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涛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 南宁 530022）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文化发展较内陆地区相对有所迟滞，但佛教文化却传入甚早。目前学界围绕汉代广西佛教的传入时间、传播路径、发展状况和代表人物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不斐成绩。唐宋时期，既是广西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佛教文化走向兴盛的关键时期，日本学者户崎哲彦认为该时期桂林地区存在大量寺庙、摩崖以及造像，是岭南地区当之无愧的佛教中心［1］。黄权才依据《粤西金石略》对唐宋时期桂林、梧州、柳州等地的寺庙建设、僧侣活动情况作了简要概述，可知此时佛教传播范围已经扩大到广西边陲［2］。蒋廷瑜则充分利用文物遗迹和文献资料对唐宋时期广西近二百座寺庙进行详细统计，并对桂林、宜州两地的佛教遗迹进行个案研究，充分展现宋代广西佛教的繁荣景象［3］。宋代以降，有部分学者认为广西佛教走向衰落，也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桂东南地区的佛道关系呈现民间化、多样化趋势，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区佛教特点［4］。总的来说，佛教自汉代传入广西以来，学界通常将广西佛教视作外来文化或者汉文化与广西土著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信仰、儒道文化等相融合的结果［5］。但以往研究多集中于汉代与唐宋时期的部分地区和代表人物，仅借助正史、佛学经典、考古调查等资料开展的整体研究难免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

准提，语出梵文，意即清净。准提信仰崇奉准提佛母，又称“准胝观音”“准提菩萨”，以准提咒、准提法为典型特征。早先随着密教传入中国，源出藏传密教的准提信仰因与禅宗在义理、语言等多方面均有相似之处，唐宋以来逐渐发展壮大而流行于全国各地［6］，而天台宗、显密宗、华严宗也将《准提咒》的念诵加入其日常修行中，禅宗更将准提佛母列为观音部的一尊。至明清时期准提信仰达到繁盛，如康熙四年（1665）广东惠州准提阁瞻归和尚曾言：“准提菩萨近百余年前稍知趋向，今则遍宇内仰威神，几与补陀竞爽。”［7］惠州准提阁与广西相去不远，这一说法应该也能反映当时准提信仰在两广地区的流行程度。梧州地处广西东部咽喉要道，早在东汉末年苍梧籍佛学大师牟子就著有中国第一部佛教专著《理惑论》，奠定了梧州深厚的佛教底蕴。现代考古发掘工作显示，梧州富民坊南朝墓出土带有莲花乳突饰的提梁壶，梧州外贸工农仓唐墓、富民坊太和冲唐墓、旺步水厂鲤鱼山唐墓、富民坊纸箱厂宋墓均出土过多件陶魂坛［8］。唐代尉迟敬德更是亲自巡查梧州筹建大雄寺（又名感报寺、光孝寺），宋代镡津（今藤县）人契嵩著有《镡津文集》20卷，是禅宗云门宗一代名僧，以上均反映了唐宋时期梧州佛教发展的繁盛状况。明代，梧州作为两广总督府、总兵府、总镇府所在地，一跃成为控扼两广的关键地区，及至清代仍是广西经济、文化中心，各种宫观寺庙繁多，对此乾隆《梧州府志》修志者认为：“梧郡风土淳朴，方外素鲜游民，亦少琳宫绀宇之饰，供游眺者其祀事。上隆报赛，次资祈禳，虽所主不同，而编氓崇奉之心，初无或无异正，不得以鸡卜牲杀，概谓粤多淫祀耳。”［9］准提佛法的修炼较之其他宗派较为简便，而准提咒的大范围流行、与观音信仰的融合，均为准提信仰在梧州的传播和准提阁在广西地区的大规模兴建奠定了基础。因此本文以梧州博物馆藏《重修准提阁碑记》为考察中心，在探究明清时期梧州准提阁的建筑格局和历史演变的同时，进一步借助地方志、碑刻、诗集等材料，分析广西各地准提阁兴建、发展与衰落状况，借此窥探明清时期广西区域社会变迁之下，以准提信仰为代表的佛教历史演变过程。

