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 尼寅楷

摘要：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不仅对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实践的关系已有一些正确认知，而且还在进行着把理论和实际联系、结合起来的实践，并取得一定的理论创新成果。但是，遵义会议前党内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尝试总体上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尚未在全党成为一种自觉、积极、主动的行为。因此，我们既不应高估这种尝试，否认延安时期对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风形成的决定性历史贡献，但也不应过分贬低党的早期探索，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风的形成史成为没有历史传承的“断代史”。

关键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遵义会议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4）01-0103-09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和“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1）其中“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后来又被称为“理论联系实际”或“理论联系实践”。（2）关于这一优良作风的形成，毛泽东曾提及，党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才逐渐懂得理论必须联系实际，“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口号也是在延安整风时才提出的。（3）那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看待和处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的呢？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其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风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呢？本文拟对此作详细梳理和阐释。

一、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初步探索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改造近代中国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其创建伊始就不得不面对如何处理外来理论与本国实际、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的关系问题。早在建党前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先进知识分子围绕相关问题的争论对此已有所涉及。正式建党后，特别是大革命开始以后，党内已意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亦有文献强调“事实与理论融合”。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著名论断，而且还大声疾呼“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央也曾强调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各地情形的复杂性，要求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说明遵义会议前，党内对理论与实际、实践的关系已有一些正确认知。

将书本知识和实际联系起来，不做书呆子、忌讳纸上谈兵，注重身体力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取向，因此也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就此而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遭遇的外来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责难，仅仅高谈主义而不关注具体问题解决的非议，似乎有着某种必然性。百余年后回首相关争论，我们发现其所关涉的不仅仅是要不要主义（当然主要指马克思主义），而且还与如何看待主义和实际，如何处理高谈主义和解决具体问题之间的关系存在关联。如胡适在争论中提出，不应该将主义“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4）陈独秀则对“只是把主义挂在口上不去做实际的努力”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形象地把确定“主义”比喻为行船“定方向”，“努力”比作划船：“船夫只定方向不努力，船如何行得，如何达到方向所在。”相反，“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5）李大钊也指出，“高谈”主义其实并“没有甚么不可”，但社会主义者还必须研究“怎么可以把它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它的实景”、必须做“实际的运动”。（6）

中共正式建党后，一些共产党人或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关系的论述有了进一步展开。1922年1月，张闻天在《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一文中指出，如果“一定要马克斯怎样才怎样”，则未免太受拘束了。“社会主义却是活的东西，很有伸缩余地的。”（7） 1924年3月，李维汉在论及列宁时提到，列宁在“忠实地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把唯物史观“活泼地应用于解答一切社会问题”，而不像一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专死板地守着马克思的公式”。同年5月，李大钊还强调，要“细细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8）

1922年1月，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在《发刊词》中宣布，“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适合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9）青年团二大召开前夕，施存统曾批评一些团员“对于马克思主义，不但见解还没有正确……至于实际的应用，更加不用说了。”（10）由于对“主义的研究太幼稚”，“缺乏根据主义来分析、了解及解决问题或事实的能力”（11），导致团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大多凭借自己的聪明和直觉来决定”。但是革命工作要“处处根据事实，处处不凭空想”，因此我们必须“分析现在的中国的事实，从现在的事实中找出出路来。”（12）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蓬勃兴起以后，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明确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运动。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部，使党员行动方有所准绳。”（13）瞿秋白也强调，“革命的理论必须和革命的实践相密切联结起来”“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14）且这里的“理论”不仅指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还包括我们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中央指出，“过去工作中一切苦的经验，即实际工作中学的知识，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导师……须把它一点一滴都记在心头；这些经验与知识，任何马克思列宁的书中，都未曾为我们具体的准备”。（15）为此，我们必须参加“实际行动，从行动中得到理论，将理论应用于实事。”（16）与此同时，任弼时也指出，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并不是知道几个“共产主义的新名詞”或“皮毛上的空洞原则”，也不是“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而必须“按照实际情形运用经验与理论”。（17）蔡和森认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具体实践中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来定出适合客观情形的策略和组织”。（18）共青团中央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宣传问题决议案》进一步强调，理论宣传不能仅仅高谈理论，而要“从具体的事实出发解释我们的理论”，“将事实与理论融合在一起，将小的本身问题与大的政治问题相连接。”（19）

