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奔海

一

自从五年前的那个寒冬母亲去世后，父亲的日子就一天比一天艰难，腿脚不便的他先是被哥哥接进城里，可只待了不到半年，就嫌闷得慌。哥哥只好又把他送到了附近的一所敬老院里，他整天一个人待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足不出户，白天也在睡，晚上又常常醒着。父亲常常忧伤地说，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哥哥每隔几天便去看看父亲，给他带些药品和吃的东西。哥哥说，这几年他和父亲说的话，都比几十年来说得多，是呀，父亲不和他说还和谁说呀；我离家远，只是每个星期给父亲打去电话问候一下。父亲心情好时会在电话里给我讲他最近看了什么书，读到什么好的词句，或者谈论一些他的人生感悟，讲了一遍又一遍，像给学生讲课一样，讲得抑扬顿挫，最后还要问我记住了没有，让我再复述一遍。有时我会不耐烦地提醒他：“爸，这是长途电话。”父亲的话语一下子便凝住了。我问他吃饭怎样，他总是说，我啥都好，吃得都好。要么就怪怨道：“老是问我吃得好不好，吃饭有啥好不好的？”父亲心情郁闷时，说上几句便说，还有啥说的没有，没啥说就不说了，我要睡了。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着，没有人能读懂父亲内心深处的孤独和寂寥。后来，哥哥几次又要把父亲接回家里住，可说什么他也不愿回去，就算过年了也不愿回去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对父亲来说，他已经接受了这种孤独的生活，不愿再折腾了。可谁也没有想到，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父亲会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病情急剧恶化，最后撒手人寰。

我先是连着三天给父亲打去电话，他都没接，平时打电话，父亲偶尔也会不接，一个是他行动不便，一个是他心情郁闷，觉得没啥说的。但连着三天不接电话，我感到了异样，赶忙给老家的哥打电话询问。哥说，我也刚到敬老院看爸，爸有点感冒，但已吃过药了，现在烧也退了。我们都以为没事了。当天下午，哥又给我打来电话，说父亲开始不吃不喝，双腿无力，我们这才意识到病情的严重。给120 打电话，哥嫂用轮椅推着父亲在医院急诊挂吊针，冬季正是感冒的多发季节，医院里人山人海，根本就没有住院的床位。坐着轮椅打完吊针又把父亲推回敬老院。

刚开始时，父亲对去医院很是抵触，在嘈杂的医院里，他烦躁地喊着不打了不打了，回去！甚至要拔掉针头。哥嫂一边连哄带吓：你知不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已经危及生命了还敢不看！一边硬是压着他打了三天针，父亲的病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开始出现了昏迷。

二

当我从新疆赶回老家，父亲已被推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那天早上，医生出来告知家属病人的病情，对我们说，父亲的邻床病人正好是父亲退休前一同在一个学校教书、关系很好的一位老同事，老哥俩二十多年都没见面了，再次相见却是在同一个病房，相邻的床位。他们见面很是亲热，泪水涟涟。医生说我父亲虽然说不出话来，但能看出他激动的心情。那位老人病情较轻，吃得好睡得好，他本来不用进重症监护室的，是没有病房住找院长才住进了重症监护室；而父亲不吃不喝，病情不容乐观。医生对那位老人的儿子说让随时准备联系出院回家，说这儿都是重症病人，一旦感染就麻烦了；却告知我们，最好的结果也只能维持现状。我问医生：“我爸是不是不配合治疗？”医生说：“就是不太配合。”