一、梧州博物馆藏《重修准提阁碑记》考释

梧州博物馆室外碑廊处收藏有数通碑刻，其中最巨者为一通罕见的“一石两文”碑。该碑圜首，碑身高152厘米，宽79厘米①，原碑座已佚，现改用水泥砌筑。碑阳为《重修吕仙亭记》，成化二十三年（1488）立，碑文记述了成化年间韩雍重修吕仙亭的事迹，其拓片曾被清末重臣张之洞第十三子张仁蠡收藏［10］，此前学界利用该碑对道教思想的社会控制功能有所阐发［11］，在此不再赘述。碑阴则是《重修准提阁碑记》，四周以阴刻云纹作装饰，碑额镌刻“重修准提阁碑记”七字双线阴刻篆书。碑文用楷书刻制，共28行1327字，康熙三十九年（1700）立。由此可见，该碑的碑阳与碑阴不仅著者、内容截然相反，且两者相隔212年，与清代学者叶昌炽在《语石异同评》中所述的“一石二文”碑制十分类似［12］，据笔者管见，这在广西地区尚属罕见。仔细观察碑身可以发现，部分文字是刻在裂纹处，如“耕”字，还有的地方从痕迹与形状推测是刻碑时人工凿除一块石体后再刻，如“坵”字，因此可以推测《重修准提阁碑记》刻碑之时碑体就已经存在碎裂、缺损等多处损伤。结合文献记载，该碑应原存梧州城东阜民山准提阁旁，阁院荒废后迁藏于梧州博物馆。目前各种版本的《广西通志》《梧州府志》《苍梧县志》等古籍均未收录，《粤桂毗连地区传世碑铭汇集初编》仅收录拓片，故一直不被学界所广知，因此笔者特将全文标点如下：

寺宇之兴何待乎，待乎其人耳。如准提阁之前有主持善机，后有和尚书白是也。本朝定鼎后，僧德梅主是阁，能民所安置也。递至善机随募，太守黄公在城数家重加修葺捐俸□资，及善机解囊若干，其置税米柒石有奇，立僧户寂泰，载于在城三图十三甲，既有田土永久可重。是有功斯阁者，应与斯阁相终始，况兵燹后复能自造，仅房香积其人，可知嗣因□。徒□乘早故，徒孙心月、心正、心持皆幼，致收新徒悟宗。未几，而善机委化，悟宗、心月同室操戈，经官驱逐，心月族亦私逃还俗，游僧成悦□号阁，罗王悟宗余□也。假教经为名，盘踞阁中饮酒，呼庐不分昼夜，拆韦陀殿，售佛像、钟鼓以充其费，□阁田分属债主，阁前塘转质于人。因阁之太守□公严□立案，议着塔院住僧牧山兼摄诸务，暂有管辖。而牧山复故，心正、心持一死于牧山未故之前，一死于牧山□故之后，阁中人糜有孑遗矣。康熙三十四年绅士耆硕举议书白和尚驻锡于此，竭乃心力。次第清查昔所隐漏田亩，逐渐□出，自应备载碑石，以重永久。至于备造一□□前，□架韦陀殿，右侧拓为观音堂，东增高阁，西筑长桥，昔所未具，今乃改观。其人又何如乎□维将来机缘辏合，创造宁仅，止比而始末兴起，才知几费经营矣。善机名寂泰，书白名明镜，临济三十三世孙，开当志之贞珉，传之奕世，乃更为之曰斯人也。斯阁也唯斯，人始住斯阁，倘有效尤悟宗，又余悦举动不闻诸一主者，前车伊迩，后人复起□之矣时。

①尺寸数据采自王建军，陈宇思.粤桂毗连地区传世碑铭汇集初编：广西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98.另有高165厘米，宽82厘米说，参见梧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梧州市志：文化卷［M］.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3493.