大革命失败后，尽管割裂理论、实际关系的教条主义逐渐盛行并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但我们仍然可以在相关文献中发现一些正确认知。（20）如中央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21）1931年8月，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曾要求苏区党组织“使苏区几年来宝贵的斗争经验，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而得到理论和实际完全融成一片”。（22）一些黨内文献还强调过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各地情况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提出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如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指出，“中国的农业经济与土地关系，不但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欧美不同，并且和欧洲中世纪时代（资本主义前期）的土地关系也不同”；“中国各省的土地关系并非一致相同”。因此，各级党组织必须根据“各地的特殊情形”去执行“党纲及政治命令”。（23） 1929年8月，中央又强调，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异常复杂，各地党组织应该按照本地实际情形，依据总的路线决定具体策略。（24）

总之，在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实践的关系问题上，遵义会议前，党内已有一些正确认知。尽管这些认知尚不系统，也较少从理论层面思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因，但上述言论表明遵义会议前党内已经开始出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风在认知上的萌芽。

二、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初步实践

遵义会议前，党内不仅已有一些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认知，而且还在自觉和不自觉地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初步尝试。与此同时，为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理念、提高全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中央也较为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要求各级党组织、党的工作部门了解基层社会的实际状况，在工作中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具体化，即党内存在把理论和实际、实践联系、结合起来的实践。

由于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将党的奋斗目标简单确定为“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25）因此学界一般将中共二大视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开始。因为党的二大在坚守“铲除私有财产制度”“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一远大理想的同时，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并准备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进行以实现国内和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为目标的国民革命。为了论证建立统一战线的合法性、分析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斗争，二大以后，党内即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与思考中国社会以及统一战线内部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统治中国的并非资产阶级，而是“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封建军阀，因此“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26）陈独秀在分析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及阶级状况的基础上，强调只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27）毛泽东则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经济地位的剖析，明确指出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等是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我们真正的朋友”；中产阶级的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以是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28）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仍在延续着相关尝试。如中共六大在《政治议决案》中指出，由于国家统一尚未完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没有推翻”、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29）在走向农村开辟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是基于“买办豪绅阶级间不断的分裂和战争”（30）这一实际。

学习、掌握理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前提。因为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矢”，才有可能去“射”中国实际的“的”。为此，党的幼年时期，中央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学习。中共创建不久，中央就着手成立“人民出版社”，准备出版包括“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等经典著作供党内外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1923年11月中共中央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教育宣传议决案》提出，应该通过“政治讨论”“政治讲演”“原理讲演”等方式进行党内理论教育。（31）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指出，党内要“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或各校临时讲演会”，以提高党员“对于主义的深切认识”。（32）1926年5月刊登于《校刊》的《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将党的支部确定为“党的教育和宣传的学校”，要求在支部中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学习，强调支部教育宣传员的重要责任是“政治教育和主义宣传的工作”。（33）

大革命失败后，中央曾指出，“党的根本缺点在理论的和政治的水平线太低，太幼稚”，因此决定“建立党的理论的中心”“编译与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著作小册子”“开办中下级干部的小规模党校或短期训练班”，来提高全党的理论和政治水平。（34）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强调，为了加强党内的理论基础，“马克司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应从支部中做起。”（35） 1930年7月，全国组织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更将“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视为“准备夺取政权的党，武装自己的最基本的工作。”（36） 1931年10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苏区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以达到提高党员政治理论水平的效果”。（37） 1934年2月，在《给满洲省委指示信》中，中央也曾提及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问题，强调“教育党员首先是每个新的干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知识”。（38）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沙窝政治局会议针对西北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明确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史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并将其作为“目前全党的迫切任务”。（39）

在如何开展理论学习问题上，中央特别强调理论学习要和实际、实践相结合，反对离开实际的“学院式”研究和忽视理论学习、指导作用的“事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指出，在理论教育中，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解释共产国际与中国党的纲领与重要决议案，并且从各种实际政治的社会的问题印证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40）支部政治教育“应当反对一切离开实际问题去进行学院式的政治教育工作，使支部会议成为学校课室场所的错误倾向……必须从同志应感觉的各种实际问题中引起同志讨论问题的兴趣”。（41）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进一步指出，党内理论教育一方面要反对狭隘经验论和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另一方又要注意离开实际斗争的“空谈主义和一切夸大狂”。（42）要用通俗的方法，理论学习与实际斗争相联系的方式，提高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了解，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不至于“变成学院式的研究”。（43）

