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秋洪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西 南宁 530022）

人民生活涉及领域覆盖面广，文化色彩丰富斑斓，堪为地方志富有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内容。然而，要在地方志中记述好人民生活并不容易。本文以174部广西新编县志（其中第一轮87部、至2023年8月底止缴交至广西方志馆的第二轮县志87部）为例，分析新编县志在记录人民生活方面的特点与得失。新编第一、第二轮县志对城乡居民生活的记述总体上可以评价为框架完备，资料比较系统充实，鲜明地体现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比较真实地记录了人民生活，也是同时期全国社会发展的基层缩影。但部分县志也存在篇目框架设计重视不够、层级过低、归属不当、资料完整性和系统性不够、重要资料缺失、客观性和时代特点欠缺等缺憾。

一、民生篇章的框架和层级

民生或人民生活是地方志记载地方百科不可或缺的内容，除以记述人物或事物为主题的专门志（如名山志、名人志、名建筑志、名酒志等）以外，无论采取何种体裁（平目体、纲目体或篇章节体）、何种级别（省/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乃至乡镇志）的新旧地方志书，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民生内容。但是，旧志很少设立专门的民生篇章，仅有少数例子如明万历《广平县志》设有“人民志”，记载人民的居住、生活及各种负担等。此外还有民国24年（1935）的《阳原县志》首创“生活门”。①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编：《当代志书编纂教程》，方志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457页。新编地方志在记载民生方面不仅继承了历代旧志的优秀传统，更有诸多创新和开拓性努力，绝大多数志书不仅设置专门的篇章节来记述民生及其演变，而且将当代社会生活涉及民生的各个领域相关要素在有关篇章节中分别予以更具体详细的记述。由此就有广义的民生篇章和狭义的民生篇章之分。狭义上的民生篇章一般仅限于收入、消费、物价、家庭资产等各种跟民生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要素；广义的民生篇章则包括范围大得多的领域，可以涵盖跟人民生活有关的各种经济要素和文化要素领域内容，包括收入与消费、物价、就业与工资、医疗保健、衣食住行、习俗、居住环境、婚姻家庭、教育条件和文化生活等。2022年出版的《浙江通志·人民生活志》正文就包含居民收入、居民支出、居民消费价格变动及资产、居民吃穿住用行、教育与文化、医疗与健康、生活保障与生活环境、婚姻习俗、人民生活统计调查等九章。这样的框架设计保证了人民生活所涉及领域资料的系统性和完备性，令读者不必查阅其他专志即可获得人民生活有关方面的基础资料，也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者难得的资料宝库。

但跟《浙江通志·人民生活志》这种专志不同的是，新编县志属综合性志书，其各篇章无疑应尽量避免跟其他相关篇章出现过多的交叉重复，这一点跟需要适当交叉的省志系列中一部独立成书的专志而言是不同的。因此，在设计县志的民生篇章时，既要重点安排居民收入、支出、物价和资产等最密切的内容，同时也须考虑在城建、教育、文化、劳动人事和工资、环境保护、民俗等篇章中以恰当分量记述涉及民生的内容，做到在全志中既不遗漏重要的民生要素，又不过多重复相同或相近内容。为把握好这一点，要求主编/总纂能够放眼整部志书全局，框架设计须周全安排部署相关篇章节，给予适当的层级。广义上的民生篇章包括前述这些方面的内容，但是县志在设计民生篇章时，出于避免交叉重复和阅读方便，通常按狭义的民生内容即居民生活的收入、支出和衣食住行等消费活动来安排民生篇章的内容，其他相关内容则在有关篇章中记述。

根据对两轮县志的统计，共有4部县志设置了民生篇，144部设置民生章，设置民生节的有14部，另有12部未设置专门的民生章节。有4部县志设置民生篇（第一轮隆安、钦州、百色和第二轮兴安）。在设有专门的民生篇章节的县志中，最小层级是第二轮的钦州港经济开发区志，其在社会章人口节内设置居民生活目，其下设农村居民生活和城镇居民生活两个子目。该志的这种层级安排显然过低，使得诸多重要的民生资料无法在促狭的篇幅里记述。参见表1。

