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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枣(外一篇)

2024-01-26龙震

连云港文学 2023年6期
关键词:枣子枣树母亲

龙震

老屋在黄河边上。

说老,实际也并不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翻盖的,只是人走屋空,二十多年里,偶尔去住一下。常常是回到老院子,砖缝里蒿草茵茵,墙角里蛛丝密布,甚至有时候大门的锁子生锈了,就得砸开重新安装。只有西墙边的一棵枣树,给人以新鲜和活泼的感受。

回到老家,静默的祖屋依然。打开无人居住的屋门,迎面的大茶几上,摆放着母亲的遗像。镜框里,母亲亲切、安详的笑容,定格在黑边白底的世界里。在这永远微笑着的遗像前,还摆了几样水果。这些水果不仅是母亲生前喜欢吃的,而且与母亲有着甚密的关系。母亲虽然走了,可儿女们是忘不了她的喜好,每逢过节或是母亲祭日,都虔诚地把母亲喜爱的水果给贡上。天堂里的母亲也许吃不到自己种的水果了,可一定能隔着玻璃嗅到芳香的果味吧!

说是天下黄河富宁夏,其实在宁东平原,沿牛首山往东再拐向北,接鄂尔多斯台地折向西北,一直到横城,除了沿山、沿台地边缘的地势高,尚能稼穑之外,靠黄河的一大片,都属于黄河冲击的河滩地,多的是湖泊、草滩、盐碱坑,能耕种的,也是棋布在其中的一些高地。历史上黄河水多次泛滥成灾,许多可耕之地被淹没,冲塌。民国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前,河东平原的可耕之地是有限的。

河中堡就处在这片黄河冲击的盐碱滩上。

生活的逐步改善是从新中国成立才开始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把老家千百年来的自然地貌,进行了一场大换装。高低不平的田地、臭水坑、盐碱滩,进行统一开沟、挖渠、铺路,调整为档子田。古老又破落的河忠堡,有了整齐的规划。也就是那时,我的老家便从“晴天盐碱地,走路烧脚板;雨天到处泥,出门提鞋子。”的盐碱坑里搬了出来。

庄子搬迁前,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那年,县里决定从农场渠上游新引一条大水渠——梧桐树干渠,横贯新华桥和梧桐树两个公社,解决这两个公社九个生产大队十几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修挖干渠的时候,从县委领导到公社干部,几乎全都下来包段包点,亲自到会战工地上参加劳动。有一天下雨,县委杨书记在工地上干了一上午活,因午饭前要赶到县里开会,便和司机开着军绿色吉普车准备离开庄子。谁知道由于下雨路滑,吉普车从泥路上滑到臭水坑里。乡亲们拿着铁锹,把土路的泥铲掉一层,合力把吉普车从泥坑里推上来。挽着裤脚和大家一起推车的杨书记一边向大家表示感谢,一边对村子的道路发着不满:“真是杨家乱庄子。”从此,“杨家乱庄子”这个名字,就成了我们庄子的又一个别名。至于我们的搬迁是不是与这件事有关,已无法考证了。

梧干渠刚修好,我们庄子的搬迁工作就成了乡亲们的茶余饭后的话题。

老包兰公路宁夏段是沿着黄河走的,应该是银川平原最大、最有影响的一条老路了。庄子的新址,就定在地势比较高且靠近黄河的包兰公路旁。为了顺利搬迁,公社、大队两级领导,在庄子里给乡亲们不断地做动员工作。因为好多人舍不得搬离,一来恋旧,再者,拆旧盖新,不容易啊!我父亲是河忠大队的领导,必须带头先搬。于是,我家就成了第一批(一共七户)搬迁户。

世代在盐碱地里住惯了的乡亲们,在搬进新居后,便有了像高田上的人们(我们把县城东沿山一带叫高田,灵武西沿黄河一带叫滩上)一样种花果树的愿望。搬来的第二年开春,母亲就带领我们姊妹们把院子整理好,到东塔高田上的亲戚家,要来了苹果、桃、葡萄和枣树苗,满满地栽了一院子。等到第三年,当庄子里最后一批乡亲搬过来的时候,我们家的桃子已经结果了。更可喜的是,门前才拇指粗的枣树也开了几枝细碎的小黄花。只可惜,是空花。

