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日辉 李林珂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是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30、46、22页，人民出版社，2022。互联网平台，也称为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已经成为数字经济中最常见的商业模式。(2)R.Roson.“Auctions in a Two-sided Network：The Case of Meal Voucher”.Networks and Spatial Economics，2005，5(4)：339-350.不同类型的平台构筑了不同的平台经济，发展平台经济是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战略支点，所以某种程度上，发展平台经济就是发展数字经济。

在理论上，互联网平台是实现关联方连接与互动的载体与媒介，通过连接而创造价值，具有网络效应、协同效应、规模效应、范围效应和长尾效应。互联网平台具备开放的生态、高效且规模化匹配、互动互信共享等特征(3)赵昌文等：《平台经济的发展与规制研究》，21-24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9。，与推进共同富裕的机理天然耦合。然而，互联网平台能否促进就业总量增加和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互联网平台是否创造价值、创造了什么价值以及价值如何分配的问题。在实践中，伴随互联网平台成长而形成的生态，是影响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重要因素。平台生态下的价值内涵演变、新技术应用和新的价值创造方式的变化，改变了不同个体、不同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进而演化成新一轮的价值分配问题，这种价值分配究竟是向好还是向坏，未有定论。值得注意的是，大型互联网平台具备挖掘、分析和充分利用数据要素的优势，随着数据逐步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场域加速转移到拥有海量数据要素的大型互联网平台上，进一步拓展了其边界，增强了创造价值的能力。

平台生态健康发展成为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议题，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平台生态的研究刚刚起步。在实务界，平台生态对发展平台经济和数字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多地被重视，但是，平台生态究竟在这场价值革命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价值如何贯穿于平台及其生态演化之中？平台生态与共同富裕有什么样的联系和机制？在理论上没有论证清楚。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从利益相关者共创价值和共同演化平台生态的视角出发，聚焦大型互联网平台及其生态，围绕价值共创、价值共享和价值共毁，分析平台生态与共同富裕的耦合机制和路径，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二、大型互联网平台、平台生态及其价值共创

大型互联网平台影响和支配价值活动的关键在于重塑了多主体、多领域间的连接关系，从构建到演化治理的一系列动态化过程，使得大型互联网平台逐渐脱离企业边界的限制，向更高维度的生态协同架构发展，意味着更大规模地覆盖利益相关者、更多维的共生关系、更强大的生态影响力。

(一)互联网平台与平台生态

平台是激活人与商业连接的催化剂。早期的线下平台是一种提供组织资源和组织能力的供需聚合式连接逻辑的物理场所，互联网使得这种连接逻辑从实体空间扩展到虚拟空间。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作为一个新的组织延伸了以往连接的空间边界，并通过基础规则和协议规范了双边或者多边主体间的连接关系，形成市场中介式的服务供给逻辑；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是以产品群(the product family)为核心的资源配置组织，提供相应的技术体系结构和底层功能结构，重构厂商组织间的连接关系，催生了一种新的模块集成式的产品战略连接逻辑。得益于数据要素驱动、平台资本助推和数字技术支撑等一系列新力量，互联网平台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下游不断扩张，两种连接逻辑逐渐产生融合，驱动互联网价值链和实体产业价值链的连接关系构建，使得社会生产的组织形态逐渐向综合的平台经济体转型，也即大型互联网平台及其生态。

已有研究对于大型互联网平台的认知不断深化。有学者认为，大型互联网平台是一个持续利用平台为终端用户提供产品、服务的组织混合体。(4)D.McIntyre，and A.Srinivasan.“Networks，Platforms，and Strategy，Emerging Views and Next Step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7，38(5)：141-160.这类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平台进化过程中组织架构的柔性扩张和高度的战略弹性带来的改变。也有研究将大型互联网平台等同于平台生态系统，认为大型互联网平台是具有基础设施属性、发挥双边市场供求匹配功能、去中介并同时再中介、有效链接双边或多边主体、以数据作为核心资产和竞争力的复杂生态系统。(5)胡滨、杨涛、程炼等：《大型互联网平台的特征与监管》，载《金融评论》，2021(3)。这类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平台生态与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区别，从而引发新的问题，多复杂、多大才能算是大型互联网平台？大型互联网平台与平台生态的关系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在理论上难以区分。

大型互联网平台并非等同于平台生态系统。平台生态系统属于一种中观层次的组织构建，其视角不局限于平台自身，而更关注平台连接的价值星系(value constellations)和战略网络(strategic networks)。平台生态系统包括了众多其他的参与者共同形成的价值交互和价值创造网络，而大型互联网平台成为使利益相关方连接形成生态系统的枢纽。具体来说，大型互联网平台是平台生态构建的必要条件和重要载体，只有大型互联网平台才可能建立平台生态。

这一结论源于大型互联网平台在发展与迭代的过程中相较以往的商业组织形式的差异。第一，大型互联网平台所形成的共生关系脱胎于早期企业间的战略联盟，但更具稳定性。战略联盟是地位平等的企业基于共同的利益驱动的，但即使战略联盟常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来保障合作的稳定性，其失败概率仍高达60%。(6)R.E.Spekman，et al.“Creating Strategic Alliances Which Endure”.Long Range Planning，1996，29(3)：346- 357.相较于法律契约，大型互联网平台更倾向于引导形成价值共识和提供平台的信任背书，形成基于“关系契约”的有效交换机制，促成自发的共同专业化的协作。(7)R.Gibbons，and R.Henderson.“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Organization Science，2012，23(5)：1350-1364.第二，相较于实体平台的低价值转化率，大型互联网平台更新参与者使用新产品的方式、激发软件模块的组合特性和促进涉众协作，增加引发参与者创新的可能性。(8)S.Nambisan，et al .“Digi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Reinventi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in a Digital World”.MIS Quarterly，2017，41(1)：223- 238.第三，相较于众多中小互联网平台，大型互联网平台能够基于集成化的技术簇群，将成熟的解决方案与经营用户集群的经验进行规模化传递。因此，相较于以往的商业组织，以稳定共生关系为前提、以高价值转化效率为基础、通过生态位协调支持大范围赋能的大型互联网平台才能构建有效率的生态系统。

