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雪

南京长江大桥上，冷风呼啸而过。陈思总是穿着黄色马甲，眼睛机敏地观察桥的两侧，电瓶车车身上“善待生命每一天”7个字，似乎在告诉轻生者：“转念接纳，方可重生”。20年间，陈思骑坏了9辆电瓶车，帮助开导了11080个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救回463名轻生者。“年纪大了，我一使劲手就抖，怕一下拽不住，我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陈思思量再三，决定在2023年9月19日这个日子正式退休，不再上桥，但依然在驿站救人，希望将自己救人的经验传下去。

生死

夏日清晨，天亮得早，6点，陈思准时出现在桥北路或四平路的大桥入口处，开始一天的巡逻。他个子不高、微胖、皮肤黝黑，戴着十分显眼的蓝色头盔，骑着一辆有些破旧的电瓶车。南京长江大桥的南堡，有一处可停歇纳凉的建筑，那是陈思常年的据点。

陈思停下电瓶车。不远处，一双白色的杂牌运动鞋，在南京长江大桥的红色方格地砖上形成一个不标准的“丁”字。鞋子，在陈思眼中往往意味着死亡，不出意外，有时鞋子里还会滑出一部手机和一封遗书。

警察很快赶来，报警的是路人或目击者，不是陈思。20分钟前，陈思来这儿巡逻时，并没有看见要跳桥的人。水上公安船也驶过来打捞尸体，没有任何发现。

陈思有些懊恼，但也清楚，决心赴死的人被救上岸的概率并不大，他唯一能抓住的是在生死之间徘徊的人。

有一天，陈思在桥上巡逻，看到一个黑衣女子坐在大桥上，用手捂着右脸。陈思立刻停下，“这人不对劲，她用手擦鼻子，有鼻涕就可能有眼泪”。陈思聊起江里的鱼，试图和女人拉近距离。

女人抬头看他，眼睛里布满血丝，她并不排斥与陈思对话，用手擦掉鼻涕眼泪，抹在裤腿和运动鞋上，开口说话了。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与丈夫每天砸墙刷漆供儿子上了大学，还买了江景房。现在丈夫打工还房贷，她带孙子，儿子却因同事换车，也想要父母帮自己把那辆10万元的车换掉。

陈思确认这是一个想要自杀的人，转而开启了“劝人模式”：“生气死了是仇人高兴，亲人倒霉。好好活着，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过不去的坎儿。”女人抽泣着，掏出手机给丈夫打电话，用陈思听不懂的方言倾诉着。半小时后，她挂断电话，起身，说自己要回家了。目送黑衣女子离去，陈思笃定她不会再回来自杀，那几句话够她用了。

2013年9月19日，陈思开始在日记上记下与轻生者有关的故事，其中不乏他的主观感受。这本被他命名为《大桥日记》的日记，最初是一本又一本的手写日记，后来被志愿者摘录成博客发在网上。

一家出版社找到陈思，希望以30万元的版税将《大桥日记》出版成书，遭到他的严词拒绝。“我怎么能拿别人的伤痛卖钱。”陈思心里的这根“警戒线”，不允许任何人触碰。

噩梦

开始救人的前几年，陈思每晚一躺下就做噩梦。梦里，被欺骗的女人，无法给妻儿提供更好生活的沮丧男人，追求完美的知识分子，得抑郁症的高中生……通通在他的注视下坠入江底，随滚滚波涛而去。每次惊醒，他都会吓出一身冷汗，手脚冰凉。

陈思最害怕的是，有人在自己眼前自杀死去。2003年的某一天，陈思曾在大桥上救下一名因丈夫出轨而想不开的年轻女子，当天下午，女子又返回大桥，跳入江中。当时，陈思距离她300米。

那天晚上，陈思一口饭没吃。自此，他养成了抽烟喝酒的习惯，仿佛烟草和酒精，能祛除他内心深处的阴霾。但未能救人的恐惧常年伴随着陈思。

当一个红头发的女孩骑上桥栏杆时，陈思曾试图救助。他发动电瓶车，但由于油门加得太猛，电瓶车没有启动，他只好跑过去。在离女孩200米的时候，她跳下江去。被江水冲过50米，还能听见女孩喊救命的声音。一个浪打下来，水面又归于平静。

陈思说，那天晚上他梦到江水形成巨大的漩涡，女孩就在眼前坠落。自己在桥上边跑边喊，差一点儿就到了。陈思被老婆推醒，问他怎么脚踢手刨像跑步一样？后来他还梦见这个女孩许多次，“但不再是红头发，变成了黑头发、绿头发”。

都说时间能治愈一切，但陈思总是本能地拒绝采访，因为采访意味着袒露，将记忆一点点地剥落，这很残忍。“这些记忆又不是什么功劳，是人家的疮疤，我心里一直记着。”

撑伞

1990年，陈思是一个从宿迁农村来到南京打拼的农民工。他去建筑工地上挖土方，约定月薪300元。他每天挥汗如雨，身上穿的衬衫脱下来，抖下来都是盐。建筑工地的老板是容易突然消失的一类人，陈思用亲身经历体会到了这一点。