表1 广西第一轮和第二轮县志民生篇章框架层级对比单位：部/%

通过对比两轮县志，可以发现，大多数县志（144部，占82.76%）的编纂者倾向于设置民生章，而不是篇、节或目。这表明，以章为记述民生的框架层级是合适的且得到大多数县志编纂者认同。在编纂第一轮县志时，方志界对县志的内容范围和框架层级设计尚未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故各地县志的内容在覆盖基本领域的同时也存在各种差异或遗漏，未设置专门的民生章节就是其一。第一轮县志中有10部未设置民生章节，当然，这并不等于这些县志完全没有记述民生内容。这些县志在其他篇章中对民生的有关内容如就业、工资、城建住房、教育、文化生活等仍作了记述，但未设置专门的民生章节来记述城乡居民的收入、消费和资产等重要内容，毕竟是明显的缺憾。至于第二轮县志中仍有两部（永新、上思）未设专门的民生篇章，当属编纂和评审过程中不应有的主观失误。

二、民生资料的系统性和完备性

如前所述，囿于当时的认识和研究水平所限，部分第一轮县志并未给予人民生活诸多领域以必要的记述，少数县志甚至没有设置专门的民生篇章，仅在其他篇章内容中涉及民生问题。事实上，除居民收入、居民支出等必需记述的关键内容外，居民的吃穿住用行、居民的教育与文化娱乐生活、医疗保健、生活保障和生活环境、婚姻习俗等也都是居民生活的重要方面。这些领域的数据资料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价值，其中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支出的历年变化数据，就业情况，恩格尔系数等，对研究社会阶层、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都是宝贵的实证资料。

新编县志对民生的记述大体有三种分类，第一种是按社会阶层分为城镇居民生活和农村居民生活两部分，有的县志还将城镇职工跟城镇居民区分作为第三种群体记述；第二种是以时为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分为两个时期记述；第三种则是按民生统计项目如收入、消费支出结构、消费水平（存款、食品、居住、衣着和日用品的品种和数量等）分别设节和目进行记述。在第一、第二轮地方志编修中，各地县志的民生篇章对民生大多依社会阶层，或不同社会群体而划分为城镇居民生活和农村居民生活两大部分，或分为职工生活和农民生活两部分来记述。①沈松平：《新方志编纂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第130页。据统计，两轮广西新编县志民生篇章在设计结构时，也基本循如上两大分类。具体而言，有5种分类，其中将民生章节按城乡街道或就业地域等地域标准分设节或目的最多，共有131部；将民生内容设置为收入和消费两节的有13部；按衣食住行等具体消费行为项目设节的有3部（均为第一轮县志）；还有13部县志将民生内容按收入、消费和其他项目内容混合设置节/目，这一类其中又有几种较特殊的情形，如第二轮柳北、鱼峰、灌阳、七星、叠彩等5部县（区）志在民生章中设置了与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的“小康生活指标”节；第二轮鹿寨县志将民生章分设为六节：“城镇干部职工收入”“农民收入”“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食品”和“饰品用具”。叠彩区志也将民生章分设为“居民收入”“居民消费”“居住条件”“居民住房普查”“城乡居民小康生活测评”“农村居民生活抽样调查”等六节，这两部志书对民生内容的分节是两轮县志中最多的。值得指出的是，将抽样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收入地方志，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改变了过去地方志只收录第二手资料的状况；秀峰区志则在“人居环境”“城市居民生活”“农村居民生活”三节之外特设“知青生活”节，记述1969—1980年秀峰区知青下乡和回城安置情况，此节为广西两轮174部县志民生篇章仅有的特例，为人们了解半个世纪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资料。此外，柳城县志劳动就业章设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节，记述了柳城县的知识青年的来源、安置和回城等情况。还有两部（第一轮的柳南、宜州）以时为序，将民生内容分别设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节。参见表2。

表2 广西第一轮和第二轮县志民生篇章的内容划分单位：部/%

县志对民生内容记述的系统性和完备性，首先是资料时间上的连续性。在174部县志中，追溯最早的是第一轮靖西县志，其记述了从宋代以来的民生资料。由于历史资料的搜集较困难，因此，绝大多数县志只上溯到清末民初，有少数上溯至明代、民国时期不等。作为通志（而非断代志）体例的一部县志，如果仅收录近几十年的民生资料，显然是很不完备的。据对174部两轮县（区）志的统计，记述和未记述1949年以前民生资料的县志各占一半，分别有87部。未记述1949年以前民生资料的县志中，第一轮有15部（宾阳、武鸣、新城、横县、融水、三江、柳江、岑溪、藤县、海城、灵山、桂平、河池、东兰、来宾），第二轮则有72部。大多数第二轮县志未记述是因为它们多为断代志，其记述时限基本为1990—2005年，没有记述超出时限之外资料的必要。而且87部第二轮县志中也有21部首修/创修的县志（均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行政区划调整撤销或成立的县或区所修，如南宁市江南区、城北区，桂林市叠彩区、象山区，梧州市万秀区，防城港市港口区，钦州市钦北区和钦南区，玉林市兴业县，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等等），这些县志大多上溯到1949年以前的民生资料。但作为首修或创修的第一轮县志有15部未记述1949年以前的民生资料，只能视为重要的资料缺失。