(二)平台生态系统的定义与内涵

平台生态是由大型互联网平台主导的商业模式。其概念起初是商业生态系统概念和平台概念交融产生的，平台生态包含平台、开放战略和用户创新战略(9)E.Altman，and M.Tushman.“Platforms，Open/User Innovation，and Ecosystems：A Strategic Leadership Perspective”. 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2017，37：177-207.，通过一系列的设计规则和治理机制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分布式协作和累积性创新(10)A.Tiwana，et al.“Research Ommentary-platform Evolution：Coevolution of Platform Architecture，Governance，and Environmental Dynamics”.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2010，21(4)：675-687.。平台生态理论从商业生态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理论研究切入点，源于“虚拟价值链”的提出。虚拟价值链将信息视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支持要素，通过差异化的信息价值增殖过程在虚拟市场空间中提供要素产品和服务。平台生态则实现了虚拟价值链和实体价值链的跨链融合共生，从而为新产品、新市场、新价值提供条件。价值矩阵作用于实体价值链的过程，使得价值基础逐渐由资源导向转为需求导向，个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也不再固定，而是分散于供应链和社群中不断相互转换，以利益相关者的身份相互连接、共创。大型互联网平台在平台生态中处于核心位置，作为主导整个平台生态系统的元平台存在。在构建价值矩阵的过程中，平台生态基于信息利用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协调至关重要。

本文将平台生态界定为以数字信任关系为共创基础，以元平台孵化为共创引领，追求跨边界的价值网络的组织形式。平台生态包括三层内涵：第一，强调平台生态构建的新型信任关系，平台生态捕获和构建价值认同，以此协调成员间、成员与系统、系统内外环境间利益，推动价值网络关系深化；第二，强调元平台的协助和赋能作用，元平台相当于整个生态的业务模式和技术模块的“孵化器”，通过复制和构建其他的数字子平台，形成数字生态；第三，平台生态的价值矩阵决定了价值网络的范围，也决定了互联网平台能否做强做优做大，其无界化趋势越发明显，就越能够通过协同效应、范围经济效应支持和关联更多参与者，实现更大规模的财富效应。

(三)平台生态中的价值网络治理

平台生态与价值网络在彼此作用下向纵深发展，驱动实体价值链和虚拟价值链的双向融合。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平台生态需要对实体价值链进行模块化解构，提取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价值链环节，再以价值共创关系重新连接，发展演化为场景化、层次化的系统架构；虚拟价值链的价值矩阵需要通过价值共创网络作用于实体价值链的服务和生产过程，实现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的价值增殖，在此过程中，价值网络治理关系着价值转化效率。

第一个阶段：价值网络建设期。在此阶段，元平台和平台生态参与者间是单向引领和支撑的关系，市场主体对资源整合和服务交换的需求使其转化为平台生态的成员，而元平台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和共创关系的协调者。为了激活双边市场效应的开放性和互补性，首先，元平台要明确由平台组织架构和平台服务范围决定的技术特征和市场特征(11)C.Cennamo.“Competing in Digital Markets：A Platform-based Perspective”.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21，35(2)：265-291.，并向市场潜在合作者释放技术的商业化信号；其次，元平台需要为参与者匹配适合的价值活动生态位。

第二个阶段：价值共创深化期。元平台和利益相关者间的协同关系向纵深发展，平台生态以迭代和进化的方式逐渐发展形成层级化的价值共创网络。在此过程中，平台生态的开放性动力影响着价值共创网络的广度，互补性动力影响着价值共创网络的深度。微观层的生态参与者通过交易的互补性达成合作，实现小范围的价值共创。在中观层中，不同功能的子平台间又通过产品、服务和技术的互补性实现嵌套，进而形成具有聚集特性的大范围的价值共创网络。在宏观层中，通过平台开放，与具有关联特性的其他子系统构成协同互补，带动广泛的社会参与者共创与社会结构变迁，强化平台生态的影响力和自扩展力。在开放性和互补性动力的复合作用下，这种简单主体的聚集会逐渐形成更高一级的主体—介主体(meta-agents)，再经过集聚形成介介主体(meta-meta-agents)，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形成高度适应性的平台生态。(12)约翰·H.霍兰：《隐秩序：适应性造就复杂性》，11-13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第三阶段：共生关系分化期。在元平台的主导下交互、创造、获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溢出，在系统内部进行分配与流转，使得平台生态由相对稳定的自组织演化与交互演化向无界化态势发展。在此情况下，平台生态对价值网络的治理需要面对多维度、动态变化的共生关系。一方面，平台生态系统内部实现互利的共生演化。子平台通过拓展功能互补性以协调特定情境下的参与者互动和资源交换，增强平台生态内部的互补性动力。而元平台为内部参与者的价值创造提供有序的集体认知方案和组织社会化过程，推动共同富裕深化。另一方面，平台生态系统外部表现出垄断竞合关系，推动着市场生态圈进行动态的交互演化。平台生态的开放性动力推动竞争领域的转移和市场边界的重新定义，从而改变市场竞争主体的相对地位。随着平台生态系统的市场权力增强，平台生态不断吸引中小企业进入市场，同时，元平台又通过并购手段收购有潜力的创新企业，使得中小企业的竞争无力颠覆垄断，达成市场中竞争与垄断共存的平衡。因此，市场中持续存在互联网平台类企业的特殊市场结构，即一种大型互联网平台类企业及其主营业务形成垄断层、中小型互联网平台类企业及其衍生业务主导竞争层的稳定的“分层式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13)苏治、荆文君、孙宝文：《分层式垄断竞争：互联网行业市场结构特征研究——基于互联网平台类企业的分析》，载《管理世界》，2018(4)。