没有拿到工资，从家里带来的100多斤大米吃完后，陈思和3个老乡开始流浪，睡在大桥底下，偷田里的茄子吃。直到遇见同乡，陈思留在菜市场捡破烂，后来又卖了两年的蔬菜和水果，在1995年5月1日他开了一家小商店，自此在城里站住了脚。现在，已经55岁的陈思在一家物流公司做副调度，他太清楚普通人在大城市的生存现状。20年救了463人，他们以剧烈的方式推动着陈思命运的齿轮。

陈思原名陈后军，出生于1968年，与南京长江大桥同岁。他成长于一个单亲家庭，年幼丧母，父亲身有残疾，打小就与年迈的奶奶在乡下相依为命。

每到农闲，奶奶便会带着年幼的陈思去帮助邻里乡亲调解纠纷，他打小就看着奶奶劝好一对对闹起矛盾来就要死要活的小两口。陈思11岁那年，村东头的老李家庄稼颗粒无收，老李自觉家中困难活不下去，准备喝农药自杀，被奶奶一把救下。奶奶劝人的工夫，老李的媳妇感激地将家中仅剩的几个馒头片丢进锅里炸了，撒上白糖，端给陈思当零食。奶奶一直是陈思心中的“超级英雄”。

每次，曾被救起的輕生者打来电话，陈思总会告诉对方：“不要再打电话，我明天就换电话号码。”事实上，20年了，他的电话号码从未换过。在陈思心里，人都不该死。别人也不需要感激他，只要在自己有能力后，看到身边的人需要帮助时能够伸出援手，就算是对他最大的回报。

2014年，陈思救下一个轻生者，随后他又坐着火车跑到千里之外的郑州善后。当晚，他在一家餐馆吃饭，结账时，老板告诉他，单已经买过了，柜台里还有留给他的4箱土特产。聊过之后，陈思才知道，偷偷结账的顾客，是他救过的一名轻生者，对方不敢见他，以这样的方式表示感谢。

餐馆老板描述“匿名者”的样貌、穿着打扮，但陈思想不起是谁，他救过的人实在太多了。老板转告说：“就告诉陈大哥，他一切都好。”陈思笑着摇了摇头，嘴上埋怨著，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欣慰。

救心

陈思每一次伸出援手，总能触碰到一些戾气与无奈。10年前，陈思救的人中被家暴者最多；10年后，抑郁症成了那道难以逾越的坎儿。陈思只能厘清“千丝万缕”，拽出一根线，一点点解开，给他们走下去的力量。

2006年，陈思突然意识到救人不是终点，善后救心才是。陈思决定包揽这一切。

陈思拿走家里的存折，用原本打算买房的8万元，在距离大桥20公里的大厂区租下一间平房，取名“心灵驿站”。他把从桥上发现的轻生者带进来，“吃饭，喝酒，让他发泄，控制手机，请家人来接”。

葛关路132号，是陈思搬迁的第六处心灵驿站，3年一换，就像一个魔咒，仿佛轻生者将阴霾留在了驿站，满载负荷后，就得换一处再重新装载。驿站所在的位置是一处老式家属院，水泥砌起的门头十分破旧，铁门也有些生锈，院子里碎石子散落，像是很久没打扫过，略显破败。

在驿站，轻生者短则待上三五天，长则待一两年，也因此，陈思周围聚集了几百名志愿者。包括距离大桥6公里大排档的夫妇，驿站对面的酒店老板……陈思一步步承担起救助者的角色，也看到了被救者背后生活的阴影。

尹岩在自己的早饭摊被没收的那个上午走上大桥时，还围着围裙戴着套袖。陈思将他救下后带到南堡公园吃饭，交谈中得知，尹岩4岁的女儿还被锁在大桥南路不足1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床边放了一桶水和几个馒头，哭着等爸爸回家。

在驿站的老旧桌旁，有一沓便笺纸，上面是陈思的字迹“做事知止，修法无限”。陈思能够挽救他们的生命，但很难改变对方的命运。长期为电视台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何祖杰曾问陈思，最想回访的人是谁？陈思回答，他想去找小潘。

2010年，陈思救下23岁的同乡小潘，小潘说自己是一名电焊工，把双手弄伤了。陈思把小潘带回驿站，并介绍他去一家公司做电焊工，月薪2000元，包吃包住。两年后陈思再去那家公司，发现小潘早已辞职，失去了联系。

陈思回宿迁老家寻找小潘，小潘的父亲说，儿子已经3年没回家了，也从未给家里打过一通电话。陈思叹息：“没办法，他的生死跟我没多大关系了，我决定不了。”旁人都听出这是一句反话，陈思只是说出了他的无力感。

在《大桥日记》里，陈思曾写下这样的字句：“有的故事随江水流逝，有的故事得以挽留，我便记在这本日记里。我希望自己是个编剧，续写这些故事，但故事的走向终将由剧中人自己把握。希望结局是美好的。”

（摘自2023年第33期《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