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霞 付思敏

摘要：《诗三百》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歌总集，约初成集于公元前六世纪。三百多篇诗歌中，只有小雅的《节南山》和《巷伯》，大雅的《崧高》和《烝民》以及《鲁颂·閟宫》等个别篇目留有作者署名，其余皆不详，更遑论其编著者。至汉代，随着“儒学”地位的提高以及“经学”的兴盛，关于《诗三百》的编集有了三种说法：“献诗说”、“采诗说”、“删诗说”。学术界对于“采诗说”的观念有较大的不同。本文章认为，其产生争论的关键在于对于“采诗”二字的理解不同。本文以“采诗释为诗的步步加工的过程”为前提，从采诗者、采诗条件及目的、采诗成果三个方面去论证《诗三百》“采诗说”是可信的。

关键词：《诗三百》；采诗说；可信性

约于公元前六世纪，《诗三百》首次编订成集。作者多不详，其编集的具体情况也非常模糊。到了汉代，对于其编集，提出“献诗说”、“采诗说”、“删诗说”。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学者对于“采诗说”的争议最为强烈，崔述首个正式发表怀疑之声：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后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后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方出于后人臆度无疑也。[1]

其质疑不无道理，毕竟先秦典籍并无明确记载“采诗”的内容，而正式提出“采诗”这一字眼的是，汉代班固的《汉书·食货志》与《汉书·艺文志》。然而，班固所处的时代距离《诗三百》的成集已过数百年，难以作为确凿证据。現在可获得的关于《诗三百》成集记录的先秦典籍，似更贴近于“献诗说”，例如：①《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2]②《国语·晋语》：“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③《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之言曰：“《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3]④《礼记·王制》说：“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4]

鄙人妄言，“采诗说”或可相信，前提是把“采诗”解读为诗步步加工的过程，而并非仅仅是理解为民间有了现成的歌唱，直接拿来上达天听，“献诗”或可认为是“采诗”的一个环节，对于这点，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逐一证述。

一、采诗者：不同阶层的群体组合

根据上述先秦典籍，我们可以发现，参加“诗”的创作过程的，并非只有一人或一个阶层，其创作应该是由多个阶层的多个人合力完成的，具有鲜明的过程性，参与各个步骤的角色与职责不同，主要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一）“采诗”最初环节的诗歌材料采集者：使臣诸侯

夏书所谓的“遒人”，现解释为使臣。这类人，看似没有长处，但却恰恰弥补了瞽、史、师、瞍、公卿列士这些近臣多不便辗转实地的缺漏，毕竟那个时期，交通并不便利，想要游历考察除需耗费大量时间外，还须得有个强健的体魄，“遒人”正好可以满足这些条件，这类人或可认为是诗歌材料的最初采集者，诸侯献诗或也属于这一环节。

（二）“采诗”中间环节的编写诗歌者：“大师”

《礼记·王制》中提到的“大师”应是“周太史”，《周礼·春官》就记录了“大师”这一职务，他是具备官方认可的人，这类人，必须了解政治状况、精通音律，有较好的学识修养，他们使从地方采集而来的诗歌材料得以成型、得以规范化、规模化，是《诗三百》成集最关键的人物，应该是处于“采诗”中间环节——编写诗歌。

（三）“采诗”最后环节的把关者与传唱者：君王近侍

上述史料中《国语》《左传》都谈到最好统治者在朝执政，身边有各类专职人员（如瞽、史、师、瞍等）及公卿、列士等。闻一多就曾提出“诗必记诵，瞎子记忆力尤发达，故古代为人君诵诗的专官曰‘矇、曰‘瞍、曰‘瞽。”[5]也就是说专职人员在记忆传唱民间诗歌、谣谚方面极具优势，能使其得以传承；而公卿列士们有一定学识与地位，更重要的是能时常朝见天子且担有辅佐进言的责任，他们比较了解天子，能够把握力度，可以说他们是“采诗”最后环节的把关者。

由此，我认为《诗三百》的“采诗者”，绝非一人或一类人，应是由上层到底层、由知识分子到贫苦百姓合力组成的大集体。缘此，《诗三百》的“采诗”为环环相扣之加工环节或可得以证明一二。

二、采诗条件及目的：“礼乐制度”与巩固政权的需要

最关键的条件应该是对“礼乐制度”的日益重视，以及因政治冲突日益尖锐而诱发的“采诗”需求，这也是“采诗”何以在西周晚期最为兴盛的重大因素。据史书记载，周天子一改旧制，提出“执政以德”的“礼乐刑政”制度，突出音乐的作用。到西周后期，上层人物喜爱诗篇、以作诗为荣的风尚已形成。其证据就是有主名的诗篇出现，如《大雅》的《崧高》和《烝民》末尾都唱：“吉甫作诵”，《小雅·节南山》的“家父作诵”，《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以及《鲁颂·閟宫》“奚斯所作”。这五篇有作者名的诗表明通过创作诗歌表现“情志”的自觉意识的萌发。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就更加激发了采诗官以歌的方式表现社会现实的动力。此外，周初实行分封诸侯国的政策，要求定期朝见，前期深得拥护，但后期政治冲突日益尖锐。等到厉王驱逐前后，召穆公再次强调“民”的作用，强调疏通民意名言，这便诱发了有意识的采诗活动。

我认为“采诗条件”与“采诗目的”是紧密相连、互为前提的，其“目的”具体如上述文献所说“谏失常”、“观民风”、“知政得失”，实终归于一旨——巩固政权。

三、采诗成果：《诗三百》的“风诗”及部分“雅诗”

我们要明确：并非所有篇目都是“献诗”、“采诗”得来，主要是“风、雅”两部分，“颂”不在其列。颂诗是有关宗庙祭祀的，其篇目多是歌颂先祖、祈福驱祸的，与其目的是不合的。而《大雅》、《小雅》则有部分是通过“采诗”而成的。因为有较多具有讽谏内容的诗篇，如《大雅·板》，《小雅·蓼莪》等。这些诗篇所述民况、所及民事，绝非独立一隅之人所能独立实现的。

至于十五国风，应该是“采诗”痕迹最为明显的了。从《诗三百》的数量来看，有且仅有三百余篇。而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云：“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如果再加上后代诸王所封以及发展而上升的独立方国，其数量也绝不仅仅只有三百。但《诗经》只收录了有限的几个国家的诗歌，这恰恰能把“采诗”与“献诗”作以区分，“采诗”应是“献诗”的更高层次，是有所目的、有所取舍的，或可谓后世所说“取之典型”，亦或有亲疏高贵之象征，毕竟其“知政得失”的最终目的还是巩固政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到：“采诗”确实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采集工作或是一个孤立的创作步骤。它有明确的目的，辅之以较为充足的条件。尤其是其参与者之多、阶级跨越之大，更能看出其工作之繁杂却有序。因此，我认为《诗三百》的“采诗”说是可信的，或可认为是诗的步步加工的过程，汉代的“采诗”应是这一形式的成熟化、规模化。

参考文献：

[1]崔述.读风偶识[A].崔东壁遗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43.

[2]左丘明.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3]左丘明著，杜预注.左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4]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

[5]闻一多.歌与诗（第一卷）[A].闻一多全集[C].上海：三联书店，1982.

（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