三、平台生态与共同富裕的耦合机制

从“做大蛋糕”到“分好蛋糕”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平台生态提供了社会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新逻辑、新框架、新形式。通过协调和激励平台内部各层次中参与者的价值互动行为，平台生态扩大社会价值增量，体现“富裕”的效率；通过处理价值在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分配秩序的问题，平台生态体现“共同”的公平，为走向共同富裕开辟了新的场景。具体结构参见图1。

图1 平台生态与共同富裕的耦合机制

(一)大型互联网平台及其生态的新价值

平台生态不仅使传统意义上的交换价值发展到新阶段，还创造了数字经济条件下的新价值，改变了价值创造和分配的起点。这种改变可以归因于数字经济和工业经济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工业技术支持无差异价值的创造，依赖组织化、产品化的大规模协作产生效能。而数字技术则聚焦于差异化价值，信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内生化使得服务向生产性活动转变，相对于制造的标准化加工，在质量(供求差异化)、创新(供给差异化)和体验(需求差异化)等非标准化的活动方面产生更高的附加值。(14)姜奇平：《数字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定性、定量两种分析框架》，载《财经问题研究》，2020(11)。因此，我们应该重新诠释大型互联网平台及其生态创造的价值，本文称之为平台生态价值。

平台生态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首先，平台生态价值包括交互性场景构建价值，同时具备继承性与新创性。交互性场域构建，目的是用技术、数据、场景创造一个信息交换与知识交换的可能性，通过共享使信息趋向于无限对称，形成众多无需信任成本的自生态闭环，参与者可以根据自身价值创造需求，选择进入不同的场景化社群。这种交互性场景构建价值又体现为一种交换价值的差异化溢价，成为数字经济下的主导价值，使得价值创造从物质循环流转进入到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和以人为本的新轨道。(15)姜奇平：《论数字经济的价值本体》，载《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1(2)。抽象的交换价值及其差异化溢价共同构成平台生态的交互性场景构建价值，提升了社会价值创造的阈值。其次，平台生态价值包括赋能性技术能力价值。平台生态的技术能力价值是数字经济下特有的新价值，技术能力价值的赋能性指的是平台更多地参与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创造环节，参与者基于平台生态提供的资源实现价值创造，既提高了个人的经济绩效，也间接增加了平台生态内部可分配的财富总量。最后，平台生态价值还包括衍生性社会环境价值。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平台生态组织价值活动需要基于一种长期稳定的基本假设，才有可能最大化经济效益。其对应的是一种长远的、普适的价值观，需要通过价值共创、主体共生的底层逻辑来支撑。因此，平台生态主动参与衍生性社会环境价值创造活动，目的是多渠道实现价值回馈，提升平台竞争力。

(二)场景赋能、价值共创与“做大蛋糕”

价值共创是平台生态与多元主体互动迭代的过程。元平台能够主动为利益相关者共享的基础设施与基础性服务等福利买单，源于元平台能够从生态各主体的价值创造活动中汲取连接红利和互惠式技术溢出，扩张市场规模。在平台生态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场景构建是“做大蛋糕”的前提，场景赋能是“做大蛋糕”的手段，场景变现是“做大蛋糕”的目的，平台生态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在各参与者间共享价值创造的能力，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产品溢价，增加整个生态的财富增量。

1.场景构建

平台生态的价值场域开发具有主观选择性。元平台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和过滤技术，将它们打包成特定的配置提供给利益相关者，实现特定场景中的价值创造。(16)H.Chesbrough，and R.S.Rosenbloom .“The Role of the Business Model in Capturing Value from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Xerox Corporation’s Technology Spin-off Companies”.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2002，11(3)：529-555.技术的商业化配置模式决定平台生态的组织架构和商业布局。在不同价值场域中，元平台的集体策略和利益相关者的互动方式，进一步影响具体场域中价值共创与利益分配的基础逻辑与规则，形成差异化的价值生成和价值共创方式。因此，相较于以往按照突出的技术、应用特征或服务类型进行平台分类的视角，本文将平台层次性的结构观与价值生成和共创方式联系起来，将平台生态中由技术商业化配置模式决定的价值共创网络的形态分为散点式共创生态、链式共创生态、网式共创生态三类，参见表1。

表1 不同类型平台生态的价值共创路径

散点式共创生态主要通过共享价值框架的方式连接利益相关者。这种共创模式的优势是基于元平台，构建一个特定目的的共享资源池，通过核心技术突破，推动数字组件模块化、通用化，输出较为完整和成熟的创新创业资源，形成一对多的散点状分布的生态网络，降低利益相关者所需资源的多方获取难度与成本，提升全社会的资源利用和匹配效率。

链式共创生态主要利用现有价值链，通过上下游可嵌套的方式连接利益相关者。在“逆链而上”和“顺链而下”的纵向一体化整合形式中，不同业务场景间利益相关者的连接强度和交互频率都更高，有利于创造更多的知识租和关系租。链式形态能够依靠资源的有机循环和相互导流来产生效率性协同和价值性协同，也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将利益相关者需求融入自身的业务流程的整合难度。

网式共创生态主要通过多领域的合法性构建和模式创新的方式，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此类的平台生态多具有深厚的消费互联网发展基础，能够基于大量的用户消费数据深挖市场需求，通过横向包络的形式，开拓新的利基市场。如果说其他两种模式的平台生态更多地在直接生态合作伙伴间构建价值共创关系，网式的平台生态则善于激活原本弱相关的连接关系，其获取的用户认可程度强于一般的商业组织，缩短平台生态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时获取认知合法性资源、形成制度创业的周期，也减少了新的价值活动中基于不确定性的行为博弈，实现更高的社会价值配置效率。

