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鹏

（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教育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8）

依托着中国古代经典诗词这一深厚的文化资源，继承着其中丰富的文化遗产，当代民族歌曲以之为源泉，以创作为桥梁，汲取着中国古代经典诗词多方面艺术营养，产生了数量众多的内容丰富、风格各异的讴歌民族发展繁荣，歌颂祖国富强昌盛，以及抒发个人对于生活、对于爱情美好情感的民族歌曲。在当代民族歌曲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甚至有着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歌曲艺术影响，但是中国古代经典诗词却始终是其中影响最为深刻、借鉴模仿成分最多的内容。考察探讨中国古代经典诗词对当代民族歌曲创新发展的价值，对于民族艺术发展，对于民族音乐艺术的继承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也具有一定参考和推动作用。

一、“诗三百”为民族歌曲奠定了表现形态和抒情倾向

从构成的角度看，流传至今的中国古典诗词主要由三方面成果构成：一是先秦时代的“诗三百”，二是唐诗，三是宋词。

“诗三百”是先秦时代的经典诗歌，并且在后来嬗变为儒家经典《诗经》。关于“诗三百”的产生时间和作品性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它是产生在周朝初年到春秋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三百”的所有作品均以配乐演唱的歌曲身份存在，而且还按着一定的音乐标准被划分为风、雅、颂三部分。从民族歌曲发展及其成就看，先秦经典诗歌“诗三百”对于当代民族歌曲创新发展至少体现出三方面的价值作用。

首先，“诗三百”奠定了民族歌曲的诗歌舞三位一体表现形态。先秦时期形成的“诗三百”中的诗歌作品是诗，同时也是可唱的歌，并且是可以伴着舞蹈动作所唱的歌，在表现形态上，是诗歌舞三位一体的。这种表现形态的特征，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同时，也为当代民族歌曲的表现形态奠定了基础。考察当代民族歌曲可见，几乎所有的民族歌曲都是以诗歌舞三位一体的形态存在；绝大多数演唱少数民族歌曲的歌手或歌唱家，都是载歌载舞，即边舞蹈边演唱。这一点在新疆少数民族歌曲演唱中更为普遍和突出。如《新疆是个好地方》和维吾尔族歌曲《达坂城的姑娘》的演唱；蒙古族民歌也大多采用诗歌舞三位一体表现方式，像《草原夜色美》《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及《敖包相会》等蒙古族歌曲的演唱也都是载歌载舞的形式。与此相近的还有朝鲜族歌曲《桔梗谣》《诺多尔江边》等也都呈现着这种三位一体的表现形态。民族歌曲的歌词大都是脍炙人口的诗，配上音乐旋律之后，形成优美动听的歌曲，演唱者载歌载舞，就使得诗歌舞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水到渠成。因此，可以说，先秦时代的经典诗歌“诗三百”奠定了诗歌舞三位一体表现形式的基础，当代少数民族歌曲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

其次，“诗三百”为民族歌曲奠定了重章叠句的语言形式。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到“诗三百”时代以后，诗歌语言形式逐渐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模式，即以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语言形式。当代民族歌曲几乎完全袭承了重章叠句语言形式，表现为对这种语言形式的一脉相承。在当代音乐歌曲领域，重章叠句被称为“重叠手法”。当今的民族歌曲，几乎每首歌都运用了这种重叠手法[1]。如蒙古族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就反复重叠地咏唱“我的心爱在天边”的句子，在歌曲中间把“天边”置换为“高山”“河湾”；维吾尔族歌曲《掀起你的盖头来》，也是不断重复咏唱“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看你的眉”，在歌曲中间把“眉”置换为“眼”和“脸”。民族歌曲是音乐艺术与文学艺术语言的结合，它与语言形式有着密切关系。由“诗三百”形成的语言模式，是当代民族歌曲的基本语言表达形式。

“诗三百” 为当代民族歌曲确定了抒情方向。“诗三百” 诗歌集中的大多数作品在思想内容方面显著地体现着抒情言志的倾向，既所谓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及爱者唱其情，“诗三百”大都是抒发感情的作品。同时，“诗三百”使用的抒情方式主要是直接抒情即直抒胸臆和间接抒情两种，并通过这两种抒情方式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实现艺术对现实的审美改造。“诗三百”以抒情诗歌思想内容的做法，也为当代民族歌曲做了很好的示范[2]。