大清康熙三十九年岁次庚辰上巳吉旦，邑人熊兆祥、王文璨、王佐、李之玣，主持僧实祥仝立。

今将陆续清出本阁田塘坵叚列于后。计开：陆甲秉成户粮米叁斗伍升捌合伍勺肆抄肆撮玖圭，坐落吴村石人山脚下，田大小拾壹坵，共一叚，耕人□自宴承耕。坐落阁前白鹅池塘壹口，屋地一叚。大南门外十字街东边坐南朝北铺地一块，宽壹丈陆尺，深肆丈叁尺。在城叁图拾叁甲，寂泰户粮米柒石壹斗壹升捌合叁勺伍抄肆撮陆圭捌粒叁粟。坐落思扶埇，耕人蒙生林承耕，列水田大小共拾玖坵。古毒公田壹叚，耕人蒙秀辉承耕。沙子嘴田大小壹叚，耕人莫卓兴承耕。大车坦田大小壹叚，白石口田壹叚，耕人容君锡承耕。架桥圳水塘壹口，塘尾田壹叚，耕人李若□承耕。高简沙田叁拾叁坵，共壹叚，耕人莫明禧承耕。昔埇起第，坦止四向，上为界并鱼插花，耕人莫生梅承耕。正埇田壹叚，桐油田叁坵，真竹口田肆坵，坐落李村，耕人谢云凤承耕。沙路田贰坵，四陋田肆坵，白银田贰坵，庙儿田大小肆坵，蛇埇田大小柒坵，坡头田陆坵，牛路田二坵，婆尾田大小叁坵，秧母田壹坵，两窦塘壹口，耕人彭杰瑞承耕。古罗田壹坵，沙尾田捌坵，潘公田叁坵，婆尾田肆坵，窝田壹叚，庙门田伍坵，林头田壹坵，博野田壹坵，鹅笼田壹坵，张彼田叁坵，耕人莫祚瑞承耕。大豹埇田捌坵，耕人韦神养承耕。古罗田叁坵，汤地田贰坵，秧地壹坵，下力岩田肆坵，上力岩田拾肆坵，秧地贰坵，蒲口田贰拾伍坵，耕人刘君祯承耕。利枝嘴田叁坵，塘梨水根田贰坵，质塘腰田伍坵，婆埇田壹叚，耕人郑国义承耕。鹅埇田大小叁坵，破净口田伍坵，秧地壹坵，坐落破净口，耕人郑国信承耕。新塘角田壹坵，耕人潘?超承耕。大净岭脚田大小玖坵，耕人蒋忠善承耕。小蒲埇田壹叚，坐落新里村，耕人黎化麟承耕。官塘壹口，耕人莫永锦承耕。博野田壹坵，尚有隐匿田地，俟查出再勒。

梧州准提阁，据文献记载原位于城东阜民山朗吟亭（又名吕仙亭）西，崇祯十四年（1641）梧州知府袁文新主持修建。建成后不久清军入关，残余的明永历政权退居两广，梧州正位于南明永历政权统治范围内，不断遭受割据战争的侵袭。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攻陷湖南衡州，桂端王朱常瀛携朱由楥、朱由榔等人逃往广西梧州，顺治二年（1645）南明桂王朱常瀛病逝于梧州，直至顺治十三年（1656）李定国才平定广西全境。然而康熙十三年（1674）二月，广西将军孙延龄占据桂林响应吴三桂，又相继攻陷梧州、平南、浔州、富川等地，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广西全境平定。在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中，梧州“迨明季兵燹之，当年名胜尽属坵墟”［13］，准提阁也不例外。如今从碑文可以得知，清初准提阁主持变动频繁，而且僧人同室操戈、私逃还俗，甚至“假教经为名，盘踞阁中饮酒，呼庐不分昼夜，拆韦陀殿，售佛像、钟鼓以充其费，□阁田分属债主，阁前塘转质于人”，最终导致准提阁庙产、寺田丢失，逐渐荒废。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三藩之乱平定之前，正是社会不稳定环境下当时广西社会生活的具体实例。

三藩之乱平定之后，梧州地方社会逐渐重建秩序，复建相关庙宇。康熙三十四年（1695）在绅士耆硕的倡议下开始复建准提阁，据碑文可知，此次重建准提阁主要包括增修韦陀殿、观音堂、高阁、长桥，基本奠定了清中期前的建筑格局。文中提及此次倡修的绅士耆硕应该是指熊兆祥、王文璨、王佐、李之玣。熊兆祥，乾隆《梧州府志》载是苍梧人，康熙十年府选贡，曾任学正［14］。李之玣，雍正《太平府志》载亦是苍梧人，康熙二十一年举人，曾任宜君县儒学教授［15］，据前引《合建双贤祠序》碑可知李之玣还参与了重修梧州双贤祠的工程。从他们的籍贯身份来看均是梧州本地人且获得官职功名，具有一定的地方话语权和经济实力。