2.场景赋能

平台生态的场景赋能主要发生在元平台与平台参与者之间。首先，元平台通过共识激励机制树立场景化价值认同，提高生态中的意识属性。这种非正式规则激励的信任构建有两个来源：一方面，元平台通过品牌文化吸引有相似愿景和文化理念的市场主体聚集，激发参与者的情感黏性，聚集碎片化的冗余价值；另一方面，元平台通过文化资本注入和教育培训服务供给的形式将创业文化基因凝练成生态中一致的价值认同，激励参与者创造性地获取与利用工具性资源。(17)王冬冬、段景伦：《如何通过制度创业促进孵化效应提升？——基于ZSSK孵化器的案例研究》，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0(11)。其次，元平台通过赋能共创机制，不断囤积数据资源：一方面，元平台通过商业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与垂直运用，形成规模经济；另一方面，元平台通过提供数字化技术、C2B连接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责任型领导能力，为参与者的价值创造活动增加差异化竞争优势，实现范围经济。

3.场景变现

平台生态创造的价值需要依赖于场景中的交互转化为最终利润。在元平台与平台参与者交互层面，元平台的私有资源共享化，生态中各主体依据不同优势的投入，创造财富和共享合作剩余。在元平台与互补性子平台交互层面，元平台需要优化合作收益分配，以低于外部市场的资源共享成本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或者通过互补性需求将高技术赋能成本在平台生态内部实现均摊。在不同的平台生态系统交互层面，元平台的私有资源共享化表现为竞合过程中的资源开放与资源交换。此外，平台生态还通过增进和其他平台系统间的高质量的互补性业务合作，串联多组织的优势业务和优势资源，围绕场景性需求进行边界资源调优。

(三)价值分配、“分好蛋糕”与共同富裕

在多主体的生态体系中，平台生态如何处理价值在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分配秩序的问题，是平台生态能否将共同富裕落到实处的关键。只有构建一个使元平台本身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均受益的平台生态，才能构建共同富裕的耦合机制。

良好的平台生态可以实现共创价值的合理分配。对于微观主体来说，共同富裕意味着收入的增加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平台生态客观上通过价值交换闭环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产品溢价，增加生产方收入；通过新的交互场域缩短供应链环节，增加消费方议价能力；在供应过程中产生、应用和共享的数据要素，也可以依托于业务应用场景和交易场景进行产品量化定价和价值评估，形成精准营销、风险规避和广告推送等营销场景各环节参与者的利益分配机制。(18)欧阳日辉、龚伟：《基于价值和市场评价贡献的数据要素定价机制》，载《改革》，2022(3)。此外，平台生态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极大地刺激了消费需求，带动了居民就业创业，提升了一次分配公平的水平。对于生态圈层来说，共同富裕意味着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一方面，不同平台生态间的生态竞争并非是一种零和博弈，而是围绕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创新竞赛，最大程度地激活了行业中的创新潜力；另一方面，平台生态的触角延伸到偏远地区，为中小企业搭建成长生态，增加了区域普惠价值溢出。

对于社会层面来说，共同富裕意味着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平台生态的技术应用下沉到与人们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环节，推动社会发展模式转变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元平台通过使能手段设立一定的价值分配坡度，对社会公益投资和社会责任产品开发进行资源倾斜，并惠及生态中其他参与者，实现成果共享。比如，通过社会责任感知将员工的道德认同转化为创新动力，提升平台生态创新发展能力；同时，为生态内其他企业带来更高的声誉溢价，获得“货币选票”。

四、平台生态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平台生态和共同富裕的耦合机制助推价值创造与价值转化。在微观层面上，平台生态使利益相关的个体实现财富、资源、价值的占有与流转，构建新的社会流动秩序。在中观层面上，平台生态促进了区域间的共享发展，通过新技术构建新产业、催生新模式、赋能旧产业的方式，培育区域性的产业生态，形成资金与资源的虹吸区域，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在宏观层面上，平台生态能够增加社会化创新的成功率和创新资源的转化率，增加整个社会的知识和财富总量。

(一)平台生态创造新价值的典型事实

平台生态下的新业态、新模式源于虚拟价值链与实体产业价值链的连接，这种连接为线下交互场景线上化提供了更多可能，这正是平台生态创造的交互性场景构建价值的体现。2021年中国实时互动服务规模达77.13亿元，预计到2025年，应用市场中实时互动的渗透率将超过50%。(19)王冬冬、段景伦：《如何通过制度创业促进孵化效应提升？——基于ZSSK孵化器的案例研究》，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0(11)。这种数字化服务模式通过多方的实时共享场景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推动了服务均等化、惠民化的推广普及。

平台生态的赋能性技术能力价值通过生态内和生态间的竞合关系表现出来。一方面，通过合作赋能的方式推动乡村和中西部地区脱贫，拓展赋能性技术能力价值的作用范围。以区域发展为例，2020年，各地区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均出现增长，其中东北地区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增速最快，同比增长 69.8%，西南地区同比增长45.1%，位居第二。(20)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2021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参见http：//www.moa.gov.cn/xw/zwdt/202109/t20210910_6376200.htm。另一方面，以增强数字基础设施的包容性为创新目标开展生态间竞争，提升赋能性技术能力价值的价值含量和作用深度。

平台生态的衍生性社会环境价值，表现为平台生态使能数字技术在社会发展与人民生活方面的深度应用。比如，美团通过线上外卖平台的“青山计划”和开展塑料餐盒回收试点等措施，带动平台生态内的数亿消费者与百万商家共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再比如，截至2021年10月底，以城市信息模型(CIM)平台为核心的数字孪生城市相关投标项目增至149项，投资总费用超30亿元。(21)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新型智慧城市产业图谱研究报告(2021年)》，参见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112/P020211229521169407866.pdf。CIM平台本质是在云计算基础上实现“大场景的3D GIS数据+小场景的BIM数据+微观物联网IoT数据”的有机结合，是共同富裕的新空间载体。

