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东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中国职业教育开创者、著名的爱国主义者黄炎培先生在抗战期间，为了抗日救国，在1937年12月31日至1938年10月28日间五入广西布局大职业教育。黄炎培在1925年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1］，打破了职业教育与社会各界的界限，强调职业教育可以容纳一切，参与一切，即社会各界都要参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也要参与社会各界的工作，职业教育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职业教育为社会各界服务。大职业教育主义帮助职业教育沟通内外部联系，打造适合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大职业教育主义在《教育与职业》杂志发表以后，得到邹韬奋及许多教育大家的高度认可，经过12年的理论与实践，在1937年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教学成果。全面抗战爆发后，黄炎培及所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被迫离开了江苏、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需要寻找新的职业教育实践场所，得到民国广西政府的邀请后，黄炎培把实践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希望放在了广西。笔者在知网查询关键词“黄炎培大职业教育在民国广西”“民国广西大职业教育”“黄炎培民国广西”“黄炎培广西”“广西大职业教育”等关键词都找不到相关文章。在知网查询主题“黄炎培与广西职业教育”或“黄炎培与广西”显示有相关文章三篇，均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在当代的应用，可见此从黄炎培赴广西布局“大职业教育”这个角度研究职业教育的文章目前还没有。

一、五入广西行程

（一）第一次入桂：由长沙出发经衡阳、黄沙河、全州、兴安、灵川，于1937年12月31日傍晚到达桂林，入住桂林乐群社，行程545公里。1938年1月7日在广西教育厅工作人员张家瑶的陪同下，带领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副主任杨卫玉、上海中华铁工厂负责人黄槱培及金融专家王志莘夫妻经阳朔前往贺州（隶属平乐府）考察工业厂矿。之后经荔浦抵达柳州，入住柳州乐群社。在柳州考察部分工厂后途经宾阳前往贵港，入住贵县乐群社，游览了石达开纪念亭及祖坟。1月10日经兴业县、北流、容县、岑溪到戎圩，改陆路为水路行25里抵达梧州，此行568公里，住大南酒店。11日黄炎培独自登船经三水、广州前往香港。张家瑶等则原路返回［2］。

（二）第二次入桂：1938年1月22日在香港登船，途径三水、肇庆抵达梧州，入住大南酒店。第二天乘船前往戎圩，改乘公共汽车经岑溪抵玉林，住玉林旅馆；第三天途经宾阳到柳州，住乐群社；第四天过阳朔抵桂林，住乐群社；从梧州至桂林行程793公里。2月8日起程，经全州、黄沙河、衡阳、长沙前往武汉［3］。

（三）第三次入桂：1938年4月30日，黄炎培在香港与分别大半年从上海赶来香港的妻子王纠思相会后，登船出发，过顺德、三水，5月2日到达梧州，住大南饭店。5月3日经戎圩、岑溪、容县、玉林抵达贵县，住乐群社。5月4日经宾阳、忻城到柳州，住乐群社。5月5日经荔浦、阳朔到桂林，住乐群社。5月10日与江问渔、唐轶群经兴安、祁阳、衡阳前往长沙［4］。

（四）第四次入桂：1938年8月18日，黄炎培从重庆出发经贵州遵义、贵阳、独山和广西六寨、南丹，在24日抵达河池住招待所，25日出发经宜山到柳州住乐群社，29日过宾阳遭遇暴雨，河水暴涨住宾阳大同旅馆，30日过贵县、兴业、玉林、北流、容县、岑溪、戎圩到梧州，住九坊路西亚大酒店，9月1日坐船经三水到香港［5］。