“桃三杏四梨五年,想吃大果子等九年。”高田上的亲戚们都这样说。母亲栽树的时候,也常常叨叨这句话。我不知道这谚语有没有科学依据,但至少说明果树要收获就得耐着性子等,可不像种粮食一般,春种秋收。至于枣树,谚语里没提到。母亲说,不管它三年还是四年,只要活了,总会有结果的时候。对于从来没有侍弄过花果树的母亲来说,这话不仅是一种执着,更多的是期盼。

果不其然,第四年,有几棵枣树上,结上了多少不等的枣子。这让满怀希望的母亲和家人高兴了一阵子,我们滩上的人,终于可以吃到世世代代只有高田上才有的水果了。

果树渐长渐大。靠窗户的一棵枣树——就是现在西墙边的那棵,在我刚读完高中时,就和屋顶一般高了。当时,大家还不知道枣树也需要修剪。

夏季的周末,我坐在里屋,打开一本书,于静谧祥和中在书海徜徉。每当看书有点累了,便抬头看窗外。枣枝纵横,枣叶葱郁,绿色的果实悄悄地膨胀着,偶尔还有几枝迟开的枣花,在影影绰绰的阳光里灿灿地展示着。她们没有结果,但义无反顾地开花,谁也不会指责和讨厌,反倒也是一种骄傲。

深秋的日子,窗景依旧。稍有不同的是,早已不见了细碎枣花的踪迹,枣子由小变大,由绿变白,由白变淡红,深红,直至紫红。招惹得让人去欣赏,去品尝。

秋天的果子丰收了,那时候,我们乡下还没有买卖的概念。于是,摘下的枣子,除一部分馈送亲朋好友之外,全部成了自家的食材。

鲜枣,是最有味道的。可是由于枣子自身品质,保鲜期短,每年吃鲜枣的时间也是最短的,前后差不多二十天左右吧,这着实给嘴馋的我留下无尽的遗憾。生长在滩上的枣子,许是比高田上的枣子多了些水分,因而,枣皮特薄,肉质更酥,更润口,更甜蜜。

蒸枣,是父亲的最爱。每年红枣下来了,除了挑选好的做酒枣之外,母亲把剩下的一部分晒干,另一部分就用蒸馍的大木笼,至少蒸两层的红枣。若是吃不完,就用竹筛将蒸枣晒在院子里。(如今有了冰箱,蒸枣可以存放在冰箱里,储存时间更久)。由于枣的含糖量特高,蒸出来的枣子表面,就像小时候吃的粘糕糖一般,用手一拿,沾满一手的糖浆。我至今没搞明白的是,为什么枣子一蒸,就格外的甜。

酒枣,又叫醉枣,是大家都喜欢吃的。做酒枣对枣子的质量要求高,也是为了保存的时间长。如果制作细致,不出现烂坏,最长能放到次年的五月端午。当然,一般情况下,春节期间,连吃带送,酒枣也就消灭光了。母亲做酒枣,特细心。首先,把树上的枣一个一个地、小心翼翼地摘下来。因为枣树不讲究修剪,自然长得高。树周围的可以站在凳子上摘,树中的和树梢的枣子,就得上到树上去。这便有枣刺不小心就扎在手上、胳膊上和身体各个地方。为了摘枣方便,还不能戴手套,可见,为了吃到酒枣,还真是流汗又流血呢。树上掉下来的,摘的过程中被枣刺扎了的,是不得法眼的,不能滥竽充数,都得剔除掉,以免一个老鼠坏了一锅汤。

母亲将摘下来的枣子,轻轻地倒在簸箕里,反复挑拣,直到认为全部囫囫囵囵,无一点伤痕后——据说,有伤的枣子容易腐烂,哪怕是一丁点的指甲伤——才把红枣倒进大瓷盆里,洒上白酒,用双手轻轻地搅拌起来。

