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阳欣 梁孟哲

人一生下来不用费力就能得到的社会身份就是“儿女”，随着人生进程的发展，我们会得到各种各样新的社会身份，包括职业、头衔、政治身份等等。当一个人被打断职业进程，偏离主流观念所预设的人生轨迹，从社会退回到家庭，他可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定义自己？

你的职能是什么

在豆瓣小组，大龄全职儿女的生活状态明显比年轻人的更加轻松且自洽，在一众焦虑和迷茫的标题之中，“37岁全职儿女每天都很快乐”显得格外醒目。青田回复了这个帖子，表示认同。不过，青田认为全职儿女一般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父母有高额退休金；二是家庭关系融洽。发帖人花匠的情况并不完全与此相符，她不认为全职儿女是独属于殷实家庭的选择。

花匠是辽宁大连人。2022年年中，花匠的父母退休了，他们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7000多元。当年年底，他们又分别找了一份工作，另外有四五千元的收入。花匠说，钱虽然不多，好在一家三口物质欲望都不高。花匠对支出进行了统计，每个月家庭生活费1000元至1500元，父母的零花钱加起来1000元，她的零花钱是1500元，总共三四千元，收入足够覆盖日常支出。

每周的工作日，花匠负责买菜做饭。她会在前一天下午买好菜，上午九十点做饭，照例是每天两个素菜，一个荤菜。荤菜会在周一做好，比如做一份红烧肉，一顿吃几块，全部吃完了再做。母亲中午11：30回家装好饭菜带走，父亲中午在单位吃，晚上父母吃中午剩下的菜。下午，除了买菜，花匠还会动手做面包和点心，给父母做零食。

花匠对这份“工作”有认同感：“我在家做饭好处很多，会按照膳食指南进行科学的搭配，比如水果、青菜、主食、牛奶每天的摄入比例。如果不是我做饭，他们的健康状况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好。”她认为自己和大多数全职儿女不同，她是真的在照顾父母。

“你得体现价值嘛，不能只有拿快递吧？像我，我管家里的财务，做一家人的未来规划，存钱、交房贷、买东西。我现在不工作了，会想尽一切办法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生活。”买东西前，花匠会想，生活中有什么可以作为这些东西的替代品，例如，她用小苏打来代替洗洁精。如果确实要买，她会先去二手网站上找全新的商品，或者精打细算地利用电商平台的优惠券购买。“你赚钱的时候，计算这些是浪费时间，但是不赚钱的时候，计算就是在挣钱。”

即便在家，花匠的生活也很规律，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9点睡觉，白天的时间大多在忙碌。她从来都不是一个懒惰的人，在当全职儿女之前，她换了十几份工作，每次辞职后，她都会努力再找一份工作。她之前的工作大多是文职，例如旅游咨询、酒店前台接待、办公室行政等，辞职的原因几乎都是“跟领导不合”。“我缺乏情商，讲话直接。刚毕业的时候，完全不懂社会上的人情世故。我爸爸是工人，妈妈自己做小买卖，他们也教不了我什么。后来我慢慢能看懂‘眼色’了，但在酒桌上这种需要圆滑应对的场合，我还是不明白。”

2019年年底，花匠最后一次辞去工作，打算自己开面包店。她在业余时间自学了烘焙，会做中西式点心，甚至能做生日蛋糕。2019年11月，她租下一间门店，花了两个月时间装修，2020年1月正式营业。但开店仅20多天就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封控，再次营业是在2020年5月。2022年6月起因疫情封控，生意惨淡。11月，花匠不再续租，“不干了，开业3年，赔了十几万”。

虽然对关店感到懊悔，但她还是很平静：“我知道我赚不了钱，我做不大，因为我不想雇人，从挑选原材料到制作，再到交给顾客，都必须自己亲自完成。”她关店也不只是因为疫情，而是觉得跟顾客打交道很烦，“在服务行业，你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我工作没做够，但我对于应付人有点受够了”。

虽然店关了，花匠的生意还在做，她会通过微店接一些老顾客的单子，赚取自己每个月的社保费用。

花匠的父母对她不工作而回家的决定相当支持，認为他们一家三口正好各司其职：母亲不会做饭，父亲做饭不好吃，且二人都在家待不住，喜欢在外工作，家里的事刚好交给花匠。有时候花匠跟母亲汇报她这个月花了多少零花钱，母亲安慰她：“行啊，若从外面找一个做饭的人，这些钱还不够呢。”在花匠看来，父亲比母亲更单纯，有一次她提议：“要不我们把房子都卖了，三个人一起全国旅居，看哪个地方好就在哪个地方住。”父亲说：“那你快点行动起来吧。”有时候花匠觉得，她是家里考虑最多的人，更像个家长。