如果学习、掌握理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前提，那么了解实际、把握社会基本情况就是基础。否则，学到的理论就可能变成悬空的、没有任何针对性和实际意义的理论。而在了解中国实际方面，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党内也进行过一些探索。首先，一些共产党人开始注意通过官方统计数据、相关机构的调查数据来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如1923年7月，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中就曾引用“民国七年农商部”的统计数据，认为农村中“最大多数之农民，非自耕农即佃农”；在论证农村土地的占有情况时，也引用了“农商部”的统计资料。（44）1925年底至1926年初，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一文则引用了“金陵大学《农业丛刊》第八号芜湖一百零二农家之社会的及经济的调查”和“某机关在河南荥阳等县的调查”中的相关数据，以证明“在小农中，以自耕农为最多”这一乡村社会实际。（45）其次，一些共产党人开始深入中国基层社会开展调查研究，亲自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其中毛泽东是杰出代表。大革命后期，针对社会对湖南农民运动的种种非议，毛泽东深入长沙附近的多个县进行实地考察，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事实回应了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八七会议结束后，返回湖南准备领导秋收暴动的毛泽东，在长沙县清泰乡板仓杨开慧家中“开了两天调查会”，向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教师调查农村土地问题，“了解到农民要求全般解决土地问题”的愿望。（46）在土地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更加重视了解社会实际状况，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文献，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注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典范。再次，党的幼年时期，在建立报告制度了解基层社会状况方面也进行过一些尝试。1923年12月，中央第十二号通告提出，“各区及未成区之地方或组”应该每月将“本地政治、劳动及党务状况”“逐一详报”中央。（47）1925年2月，中央第六号通告规定，地方驻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每月应至少向中央报告一次“所在地的政治概况”，地方党组织书记则每周向中央报告一次“该地政治概况及党的工作概况”。（48）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在规范党内巡视时，特别赋予巡视员了解社会基本情况的职责。1928年10月，中央在《巡视条例》中规定，巡视员应该详细搜集“巡视区域内之政治经济社会及党务”方面的材料，于巡视结束后向“派出他的党部”做系统的报告。（49）1931年5月通过的《中央巡视条例》规定，巡视员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考查各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仔细地研究各地党的工作环境”。（50）

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仅仅是指宏观和整体上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革命实践相结合，更要求在日常工作中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此而言，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曾指出，农民运动的口号“须切合当时当地农民所可行的需要”，要求不能太高，范围不能太广，“或未至提出此口号之时机便过早提出”。六大也认为，“解释和阐明党的基本口号自然应当同劳动群众目前需要紧相连系起来”，使口号“切合于工会及工人群众的需要”，能“从工人的日常基础要求中自然而然的喊出来”。（51）1929年4月，中央在党内通告中进一步强调，宣传和鼓动口号“要与群众的实际痛苦联系”，“以群众的实际的要求来决定”，不能简单、机械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了事。（52）中央指出，不能“不顾工作对象与环境之不同”简单地把党的政治口号到处背诵，而必须“将它具体化，部分化和充实起来”。（53）

针对党的宣传动员工作中出现的照抄照搬现象，刘少奇指出，在规定斗争口号的时候，要研究各方面的形勢，观察群众的要求，“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54）毛泽东也强调，“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要依照不同的实践……制出不同的宣传与鼓动口号。”（55）张闻天指出，宣传鼓动要了解对象，“同工人讲话我们是一个样子，同农民讲话，我们应该又是一个样子。而且在工人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在农民中也有不同的阶层，因此对这种工人或农民讲话是这样，对别种工人或农民讲话又是另一个样子。”（56）张闻天还把死板的、千篇一律的、笼统武断的宣传称为“党八股”。批评不分时间地点、不看对象的“党八股”式的宣传——“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话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一直到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止”（57），肯定无法获得预期的效果。

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方面，张闻天、陈云等人的一些论述特别值得关注。张闻天曾指出，由于我们党是“领导群众的党”“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党”，因此党的政策策略要有“灵活性”，“以便能够活泼的运用到各种实际环境中去”。（58）与此同时，下级在执行党的政策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能机械照搬。针对1931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颁布实施后出现的问题，陈云指出，不应该机械地执行劳动法，而必须“审慎地了解各业的每个商店、作坊的经济能力，依照实际情形，规定适合于每个企业的经济要求”。（59）张闻天指出， 必须“具体估计到企业的大小，企业的特点与实际情形，有伸缩性”。如果“不管什么企业，什么对象，什么地方”，简单地“把劳动法上的条文照抄一顿，再加上一些千篇一律的条文，就算完事”的话，一些“店铺不得不关门”，部分合作社会“因为赚不到钱而倒闭”。（60）