当我也要伸手帮忙时,母亲说:“剪指甲去。”“为啥啊?”“长指甲能把枣皮划破,时间放不长的。”连年的制作醉枣,母亲积累了不少经验。

看看盆里的枣子被酒水洗得明溜溜、湿漉漉的了,母亲就将红枣捧入事先洗得干干净净的瓦罐里,装满了,摇实,在上面又洒一些白酒,而后用一大块塑料布把罐口一盖,拿细线或细绳把塑料扎紧了,最后,用芠泥将罐口再一次进行密封。这样,春节用的醉枣,就算是做好了。做好的醉枣要放到温度适宜的阴凉处,母亲便小心地抱着瓦罐放到库房里。倘是还有剩下的,母亲用玻璃瓶(那种大口的,后来有了食品袋,更方便了)装起来,放到里屋的柜子上:“这些个,到冬天随时可以打开吃。”醉枣的腌制期,一般三个月左右。这样,每年的元旦期间,就开始食用醉枣了。

干枣,食用方法最普遍。用来泡茶、煮粥、包粽子、做糯米饭。由于干枣最易保存,那些摔伤的、残破的枣子,便都归了这一类。每年秋天,母亲都少不了晾晒干枣,这样一来,几乎一年四季都不断枣子吃。父亲有个爱喝早茶的习惯,母亲便常常把红枣给父亲放在茶叶盒旁。因为父亲老是忙,也常常忘记。快到端午节了,母亲提前几天把干枣泡上,端午的前一天,给大家包粽子。同时,用干红枣煮一大盆的糯米饭,一家人能吃上好几天。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承包。我家最先在村子里合伙几户人家,置换出十几亩地来栽植果园,这是我们滩上最早的果园。

这一来,园子的渠道上、田埂上,母亲都让栽上枣树。因为这,我几次跑灵武东门外的孙叔家,和孙叔一起,在果园里的大枣树下挖枣苗子。好不容易长大了,不料,园子里的枣树被谁悄悄挖去了一些。于是母亲气得就嚷嚷,嘱咐我去买了一罐油漆,仔细地涂在枣树的身上。尽管这样,第二年开春,还是被挖走几棵。这可把母亲气坏了,辛辛苦苦连栽带侍弄的,眼看就要结枣的树,又被人给挖走了,搁谁谁不气呢。母亲气呼呼地在庄子上连嘟囔带找,挨家挨户扒着院墙(除了几家墙高门锁的)看谁家的院子里有我家的枣树,因为我家的枣树身上涂有蓝色的漆。寻找无果,晚上回来,还喋喋不休地发牢骚,改天继续。看到母亲生那么大的气,我就笑着劝母亲:“就当是施舍了,你不是老送别人东西么。”可母亲的气依然不消:“都能结枣的树了,他们没有为啥不买去,不挖去!”气归气,说归说,过天,母亲也就没再去找了。

不料有一天,我下班刚回来,母亲叹着气,十分不高兴地对我说:“人没羞了,啥活都能做出来。”看着母亲满脸的怒气,我有点奇怪,我知道母亲是很少发脾气的,包括在队里也一样。记得队里有人给我讲过,在参加东干渠会战时,年轻的母亲是背着背篓背土的。因为上坡,妇女们每次背三锹土。不知哪个故意在上满背篓的时候,又加了一锹,且用力一卡,母亲支撑不住,被压倒了,受了点伤。大家赶紧把母亲扶起来,都指责那个故意恶作剧的人,可母亲什么也没说,重新背起背篓。村里村外知道母亲的人说起来,都赞叹:“好脾气。”

今天是咋了?“啥事啊?”我端起饭碗,把香喷喷的肉菜扣到饭上,一边吃,一边问母亲。

“哼!你知道我家的枣树是谁偷的?”