花匠和父母在同一个小区买了两套小房子，她先买，后来看到父亲的公积金足够凑一套房子的首付，又建议父母在隔壁的楼栋买了一套。

父母的健康管理也由花匠操心，她每年体检，也会安排父母一起体检。母亲就在体检的时候筛查出早期宫颈癌，做手术住院期间，花匠一个人全程陪同照顾。后来她还在个人公众号上写了一篇照顾住院病人的指南，“从头到尾非常详细，我是处女座，做事很细心，就算病人瘫痪在床，我都不会让他长褥疮”。

“上哪儿找第二个像我一样的孩子，把父母照顾得无微不至？我又不结婚生孩子，不会让父母60多岁还为儿女操心，帮忙带孩子。”花匠没有结婚生子的打算，所以在生活上一直都与父母紧密相连。

从“随大流”中抽离，摆脱了外界的声音和主流观念的束缚，她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不适合社交的人，我对朋友特别好、特别真诚，但我也想活得自我一点。”

候鸟归巢

对全职儿女中的“全职”的另一重理解与“兼职”相对，重点是在承担“子女”这一角色上付出的时间，而非强调职业和经济属性。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我国90%左右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仅有7%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当老年人居家养老有照料需求却无法被养老市场满足的时候，子女就要做出选择。

减减今年42岁，北京人，在外地工作多年。5年前在深圳，减减有一天上班时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那会儿在公园散步，走累了坐在路边，想儿子了。减减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想你了”，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了出来。自打毕业起，他就没有再和父母住在一起，即使在北京工作，和父母的联系也不多。后来他去天津、上海工作，又追着前妻来到深圳，婚姻没有挽回，离父母却更远了。“我发现自己追求事业，追求爱情，却一直忽略了父母，我开始想回北京了。”

还没等减减完全下定决心，他就得知了父亲突发心肌梗死住进CCU（心脏重症监护室）的消息，“我脑子‘嗡’的一下，心乱如麻，缓了好一阵”。减减当即辞职，买了机票回北京。在病房见到父亲时，父亲心肌梗死已导致血管堵塞90%，且伴有严重的心衰，命悬一线，又因肺部有炎症不能立即做手术，整个人瘦到脱相。“他看见我说：‘这回我是不是得把银行卡密码都告诉你了？’我差点哭出来。”

那段时间，减减每天变着花样做饭，还熬了鸡汤，给父亲送去医院。他明显感到父亲心情好多了，还发短信说病友们都羡慕他，其他人想吃饺子，跟儿女说了好几天才等来一顿外卖。一个月后，父亲做完手术出院，减减也想明白对他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了，“不是在事业上取得多大的成绩，因为事业总会有高峰低谷。只有父母才是真正一辈子对你好的人”。

减减毕业于北京大学广告学系。2014年，他尝试写剧本，但碰上资本寒冬，剧本写完拍不了，又进了企业工作。现在回家，他重新拾起写剧本的活儿。“虽然收入比起以前差很多，也极不稳定，但是我总算有时间陪伴家人了。”

减减跟父亲一起生活，父亲每月领5000多元退休金，家里日常开销都由父亲负责。他写剧本，平均月收入5000元，负责缴纳社保、汽车保险，支付汽油费、物业费和取暖费等，一年大约3万元。他认为自己和父亲在家庭支出上是互相帮助，自己并非啃老，而是做全职儿女。

以前工作时，他赚得多，但消费也高，离婚后基本没有剩下多少积蓄；现在，不稳定的收入降低了他的消费欲望，他不旅游、不逛街、不在外吃饭，省去不必要的社交，还学会了理发，很多原本需要花钱才能得到的服务现在全由自己做，反而存下了一些錢。

“选择做全职儿女放弃了很多东西，但我觉得值。”减减回想过去的生活，发现从上幼儿园开始，他就没有好好陪伴过父母，“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回家后也就是一起吃顿饭，然后又各干各的了，等工作、结婚了就更不用说”。现在，他陪父亲一起散步、研究菜谱、看热播的电视剧、聊天南海北的新闻，最喜欢做的事是给父亲理发、修脚。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我在拉萨待过半年，心情远比现在浮躁”。

他把这些感想化成剧本中的一段台词：

“有时候我真觉得咱们这些‘北漂’挺可怕的。”

“怎么可怕了？”

“哪个‘北漂’不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把年迈的父母丢在老家？春去秋来，回家看望父母的次数比候鸟迁徙的次数还少。有媒体统计过，一个25岁的‘北漂’，按照一年回一次家的频率来计算，他这辈子还能陪伴父母的时间就剩下一个月。现在想想，咱们的心还真是够狠的！”

（摘自2023年第29期《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