三、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探索中形成了一些理论创新成果

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问题上，既有不少正确认知，也在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读中国实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并为提高这方面的能力而要求全党学习理论、了解实际，也批评和纠正过党内脱离实际的机械照搬倾向。更为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曾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创新成果。

关于遵义会议前党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学界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萌芽、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已有深入的研究。一般认为，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党内已经初步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等基本问题。而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围绕这一道路毛泽东进行的初步理论总结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了”，（61）而结合形成的理论成果包括红色政权理论、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理论、土地革命和农村根据地建设理论、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建设理论、人民军队建设理论和军事战略战术原则等。（62）鉴于现有研究已较为成熟，笔者在此仅就学界关注不够或不全面的两个问题做一点简单的补充。

关于党在幼年时期对农民问题的思考，有关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地位的探索及相应的理论创新，现有研究重点突出毛泽东的杰出贡献。其实，中共二大以后，随着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建立、大革命的兴起，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找革命的动力、分清敌友的过程中，都曾注意、重视农民和农民问题，都曾作出过相应贡献。如中共三大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指出，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和“地痞劣绅”，必须“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63） 1925年10月，中央在《告农民书》中认为，要解除农民的痛苦，就非农民工人联合起革命打倒军阀政府不可。（64） 1926年5月，中央在致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的祝词中强调，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农民群众参加就不会成功。（65）

党内除毛泽东外，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都曾论及过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强调过农民对于国民革命的重要作用。1923年7月，陈独秀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的开篇就指出，在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这些地方之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就中国而言，农民更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潜势力”。因此，“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民运动（即排斥外力打倒军阀官僚）中，不可漠视农民问题。”（66）曾有一段时间，人们常引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的这一段话来证明陈独秀忽视农民：“但是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在这一段话前，陈独秀先有一个总的判断：“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以及在这一段话后陈独秀话锋一转：“然而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益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这四种环境却又驱使农民加入革命之可能。”（67）联系上下文，陈独秀的原意是，农民对于国民革命非常重要。但是有三种因素影响他们加入国民革命，然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等又使农民可能参加国民革命。其落脚点或结论是农民有“加入革命之可能”而非“难以加入革命”。

李大钊对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作出过这样的判断：“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68）李大钊因此号召“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到乡村去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69）恽代英认为，尽管“农人与小工人”不易团结，“但他们感受恶劣的政治经济的痛苦最深切”，如果“他们与革命军的联合，是革命的大力量。”（70）因此，在国民革命中，“我们所应当依赖的，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71）恽代英指出，农民占全国人口70%以上，“终岁勤苦耕作甚至不能供养妻子儿女，所以他们最应当渴望革命”，（72）只要我们洞察他们的利害与苦痛，加强宣传教育，“在有事的时候，要引导农人、工人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就能够把他们团聚起来，助成国民革命事业。（73）刘少奇也认为，“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因此，“工人階级确定自己奋斗的方式时，必须顾及农民的利益。”（74）

另外，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及党内实际对民主集中制内涵的探索创新，尽管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列宁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于党的创建时期传入中国后，相关文献一般将其翻译为“民主主义的集中权”或“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党内也多从“民主的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角度理解民主集中制。如施存统认为，民主集中制“有两种精神”：“一是执行期间的绝对服从，一是任何主张及行动均以多数意见为基础并得由多数建议加以最后的判决。”（75）刘少奇也指出，所谓“民主集权制”就是“凡事须经过大多数人的会议决定。一决定以后，即必须实行。”（76）