此次重修准提阁还有一项重要工作正是清查隐漏田亩。捐置和整理寺田是康熙年间梧州地区重建寺庙的一个重要内容，据乾隆《梧州府志》卷七记载：“光孝寺，……唐时建，洪武十二年邑人侯佛铭施香灯田，顺治十五年守道陈宏业重修。冰井寺，……唐时建，宋元重修，正德间扩之，万历三十一年重建，易名广善，敕建藏经阁，置寺田。庆琳寺，……宣德间李智建，嘉靖间冯承芳重修，康熙初邑人曾士扬置寺产七十余亩。兴福寺，……明时建，邑人颜某置寺业田亩，李世瑞续置业五亩。华严寺，……明时建，康熙间邑人李世瑞置寺业一十一亩并塘池鱼埠。鼓岩堂，……康熙五十五年邑人李世瑞建观音堂并置业百五十亩有记。德清观，……明建，鼎革毁，康熙二十四年守道与永朝合天医祠并建置赡田铺地有记。养真庵，万历四十三年知府张养正建，并置庵业，知府黄龙重修。”［16］148以上八座寺庙位于梧州府城各处，除光孝寺于洪武十二年受捐“香灯田”和养真庵、冰井寺在明代已有寺田外，其余五座寺庙均在康熙年间获捐寺田，尤其是李世瑞一人就分别给兴福寺、华严寺、鼓岩堂捐赠共166亩地，可见康熙年间不仅是准提阁，其他寺庙均开始复兴重建，添置寺田。早先学者傅贵九已经证实，明清时期佛教寺院的生存发展完全依靠寺田，依托寺田获取的经济收入是最重要且最稳定的［17］，梧州地区包括准提阁在内的寺庙复兴也是以寺田的捐赠与经营为核心。康熙三十四年（1695），梧州士绅公议延请书白和尚主持准提阁，恢复阁前的白鹅池塘，并且将分散在各处的水田、桐油田、秧地全部收归作为寺田。依据碑文并结合现今地名来看，准提阁寺田分布较广，分散在思扶埇（可能位于今梧州市万秀区思扶村）、架桥圳（可能位于今苍梧县架桥界）、塘尾（可能位于今梧州市万秀区塘尾村）、高简（可能位于今苍梧县高简村）、新里村（可能位于今梧州市长洲区新里村），其余地点尚不能推测。清代寺田经营模式有自耕、雇工、租佃等多种，但是只有租佃经营是清代最为盛行的模式［18］。梧州准提阁也采取租佃形式经营寺田，将土地租给“耕人”承耕，从上述碑文中林承耕、蒙秀辉、莫卓兴、容君锡、李若□、莫明禧、莫生梅、谢云凤、彭杰瑞、莫祚瑞、韦神养、刘君祯、郑国义、郑国信、潘超、蒋忠善、黎化麟、莫永锦的佃农名字来看，应是以寺田所在地周围的百姓承耕，尤以莫姓人居多，且还有郑国义、郑国信这样的兄弟同时成为佃农。“耕人承耕”的方式，不仅能够克服准提阁寺田分散、难以自耕的困难，同时也为准提阁的复兴提供可靠的经济收入。

经过此次重建，梧州准提阁终于达到“昔所未具，今乃改观”的盛景。《重修准提阁碑记》的发现，正好可以弥补文献史料将此次大修完全失载的疏忽，更为探究梧州准提阁建筑格局和发展历程提供新的资料。同时，此次重修准提阁和清查整理土地的行为也是这一时期梧州地区所开展的一系列修缮祠堂、佛寺等行为的典型案例，侧面反映了清代初年地方政府和乡绅精英着力恢复社会秩序的历史事实。