直抒胸臆、借景抒情、托物抒情、咏史抒情等在民族歌曲的创作和发展中都获得了出色的运用。蒙古族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呼伦贝尔大草原》，都是通过对草原风光的生动描绘，抒发出蒙古族儿女对于草原、对于祖国、对于生活的热爱；王洛宾版维吾尔族歌曲《掀起你的盖头来》借助对新娘眉毛、眼睛、脸儿的描绘，表达对姑娘的情感；藏族歌曲《青藏高原》 通过对雄伟古老的青藏高原的咏唱表达藏族人民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卓依婷演唱的民族歌曲《康定情歌》则是借景抒情的典型。《康定情歌》即借助山峦、月亮、云彩等物象，抒发了青年男女的热烈情感，以及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3]。

二、唐诗为当代民族歌曲意境创造提供了样板

唐诗的诸多构成元素中，最为人称道和叹为观止的诗歌元素是意境。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唐诗创造的意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有的诗制造出雄奇阔大的意境，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和《望庐山瀑布》。写景雄奇壮美，气势恢宏，抒情奔腾震荡，磅礴千钧；文辞渲染夸张，振奋激昂；有的诗写出了旷达开朗的意境，如白居易的《琵琶行》；有的诗创造出苍凉悲壮的意境，如高适的《燕歌行》；有的诗描绘出深邃沉郁的意境，如杜甫的《秋兴八首》；有的唐诗表现出内敛阴柔的精神，写出瑰丽香艳，或清净静谧，或清新素雅，或凄婉忧伤的意境，如李商隐的《无题》；在中国古典诗词领域，唐诗意境创造最为深邃、广阔且名目繁多，异彩纷呈。

当代民族歌曲也大都具有丰富内涵，也特别讲求意境创造，并往往以意境取胜，甚至可以说追求歌曲的唯美意境是民族歌曲的重要创作目标，也是民族歌曲颇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藏族民族歌曲《青藏高原》是民族歌曲意境创造的范例。这首歌通过旋律的深情而高亢，表达了对青藏高原的无限神往和极力赞颂。歌曲的词和曲都渗透着长调的韵味，同时，歌曲通过高亢嘹亮、婉转悠扬，宛如清泉，沁人心脾的曲调不仅给受众带来听觉上的享受，触动震撼其灵魂，使之恍若接近生命的精神内涵，从而营造出清高旷远的意境，表达了对天、地、佛的深切呼唤和期盼。与此相似，蒙古族歌曲《草原夜色美》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则致力创造自然美和人文美的融合。这两首蒙古族歌曲所创造的意境，既体现了诗意的美，也体现了绘画的美和感情韵致的美。演唱这两首民族歌曲的歌手德德玛为了更好地凸显歌曲的意境，还通过宽阔的音域和通畅的气息，以及富于激情的演唱，发挥出了歌曲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通过蒙古族长调唱法与美声唱法相结合，使得两者在演唱中融为一体，将歌曲中对获得新生活的美好憧憬、对草原的热烈赞颂，以及将自己生命的激情和博大的爱奉献予草原的心情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创造出了深沉美丽的意境[4]。同样的例证是彝族歌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由范禹词、金国富原曲、麦丁整理和改编的民族歌曲在凸显云南彝族同胞热情淳朴的同时，将少数民族所居住的美丽环境和丰收景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情景交融的意境，并与“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的热情、朴实、亲切、诚恳的情感相融合。

受唐诗意境创造和成果的影响，当代许多民族歌曲都极富意境，而且也正是这种意境元素的构成，使得当下人们在欣赏民族歌曲时，不仅关注到歌曲曲调的民族特色和情调，对于通过旋律和歌词所创造的歌曲意境，也欣然接纳，倍加喜爱。

三、宋词为当代民族歌曲通俗化和大众化提供引导和借鉴

宋词与唐诗不同，并不仅在于其思想内容的高尚与低俗方面，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宋词是当时一种通俗的大众艺术形式，而唐诗则是专属文人雅士社会阶层的高雅艺术形式。词出生低微，起于民间，再加上这一文体在晚唐、五代和宋初时，主要被当作酒席宴前娱宾遣兴的文学佐料。所以在传统观念中，词是“小道”属于“艳科”。词因为源于民间俗世，肇始于隋朝，唐朝以后逐渐定型化，发展到宋朝则达到了兴盛繁荣并成为文学经典。宋代文人依照乐谱声律节拍而写新词，叫作“填词”或“依声”。但是因为词不是庄重高雅的文学艺术形式，宋词给予当代民族歌曲的价值作用，主要是为民族歌曲的通俗化和大众化做了引导，提供了借鉴。