“你不是说算了么,咋又找去了。”

嘴里吃着,耳朵听着,母亲叨叨起来了。原来父亲早上杀了一只鸡,收拾好后就让母亲炖起来。中午吃饭时,母亲先舀了一碗,给我一个表侄子家端去,他家在我家后一排,侄媳妇有病,母亲常说,也可怜得吃不好。自小到大,母亲一直都是这样,一有好吃的,总会给前后左右的邻居家端。我们姊妹几个,都被母亲使唤着给邻居送过荤菜。有时候我都觉得有点过了,便不乐意地说母亲:“人家好像是没有的!”

“一人少吃一口,都有了。”母亲不愿反驳我,却一直没有改变骨子里的助人习惯。虽说我们兄弟姊妹们有些不情愿,最终还是替母亲端着碗给邻居们送去。有时候,母亲把饭菜端上桌子,我们在吃的时候,她自己端着碗去送邻居了。

谁知道今天母亲去给表侄子家送鸡肉,进门时端着碗,没注意他家的院子。可出来的时候,却发现侄子院墙边有几棵身上涂了蓝漆的枣树,而院子其他地方的枣树却没有。她站在侄子的院子里愣了半天,却没有直接戳穿,就带着一肚子的气回来了。

“哈哈哈,你看你,还惦记人家的媳妇有病,还给亲自送鸡肉去。”我带点揶揄地说母亲。

虽然这件事让母亲不高兴,可却没有让她发泄愤怒的对象。自己的表侄子,咋能去吵闹呢,不是让别人笑话么,也就只好对家里人发泄发泄了。我知道过一两天,母亲会把它抛到九霄云外去的。

一生如此,善良如斯。母亲没惹过村里大大小小一个人,且常常不计得失地帮助别人。

那年,枣子正上色的时候,母亲走了。她竟然没有坚持到枣子熟了——尽管还有不到半月的时间——再尝尝她亲手栽植的甜蜜的枣子。

看着母亲永远微笑的面容,眼睛不禁潮湿了,我缓缓转过身,离开了老屋。

偶遇兴隆

其实,到兴隆山是一种偶然。

人生不是就有许许多多的偶然吗?不然的话,世间便会少了许许多多的故事,生活便显得少了些情趣;错过许许多多的风景,日子会越发少了些色彩。

当然,兴隆山的名气也绝不会因为我错过了,就好像别人不知道似的。倘是一个喜爱地理的,或者喜欢旅游的,一定早就对兴隆山熟悉且心向往之了。

何故偶然?从金城坐车,本来是打算去石佛沟的。但是没记住该下车的站名,就一直坐到终点。下来一看,呵呵,坐过站点了。也罢,反正都是山,就沿着阿干河向前走走吧。一来时间还早,二来也没什么当紧事。

走了不到百米,一座石桥横跨在河上。桥头的路牌上有指示箭头,上指榆中,右指阿干镇。紧靠岔路口的南边,一辆中型面包车停在路边,像是在等顾客的样子。司机趁着这空儿,用布子转来转去擦车。

朝河对面看看,山坡梯次向上,渐去渐高。桥那头窄窄的水泥路向山里伸进去,转了个弯,就被山包遮挡住了。一根电线杆立在半山腰上,那电线进入山谷里的方向,应该是阿干镇吧。

我选择了沿河上行。也就是沿省道101,缓步朝前,边走边看。

两边的山势依然很陡峭,河水在草丛下缓缓地流着,声音舒缓而清亮。路边茂密的杂草和灌木,将河面遮盖住了,偶尔从缝隙处看到潺潺的河水,晶莹莹的,哗哗流动着,人也就感觉湿润起来了。左边靠山体有一幢四层楼,面目陈旧,湿气逼人,许多门窗都关闭着,偶尔有一两间开着的窗子,里面似乎还住着人。对面河坡山脚下,矗立着两座高大的烟囱和一排好像是水泥罐的大柱子,却有八成新。围在水泥罐四周的房屋以及附属设施,也都清晰可见,那里显然是已经废弃了的一个什么厂子。