（五）第五次入桂：1938年10月6日，黄炎培从香港坐船经三水、肇庆，8日抵达梧州，与王纠思、黄冰佩一行住西亚大酒店；10日出发经戎圩、岑溪、容县、北流到玉林，住玉林旅馆，旅途210公里。11日经兴业、贵县、宾阳、迁江到柳州，住乐群社，旅程254公里；15日出发经修仁、荔浦、阳朔到桂林，住乐群社。24日上午带领王纠思、黄冰佩、黄必信坐贵阳农本局派来的车经宜山到河池，住万生隆旅店，旅程128公里。25日从河池出发，半路汽车风扇的皮带断了，紧急截住路过的广西公路局股长薛保康的座车前往六寨，住金华旅店。26日紧急托运行李经贵阳转重庆，行李拜托张幼仪的九弟妹张肖梅代取。27日接到包司机电话，报称坏在半路的汽车遭遇盗窃，发电机、风扇、电池、分电盘丢失，需要500元才能修好，但配件紧俏，只能联系黄槱培找关系解决。28日出发前往贵州独山住协安旅社［6］。之后，黄炎培再未到过广西。

从以上行程可以看出，黄炎培五入广西共停留69天，主要住宿在乐群社，其中桂林乐群社32天，柳州乐群社13天，贵县乐群社2天，合计47天。

二、践行大职业教育的广西民情

（一）第一印象

1937年12月31日，在湘桂两省交界处的黄沙河，黄炎培看到湘江两岸的横幅一路排开，赫然写着标语：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发动民族革命战争。岸边广西全县（现在的全州县）的一个凉亭，亭中的桌子上摆放着一堆堆花生，每堆用竹丝圈住，写明一堆一个大铜子，无人看守，全凭过客自觉自愿交易［7］。黄炎培感受到广西人民的朴实与真诚。

（二）忠贞传承

1938年2月3日，黄炎培到风洞山德风楼拜访南洋公学时期的老师马相伯，在风洞入口发现一块石头上刻着清朝著名诗人袁枚写的一首题诗。原来此山竟然是明朝末年瞿式耜、张同敞两大忠臣殉节之地仙鹤岭［8］，可见广西抗击外族侵略有史可循。

（三）见证广西民众参战热情

1.有一位母亲亲自带儿子到省府王城，要求政府允许其子应征到前线抗敌［9］。

2.省政府有女职员100人，其中报名要求前往前线抗敌的有20多人，有人劝一位女职员等到第二批再出发，被女职员斥责为投机行为，必须参加第一批［10］。

3. 家住桂林通泉巷五号的抗战伤病员和德润，在桂林养好伤后急着归队，家中老母和妻子力阻他不要再回前线，妻子甚至以自杀相逼。和德润泪如雨下，当着亲朋好友和众邻居的面历数日本鬼子的凶暴残酷，他的母亲大为感动，哭着让他去前线抗敌，并大喊“我儿应该去，我允许我儿去前线杀敌报国！”妻子也被深受感动，不仅同意丈夫上战场，还表示如果前线需要女子，她也愿意前往［11］。

4.1938年8月30日在贵县遇见一队民团，操练结束时询问得知此县民团已应征，这一届有400人，奔赴抗敌前线的已有7000人。问贵县民众定应征是否踊跃、征兵出现过困难么?回答说当然没有困难［12］！

5.为了抗日广西地方官员甘于贫困，广西省主席的薪俸是370元，各厅厅长350元，县长只有80至150元不等［13］。

（四）民工待遇

1938年8月29日，黄炎培路过宾阳时遇到贵县前往南宁应征修筑湘桂铁路的壮丁，询问他们是否有工资？要做多少天工？回答说从贵县至南宁需要步行7天，往返就是14天，做工30天，工前准备10天，不做工的日子每日发给桂币0.3元，不够吃饭的费用，食物要靠从家里带来，做工的日子每天发给桂币0.6元［14］。

（五）瞻仰翼王

1938年1月9日，黄炎培入住贵县乐群社，该社位于贵县县城东湖石达开纪念亭旁边。第二天早晨一个人在东湖公园散步，登上翼王亭，看到有几块纪念碑，一块是翼王曾祖母石黄氏墓碑，是石达开等16位曾孙携21位玄孙在1840年阴历10月所立；第二块是贵县修志局局长龚政撰写的《游翼王祖坟记》；第三块是只遗留“孙蒙山”三个残字的翼王祖墓石；第四块是贵县梁岵庐撰写的“翼王故宅歌”；第五块是1934年9月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为翼王所提诗“四绝”。黄炎培心有所感，为此写了四首诗。