大革命失败后，在对陈独秀家长制作风的反思、中央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中央开始进一步强调党内民主。如1927年底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尽管在白色恐怖环境中不能实现彻底的党内民主，但亦应该“引进党的下层群众，使他们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与政策的决定”。（77） 1928年1月，中央在党内通告中又强调，应该尽可能地通过“党员参加党的生活与了解党的政策”“党员群众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的策略”“指导机关通过选举产生”等落实党内民主。（78）但是，在中央重视、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并加强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党内很快出现了极端民主化倾向。一些党员不顾党的生存环境，要求无条件地实行党内民主，甚至提出“党内极端平等，绝对自由”的口号，有时更以落实党内民主为名“反对指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闹党内纠纷”。（79）古田会议决议也显示，四军党内曾有党员认为民主集中制是“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要求党的决议必须“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定”。（80）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党内民主的实行不是无条件、没有限制的。在实行党内民主时，“最高机关的决议，下级机关应当无疑地执行。在必须的时候下级党部的委员与书记，上级党部可以指派。”上述决议案第一次提出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问题，强调党内讨论“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论战”，必须在上级机关的正确指导之下作出结论后结束；党内选举也是“有指导的选举，而上级党部指定的办法也还需要。”（81）

这样，中国共产党在运用列宁式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过程中，除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外，还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党内实际状况，提出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问题。既强调通过党内民主规避因为简单强调集中而出现的家长制现象，又注意防止不顾条件、具体环境实行党内民主而导致的极端民主化问题，使民主集中制的内涵由“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发展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统一，从而成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建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成功范例。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探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上述简单的梳理说明，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才懂得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相反，自创建时起，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革命实践的尝试。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自建党起就开始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革命实践，又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认识事物、分析现象、构建体系时很少从逻辑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绎，而是从日常生活实践出发，用前人的经验、靠自己的觉和悟来提出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82）受此影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必定会遭遇是否适合中国实际、能否解决中国问题的质疑；而另一方面，先进知识分子在回应责难时会自然和自觉地联系中国实际，以论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解决中国问题的正当性、合法性。与此同时，尽管党的创建时期党内出现过“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研究”倾向，但这种倾向肯定不会占据上风，重视实际、强调践行的文化传统以及紧迫的“救亡”需要，会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把握实际、积极投身实践。而在革命实践中，将上级指示灵活地运用于具体实际在中国传统文化看來也具有正当性，如在特别极度推崇皇权、极力维护皇帝权威的传统中国，我们仍然认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的就是赋予具体执行者一定的根据实际采取行动的自由裁量权。

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特质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从人的物质生活出发，在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实际的解剖，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其基础便是历史和现实实际，“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83）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质必然要求我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联系实际、结合实践。而中国共产党创建后，一些共产党人或先进知识分子就已从现实、实践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如陈独秀曾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具有“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因此，青年应该“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84）瞿秋白也指出，列宁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相比，“最能觉察现实”，“最善于运用革命的原则，能应用主义到每个实际的事势上去，决不死守着纸上的主义。”（85）瞿秋白在改译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时提出，列宁主义最注重的，“当然是在于分析客观的自然的生产力状态之后，还要定出规划去进行革命运动。”（86）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如此理解，肯定会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将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

其三，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经典作家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改变或消灭现存状况，必然要求我们了解这种状况以及导致这种状况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也即是说，改变或消灭这种状况的政策和策略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基于对实际的了解和把握。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强调，“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87）相反，为了求得实际、具体问题的解决，必然要求我们做调查研究，只有将解决问题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和问题的现存状况结合起来，才能制定出解决问题、消灭现存状况的正确方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只要先进知识分子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而是“社会革命的原动力”，就必定会去宣传、组织社会革命的基本群众——工人、农民。而宣传、组织工作取得成效的前提，恰恰是了解他们的需要，知晓他们的喜怒哀乐。

其四，也是为了落实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是苏俄、共产国际直接推动的产物。在这种状况下，党的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取得一定的成绩，肯定离不开苏俄、共产国际的帮助。如有学者指出，为了改变中共一大通过的不切合中国实际的纲领，共产国际通过举办“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亲自出面接见国共两党与会代表、酝酿制定中国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下达指令并派代表召集中共领导人加以说服等方式，才将中国共产党人“推上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群众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第一线”。（88）大革命蓬勃兴起后，党内之所以进一步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仍然与共产国际有关。1924年6—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提出要推动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随后斯大林还提出并阐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标准。共产国际五大指出，“在实现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时候，必须正确遵循列宁的遗训，同时考虑到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89）“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机械地搬用俄国共产党的具体措施，而是把布尔什维主义方法具体地跟每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90）斯大林阐释的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标准，第3条就是：“必须使党在制定口号和指令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91）共产国际五大有关推动各国党“布尔什维克化”的指示精神和具体要求很快在中共党内得到贯彻，中国共产党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联经验中国化上取得了重要的理论突破，革命日益走入高潮并获得持续发展。”（92）