正两面端详间,面包车过来了。

挡车,上车,到榆中去。这突然的决定,我自己好像都反应不过来了。从兰州到榆中,除了阿干镇的居民,不会有人这样绕着到榆中去的。

打开高德地图,原来从这里到榆中,先朝南走,再左拐,绕了一个大弯子,却是穿兴隆山而过。问好了司机,决定在兴隆山下车。

车子沿阿干河逆行,扭来扭去行一段山路后,好像是驶出了山谷,左拐向东南方行驶。离开了阿干河,就像告别了对岸的大山。右边的山脉显得既远且缓,随即出现了一大片可耕的坡地,不时地有人影在绿色的菜地、草药地里晃动。再远,山势更缓,云雾在抛物线般的山体上凝结着,让满坡的中草药都迷糊了起来。奔跑的汽车撂掉了一个村,又甩掉了一个镇。路途上有一两个人的上下,车子偶作停留,继续前行。左边依然是高大起伏的云顶山山脉,镇定而狰狞,好像在给面包车陪跑。平坦,逼仄而又弯曲起伏的101 省道,在云顶山脚下,过双嘴山,穿兴隆山一直通向榆中。

渐渐地,左边的山势高大起来,山上的树木越加浓郁了。山体似乎朝右前方伸出不远,一个突然立定,就戛然而止了。我以为面包车会绕着前方的山体走,那绕过去的时候,肯定是榆中了。车还没到山前,竟然又钻进山里了。

这才恍然,到兴隆山了。

兴隆峡将山切割为东西两山,东为兴隆,西名栖云。

省道依偎着峡谷之流,曲曲折折地来到了云龙桥。这里是兴隆山两面的登山集合点。司机停车,还给我热情做指导:“这边是西山,那边是东山。看你先上哪座山。”谢过司机,下车奔售票处。原来西山正在施工,暂时封闭,只有东山可上了。

云龙桥是一座画廊式木拱桥,是上东山的必经之道。不知道眼前的桥是什么时候修建的,桥栏,桥柱,廊檐一色清新,显然是重新刷漆不久。桥的两头各有一阁,歇山顶建筑,四角飞檐,煞是有气势。桥身为木质,成弓形,桥上建廊,廊内雕梁画栋,廊顶琉璃辉煌。看桥的整体色彩,小巧玲珑,好像彩虹跨越山涧。据说,这桥按道家的义理:“龙腾云,云从龙。”便名为云龙桥了。云龙桥使得栖云、兴龙两峰贯通一气,相得益彰。桥头篆刻着一副醒目的对联:“云比泰山多,霖雨苍生仙人悦;龙入沧海外,扑峦翠霭灵气来。”穿桥观水,读联思古,一股浓浓的人文气息扑鼻而来。

天色本就阴沉,看着浸润在雾水里的兴隆山,穿得单薄的我有点发怵,不自主地打起冷战来。

西山封禁不得入,只有过桥上东山了。其时山中小雨初停,雨露颤枝,山道湿润,凉沁逼人。我只穿了件半袖衫,想象山上树木葱茏,山雨初歇,山风侵入,不免有点寒战。问之于美女售票员,答曰,山上温度更低,只是爬山出力,当不至于太冷。且云雾渐淡,日出有望,差不多可以上的。

人往往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总是有人鼓励一下,事就办成功了。当然,关键时刻,退却的也不在少数。我的犹豫被美女的鼓动纾解了,便一下决心,上吧。

于是,上山,爬爬去吧!说是爬山,其实大都是石板或者水泥铺就的曲里拐弯的阶梯。我因腿疾,只好漫步似的随意而上。好在山路旁的一些花草、灌木,遇有介绍的,给出名称来,我便暂停脚步,细细端详一番,倒是一趣。当过来一帮男男女女时,我便自觉地让了道,停下来端详坡上的或草或木,或花或叶。这些葳蕤在石道旁的各色植物,有认识的,有陌生的,无论如何,都觉得昂昂然,欣欣然,与我,倒是一大乐趣。