东湖罨画翼王亭，五岭南来此地经；

上国衣冠沦落恨，千秋心迹照丹青。

丰碑追记石家村，称寇称王未足论；

别有胸怀谁省得，东南苦念遍啼痕。

覆辙相寻不自知，二陵风雨有同悲；

河山还我今安在，煮豆燃萁又一时。

西江开出太平春，想见风云际会辰；

此日金瓯惊破碎，中原豪杰属何人［15］！

尽管石达开以失败结局，但其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为世人所叹服，民族兴亡之际，国家和民族都需要这种忠孝之士为民请命。

（六）演讲观点

1.1938年1月3日讲座观点：以前广西割据一方，属于孤臣孽子，这次全面抗日真正成了忠臣孝子，广西出兵、出饷、出械，从淞沪抗敌的事实中大家可以看出两大要点：一是为整个民族着想，不要忽略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分子，救国不救民的论调绝对是谬论；二是每一分子都要努力才能取得整个抗战的最后胜利［15］。

2.1938年2月1日在独秀峰下举办的广西县政训练班演讲：主题是为国与为民，国家与民众不可分离，救国不救民与轻徭薄赋两种说法都有失偏颇，国家利益和民众利益需要兼顾，“取民之财，取其有余”“用民之力，用其闲居”。听讲者40人，都是政绩较好的县长或总务科长［16］。

三、践行大职业教育的政治经济环境

（一）民国广西省情

1938年广西共有1300万人口，面积约21.7万平方公里。左右江流域过去属于土官管辖的区域，除靖西县因临近越南，因陆荣廷发迹了些地主外，其余的百姓大多是自耕农；柳江流域因水位太低不宜发展种植业，除了象州、武宣有少量地主外，绝大多数也是自耕农；西江流域贵县至梧州间的郁江两岸商业化气氛较浓，地主比较多；南宁至横县邕江流域自耕农很多。郁林及其附近的北流、容县、陆川、博白、兴业从政的、从军的人士居多，热衷用一半的资产购买耕地捐为家族宗亲共有的祠产，以此带动家族的下一代读书、从军，因此地主很多；桂江流域基本上都是自耕农①1938年1月2日从广西议长李重毅（字任仁）谈话中得知。。广西每年卖出1500万元桂币的桐油，买入价值2000—2500万元桂币的纺织品原材料，可卖出价值200—500万元桂币的郁林布。广西田赋的标准最初是一担稻谷征收0.1元桂币，基于此的军事与教育地方附加税0.02元桂币，民团地方附加税0.03元桂币，合计0.15元桂币。当时涨到了0.7—0.8元，部分贫困山区也涨到了每担稻谷0.2—0.3元桂币。由于广西地主极少，自耕农很多。如田赋再增加，百姓负担就太重了①1938年时任广西银行行长黄毅先先生与黄炎培谈话时告知。。张君励的得意弟子、广西大学教授廖竟存（1906—1970）谈到：广西1300万人，有300万壮丁，出省在前线作战的有40万，应征参加公路、铁路建设的民工达到1000万人。

（二）民国广西农村

1.阳朔样本。1938年1月7日阳朔县碧莲乡登子岩村龙岩门屯，奇峰环绕。田间的农作物有蚕豆、荞麦。走进一家养有母牛与小牛的家庭，庭院堆有积肥。村民告知该村可以种植棉、麦、水稻、红薯，稻谷每亩收成约为三担，每担稻谷价值超过5元桂币，纳税约为价值0.3—0.4元桂币的粮食，税率大约为6—7%。耕牛市价60元桂币/头［17］。

1938年广西行政区划表

2.荔浦样本。1938年1月8日荔浦同源乡有6个村，80个甲，792户居民，总人口4874人，其中男2632人，女2242人，学龄儿童886人，其中男童466人，女420人，壮丁916人，2人受过高等教育，25人受过中等教育，608人受过中等教育。报名出征前线抗敌的壮丁有38人，支前民夫18人；乡长兼学校校长兼民团总指挥，实现了政教卫三合为一。全乡未出征壮丁按年龄分为甲组后备队和乙组后备队，20—30岁的为甲组后备队，计365人，参加过军事训练的为269人；30岁以上的为乙组后备队下属，计423人，已训114人。全乡年预算1082元桂币折合国币676.25元（兑换率1.6：1）［18］。（资料由时任副乡长翁茂彪提供）