可我们也无能为力，只希望医生护士能够尽可能细心耐心地照顾好父亲。我让哥哥回家，我一个人待在病房外，等待医生的随时召唤。

第三天早上，医生把我叫过去，让我看他用手机拍的父亲的视频，“这不是我爸呀？”这是我看到视频的第一反应，只见一位奄奄一息的老人躺在病床上，鼻子上插着氧气管，上身裸露着，胸腔上连着几个检测仪器，他的眼睛微睁着，嘴唇哆嗦着，声音沙哑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医生问他：“你有啥话你说吧……你有啥话你说吧——”只能隐隐约约听到父亲艰难地说：“难…难…难受……回……”说着，便张开嘴急促地喘气，头向一边歪去。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父亲，父亲怎么会变成这样。医生说，你在外地，是不是长时间没见过你爸了？我把我哥拍照发给我的父亲刚进急诊在轮椅上挂吊针的照片给医生看，他说，这个病发展很快的，很多人刚开始时比你爸的状况还好，几天人就不行了。

好好的人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我一直还在担心父亲不配合治疗闹着要回去，而现在，他只能任由医生护士的摆布，再难受他也只能忍受……

泪眼中，我又回想起在父亲身边度过的那些时光碎片，心中残留的那点对父亲的怨恨也一下子烟消云散……

三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就像是家里一个匆忙的过客。那时，他在离家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教书，每个星期回一趟家，记忆中他总是骑个自行车，风风火火地回家、风风火火地出门，好多次，他收拾着准备去学校，母亲的饭都快做好了，他也来不及吃一口，看着表说：“来不及了，我不吃了。”说着便匆忙推上自行车跨出家门，母亲则望着他的背影怪怨道：有什么着急的？在父亲心里，自己一顿饭不吃没啥，耽误了给学生上课责任可就大了。

父亲曾当了半辈子的教书先生。他高中毕业正赶上那个特殊的年代，没能上成大学，于是回村在我们那个村办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父亲勤奋努力，教学成绩突出，几年后便被招录进了公办教师的行列并被调进城里的学校。听母亲说，父亲刚从农村来到城里教书，吃的是从家里带去的黑面馒头，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衣服，穷酸的样子常常让城里的孩子笑话。可渐渐地他便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

虽然一家人每个星期只有周末那一两天的团聚时光，可我却不盼望父亲回家，甚至是怕他回家，因为只要他一回来，家里的空气便骤然凝固。父亲动不动就会大发雷霆，我和哥哥犯一点小小的错误也会被他训斥上半天。我在家里不敢大声说话，不敢乱说乱动，呼吸也变得小心翼翼。

在哥哥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便把他带到城里上小学，他想着城里的教学质量高，让哥哥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

到了我该上初中的时候，父亲已被调到了离家30 里外的一所交通不便的农村初中教书。别人是从农村调到城里，父亲却从城里调回农村，而我，也极不情愿地和哥哥被父亲带到了那所初中上学，我上初一，哥哥上初三。因为每天都要面对父亲，对他的畏惧感也渐渐地淡化了。我也才发现，父亲在学校里和同事、领导的关系处得很紧张，他常常为一些小事情和人争吵得脸红脖子粗，他心里不高兴马上情绪就表现出来，看不惯什么马上就要说出来，从不顾及别人的身份、地位和情面。虽然父亲的教学成绩总是优秀，可他却受人排挤，遭人嫉恨。我一天天地长大了，青春叛逆的我越来越抗拒父亲，我不愿和父亲说话，更不愿听他给我谈人生、讲道理，只要他一说这些，我便不耐烦地说：“爸，你再别说了，这些我都知道！”

初二那年，我和父亲之间终于爆发了一次冲突，也是因为我做错了一件小事，父亲却把小事变大，夸张地批评我，但他越说我越听不进去，我终于大声对他吼道：“我不在这儿上了！”说完，头也不回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出了校门，父亲指着我的背影怒吼道：“你滚！再也别回来！”可我“滚”出去没多久，父亲便骑着自行车追来，追上我，慌忙把车停在我前面，用平和的语气对我说：“别再跑了，爸再也不说你了……”