(二)平台生态下多主体的价值共创

平台生态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机制是平台内部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平台生态通过赋能企业转型、促进行业区域融合发展以及构建社群化的用户价值交互闭环，从客观上为参与者提供机会公平，激励参与者各尽其才，在财富创造中实现价值，形成社会价值创造的正循环。

散点式共创生态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小企业缺乏独立的数字化能力，平台生态成为从技术聚合向市场聚合发展的关键通道，可以有效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前期投入。比如，用友精智工业互联网平台积累工业机理模型2 374个，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算法对废钢处理流程的智能判定帮助某钢铁企业成本降低1 000余万元/年。(22)阿里云：《2021年阿里云零售行业标杆案例集》，参见https：//aliyun-marketing.oss-cn-shanghai.aliyuncs.com/doc/market/VJ351n6mZmOaL8ymwOoHxhRQLgXnZ14Y.pdf。此外，平台生态开放的流量和数字化运营能力，成为中小企业新的经营增长点。截至2022年底，支付宝平台已有超过395万小程序，为小微企业提供超过2 000个免费数字化工具。(23)《蚂蚁集团2022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参见https：//www.antgroup.com/esg/reportdetail？SustainabilityReportf。

链式共创生态结合数字技术打通产业业务场景，驱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在供应链环节，涉农供应链由于供应端农户的脆弱性、行为主体分散性和基础设施落后性而存在“链而不通”的局面，影响城乡资源交换和农业价值变现。平台生态能够通过链式结构将电商销售、直播带货等模式与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县域经济创新结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本地社会结构自然融合。截至2020年底，阿里巴巴培育的“一县一业”模式已累积孵化品牌超50个，覆盖县域超30个。(24)阿里研究院：《2018—2020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工作报告》，参见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相比大规模资金注入扶持的方式，平台生态通过将区域产业发展的成果导向大市场，推动中西部产业带升级。广西柳州袋装螺蛳粉从最开始的简单电销到一体化的产供销生态链，从地区品牌发展成为全国品牌，2020年其市场规模达到105.60亿元，线上广西柳州袋装螺蛳粉消费规模同比提升780%。(25)阿里研究院：《数字化产业带崛起：“数字胡焕庸线”下的增长引擎》，参见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

网式共创生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平台生态引致的实体价值链与虚拟价值链解构与再融合，催生了新的价值互动模式，拓展了价值新网络。比如，基于消费体验共享的“探店经济”结合线下的实际体验，刺激了潜在消费需求的增长。2021 年小红书平台上有超过 1 200 万篇关于“探店”的笔记，其中测评类笔记阅读量超过90亿次。(26)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参见http：//www.sic.gov.cn/News/557/10779.htm。这种模式不仅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反而能够给线下带来新的发展红利。基于对社群内体验式消费与情绪类消费需求的挖掘，平台生态带动了一系列数字创意产业链下游的衍生业态，产生泛产业的价值增殖。腾讯的游戏IP与上海豫园、洛阳应天门等地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联动，使得相关景点活动期间的客流量环比增长超过5倍。(27)腾讯研究院、IDC：《数实共生：未来经济白皮书2021》，参见https：//aimg8.dlssyht.cn/u/551001/ueditor/file/276/551001/1618218866175746.pdf。再比如，数字内容产业依赖平台生态下多维度参与者的交互社群，实现异质性资源的聚合和深度联结，通过彼此赋能激发独特性需求要素价值。快手设立的“特效生态扶持计划”，利用AI技术设计提供便捷的特效道具，促进新式创意内容流通，既丰富了创作生态，又通过用户黏性巩固了社群效应。

(三)平台生态下多渠道的共益分配

平台生态主观上发挥能动性，通过对财富流向和财富分配的支配，通过生态内部的产品设计和场景构建、外部的创新协同和引领带动，弥合数字鸿沟，扩大数字技术普惠的泛辐射范围。

创新内部产品的信息无障碍设计，提升弱势群体生活质量。比如，京东、淘宝、拼多多上线“长辈版”“省心版”等无障碍模式，推动数字应用适老化改造；联通推出“畅听王卡”，提供“无障碍AI通话服务”；优酷上线国内首个无障碍网络视频平台，与中国盲文图书馆合作打造无障碍剧场等；2022 年，百度上线“四叶晴空”未成年人保护公益传播平台，促进未成年人数字公平，并通过“未成年人守护专线”为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受理问题 2 000 余例，解决问题满意率超97%。(28)《百度2022年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参见https：//esg.baidu.com/report。

增加生态场景构建，拓展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平台生态具有强大的就业吸纳能力，为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直接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提高一次分配的机会公平。比如，在直播相关岗位中有学历要求的仅为大专(18.54%)与本科(7.11%)，72.61%的直播相关岗位可接受无工作经验的应聘者。(29)智联招聘、淘榜单：《2020年春季直播产业人才报告》，参见http：//oss.anhuiec.com/20200403/0.7246224174455249.pdf。在支付宝的人工智能训练师中，女性占62.3%；云客服中，女性占72%；村淘电商主播中，女性占53%；新媒体运营职业的女性从业者增速高于男性从业者6个百分点，而数据分析职业则高出16个百分点。(30)阿里研究院：《数字经济与中国妇女就业创业研究报告》，参见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这些新业态削弱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的性别歧视，为其市场洞察和感知等软技能寻找到匹配的“情绪劳动”职业。此外，平台生态增强了跨边界的产业联动，间接增加了关联产业的劳动力就业机会。截至2020年8月，抖音启动的“创作者成长计划”带动相机、话筒、打光机等直播设备的生产制造等关联产业的就业达56万人。(31)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课题组：《灵工时代：抖音平台促进就业研究报告》，参见http：//nads.ruc.edu.cn/docs/2020-09/e45e512c133f40aca56c0cf3d4573b90.pdf。