3. 贵县样本。1月26日贵县三塘乡下设11个村，135个甲，1394户，人口8234人，其中男人4650，女人3584，1732个壮丁，1394 个学龄儿童。甲级后备队，已训练者11人，未训练者491人；乙级后备队，已训练者41人，未训练者1434人。136名高级学生，628名初级学生，565名成人，选定服兵役者220人，其中已应征60，包括5—6名志愿者，很多人申请出征，还没得批准［19］。

4. 忻城样本。1938年5月4日忻城石龙乡石迭村，全村共有980多人，其中壮丁155人，已参加军事训练者80多人余，包括出征安徽前线的战士1名及参加本地游击队的8人。全村有28名学生，其中8名女生。全村50%的人很像苗族同胞，几乎没有读过书，集中住在山里。全村都是农户，极端缺水（担水要到二十里以外）。农产品有芋头、南瓜、荞麦等，平均产量一年四担，勉强糊口。村里设立了一个争讼调解的组织，但基本上没有争讼。选择每月1—5日中的一天召开村民大会，每家派一个代表参加，男女均可。村长叫莫金明、村里教师叫莫汝荣。石龙乡时任乡长莫增泽，副乡长林志贤告知，石龙乡地处山区，地形险要，全乡共有5739人，其中男性2941人，女性3798人，包括918名壮丁，参加军事训练者147人，出征安徽前线的战士65人。出征者家人很有面子，家属待遇也好，应征者一次性奖励300斤稻谷，家中田地由全村代耕，免交捐税，田赋也按最低标准缴纳，几乎没人逃避应征。每村村长的月薪是8.8元法币，副村长义务履职。乡公所和中心学校每月经费合计法币33.76元，包括办公及活动费及副乡长每月薪酬9.6元，教员兼公所助理员3人，每人薪酬7.6元/月。每年还有7—8元的罚款供乡里使用，罚款采用三联单据开票，其中一联交县里备案，乡长的月薪12元法币，由县里统一发放［20］。

（三）民国广西的实业

1. 桂林：广西电力厂位于桂林城象鼻峰下，厂长谭颂献，所供应电力白天有余，晚上不足；广西子弹厂建在可避敌机炸弹的山脚，投资了最新式的制造机器，采用现代化管理，每天生产迫击炮弹100枚，枪弹10万发。车间、储存分开布置，毁坏的概率很低。旁边还建有机械厂，飞机制造厂，该厂技师罗锦春是英国留学生［21］。

2. 玉林：郁林县的手工纺织发达，周围有4000—5000家织布人家。当地每天的销量1000—2000匹，纺织机器购至梧州，纺织家庭每匹布的利润0.1—0.2元桂币，最细的品质达到二十支纱，机用拉梭，纺织户自己染整布匹，因此这里百姓都很富裕，服饰时髦整洁，城里有许多脚踏车，但是这里丢荒的土地很多［22］。

3. 平乐：距离八步10里左右的西湾“平桂区富贺钟矿务办事处”有大小矿400多个，较大的有十几个公司，资本少则几千，多则几十万，开采八步锡矿始于1600年，1935年、1936年最赚钱，战争原因导致矿产滞销；办事处主任韦奋扬夫妇陪同参观了钟宝锡矿公司，该公司地处水岩坝上，资本法币20万元，建有滤砂槽（也叫湖垠），周围的机器把带水的锡砂冲到几丈高的槽内过滤，金属锡沉淀在水底，有溶锡炉，工人共3000人。锡砂距离地面不高、工人每挑1方（2尺高，长宽各3.3米）上来，报酬为3元。1937年5月锡价高达370元/百斤，现在降至230元/百斤，可是成本都要240元；贺钟（钟）矿区的大成机器厂联系人何文右告知，机器厂资本49000法币，1936年营业额18万元，1937年有所增加，还没有结算，但1938年矿业下降严重［23］。