父亲脾气再坏，但他毕竟是我的父亲，我也常常会被那浓浓的父爱感动。最令我难忘的是父亲骑着他那辆都快要散架的自行车驮着我和哥哥奔波在家与学校的那段路上的一幕幕场景：我坐在车的前梁上，哥哥坐在后座上，父亲气喘吁吁地蹬着车子……坐在车子上，我们弟兄的心里都是心疼和不忍，于是，每次在父亲出发前，哥哥便带着我先走，我们走着跑着，希望减轻父亲的负担，但每次过不了一会儿父亲便赶了上来。

跑着跑着，哥哥和我相继都跑到了高中，上了高中，父亲就再也无能为力了——我们不在父亲身边学习，不再让父亲驮着上学，也不再需要忍受他的坏脾气，自然感到轻松了很多。

可哥哥的大学梦想却实现得太艰难。他第一年参加高考离分数线只差了3 分，父母都没有责备他，他们想着差3 分，再补习一年一定能考上！谁知哥哥第二年一考下来，他就觉得不理想，甚至没有去看成绩的勇气，可父亲，在那个七月一个炎热的中午，硬是骑上自行车，去四十里外的市教育局看张榜公布的成绩，漆黑的夜晚，父亲回到了家里。那晚，他没说一句话，脸色苍茫地一直坐到了天亮……哥哥竟又差了10 多分！那个打击对我们全家真是太大了！仿佛大学真的与我们无缘。

那年秋天，哥哥说什么也不愿再补习了，他对父亲说：“我认命了，这辈子就当农民算了。”“别人能考上，为什么我们就考不上呢？”一贯严厉的父亲自言自语道，似乎在苦问苍天，又似乎是恨铁不成钢。沉默了许久，父亲把目光转向哥哥，眼里满含着期盼，“苦读了这么多年，现在离成功就差这么一步，为什么就不能坚持到最后？……高考是最公平的，不用看人脸色，只要肯下功夫，命运一定会改变的。”

那年秋季开学，我也升入了高三，在父母愁苦无奈的叹息声中，哥哥又开始了他的复读之路。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上刚上早读，班主任就说班里又要来一位复读生，说着哥哥便出现在教室门口，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班主任走到我的桌旁，说让你哥坐你这吧，哥哥便低下了头无声地走到我旁边，在同学们异样的眼光中挨着我坐下。就这样大我几岁的哥哥竟然成了我的同桌。想起那段日子，我们弟兄心头都别有一番滋味……终于，在又一年的高考中，我们弟兄都如愿以偿地考入了省城的大学。笼罩在我们家的愁云终于一扫而光。

我和哥哥去大学报到前的那天晚上，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一家人围坐在明亮的灯光下，吃着，说着，笑着，父亲喝了很多酒，他喜极而泣，对母亲说：“两个儿子终于都走出家门了，往后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了。”母亲笑着回道：“谁愿意和你待在一起，往后你就一个人待着吧。”

四

我和哥哥大学毕业，走向了越来越广阔的天地，在老屋里陪伴父母的日子是越来越少。父母越来越老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10 年前的一天，母亲突发脑溢血，一下子就晕倒了，万幸的是当时出血量不大，且抢救及时，加上母亲出院后一直乐观面对生活，坚持锻炼身体，身体渐渐地就恢复了起来。

谁知，几年后，父亲又患了脑梗，住了十多天院，出院后他走路开始需要人搀扶，于是照顾父亲的重任便落在了母亲身上。每天早上，母亲都会牵着父亲的手出去锻炼，可父亲在家里待惯了，老是不愿意出门，母亲又常常因为督促父亲锻炼和他生气，母亲常对父亲说，你要是像我这样勤锻炼爱活动，早就恢复好了！母亲多想父亲身体快快恢复呀，可她再急却又无能为力。我们就安慰母亲，让她先把自己身体照顾好，父亲能锻炼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吧，我们甚至想，最好的结局就是父亲走在母亲前面，父亲有人照顾，母亲也最终可以解脱出来，那时，一定要让母亲的晚年过得幸福充实。

父亲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他大概从不会去想，要是母亲有一天离他而去他该怎么办。可那一天真的无情地来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母亲正在洗衣服时再次突发脑溢血，溘然长逝……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容忍也不得不容忍父亲坏脾气的人走了。