二、梧州准提阁建筑格局复原与历史演变

袁文新，原籍福建，江西临川举人，崇祯十年任，崇祯十五年去任［19］。据袁文新《准提阁记》载“即余自得家儿后，向未举子，每自念一者之单，忽不觉云：儿产于辛巳年季冬十有四日也，则提斯咒之验也”［20］。由此可见，当时袁文新将生子多福寄托于准提佛母和准提咒的诵念，因此他兴建准提阁来还愿礼佛。“此一阁也，所坐者幽幽五岭之云，所临者秩秩三江之水，所前列而四围者，绵绵亘亘，一贴身之几案；而趋趋跄跄，一抱膝之龙虎也。美哉，盘郁苍梧一大地乎；壮哉，结构西粤一巨观乎。梧之人民望斯阁而顶礼，顶礼之未几，而诵持之”。可见准提阁建成初期规模宏大，可惜由于史料缺乏，准提阁初建时的具体建筑布局和内部陈设已不可考，仅袁文新《准提阁记》曾载“偶一僧得大木，请镌菩萨像。又日曰准提乎，两越月而像成。金身十八臂，十分庄严，惜无奉佛地。一日登山而观，即不出仙祠之右一营卒之居也。余方启之而卒，且慨然允之。……，起于辛巳年辛丑月癸丑日，成于壬午年辛亥月乙卯日，题其额曰准提佛阁。”由此可见，梧州准提阁始建于崇祯十四年（1641），竣工于崇祯十五年（1642）。

明清鼎革之际，梧州准提阁在战乱、人祸中被毁坏殆尽。得益于《重修准提阁碑记》的重新发现，才首次明确准提阁在康熙三十四年至三十九年间由书白和尚主持重建，相继增修韦陀殿、观音堂、高阁、长桥等，基本奠定清中前期的建筑布局。乾隆年间，准提阁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缮。据乾隆《梧州府志》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知府吴九龄重修准提阁［21］，此次修缮内容并无详细记载，但康熙至乾隆年间梧州并无大的战乱和灾祸，因此这次修缮应是日常维修，没有对建筑布局进行大的改动。乾隆二十五年（1760），“梧州庆林寺僧有罪知县，故僧人还俗，改寺为台山书院，迁佛像于准提阁”［22］，同时苍梧知县郑交泰还将原庆林寺所属西门铺地一间拨交给准提阁，上述举措进一步扩大了准提阁的影响力。乾隆三十一年（1766）越南使臣路过梧州时，曾提到梧州“界内有九疑山，即舜南巡旧迹。又鹿昌公遇仙处，别名禄秀山。有会仙山，上建准提庵，风景殊胜，俗传吕洞宾遇仙桥即此。”［23］越南使臣看到的准提庵（即准提阁别名）应该就是吴九龄修缮后的样貌。清中期以后，准提阁又经过了若干次扩建和大修。据同治《苍梧县志》载“在水一方楼在准提阁前，道光二十七年邑绅李百龄修。”“怡翠阁，在准提阁，道光间太守彭舒萼题额。”［24］彭舒萼，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正月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调任梧州知府［25］，故而怡翠阁匾额的题写时间当在这期间完成。

持续不断的扩建，促使准提阁成为梧州地方佛门名胜，受到两粤地区人民的青睐，过往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不少诗句。如王维新（1785—1848），字景文，广西容县石寨人，著名清代广西文学家。他曾游历准提阁并留下《绕佛阁·游准提阁》一词，“补巢燕子，双翦远去，仍返初地。三月天气，即看点点浮萍贴池水。小蛙乱吠，应遇羽客，桥上游戏。画槛如此，且邀净侣从容究禅理。若个远栽口?绿柳红桃兼白李，能使一限回澜无直逝。博士女欢游，纨扇珠翠。欲抛难弃，叹昔年多情，而今犹是。愿昙香为除尘累。”［26］该书校注者认为此诗吟诵的是平乐县准提庵，但根据前后诗句内容均为梧州名胜来看，实际应是指梧州准提阁。另有周鋕勋，“字亚侯，号云台，宁乡人，嘉庆辛酉拔贡。云台久困场屋，中年后始以《禹碑诗》受知督学使者，得选拔朝试。报罢，遍游吴粤。晚客梧州最久。归主玉潭讲席，旋卒。”［27］周鋕勋在梧期间也曾作《准提阁》一诗，“城东幽且僻，避暑过莲塘。竹树还山径，钟鱼静佛堂。谈余花气逼，坐久鸟声凉。归路桥边别，新蝉送夕阳。”［28］据民国《宁乡县志》载，周鋕勋于道光八年任玉潭书院长［29］，因此该诗反映的肯定是道光八年前准提阁的秀丽风貌。