4. 贵县：建在郁江边的广西制糖厂，厂长陈美文，制造部主任罗翔抡，农务部主任高瀚，机器部主任邱君奋，制糖部技师要瓦汉胜。1938年主要问题集中在原料及资金两方面［24］。

5. 丹池公路：1932年4月1日开工，1933年8月8日竣工。建设了丹池公路殉职工友题名塔，刻有时任路局长莫树杰撰写的记文、殉职石工姓名表、殉职民工姓名表，记录了殉难者的姓名、年龄、籍贯，殉职日期及地点。在修路的494天工期中，殉职石工71人、民工54人，总共125人，平均每3天死1人。南丹至河池56公里，平均每公里死亡超过2人，折合每华里1人。石工殉职者50%以上是湖南籍，年龄最大的一人72岁，最小的2人仅20岁；民工殉职者都是本地人，其中20岁2人，19岁1人，16岁1人。记文记载了修建此公路的艰险［25］。

四、布局广西大职业教育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广西的主要工作人员：杨卫玉携夫人、石显儒携夫人、陈重寅携全家、夏孟辉、季寒筠、顾峤若、倪恺昌、杨扶青、黄槱培、程学溥、陈复昌、林梓云、王麟生、王汤瑞等。在这些工作人员的全力支持下，黄炎培在广西完成了以下工作：

（一）布局大职业教育

黄炎培在广西的69天，得到民国广西政府的热情接待，广西把许多新办、整合职业教育、职工训练、职业介绍、补习教育、引进西迁企业的业务和任务交给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此期间：

1938年1月5日，张家瑶引导黄炎培、杨卫玉、黄槱培、杨绍曾参观了广西省政府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管理的广西军团妇女工读学校，该校主任为陈国贤，设有缝衣科、织巾科、织袜科等，学生100多人，陈国贤主任现场邀请黄炎培对在场的学生做了一个十分钟演讲，主题是“自立与互助”［26］。

2月5日邀请广西教育厅干事画家张家瑶出任广西职工训练所所长，拟开设建筑、竹木两组，并商定了课程及师资安排等问题［27］。

2月6日中午1点，在桂林王城省府总务处办公室举行中华职业教育社广西辅导委员会成立大会，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民政厅长雷殷、教育厅长丘毅吾、建设厅长陈雄、苏子美、孙绍园、梁邀侍、马君武、白经天、黄毅先、黄星垣、王象明、谭颂献、周家达、叶贻俊、唐现之、张家瑶等到现场出席，邱昌谓担任大会主席主席，黄炎培和杨卫玉分别报告各案并在大会上通过，并推定丘、陈、雷、马、孙、白、叶七人为常务委员［28］。

5月2日下午四时，广西大学图书馆主任鲁忠翔及中华职业教育社梧州通讯处负责人黄林昌、吴德模陪同从大学码头渡抚河（也叫府河、现在被称为桂江）到广西大学，见到校长白鹏飞、理工学院院长李运华等，鲁忠翔导游全校［29］。

5月7日，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之桂林职业指导所、桂林职业补习学校、广西省立职工训练所、中华营造厂等举办开业典礼，黄炎培、江问渔主持大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江问渔致开幕词，办事部副主任杨卫玉报告这些机构的筹备经过，广西教育厅干事、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张家瑶报告广西职工训练所的筹备经过，中华职教社广西办事处主任石显儒博士说明桂林补习学校要义，广西办事处杨扶青报告中华营造厂的筹备经过。广西教育厅厅长邱昌谓，民政厅长雷殷，国民党元老、前广西省主席、著名教育家马君武博士，广西省高级顾问龙泽厚相继发表演说。最后由黄炎培致闭幕词。黄炎培谈到学生最高的人生意义，抗战时后方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回顾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年5月6日成立的经过。对广西全体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事强调人生观，牢记我们在抗敌后方的任务以及处世成功要诀：温、良、恭、俭、让，千万不要做让广西人民笑话的事情［30］。

