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拥军 杨红艳 郭若涵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之下，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显得尤其迫切。“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亟须基于中国视角、体现中国智慧、彰显中国特色的科学回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载《人民日报》，2022-04-26。相比于过往“追随式”的被动姿态，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已然走到一个崭新关口，即以“自主式”为当下关切，向“引领式”目标全力进发。

早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知识爆炸”的言论已广泛传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知识的指数级增长态势一度使人类陷入 “信息沼泽”当中，并催生了“集体性不安”情绪。(2)刘宗祥、屈文：《回眸“知识爆炸”论》，载《图书与情报》，2002(2)。面对海量知识，如何科学且高效地对其加以甄选识别，进而获取“精品内容”与“核心价值”，成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为此，定位并筛选各学科专业的“主文献”，推动其体系化建设与动态化发展，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主文献”概念由中国人民大学于2006年率先提出，其发端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生培养工作，定位为“主流、经典、前沿”之作。(3)吴晓求、宋东霞、吕莉莎：《建立博士点学科专业主文献制度探索新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培养之路》，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5)。立足于该起点，现有相关研究多以“切实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4)崔延强等：《基于“互联网+主文献制度”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研究》，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8(12)。为关切重点，探讨主文献数据库(5)唐静：《高校隐性知识管理探索与实践——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主文献数据库建设为例》，载《图书情报工作》，2014(S2)。与资源库(6)钟金锋等：《食品专业博士研究生主文献资源库的建设探讨》，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8)。建设、主文献课程建设(7)谢小玉、王龙昌：《研究生主文献研读课程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蒋云斗、刘杨：《研究生外文主文献课程建设研究》，载《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8(2)。等。然而，尚未有研究突破研究生培养的视角局限与各高校建设的分散模式、将“主文献建设”置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全面化、整体性发展这一更广阔的战略导向之下。尤其在自主知识体系亟待建构的当下，主文献建设服务于深入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宏远目标，贯通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简称“三大体系”)建设的实践过程，契合于“知识化”“体系化”“自主化”的时代需求，势必因其厚植中国学术、集聚精华知识、标识权威话语、打造学科基石、培育创新发展等特性而焕发出崭新生命力。

基于此，结合现有相关研究，我们将“主文献”定义为各学科专业主流、经典、必读的文献；将“主文献建设”定义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教学科研和知识创新的需求，通过一套科学标准和规范流程，基于学术共同体的专业评审，遴选和荟萃各学科专业主流、经典、必读的文献，进而汇集形成一套兼具全面、完整、动态特点、以数字化与网络化呈现为主的文献工具。主文献工具兼具两大表现形态，即“精选学术文献参考体系”与“精加工知识服务产品”。其中，“萃取精华知识”构成主文献建设的逻辑主线，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精选”，即从众多学术文献中精选出内含“精华知识”的“精品文献”；二是“精加工”，即以精品文献为原料打造“精华知识体系”。以此为研究对象，本文拟回答三个问题：其一，主文献建设面临什么样的时代需求；其二，主文献建设遵照什么样的理论依据；其三，主文献建设依循什么样的逻辑框架。

一、时代需求：主文献建设契合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在于实现“知识化”“体系化”与“自主化”(即“三化”)。(8)刘建军：《深入理解“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1-03。“三化”之间彼此关联、互为依存，共同构成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对主文献建设的时代需求，如图1(见下页)所示。其中，“知识化”是“体系化”的前提条件，“自主化”是“知识化”与“体系化”的主基调。具体而言，“知识化”要求从全量向精品沉淀，“体系化”要求从零碎性向系统性发展，“自主化”要求从西方话语向中国话语转变。基于此，主文献建设要求以知识化为导向，萃取精品之作；以体系化为框架，稳固学科基底；以自主化为基调，彰显中国特色，深刻回应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对于实现“三化”的时代需求。

图1 主文献建设的时代需求

(一)以知识化为导向，萃取精品之作

从哲学层面上讲，定义“知识”需要包括三个要素，即“信念”“真”和“证实”。其中，“信念”指向认识主体的思维对象，“真”指向已然存在的客观事实，“证实”指向内在信念与外在事实之间的一致或相符关系。由此，知识是指“证实了的真的信念”(9)胡军：《关于知识定义的分析》，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而“知识化”则对应于自下而上由经验向知识、自上而下由智慧向知识的过程。(10)刘建军：《深入理解“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1-03。就前者而言，由于经验多表现为“感性的结晶”，且多源自特定情境，其主观确信性与适用局限性较为突出。(11)贺华：《知识与经验的再认识》，载《求索》，2015(11)。若需对“经验”进行大规模推广与应用，则首先应经过“知识化”过程，即按照科学规范将其“学理化”为知识，进而证实意志体验与客观实在的一致性。就后者而言，根据罗素·艾可夫(Russell Ackoff)的知识分类思想，“理解”处于“知识”与“智慧”的阶层之间。(12)R. Ackoff. “From Data to Wisdom”. Journal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1989(16).智慧作为“一种推断和非确定、非或然的过程”(13)G. Bellinger，et al.《数据、信息、知识、智慧》，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6)。，归属于更高阶的认识层次。唯有以知识的“确定性”做可信注脚，才能实现有效传播。由此，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所要求的“知识化”绝非泛泛而谈。如何在广阔无边、似是而非的“类知识”海洋中筛选并识别“真知识”，于“全量”中沉淀“精品”，是主文献建设所要承担的基础核心任务。