咸丰四年（1854），两广地区爆发大成国起义。咸丰五年（1855）梧州城破，梧州府改名绣江府，苍梧县改名秀平县，准提阁也在此次战乱中被毁。咸丰七年（1857）在静云和尚的主持下募集资金，准提阁得以重修，苍梧邑人许懿林不仅为准提阁题写了“准提阁”匾额，还题写楹联“有神仙到处即是名山，风月佳时凭管领；待老佛归来重开福地，楼台画里好登临。”［30］静云和尚，生平不详，据《集隽诗话》载，“梧州城外准提阁，为一郡名胜。诗酒文讠燕，恒集于此。寺僧静云，雅好文字，四壁皆诗”。［31］由此可见，静云和尚还是一位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僧人。除了重修殿堂以外，据同治《苍梧县志》载：“西门外石巷口下挨城向河第六间，现开源华新衣店，每年租银四十两，交准提阁僧静云掌管，以为清明祭扫，中元设醮久远经费”。［32］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准提阁通过收取铺地租金得以开展日常活动，较之康熙年间收取寺田租佃有所不同。

重建后的准提阁，具体形制是否恢复如初并无详细资料可以印证，只能通过来访文人留下的诗句加以推测。颜嗣徽（1835—1902），字义宣，贵州贵阳人，曾在广西阳朔、雒容、苍梧、迁江等地相继任职。在梧州期间，颜嗣徽曾携友同游准提阁，赋诗提到“凭阑同岸帻，高阁醉凭虚。准提寺有凭虚阁”［33］，可见当时咸丰年间重修后，准提阁曾题有凭虚阁的匾额。王拯（1815—1876），字定甫，号晒鹤，广西马平人，是桐城派在广西的代表人物之一。王拯也曾赋诗提及准提阁“好恶分明只梦中，廿年前事悔投戎，平生合是韩襄毅，自有仙缘到吕翁”［34］，明确指出准提阁所在崖壁下镌刻有“韩襄毅遇仙处”。李璲（1830—1899），广西苍梧人，曾任广州府知府，晚年辞官回梧。在氏著《白鹤山房诗钞》卷二《秋日偕友登准提阁川》一诗中提到“榕树阴阴小阁围，石梯斜上眺清晖。僧来花坞香生座，人倚松寮露滴衣回。市外青山窥户入，风前黄叶别林飞。与君更作重阳约，挈樯披云上翠微”［35］。综上所述，经过咸丰年间的重修，准提阁基本恢复建制，重新成为梧州地区重要的佛教胜地。

光绪年间，以金武祥为首的近代文学家、革命家纷纷云集于准提阁，佛家圣地成为了雅集唱和的高雅场所。金武祥（1841—1924），字溎生，号粟香，江苏江阴人，清代著名藏书家、诗人。光绪十一年（1885），金武祥驻派梧州管理盐政，曾在冰井寺、准提阁附近邀请亲朋好友、文人墨客在此雅集，留下了众多诗句。金武祥在《冰泉唱和集·自序》自述道：“出梧州东郭外，有准提禅林，阒寂幽窈，已远尘俗。……。山色江光，近在几席，与准提禅林同为东郭胜境，而冰井寺之名尤著。余自乙酉监鹾岭西，尝屡至焉。嗣是春秋佳日，修禊登高，咸会于此。缙绅之往来过梧者，盍簪题襟投赠之作，积久成帙，因并刻之，颜曰《冰泉唱和集》。”［36］第一次集会，金武祥就携众人游历冰井寺、准提阁，金武祥作《乙酉仲秋偕徐氏昆仲游冰井寺憩准提阁》一诗，“为访唐贤迹，相携佳客游。泉声从古冷，山色向人秋。林缺晨曦逗，江空宿潦收。登亭思漫叟，碑碣试重搜。归途得幽憩，高阁似冯虚。觅蹬古苔滑，打窗黄叶疏。山城间画境，尘世亦仙居。潭水明如镜，何人此坐渔。”［37］诗中徐氏昆仲指的是徐绍桢（1861—1936），字固卿，广东番禺人，近代民族革命家。徐绍桢唱和《乙酉仲秋，游冰井寺憩准提阁和金桂溎生同转韵》一诗，“古贤有遗迹，隹日足清游，树影当门卧，泉声入地秋。风高黄叶瘦，山逈晓烟收。铭石今何在，殷勤共一搜”。［38］此次雅集之后，徐绍桢还多次回忆起准提阁之行，可见准提阁作为梧州名胜对其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国时期，尽管社会动荡不安，准提阁也处在艰难维持的境地，不过仍然保持了一些旧有的风貌，尤其是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息。如尹爟（1860—1935），字笛云，广东顺德人，曾自西江而上访舟准提阁，留下了“相思江上一归舟，鸳水多情为小留。佛阁晚风灯影乱。鳄池春雨鸟声幽。看花梦断湘南路，说剑人归岭外楼。窈窕微波无限好，直仙挡畔思悠悠”。［39］辛亥革命爆发后，新兴政权急需要引导社会意识的导向，创办报纸成为重要的手段之一。1911年至1919年，共和党梧州地方组织创办《良知报》，报社地址就设立在准提阁，准提阁成为了当时广西地区从事宣传组织工作的核心之一［40］。此外准提阁还曾被改作私立广仁医院，提供免费医疗给人民［41］。可惜在抗战期间，准提阁逐渐被废弃，“准提禅林”四字石匾也遗弃在儿童游乐场［42］，主体建筑最终消失在近代历史长河中。