5月8日，召开中华职业教育社桂林辅导委员会大会，黄炎培讲：不要因为想发展广西文化就去增加广西人民的生活负担，没有增加广西生产能力，就不要先去增加广西人民的消费。黄炎培与职业教育社同仁张家瑶、石显儒、杨存绪、玉汤瑞、陆秉文、杨卫玉商定广西职工训练的各项安排［31］。

10月17日，杨卫玉、陈重寅及石显儒来报告广西职工训练所经营现状。10月19日黄炎培、杨卫玉、陈重寅决定以难民为对象，开办纺织厂，发电报给江问渔、冷遹商量拨款事宜；以军队为对象，推选一些人参加救护、慰劳等工作［32］。

10月21日，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常务理事黄炎培为军团妇女工读学校、广西职工训练所、桂林补习学校男女学生演讲，话题是纪律化与科学化。演讲结束后发电报致行政院农本局，要求政府为桂林开办难民纺织厂拨付流动资金［33］。

（二）联办企业支撑职业教育

5月8日，召开广西中华铁工厂第一届董事会成立大会，黄炎培任董事会临时主席，黄槱培出任总经理。广西省政府会计长张心澄（仲清）出任董事。要求新建企业的制造标准达到：紧固、适用、美观、经济［34］。

8月25日，杨扶青来信汇报中华营造厂承包了桂林机厂工程8万元、土方工程2.5万元、车房工程3万元、两江师范学校宿舍工程4万元、湘桂路南宁汽车库工程1.5万元、桥涵工程6万元、白沙城水桥梁工程7万元，合计32万元［35］。

8月26日，前往柳州鸡拉考察中华铁工厂柳州新址［36］。

10月16日，召开广西中华铁工厂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孙绍园（兼代董事长陈雄）、黄子敬、丘毅吾、杨卫玉、黄槱培、黄炎培参加了此次会议。当天晚上召开中华营造厂董事会、监事会，出席者白经天、汪洁修、魏竞初、杨卫玉、杨扶青（经理）、周家陶（工程师）。实收股金2.5万元，杨扶青任总经理，周家陶出任营造厂工程师［37］。

10月20日，江苏旅桂同乡会理监事刘汉川、虞乔僧、黄景柏、童润之、张仲友、杨卫玉、夏孟辉、季寒筠、陈重寅、顾盼若、赵毅甫、黄炎培商讨救济难民等事，黄炎培被选为监事。桂林当时难民500余人中，江苏籍217人，救济计划开展纺织及造纸业务［38］。

这些企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各项业务守望相助，企业帮助补习学校、职工训练所落实学生实习、就业，配合职业介绍所安排就业，中华职业教育社及所属业务围绕企业所需展开职业教育。

五、结 语

黄炎培在1938年五进广西，往返线路虽然不一，但每次都经过柳州和梧州，比对他的日记，可以看出：

1. 广西之行只是香港之行、重庆之行的一个中间路程，前往梧州的行程目的地是香港，作为国民政府首届参政员的黄炎培担负着为国民政府筹集抗日经费的重任，帮助国民政府团结那些从上海撤到香港的各种势力如杜月笙、王晓籁、钱新之等继续为抗日出谋划策，出资出力。从梧州逆行柳州的目的地是重庆，目的是把原来滞留上海的家属经香港、广东、广西、贵州转移到成都、重庆一带团聚。

2. 广西之行安顿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其业务与工作人员。在路途中黄炎培决定中华职业教育社总部迁至桂林，在桂林总社的布局下，迁徙中的学校、校办企业、工作人员、设备、学生有了方向，中华职业学校西迁重庆，学校和学生沿长江西上；校办企业、补习教育、研究人员、职业指导等机构南迁桂林；整合理顺了武汉、长沙办事处、四川办事处，在路途中帮扶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人员、家属和各界朋友。

3. 在桂林广交桂系知名人士，接受广西政府委托的补习教育、职业指导、职业训练、兴办职业院校等业务，联合广西政府组建了中华铁工厂、中华营造厂、广西面粉厂等企业。帮助广西建立了规范的大职业教育体系，在广西践行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