其次，民生资料的系统性还体现在是否连续记述关键年份的资料。在这方面第二轮县志比第一轮好，大多数第二轮县志都收录了关键年份的主要民生指标数据，如开始改革开放的1979年或1980年、199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2000年、志书记述下限的2005年，人口普查（“四普”“五普”等）或各种专项经济普查的年份，等等。这跟第二轮县志编纂时期各地已经逐步重视档案建设和地方志资料收集整理有关。相比之下，较多第一轮县志的资料则缺乏连续性，往往只有极少年份的资料数据，甚至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资料也是只有一两个年份，如此读者无法进行对比考证，难以根据寥寥史料对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民生变迁走势或转折做出判断，从而影响了县志的资政和研究使用价值。

民生习俗本质上是在群体历史中积淀下来的衣食住行娱等生活消费习惯行为模式。因而，记述民生习俗也是民生资料的连续性和完备性的体现。167部县志记述了当地民生习俗，7部未记述。未记述的县志中第一轮有4部（宾阳、新城、柳北和海城），第二轮有3部（永新、江南和宁明）。可见，没有记述民俗的县志（7部）少于未设置专门民生篇章的县志（12部），也可以说，绝大多数编纂者对民生习俗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对民生经济指标完整性的重视；其次，从两轮县志的编纂和评审实践看，城区志编纂者对当地民俗文化的起源和演变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如县志编纂者，上述未记述民生习俗的7部县志中就有5部是城区志，占比超过71%，可见城区志编纂的这一弱点是明显的。参见表3。

表3 广西第一轮和第二轮县志民生篇章资料的完备性单位：部/%

三、时代特色

地方志是一个时代社会变迁的记录，每部志书的内容也必然带有时代的印记，但并不是每部志书在体现时代特色方面都能够恰如其分、详略得当，例如对民俗的记述就有这方面的表现。部分新编县志在体现地方特色方面存在两种倾向，一是片面理解“详今略古”的要求，只注重各种民俗的当代表现，而忽略了民俗的起源和演变，令人读后不知其所以然，不清楚其历史来龙去脉，缺乏历史的厚重感；另一种倾向则过于偏重旧志古籍资料，对当代民俗记述不全，只记述民俗起源和过去的表现内容，而忽略了在当代各种民俗的变化，尤其是民俗的物质和精神内容的变化，比如同一饮食文化或婚俗在古代和现代所表现的物质内容和精神追求差异，等等，更不注意记述新民俗的产生和社会功能，这种记述偏向易使读者对该地民俗产生误解。

在记述当地民俗时，不但要记述它们的起源和过去的表现（如婚姻习俗、节庆习俗），还应记述它们的演变过程，且进一步记述新民俗的产生和发展，恰如其分地体现民俗在城乡人民生活中的社会凝聚、教化功能及其变化。据对民俗章节内容的分析，多数县志对衣食住行习俗、婚姻习俗、节庆习俗、丧葬习俗的民俗文化演变都有较为具体的记述，例如结婚所送彩礼，在旧时代和当今时代虽然都是物质性的，但是其种类、价值和用途相去甚远，多数县志详略不等地记述了当地婚礼、彩礼的这些变化，为了解地方经济、民俗文化和人们精神生活追求的演变留下了具体实证。这样的记述可为社会学和民俗学提供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资料。对邮电服务、广播电视和群众体育（包括身体素质、平均寿命等）的记述也是如此，从而使民俗部分的内容既有历史的深度，又有鲜明的时代感，能够使人读后对当地民生涉及到的衣食住行、邮电服务、广播电视和群众体育等民生构成元素的源头和现状有比较清晰的把握，掌握有关民俗的变化脉络。