平台生态间创新的“登山比赛”，带动区域创新协同化、体系化。当下，数字孪生成为平台生态创新竞赛的新着力点。比如，科大讯飞搭建“多能”数字孪生引擎，打造“城市超脑”；京东科技完善时空数据引擎、模块化时空AI算法、基于联邦学习的数字网关等，构建数字孪生城市数据基底(3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字孪生城市白皮书(2022年)》，参见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1/t20230111_414086.htm。；腾讯云、阿里云以及国内多个工业互联网平台围绕“IPv6+”布局网络创新体系，预计2021—2025年能够直接和间接带动GDP增长5 275.3亿元(33)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产业科技创新研究中心：《中国“IPv6+”产业生态的价值、战略和政策研究》，参见http：//www.casisd.cn/zkcg/zxcg/202201/P020220105419487354428.pdf。。

推动资源向公益性事业倾斜，保障偏远地区普惠权益落地。截至2020年底，“马云乡村教育人才计划”资助培育获奖老师600余人；“马云乡村寄宿制学校计划”完成学校改造15所，受益儿童11 248名。(34)阿里研究院：《2018—2020阿里巴巴脱贫基金工作报告》，参见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截至2022年底，腾讯的“耕耘者”振兴项目已落地28个省区市，培育乡村治理和产业发展人才，线下培训超2.3万人，线上超15万人，在教育培训的基础上，还引入“村级事务管理平台”“粤治美”等数字化的村集体积分制治理工具，助力乡村治理数字化。(35)腾讯：《2022年环境 、社会及管治报告》，参见https：//static.www.tencent.com/uploads/2023/04/06/0ca1d679732b1d0a1ca971521da66311. pdf。

激发社会各主体的共享倾向性，带动“人人公益”和公益事业常态化。比如，淘宝利用平台界面的基础性功能，设置公益宝贝计划、“免费午餐”等项目；京东利用自营式电商优势，建立京东公益物资募捐平台；2019年首届中国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上，阿里巴巴作为联合发起方提出建设可持续发展企业的倡议，随后通过建立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和制定绿色消费指南调动消费者参与减排的积极性、成立以员工为代表的“公益合伙人”等措施，推动形成碳减排的社会责任生态圈。(36)阿里研究院：《阿里巴巴碳中和白皮书2021》，参见http：//www.aliresearch.com/cn/presentation。

五、平台生态型垄断下的价值共毁

在价值网络发展的过程中，平台生态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源于平台对共生关系的治理机制。因此，不能仅将平台的价值互动理想化为一种价值增加的共创行为，而忽略了造成价值减少的可能。在价值分配环节，平台生态出现种种责任异化的现象，有形成生态型垄断的态势，进而走向价值共创的对立面——价值共毁。价值共毁行为降低了资源共享的价值转化率，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

(一)平台生态型垄断与价值共毁

随着平台生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的自我增权，资源共享的公平性在价值分配环节受到了平台权力的干扰，在元平台与参与者、平台生态与平台生态之间产生了“价值共毁(value co-destruction)”。价值共毁本质是资源的对抗性占有和使用，即在两个服务系统(也可以是个人或组织)交互的过程中，其中一个或者两个系统故意或无意地滥用己方或者对方的资源，导致至少一个的福利损害。(37)L.Plé，and R.C.Cáceres.“Not Always Co-creation：Introducing Interactional Co-destruction of Value in Service-dominant Logic”.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2010，24(6)：430-437.这种损害只是一种价值减少，由于一个或多个相互作用的参与者的资源不足或资源滥用导致价值不均匀分布，但仍可能通过次优价值实现客户(和供应商)福祉的改善，影响价值变动的资源主要是信任、沟通、权力、协调、人力资本及其组成要素。(38)M.Vafeas，et al.“Antecedents to Value Diminution：A Dyadic Perspective”.Marketing Theory，2016，16(4)：469-491.

基于平台生态的价值共毁的复杂性和冲突性更为突显。一方面，早期的价值共毁理论强调的是对等协作者间的价值互动，主要停留在二元情境，相较于我们所论述的平台生态理论下的协同更为简化；另一方面，资源的私有化垄断与数据的零成本使用性、非排他性与用户的多归属性等资源属性的冲突，使得价值共毁问题在数字时代更为尖锐，成为影响平台生态与共同富裕关系的主要因素。

在平台生态的加持下，价值共毁表现为生态化的垄断行为，并产生比以往认知的商业垄断更严重的福利损失。首先，平台生态形成的先天的数字垄断优势和后天的用户垄断势力会在相互作用下不断强化。平台生态的先天数字垄断优势来源于对前沿数字技术的掌握及其衍生的一系列技术标准和数字政策的主导权，主要表现为数据量的直接垄断和以数据作为强化垄断的工具的次生垄断。由于技术的市场不相容性定律，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创造者具有先发优势，通过网络效应迅速增加平台生态的用户数量，形成后天的用户(市场)垄断优势，并且通过数据量垄断降低用户转换平台的意愿、对用户进行精准画像等数字垄断手段可以强化用户垄断优势；用户(市场)垄断又可以反过来为平台生态提供稳定、持久更新的数据源，充实数据库和规范算法模型，增强数字垄断优势。其次，从现实情况来看，市场表现出较为稳定的垄断结构，这也意味着价值共毁带来的影响将会是长远且可持续的。