沿路几处景点,大都或者徒有虚名,或者一亭一碑而已,不足挂齿。

半山处耐看的,当属大佛殿。

大佛殿中间有大殿三间,两旁各有配殿两间。斗拱重檐,雕梁画栋,均以蓝、绿、红三色相间彩绘,庄严肃穆。殿前有三株云杉,挺拔高大。院内有蒙古包五顶,原来,成吉思汗的灵柩曾暂厝于此。大殿上方“大雄宝殿”四个字是赵朴初先生的手笔。正殿里供奉着三方佛,而正中释迦牟尼脚下,却供着赫赫有名的马背上的天之骄子——元太祖成吉思汗。

传说成吉思汗与西夏交兵,曾在这里施展过雄才大略。公元1227 年,成吉思汗的灵柩被运至兴隆山,就藏在大佛殿内。抗日战争时期,成吉思汗的灵柩再次从内蒙古迁至兴隆山达十年之久。直到1954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将成吉思汗灵柩迎回,安放在伊金霍洛旗新建的成吉思汗寝室。现在的大佛殿,又叫成吉思汗文物陈列馆。我便觉得,兴隆山,也因成吉思汗而更名彰誉显了。

过了运桥,看三人抱,穿喜松亭,到索云阁。所谓的阁,就是几间房屋,一个小院,一排凉亭。似乎是废弃的样子,却有一间小商店。原来,此处是兴隆山的上下索道口,不知为何停运。这阁,便显得萧索了一些。好在小商店还有些食品,我请店主为我冲一杯奶茶,坐在院子里接近山坡的椅子上,一边休息喝着奶茶,一边逡巡着眼前的山色。说是山,实则看不到一点土色和石头,除了脚底下的有厚实的土地感,一眼望去,是起起伏伏的绿浪,亭亭玉立的绿树,一面面绿坡,一道道绿屏,一沟沟绿溪,它们都静默着,听我吸溜吸溜地饮茶。偶在哪个方向出现波动,便因一缕山风起落,倏忽又趋于平静。一只白且泛黄的小蝴蝶翩翩而来,在我眼前的某个草叶上稍一停顿,又忽闪忽闪地飞起来,继而,飞向左面去了。那是我将要继续的途程,那幽幽深远处,还有几多美丽景色,或者人文典故,还待我继续探幽。蝴蝶,却是那么轻盈活泼,自由灵动。也许,它是从山脚下飞飞停停地上来了,也许,它暂栖在一片树叶上,稍事歇息后,又飘飘然向山顶而去。它能,我却不能!

不知怎的,一股倦意袭来,我似乎不想动了!

目送蝴蝶翩翩飞入林中,我的思绪也跟着上了更高的山峰。困乏,还没有缓解,可还是咬咬牙,上吧。

好在太白泉不远,山势比较平缓,几分钟便到了。

这是一座庙宇,庙前有三眼清泉,泉水不溢不竭,四季长流。据说泉水能消灾解难,医治百病。太白泉的名字来源于一段悲情的故事,与太白金星有关,故命名为太白泉。未到之前,我以为与诗仙有关,到得跟前,才知道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有时候,人的自以为是往往会产生误导,哪怕你学富五车,聪慧盖世,总有你的触角触摸不到的地方。

我不知道曲里拐弯的天梯有多远,这是兴隆山最后的景观了,那峰顶上面的景色有多绝,那“会当凌绝顶”的豪迈与惬意,都成了一种想象和向往。缘于体质,看看薄云中惨淡、西斜的太阳,我终于妥协了。在天梯的入口处,请游客帮我摆拍了几张照片,算是纪念。

人生路上,有时你不得不在旅途中戛然而止。不论何种原因,哪怕是留下遗憾,也不得不为。今天的登山就是如此。再者,兴隆山的景点也就只差峰顶的一处了。何况,我不是还得再来一次么,西峰——栖云山还不得上上!

总有一天会再来的,我如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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