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不仅取决于收入和支出水平与构成，还与社会保障水平密切相关。县志民生篇章的时代感不仅体现在它应记述衣食住行、起居和文化生活等物质及精神层面的民生内容，还应注意记述劳动保障、养老和医疗保障、失业救济、职工福利等这些有时代特色的民生保障制度层面的内容。这些内容是旧时代大多缺乏而且历代旧志也极少记载反映的，因此能够使人更全面地了解各个时代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更利于读者全面地了解各个时代的民生并通过与各地乃至各国生活水平的对比，得出相应的生活变迁判断。部分县志特别是第二轮县志在记述城乡居民生活保障时，不仅记述住宿、餐饮、理发、洗浴、照相、洗染、日用百货和家政等方面的服务网点的历史变化，还延续记述至21世纪的迭代新变化，如超市、连锁集团、专卖店和社区服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出现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影响，从而使这些县志的民生篇章富于时代色彩。

在记述民生的变化时，使用具有时代感的新指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民生的时代变迁，也有利于跟其他地区或国家进行发展对比。例如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比）在国际上是经济统计普遍使用的一个民生数据，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统计指标体系没有这个指标或概念，因而第一轮县志在记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时，往往依据百户抽样调查结果，列举出若干年份的城乡居民家庭收入，消费品（包括主要食品）的销售量，每百户拥有家电数、摩托车和家用小汽车拥有量，日用品种类和数量增减，等等。只有34部县志程度不同地记载了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占比这一直接反映生活水平贫富的指标，而且没有一部提到恩格尔系数；到第二轮县志编纂时，编纂者对民生问题的认识水平已有所提高，不论是记述食品支出在消费支出中占比抑或使用恩格尔系数的县志比例都明显增加。例如，第一轮临桂县志在记述居民食品消费时，只是选择了5个年份的粮食总产、人均产粮数和人均消费猪肉数量等指标，而第二轮临桂县志则详细列表给出了2001—2012年临桂农民历年的消费支出，包括食品消费支出，以及2012年的人均总支出、生产经营支出、生活消费支出，以及在生活消费支出中八项支出的详细数据，对比2001年的增长数，最后还给出2012年的恩格尔系数为46.97%，使读者对临桂农民生活的贫富程度及其变化获得具体的量化评价。参见表4。

表4 广西第一轮和第二轮县志民生资料的时代指标单位：部/%

可以肯定的认为，部分县志的民生篇章，结合各种统计资料，以多种方式和体例记载民生，不仅有“生活贫困”“衣食无着”或“逐渐富裕”等定性描述，还有可资比较的定量数据；不仅有普查数据，也有抽样调查数据；不但有定期年报数据，也有不定期调查统计数据；不但有文字描述，还结合图表、照片反映本地民生的变迁，从而使县志的民生篇章内容有亮点，有重点，有特色，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都比较鲜明，从而提高了县志的教育、资政和学术研究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

四、地方特色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丰富史料，是一部县志的亮点。地方志之所以为“一方之志”，就在于它是全面系统地记述一个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区别于其他地域的资料文献，因此地方特色是地方志的应有之义。如前所述，民生习俗本质上是在群体历史中积淀下来的衣食住行娱等生活消费习惯行为模式。因而，记述民生习俗不仅是民生资料的连续性和完备性的体现，也是凸显县志地方特色的标志。地方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其篇目框架和资料选取上。就民生内容而言，一是有专设的民生章节，其层级合理且篇幅适当，有必要的篇幅来记述当地的民生民俗和消费特色；二是对当地民生消费习俗有准确客观且精当的记述，这两个方面是县志地方特色的重要体现。县志比省志（通志）和市（州）志这种较大地域的方志更适合收录记述许多知名度不高，但又具有地方特色的衣食住行和风俗的细节资料，如当地的各种主粮品种、蔬菜品种栽培和引进的时间和范围、风味小吃、民族服饰、民居建筑构造、节庆和婚丧嫁娶习俗等等。

根据前述对两轮县志的统计，两轮县志中有167部记述了当地衣食住行等民生习俗，7部未记述。未记述民生习俗的县志（7部）甚至少于未设置专门民生篇章的县志（12部），由此可判断，绝大多数编纂者对民生习俗的重视程度甚至要高于对民生经济指标完整性的重视。尽管不能因此推论民生习俗比民生经济指标更重要，但是民生习俗比侧重于数量排序作用的经济指标更能突显地方特色，更有地方文化韵味当属无疑。因此，不应忽视民生习俗资料的搜集和记述。有的县志对民生习俗的记述过于简略，只有寥寥数十字，甚至完全不记述，因而不能全面地反映当地民生风俗和消费行为的整体面貌和文化内涵。这一不足亦是今后第三轮地方志编修过程中应当注意改进之处。