平台生态型垄断对反垄断理论提出了挑战。此前的平台垄断理论仅能解释平台垄断势力的非线性增长，无法解释为什么现实中平台生态在不同领域形成垄断势力的周期不断缩短。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双轮垄断的概念。双轮垄断指平台生态利用基础服务能力形成的流量优势、数据集中优势等，将其垄断地位延伸到其他领域，从而在多个新领域形成第二轮垄断。(39)李勇坚、夏杰长：《数字经济背景下超级平台双轮垄断的潜在风险与防范策略》，载《改革》，2020(8)。随后，双轮垄断的概念进一步发展为生态型垄断，即平台生态系统在动态扩张过程中会在“数据+算法”的驱动下形成多轮、多向交互，引发不断强化其市场力量和支配范围的“生态型垄断”。(40)陈兵、林思宇：《“数据+算法”双轮驱动下互联网平台生态型垄断的规制》，载《知识产权》，2021(8)。

本文认为，基于价值共毁的视角，平台生态型垄断是在平台生态的组织架构和生态机制的作用下，以先天数据垄断和后天用户垄断为资源优势，以对算法、数据、用户等关键资源的控制为手段，影响生态系统内外的不对等的价值分配行为。这种生态型垄断有三个特征。第一，连锁性与多轮可传导性。平台生态核心业务以电子商务、金融、社交、信息搜索等为主，其普遍性和低替代性以用户黏性为中介转化为平台的资源支配权，同时降低了垄断传导门槛。在技术加持下，平台生态系统能够通过关键资源的社会化复制改变单个企业产生规模经济的条件，帮助其迅速获得较高的市场地位，扩充平台生态实施垄断竞争的场域。第二，垄断竞争动态性。各子平台通过在不同应用场景下的适应性创新实现个体涌现，丰富技术架构，增加技术转换成本，巩固平台生态的核心技术的垄断地位。在元平台的支持下，各子平台在彼此的核心市场和新市场之中与其他的市场主体展开动态竞争，加剧了分配过程中元平台、参与者、其他平台各方间的分配不均等。第三，垄断优势稳定性。元平台掌握着生态系统内关键资源编排的主导权，通过多触点的方式维持竞争优势，这种分配不均可以被长期维持并强化，产生由于主观意图下的资源滥用带来的价值失衡。

(二)价值共毁的主要形式及潜在风险

为了实现数字生产要素的利己性分配，平台生态会通过用户、流量、资本三种隔离机制阻碍其自由、共益流动，这种价值共毁行为带来的福利损失随着平台生态边界愈发模糊与平台势力的增强被进一步放大，逐渐演变成共同富裕的拦路虎。

第一，锁定用户型垄断：基于用户的“花园围墙”。平台生态的交互性场景构建需要提供制度性服务，这种单方的规则制定很容易产生主观偏颇，在价值分配过程中形成多业务场景的利己性壁垒。一方面，元平台能够利用用户的品牌黏性进行引流，或是通过新老产品的捆绑和打包，在用户对替代品更具偏好的情况下，迫使用户牺牲偏好使用新产品；另一方面，还可以依靠制度限制手段，减少交互下的资源外流，包括相互屏蔽、准入拒绝和准入定价。

产品捆绑或者屏蔽平台生态互联互通削弱了用户的多归属性，会损害商家和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目前，数字平台开放性指数构成中，接入、交易和退出等三个维度的开放性占比较高，但是由数据可转移和业务可转移构成的转移开放性指标占比较低，大部分为0%。(41)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伏羲智库数字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数字平台开放性指数研究报告》，参见http：//www.fuxiinstitution.org.cn/content_536923632631418880。这表明当前跨平台生态的业务和数据流动性较差，对于用户来说，平台生态转换成本与留存在生态系统内部的数据有正相关关系。脸书虽然为用户提供“脸书连接”的服务，允许用户与他们选择的第三方网站和应用程序分享他们的信息，但在实际使用中，数据流出比数据流入更困难。(42)S.W.Waller.“Antitrust and Social Networking”.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2012，90：1771-1804.

第二，生态流量型垄断：基于技术的“算法歧视”。平台生态的赋能性技术能力价值包括以算法设计为基础的技术性服务，其固有的“技术黑箱”会包庇平台生态利用技术进行不公平的流量分配的行为。从经营者利益上来说，实施自我优待是正确的商业逻辑，关键是这种自我优待的行为是否具备反竞争的主观目的和消费者福利损害的客观事实。2007年和2011年，谷歌改变了搜索排名算法，对其认为是“低质量”的网站施以自动降级的搜索惩罚，有网站的收入因为这一行为下降了85%。(43)United States 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Majority Staff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fi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

第三，抑制创新型垄断：基于资本的“无序扩张”。目前平台生态的投资和并购活动频繁，资本主要青睐于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或者新设企业。研究显示，美国商业活力下降表现为美国企业的市场进入率和年轻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份额长期下降。(44)A.Ufuk，and T.Sina.“Ten Facts on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and Lessons from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Macroeconomics，2021，13(1)：57-98.从整体上看，频繁并购行为会对收购对象所在的行业创新形成压制。平台生态会出于不同的目的实施并购行为。扼杀式收购(killer acquisitions)有更强的主观垄断倾向，既可以排除潜在的竞争对手实行颠覆式创新的可能，又减少平台生态垄断传导的摩擦力。自1998年以来，亚马逊、苹果、脸书和谷歌共收购了500多家公司，其中，脸书收购Instagram及谷歌收购Waze、DoubleClick、AdMeld和AdMob等并购行为被判定存在垄断目的，增加了市场势力。(45)United States Congres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Investigation of Competition in Digital Markets Majority Staff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https：//judiciary.house.gov/uploadedfiles/competition_in_digital_markets.pdf.即使是以资源整合和互补为目的的数字集团收购(digital conglomerate acquisitions)，长期来看也可能导致市场中垄断格局趋于稳定，抑制创新创业。元平台本身已具备一套较完善的基础模块的算法与技术模型，技术上的相互关系、公司的经济规模和投资的准不可逆性会导致技术锁定(46)P.A.David.“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2)：332-337.，此时，生态系统内部更倾向于对现有技术的完善而不是新技术的突破(47)J.Baron，et al.“Essential Patents and Standard Dynamics”. Research Policy，2016，45(7)：1762-1773.。因此，被收购的初创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研发时，可能会囿于平台生态的基础技术框架。

