2和291.99hm2，共占研究区域的98.73%。图斑数量最多的依次是耕地、林地和建设用地，其中建设用地景观破碎度最大，其次是耕地和草地，林地的斑块平均面积最大，景观破碎度最小，见表3。

表3 梵净山保护区景观破碎度分析

核心区中人工景观类型(建设用地、耕地)面积占0.15%，其中占比最大的是耕地，面积40.66hm2，占0.13%，自然景观类型(林地、草地和水体)面积占比99.85%，占比最大的是林地，面积30453.99hm2，占99.34%；一般控制区的人工景观类型(建设用地、耕地和交通用地)面积占4.18%，耕地占比最大，面积266.81hm2，占2.28%，自然景观类型(林地、草地和水体)的面积占比95.81%，占比最大的是林地面积11081.29hm2，占94.57%，见表4。

表4 梵净山保护区功能分区景观类型统计

3.2 人工和自然景观类型斑块规模分析

斑块规模等级分布中I级斑块数量最多，占总斑块数的75.91%，其次是II级斑块占11.10%，III级斑块占6.75%。根据研究区面积，IV和V等级的斑块数量极少，但超过各类景观50%总面积的地类有交通用地、林地和水体，见表5。草地、林地和水体随着斑块等级的增加，斑块数量逐渐减少，斑块面积逐渐增加。耕地和建设用地随着斑块等级的增加，斑块数量逐渐减少，斑块面积也逐渐减少。表明自然景观斑块和人工景观斑块，数量与面积的变化趋势可能相反，可能是影响景观类型分布破碎化较大的因素。其中，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斑块规模随着等级的增加，I～II级斑块数量下降超过90%，表明梵净山保护区内大部分耕地图斑面积小于2000m2，而建设用地小于5000m2。人工景观图斑面积超过20000m2的仅3个，且主要分布在一般控制区，说明梵净山保护区分区管控的保护效果明显，核心区内几乎没有明显的人类活动，但仍存在小部分耕地，面积小、数量多，可能造成景观的破碎化。

表5 梵净山保护区不同用地类型的斑块规模等级

表6 景观的干扰强度指数

3.3 人工景观类型的干扰强度分析

梵净山保护区内人工景观的干扰强度表现为耕地>建设用地>交通用地，耕地和建设用地的人工干扰强度分别为0.0046和0.0018。耕地的人工干扰指数从功能分区上比较：一般控制区>研究区>核心区，建设用地和耕地的结果相同。核心区内无交通用地，一般控制区耕地干扰强度大于建设用地，说明保护区内受到明显的分区管控措施，严格控制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变化。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分析梵净山保护区的土地利用现状和构建人工干扰指数，主要得到结论：保护区内人工景观面积537.97hm2，自然景观面积41836.04hm2，分别占总面积的1.27%、98.73%，耕地、建设用地和交通用地主要分布在一般控制区，核心区自然景观保存完整，保护成效显著；保护区内主要矛盾的地类为耕地和建设用地，斑块规模等级小、数量较多，景观破碎化程度较大；梵净山保护区内人工景观的干扰强度表现为耕地>建设用地>交通用地。

4.2 建议

通过减少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数量，有效降低人工干扰的景观范围和强度。尤其在核心区内减少耕地数量的同时，需要结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的范围，将偏远和面积较小的耕地整合到邻近的村落附近，未利用的耕地按斑块面积小于2000m2的实施生态修复，面积2000～5000m2的耕地实施退耕还林。核心区内生态修复采用自然修复，一般控制区内的侧重自然修复为主加人工修复为辅。建议逐步将核心区内的民用建设用地搬迁至一般控制区的村庄，并制定社区土地利用计划，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在实施过程中，应遵循“减量聚居、鼓励搬迁”的原则，建立布局合理、密度适宜、环境友好的居民点体系。根据居民自愿的原则，鼓励重要生态区域内和分散居住的个体进行生态搬迁，以减少零散居民数量，保持当前建设用地总面积不增加，并定期接受梵净山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监督，以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通性的增强。

梵净山保护区内的景观斑块类型主要是林地，核心区和一般控制区的林地面积占比均超过94%，核心区内有大量且完整的林地，一般控制区林地权属随着分区管控和整合优化后不可避免的出现纷争。建议优先进行核心保护区内商品林的赎买，以破解林农利益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通过当地政府向核心保护区内的农户购买其经营的林地，转变经济模式的同时能够得到合理的补偿与发展机会，从而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居民收入的提升。另外，关注一般控制区的重要生态区域内的商品林，并通过购买、租赁、协议保护等多种方式加以管理，确保集体林地资源得到统一规范的管控。

人工景观主要分布在梵净山保护区的西北部，部分区域紧贴核心区，其中核心区中几乎没有交通用地，一般控制区中交通用地也仅占0.01%，根据资料收集，某些道路和基础设施不完善，大部分地段只能徒步前进，不仅耗费较多的人力、时间，并且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而核心区内又禁止建设用地的增加，因此建议在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的特定区域和外围保护带，实行弹性管控，采取针对性、差异化、分类动态管控措施。如，核心保护区已存在道路、高压线路、水利设施和大型设施的控制线两侧，按照一般控制区标准进行管理。为确保环境可持续发展和保护，采取有效措施来修缮加固道路、检修大型设施，并优化施工过程以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梵净山保护区范围内部分耕地和建设用地存在荒废的情况，如坝梅村、凯文村耕地存在撂荒现象，部分房屋未利用。建议整合村内资源，盘活闲置土地，促进梵净山保护区周边村庄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提升生活质量，推动可持续发展。社区居民应参与保护梵净山保护区内的森林资源安全，并鼓励可持续林业管理、生态旅游等方式，确保森林资源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推行参与式社区管理模式，鼓励居民积极参与梵净山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事务。设立生态管护岗位，制定协议保护等方式，实现社区与保护区的有效互动和合作。逐渐增强原住居民参与感，解决生产活动中的问题，加强相互了解，缩小未来国家公园和原住居民之间的距离，促进两者关系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