但是，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组织关系的最大危险是，一旦共产国际的指导出现错误，中国共产党也必定会亦步亦趋，跟着犯错误。而历史的悲剧在于，受苏共党内斗争以及共产国际组织模式的影响，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内很快就出现了“被迫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大革命失败后，在反思革命失败原因、贯彻共产国际正确路线过程中，将苏联经验神圣化、共产国际决议教条化的倾向逐渐在中央占主导地位，党内又相继出现了瞿秋白“主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和王明“忽左忽右的教条主义”。（93）

五、余论

遵义会议前，特别是土地革命前中期党内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损失。因此，毛泽东在回顾党的历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时指出，“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是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94）并特别强调，我们党是在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才逐渐懂得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党的幼年时期，共产国际、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非正常关系及其严重后果。从组织原则角度，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听命于共产国际，由“先生”亲自来起草我们的纲领和中央全会的决议，制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中苏两党关系角度，苏共革命和苏联建设成功经验的强大示范效应，必然会使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产生跟从心理，使党内出现不注意甚至忽视从中国实际、实践出发的错误倾向。这就导致遵义会议前党内有关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探索和尝试，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进行的，总体上尚未成为全党自觉、积极、主动的行为。因此，遵义会议前党内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过程中取得的成绩有共产国际、苏共的功劳，而共产国际、苏共也应该为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错误，以及这种错误带来的重大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并非完全处于唯命是从的被动状态。我们在承认共产国际、苏共强大影响的同时，不应该忽视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下，在特定时期、某些具体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主动探索。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我们主动探索中获得的成功经验，以及教条主义错误带来的惨痛教训才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才使这种探索和尝试逐渐从部分的、被动的、不自觉的行为变成一种整体的、主动的、自觉的行为，进而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延安时期成为党的优良作风。我们当然不应高估遵义会议前党的探索和尝试，但也不能过分贬低其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风形成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2） 关于中共七大以后党内文献在论及优良作风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向“理论联系实际”或“理论联系实践”的转变，笔者将另文专門论述。

（3）（9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338—339页。

（4）（5）（6） 钟离蒙、杨风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资料汇编·问题与主义论战》（第1集第2册），沈阳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2—3页。

（7）（56）（57）（58）（60）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1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6、381、317、378、335页。

（8）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页。

（9）（10）（11）（12）（75）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史资料》第1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7年印行，第104、260、283—284、264、266页。

（13）（25）（26）（31）（32）（63）（6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75、1、146、207、377、151、513页。

（14） 参见《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

（15）（33）（6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611—616、116—117页。

（16）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史资料》第2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7年印行，第66页。

（17）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18） 《蔡和森文集》（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07页。

（19）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7年印行，第202页。

（20） 有关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农村革命道路探索中对理论和实际、实践的论述，学界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本文不赘。

（21）（36）（4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选集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3、202、202页。

（22）（37）（4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476、475—476页。

（23）（7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第489—491、 473—474页。

（24）（35）（40）（4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459、237、237、270—271页。

（27） 《陈独秀著作选》 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页。

（28） 竹内实：《毛泽东集》第1卷，东京北望出版社1976年版，第173页。

（29）（34）（51）（7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98、616—617、415、383页。

（30） 《毛泽东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38）（3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536页。

（44）（84） 《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426、250页。

（45）（68）（69）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72、78、77页。

（4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47）（48）（49）（50）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7、226、402页。

（52）（79）（80）（8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216—217、803、227—228页。

（5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页。

（54）（74）（76） 《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2、6页。

（55）（87）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110页。

（59） 《陈云文选》 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10页。

（61） 沙健孙：《毛泽东思想通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6—72页。

（62） 陈金龙等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66）（67） 《陈独秀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497页。

（70）（71）（72）（73） 《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7、499、559、502页。

（82） 陈焕新等：《“理论联系实际”命题的中国哲学基础》，《青海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8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

（85）（86）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4、30页。

（88） 杨奎松：《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兼谈中共“一大”纲领为何没能联系中国实际》，《史林》2021年第1期。

（89）（90）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54页。

（91） 《斯大林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2页。

（92） 参见刘建萍：《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化”’思想与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4期。

（93） 徐光寿：《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