纵观梧州准提阁从崇祯十四年知府袁文新建，明末清初被毁，康熙三十四年复建，乾隆二十三年知府吴九龄重修，咸丰五年被毁，咸丰七年僧静云再次重修，每一次的兴盛与衰落均与地方社会的动荡与繁盛息息相关，休戚与共。在重建过程中，不仅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还有士绅阶层的捐赠，同时从租佃寺田到租赁土地也是梧州社会经济由农业耕作到商业贸易的转变体现。经历多次修缮的准提阁，不仅是梧州佛教文化的中心之一，更是构建了梧州城东地方名胜的文化盛景，儒道释三种文化在此呈现相互融合的态势。可以说，准提阁不仅是佛教寺庙文化场所，更是超越建筑本身成为了地方文化符号，见证了梧州历史变迁和过往名人的生命历程。

三、明清时期广西准提阁时空分布与兴衰历程

据蒋廷瑜统计，目前可知广西最早的准提阁应是宋代合浦的准提庵，但是由于资料有限，已经无法得知该庵具体情况。广西各地真正开始大规模兴建准提阁则始自明代晚期，这与该时期准提信仰大规模流行不无关系。据方志记载，明清时期广西各地共兴建了十五座准提阁，实际数量应不止于此（参见表1）。十五座准提阁中，除五座是依附于已有寺观，其余全是另外兴建。从兴建时间来看，昭平县、永福县、梧州府、宣化县、思恩府五处准提阁始建于明代，尤以昭平准提阁兴建最早。从修缮次数来看，尤以梧州准提阁为最多。从分布地域来看，大部分准提阁均位于桂东地区，平乐府、南宁府、桂林府、梧州府、柳州府五地准提阁数量最多，而桂西地区太平府、思恩府各有仅一处，地域差距悬殊。

表1 明清时期广西准提阁数量统计

由于资料缺乏，准提信仰传入广西的时间和途径已不可考，且除梧州准提阁外其余地区兴建准提阁的背景原因也难以稽考。而清代初期，广西准提阁的兴建热潮似乎与临济宗有关。临济宗，是禅宗之南宗流派。早在宋代早期广西就有人皈依临济宗，如临济宗第六代祖师慈明楚元和尚就是在全州湘山寺出家，临济宗七世石霜楚圆（986—1039），就是全州清湘（今广西桂林）人。经由楚圆及其门徒的努力，临济宗演化出黄龙、杨岐两大派别，并且活动区域开始向南迁移。宋代以后，桂林、梧州、柳州、全州等地的佛教尽数归于临济宗［43］。明清鼎革之际更是有大量内地百姓南迁越南，其中就有临济宗元韶禅师将中国临济宗传播到越地，逐渐成为顺化以南各省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44］。由此可见，临济宗不仅在广西历史悠久，更成为临济宗向外传播的一个通道。据《栖霞寺志》载：“准提阁，在大殿后，榱桷切近岩石，上下各五间，上供准提像，下延客，颜曰静慧。堂高大殿数尺，深广相次。顺治八年建，康熙四年重修堂左小室，一习静处也。”［45］桂林寿佛洞《浑公大师鼎建栖霞寺像起摩崖记》也载“遂于乙已，崇竖准提供阁，□□殿，为静慧堂，为夹幽邃俯瞩公禺”［46］，由此可知，顺治八年至康熙四年（1665）间，临济宗浑公大师（即浑融和尚）就在桂林栖霞寺兴建准提阁。其次，梧州准提阁经过明末清初的混乱后，直到临济宗书白和尚的到来才终于稳定下来。据《重修准提阁碑记》记载：“书白名明镜，临济三十三世孙，开当志之贞珉，传之奕世，乃更为之曰斯人也”，可见书白和尚也是临济宗弟子。综上所述，顺治至康熙年间梧州、桂林两地准提阁的兴盛均与临济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其他地区准提阁的兴建限于资料有限无法探究，但准提阁与临济宗的互动或许是具有普遍地域性的行为。