此外，平台生态对并购企业的主观性选择，会导致市场中的资金进一步流向非实体领域。为快速培育市场势力，平台生态通过垄断进行非生产性财富积累。这使得平台生态的资本被更多地用于非生产性创新和行业垄断地位的争夺，对平台生态的生产性创新产生挤出作用。(48)肖红军、张哲、阳镇：《平台企业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创新：合意性与形成机制》，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6)。相较于一些战略性产业、新基建和“卡脖子”的底层科技领域，文娱传媒、游戏等领域资本回报率更高、周转速度更快，因此，管理者的短视倾向，可能使得资本出现无序进入和任意扩张的倾向，导致资源进一步“脱实向虚”。

(三)平台生态价值共益和价值共毁的双向抵消效应

平台生态型垄断会阻碍平台生态的普惠趋势。将平台生态的共益和共毁效应置于价值网络治理的不同阶段中进行分析，会发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参见图2。第一阶段即价值网络建设期，在此阶段平台生态需要耗费较高成本及较长周期吸引生态体的成员，搭建共创机制，平台生态的共益效应仅能在内部产生共识激励，推动资源共享，尚未能辐射生态体外部的成员。

第二阶段即价值共创深化期，平台生态积极推动多场景构建与赋能，引导共创价值的分配。在价值创造的正循环和价值分配的泛辐射下，平台生态的共益效应影响力呈指数式增长。与此同时，平台生态权力的向外扩张，既惠及了更多群体，又对市场中的中小竞争者形成威胁，并且不同于需要前期蓄力的共益效应，平台生态选择开始生态型垄断仅需要极低的成本。因此，平台生态的对外垄断可以发生在第二阶段中后期的任一节点上，在此阶段，平台生态的价值共毁效应随着平台垄断势力的加强而逐渐提高。

第三阶段即共生关系分化期，平台生态的自我增权干扰了生态体内外的共生关系。在此阶段，平台生态的生态型垄断逐渐发展到竞争性垄断的稳定期，平台生态不再需要通过创新和自我完善来抢夺用户，而是可以轻易地通过用户锁定和市场垄断进行非生产性财富积累，从而丧失了自身的创新动力。随着市场垄断形势的固化，平台生态的价值共毁效应也会由于平台生态对生态体内部的创新抑制、其他市场主体的技术锁定和用户选择权的消解而倍增。在价值共毁效应的影响下，平台生态的价值共益效应对共同富裕的最终贡献度将不及预期。

图2 平台生态价值共益和价值共毁趋势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着眼于共同富裕背景下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深入分析平台生态与共同富裕的关系。研究发现：一是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使人们对价值本体的认知发生改变。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新载体，平台生态基于数字技术进一步降低服务的差异化成本，提高多样化效率，提升了服务所创造的经济高附加值部分占总价值创造的比重，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平台生态搭建的价值共创网络使得社会契约中的角色发生转变，重塑了平台生态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方式。平台生态使得利益相关者间的价值共创既可以出现在技术主导下的工厂规模化的组织场景中，又可以出现在社群主导的小型自生态价值闭环中，从主观和客观上使得资源和财富分配的流向效率化、精准化。三是在价值分配阶段，无形资源的占有和使用问题里隐藏着价值共毁的倾向，平台生态下的价值共毁表现为日益强化的生态型垄断趋势。市场中的垄断格局不断固化的现状表明，生态型垄断带来的福利损失可能存在长期化和进一步放大的风险，无法靠市场创新进行自我修复与弥合，必须引入政府规制为平台生态发展纠偏。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推动元平台挖掘新的价值空间，不断提升平台生态共享要素的质量。政府继续深入推动“上云用数赋智”行动，着力于底层核心软硬件技术攻关，加强新介质、量子计算、类脑计算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布局力度，降低技术落地应用的单位成本。元平台探索建立以数据为驱动力、以异质化和责任化创新为导向的长效化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增强对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带动作用。

第二，引导平台生态树立共生共享的生态价值观，提升其价值共创实践情境的创新与治理能力。推动在碳中和碳达峰、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等国家重点关注的发展领域建立以平台生态为核心的生态合作联盟。督促具备基础设施属性的平台生态牢牢树立“向善”的价值观，按照不同场域下的业务目的进行适当倾斜补贴，提升价值载体的可共享性。

第三，通过多边性工具设计，加强对价值分配环节的引导和规制。首先，对应用视觉标记的产品排序列表等可能涉及“自我偏好”的行为，政府应要求平台生态设立明确的安全港，对消费者进行事前告知。其次，政府需要完善二次分配调节，明确数字经济创造的高附加值部分的收入归属与价值量化，建立健全基于税基税率联动、征管协作的全球化的财富回馈机制，缓解相关的技术性失业和行业劳动报酬失衡问题。最后，政府应统筹建立平台生态、政府和社会组织等行为主体合作的多边筹资与共享机制，既利用平台生态的数据进行社会问题信号的实时捕捉，又通过政府明确推进第三次分配中各阶段的安排重点，精准发力，降低主观因素和信息不对等导致的不确定性。

第四，完善生态型垄断相关的法律识别与审查认定。建立数字资本参与的动态负面清单，明确划定媒体、教育、金融等红线领域，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和利益回避制度，审慎制定平台生态准入规则。对于垄断审查，政府要厘清反垄断审查的行业监管与市场监管的差别，结合反垄断的政策指南和专章规定，明确传导式垄断中的反垄断处罚对象。根据平台生态涉及行业、用户数据集、公司并购计划和公司创新成果评估等因素，构建平台生态战略性市场地位评估指标。对于生态型垄断的处理，应根据滥用市场力传导垄断势力和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等垄断行为的不同，增设差异化的反垄断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