五、记述的客观性

一地的民生状况包括其发展水平和变迁曲折经历。新编地方志不仅要记述当地民生如何随着经济社会变迁而展现多方面的嬗变历史，体现新时代民生呈现的新面貌、人民生活的新水平，对于历史上民生水平的曲折发展或坎坷也应有准确适度的记述。大多数县志都比较客观地记述了当地民生水平、民生环境和民生风俗等方面的发展，同时也记载了历史上包括明清和民国时期民生的特点、停滞和困苦，即使是对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民生水平的逐步提高，以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生发展相对水平不高的史实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记述。对众所周知的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的民生问题的记述，就是体现县志的客观性和存史价值实例之一。当时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全国经济形势严峻，各行业和民生都遇到极大困难和障碍，各种基本生活物资特别是粮油和蔬菜、副食品严重短缺，农村居民人均口粮下降，各地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出现严重的浮肿病和其他相关疾病，很多地方甚至出现非正常死亡。由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等原因，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对于这段惨痛历史，《中国统计年鉴（1983）》《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和《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重要权威著述都有记载。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563页。广西第一轮87部县志和第二轮首修的21部县志（其记述时限涵盖“三年困难时期”）中，详细记载了涵盖“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年人口数量变动的有75部，其中第二轮县志1部（兴业）。这些县志的人口数据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县人口都出现异常下降的情况；两轮县志中明确提及“三年困难时期”发生非正常死亡或饿死人情况的有20部，其中第二轮县志4部（叠彩、雁山、港口和钦南），第一轮隆安、灵川和西林等县志还记载了非正常死亡人数。此外，第一轮三部县志（横县、平乐和荔浦）的大事记收录了1956年因上年粮食减产且强购农民口粮，致使三县农村出现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横县志和荔浦县志还有死亡人数）；记载了“三年困难时期”当地民生（特别是农村居民生活）困苦情况的共59部，其中第二轮首修县志13部（江南、雁山、港口和钦南等）。但同时也有部分县志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民生情况不置一词，或只记载部分年份人口数据，避开了这三年的民生情况和人口数据。历史重要资料的欠缺无疑会影响读者对志书记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评价。广西新编县志对“三年困难时期”的民生和人口情况记载的不同做法有政治、资料、编纂素质等多方面的原因，可另文分析，但已足以为后人了解那段沉痛历史的基本情况，为此后执政施政实践汲取深刻的经验教训，理解新时代以人为本、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提供发人深省的启示资料。由此也启迪地方志编纂者，民生资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依然是今后县志编纂中需要重视的方面。

六、资料的引证和可靠性

一部志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资料的权威性和可靠性，这正是包括政府官员、研究者、历史爱好者等社会各界应用者愿意参考和引据地方志资料的基本原因。历代方志所使用的资料大多数并非编纂者直接获得的调查资料，而属于转引或摘录的二手资料。同时，历代方志体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资料大多不注明出处。如果说，历代旧志对宏观经济各项指标有时还有具体的数据，相比之下，它们对民生指标的记载往往更为粗略，常以模糊口径描述，缺少量化数据。即便有统计数据，也大多不连续或不完整，且统计口径不一致的现象也很常见，更遑论说明数据来源。读者无从对照比较，其来源的可靠性常令习惯现代西方学术文献格式的读者困惑。这就给研究过去时代的民生造成很大不便，同时也使得诸多研究结论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比较。现代经济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强调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对民生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这就需要地方志和年鉴这类地方资料文献搜集记述系统完备、详实可靠的数据资料。从两轮县志的内容看，各类资料的引述，特别是人口统计、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和民生指标大多能够在行文中说明依据某项普查、抽样调查或历史文献等来源，有的县志对使用的照片插图也注明出处，如南宁市永新区志等将卷首图片的来源出处逐一注明，有的照片还注明拍摄者或提供者，方便读者了解其来源。但从两轮县志的总体情况看，部分县志在引述相关调查统计资料时，不注明实施调查的主体，读者不知调查者是何人或机构。须知在读者看来，调查者的权威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资料的权威性和可靠性。还有部分指标未注明资料原载出处，这样志书的使用者也无从判断数据的可靠性和权威性。这是今后地方志书编纂值得注意改进之处。提供权威可靠的民生史料对于理解当地乃至全国在几十年里从短缺、贫困到温饱，再到全面小康的巨大历史性变迁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