柳永是宋代将词推向通俗化和大众化的最典型作家，他卓有成效地将词普及给了俗世大众。他不仅靠着给底层歌妓写词支持自己的生活，还以通俗的作品造成“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广泛传播局面[5]。他的词被广大市民阶层所接纳，成为通俗化的世俗文学，他完成了由雅入俗，把高深典雅的作品转化成能够被大众接受的艺术，他也成为宋词婉约派大师。比柳永更早创造婉约词的词人是晏殊，他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一类词也大都在民间传唱[6]；南北宋之交女词人李清照更是在“别是一家”的理论主导下，创作了一大批婉约词，成为当时广为人知的女词人。宋词既含有深刻意境，又带有极大艺术性，为当代民族歌曲在创造和通俗化大众化方面提供了引导和借鉴。

学习和模仿宋词通俗化大众化的做法和经验成果，受宋词广泛传播的影响，当代民族歌曲也实现了通俗化和大众化，同时保持了意境风格不至于低俗和庸俗，做到了格调清新、境界美好。比如李俊杰作词、桑楠作曲、朴银花演唱的朝鲜族歌曲《美丽延边欢迎您》。歌曲内容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民族美食，如打糕米酒等；歌曲呈现的也是长白山下延边地区独有的绿色生态资源宝藏和特色饮食文化。但是，歌曲却通过对餐饮文化、生活文化的艺术处理，唤起了人们向往延边、热爱延边的激情，表达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民族情怀。类似的例证还有蒙古族歌曲《欢迎你到草原来》。这首民族歌曲的主要内容也是生活中的常见品：一碗马奶酒、一条蓝哈达、一曲马头琴歌曲，以及一支安代舞。但是歌曲中质朴淳厚的民族风俗和热情善良的蒙古族同胞，以及无边无际的草原风光和优美动听的草原牧歌，却被歌声演绎出一种清新的意境，如一股清泉潺潺流过山涧，洗去旅人心灵的尘埃，胜似喝过了甜美的酥油茶，胜似尝过甘醇的马奶酒，胜似看过多姿多彩的蒙古族舞蹈——真正做到了俗而不俗。此外，由郭颂等人在民间曲调 《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基础上创作的赫哲族歌曲《乌苏里船歌》也是这方面的典型。歌曲演唱的是赫哲族人的渔猎生活，主要描述他们的捕鱼采摘生活内容和生活感受。但是歌曲把这样的丰衣足食生活与“乌苏里江来长又长，蓝蓝的江水起波浪”“白云飘过大顶子山，金色的阳光照船帆”的美丽恬静环境结合起来，呈现出一幅美丽富饶的山水画，并把赫哲族人的幸福感受与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融为一体，通过音乐方面华丽流畅、新颖别致的落音调整，使乐句之间的对比更为明显。与此同时，还特别采用了赫哲族民歌所具有的乐句重复、节奏重复、五声音阶、音域平稳、简朴明快等艺术特点，在“歌在船头、唱在浪中”的世俗境界里凸显出不俗的韵味[7]。这种感情抒发的艺术处理，与所有人的身在幸福又向往幸福的民族群体，以及所有的人民大众产生了共鸣，因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被大众所接受和喜闻乐见。

结语

朝代更迭、沧海桑田，中国古代经典诗词却穿越时空，走进当代民族歌曲领域。通过上述从艺术的传统继承和创新发展的角度的描述分析，可见，数量众多的内容通俗、形式活泼、情感真挚，风格多样和意境优美的当代民族歌曲，之所以能够被本民族的群众和更为广大的群众所喜闻乐见与广泛传唱，除了其自身的诸多优势外，也与中国古代经典诗词有着明显的一脉相承的继承发扬轨迹，凸显出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当代民族歌曲对于“诗三百”形式传统的承袭和对于唐诗意境的学习与模仿，以及对于宋词通俗化大众化的继承。从纵向的历史角度看，这些继承和发展，模仿和学习内容，其实也是中国古代经典诗词在当代民族歌曲创新发展中体现的价值作用。中国古代经典诗词之所以能够被当代民族歌曲继承，成为其创新发展的营养和元素，其中必然地包含着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也蕴含着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经典诗词对当代民族歌曲发展的价值，对于探讨如何继承古代文学艺术精华和对于当代民族音乐艺术的创新发展均有特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