埋葬了母亲，我们把老屋收拾好，那天晚上我和哥哥把父亲扶出家门，扶上停在门口的哥哥的车里，锁好家门，来到了城里哥哥的家里。我对父亲说，爸，现在谁照顾你都没有我妈照顾得好了，父亲悲凉地点了点头……

两年前的那个秋天，我回老家探望父亲。父亲狭小的房间里摆放着两张单人床，在房子最显眼的墙上，贴着一张奖状，是由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颁发的“乡村学校从教30 年教师荣誉证书”。

看到我回来，父亲显得很高兴，他说，我回来了就睡在另一张床上，陪着他。我心想，这间小房子就是我回来的家了。那天傍晚，我独自一人在城里转着，可父亲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催促我回去。那晚，我陪着父亲说了很多的话，一直聊到深夜，我觉得几十年来都没有和父亲说过那么多的话。

五

第六天，医生甚至告诉我们，我其实都想让你们回去了，我现在只能给你们一个可以接受的时间……啊，难道父亲就要这样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吗？

回去就是放弃。哥说，这个时候不能回呀，在医院还有希望，哪怕就极其微弱的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尽最大努力，但离开医院——说不定刚一离开医院，几个小时人就没了。我问医生，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再见我爸一面了，医生叹口气，说目前这种重症监护治疗制度的确不够人道，病人治好了，就从前门出来；人走了，就从后门推出去了。

第六天的下午，父亲的那位老同事出院回家了，我能想象到父亲看到别人离开时的孤单和恐惧。

第七天的早上天还没亮，我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医生在喊我，我赶忙跑过去，医生对我说，人现在心率和血压都在往下掉，需要插管、上呼吸机抢救了，你看抢救不抢救，不抢救的话人也许马上就没了，但一上呼吸机也只是延长时间，并需要按压胸部，很可能会压断病人的肋骨。啊！我望着医生，一下子不知该怎么办，我说我给我哥打个电话，医生说，来不及了，你赶快决定吧！我声音颤抖着对医生说，那赶快抢救，但尽可能轻点，让我爸少受点罪，医生说好的知道了，随即关门进去了。

我呆呆地站在门外，欲哭无泪。不知过了多久，医生出来了，说人抢救过来了，但随时会进行二次抢救。在煎熬和祈祷中，天亮了，医生又把我叫过去，说人已经停止了心跳，现在正在做心肺复苏，你们准备后事吧。半个小时后，医生再次把我叫过去，说老人已经走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又说了一遍，老人已经走了，你们节哀，赶快联系车吧。

我们联系好了一辆遗体运送车，哥哥先赶回老屋收拾，车主和我推着担架床从一个小门绕到重症监护室的后面，从打开的一扇门望进去。一会儿，一个护士提着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出来了，问我，你是老人的家属吗，我说是，然后她把塑料袋递给我，说这是老爷子的生活用品。接着又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我这就把老人推出来。我说好了。过了一会儿，她推着一辆担架床出来了，床上的人盖得严严实实，啊，这就是我父亲的遗体吗，我走过去，轻轻揭开盖在父亲脸上的被角，父亲的脸瘦小了很多，眼睛还半睁着，已浑浊得没有一丝光泽，我哭喊一声“爸”，泪水一下子溢出眼眶。我摸了摸父亲的手和脚，还有余温，几十年来，我可能还是第一次握住父亲的手脚，没有给他洗过一次脚、剪过一次脚指甲。护士说，你也不要太难过，老人走得还算安详……

父亲啊，这七天七夜里，您没有吃一口饭，没有喝一口水，经历了我们无法想象的病痛的折磨，可我们依然没能挽救回您的生命。现在，父亲就连回到他那个孤独的小屋也成了奢望，却要进入一个无比黑暗、更加孤独的未知世界……父亲啊，作为儿子，我真的愧对您，我只能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次次流下悔恨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