清中后期尽管各地准提阁仍有一定程度的修缮，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巨大冲击，广西各地经历着剧烈的变迁，佛教寺庙也逐渐走向没落，准提阁也不例外，总体衰败趋势是无法避免的。据昭平宝珠观的嘉庆十七年（1812）《大清嘉庆癸酉重建宝珠观准提阁》碑记载，“宝珠观，在昭邑城东北之黄姚街。自前朝万历年间，越乱既久，渐就倾颓。迨本朝康熙五十年，左近居民兴意重修，鸠工庇材，群起而力成之众盛举也。”［47］但到了清末，昭平“樟木司巡检署原在樟木林，后移建黄姚古氏祠之左，毁后移驻准提阁”。［48］由此可知，昭平准提阁不仅与道观共处，后期更是被借用做巡检司衙署，完全失去了宗教的意味。位于桂西南的宁明准提庵也不例外，“粤东客籍与土著相争讼之，官官断归，土著乃就其地建铺屋七间，年中收租充宁江书院公用”。［49］准提庵前空地被挤占出租用于经营书院，衰落情境可见一斑。不仅如此，广西各地的准提阁似乎逐渐与汉传佛教寺院相趋同，且与道教、儒家文化相融合。上文所述《重修准提阁碑记》借用了《重修吕仙亭记》的碑阴，而吕仙亭（又名朗吟亭）始建于元代［50］103，同时据乾隆《梧州府志》卷四载吕仙亭有“吕仙像碑一，又七言律诗碑一俱在准提阁”。［51］由此可见，清代准提阁与朗吟亭不仅相邻修建，碑刻也存在互相存放与互相使用的情况，从侧面也能反映佛道融合的形势。另外平乐沙子镇沙子街尾的准提禅林，是目前广西唯一现存的准提阁，其正殿主位供奉的释迦牟尼，两侧是十八罗汉，正殿对面则供奉韦陀像［52］，这与明代梧州准提阁供奉的十八臂准提菩萨相去甚远，反而更像明清时期一般佛寺的规制。宁明准提庵，则更加“入世”，还同时供奉关帝［53］，俨然成为人们日常信仰的综合场所。

总的来说，明清时期广西准提阁的兴建与临济宗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分布不均的状况除了与兴建者个人的信仰、社会地位有关外，也与桂东地区经济发展较桂西地区优越不无关系。清中后期以来，因为战争、洪水导致若干准提阁逐渐被破坏外，大多数准提阁的衰落都没有明确记载，至民国时期几乎消失殆尽。这其中既与近代社会危机与转型趋势相契合，也或是广西佛教衰落的又一明证。

四、结 语

尽管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广西佛教逐渐走向衰落，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巫教化［54］，但似乎直到此时广西佛教才突破桂北中心地带向各地发展开来，这一时期大量兴建的准提阁就是其中重要的表现。明清时期，在临济宗的帮助下，广西各地开始大规模兴建准提阁，至康熙年间修建热潮扩大至广西大部分地区，并在此过程中与道教信仰、关帝信仰等相融合。随着近代传统社会遭遇重大变迁，各地准提阁均走向没落，至今只在平乐县还残存一座准提阁。总之，得益于梧州博物馆保藏的《重修准提阁碑记》，我们才能一窥明清时期梧州准提阁的繁荣盛况，为今后进一步阐述广西佛教文化的发展历程与地方社会的历史变迁提供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