以知识的“理智性、客观性、普适性”(14)刘建军：《深入理解“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1-03。为严格参照标准，“主文献”必定为各学科专业学术文献中的精品之作。相比于普通学术文献，“主文献”经过高标准、严要求、重质量的遴选过程，彰显出更高的知识密度与创新价值，其理论开拓力、学术贡献力、话语引领力等更为突出。由此，“主文献”并非源自一般性的知识化，而是处于更高位阶知识化的产物，其最终表现为“真知识”(必要条件)中的“精华知识”(充要条件)，前者要求“主文献”具备如下特征：其一，注重理性阐释，切忌感性描述；其二，深入事物发展的本质特征，而非仅停留于其外在表象；其三，聚焦基础理论研究，适当兼顾应用理论研究和重大实践研究。因而，对于上述所言“经验之作”与“智慧之作”，需审慎判断：一方面，考量“经验之作”的“具象之言”是否透射出抽象概括、普遍适用或规律凝练的潜力；另一方面，判别“智慧之作”的“哲学探索”是否“言而可信”，而非“纯主观推断”。唯有其所包含的“先见与设计”(15)R. Ackoff. “From Data to Wisdom”. Journal of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1989(16).既有法则依据、又有可及空间，才可能进入“主文献”的“真知识”范畴之中。尤其是要注意辨识和淘汰一般性宣介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以及机械套用、泛化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重复之作。后者在前者要求基础上升华出之于“主文献”的更高准则：主流、经典、必读。尽管“主文献”必定为“真知识”，但“真知识”极有可能因未能满足“精华知识”的三大准则而被排除在“主文献”之外。综上而言，契合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化”导向，主文献建设首先要历经“各学科专业学术文献—满足‘真知识’要求的学术文献—满足‘精华知识’要求的学术文献”的遴选链条。

(二)以体系化为框架，稳固学科基底

“体系化”是由“零碎性”到“系统性”的过程，即将散落的知识点进行有机整合，进而形成“知识总和的概括性体系”(16)张雷声等：《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7)。。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1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5-19。。“三大体系”统摄于“知识体系”，既由其依托、又供其支撑。针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知识分散化、碎片化等显在问题(18)张雷声等：《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7)。，“知识体系”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三大体系”之间的内在系统性关联与外在整体性表征。具体而言，“体系化”要求知识架构的有序性、知识组成的全面性、知识更新的动态性，以使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兼具逻辑严密、结构分明、一应俱全及与时俱进之效。

承接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体系化”要求，主文献建设既归属于“三大体系”建设的子模块，彰显其共性特征：以学科专业为单位、以学术流派为参照、以概念术语为关切；又因其围绕精品文献、聚焦基础与权威知识而凸显引领效能。着眼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视域，主文献建设沿用较为成熟的学科专业体系框架，以此为依据分门别类组织文献遴选，有针对性、目的性地广罗高质量、典范性文献。与此同时，主文献建设注重“体系内容”之于“体系框架”的潜在影响力，后者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化结果，而是随前者实际变化而动态调整。例如，区别于以研究对象与方法为划分依据的传统学科，聚焦研究领域或问题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19)翟锦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价值取向与构建的实践基础》，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迅速发展，其所孵化的研究成果便成为触发“体系框架”调整的重要动因。换言之，即主文献建设以“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为全面观照，以“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为聚焦对象，以此架构其整体层面的“体系框架”。具体而言，主文献建设的“体系化”成果主要包含两大方面：一是核心性成果，即“精选学术文献参考体系”；二是衍生性成果，即“精加工知识服务产品”所内含的“精华知识体系”。相比于普遍意义上的自主知识体系而言，由主文献建设所形塑的精华知识体系虽然规模与体量较小，却在内容与质量上更为优胜。它立足于高位阶“知识化”的精品产物，注重对潜在其中的精华知识进行分类标引、挖掘组织，各学科专业由此所架构的体系框架、所梳理的研究脉络、所提炼的话语标识、所呈现的知识图景，均因其去伪存真、去芜取菁的“原料价值”而大有增益，并深刻展现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功用。另外，主文献建设所兼具的动态更迭、持续优化等特点，也深刻凸显了精华知识体系的引领价值。

(三)以自主化为基调，彰显中国特色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自主化”要求强调由西方话语向中国话语的转变，破除“西方命题、中国经验”(20)张雷声等：《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7)。的失调现象，倡导“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学术自觉与学科自信。来源于中国学人、根植于中国土壤、汲养于中国文化、聚焦于中国实践、彰显于中国特色，是“自主化建设”区别于“依附式发展”的显著特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科技文化实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科学发展的自主性要求日益增进。一方面，强调内容的“主体性”与“原创性”，逐渐改变“以西方知识为主，只加点注释和例证”(21)刘建军：《深入理解“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1-03。的学术惯象。这就要求广大学者着眼于“中国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2)《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载《人民日报》，2022-04-26。，以实现由中国道理出发、以中国经验标示、向中国理论提升的“自主之路”。另一方面，鼓励成果的“回归化”与“自产化”。过去囿于“学术评价指挥棒”的“有意偏袒”，我国一度出现了“国内学术论文大量流向国外刊物”“国内科研工作者狂热追求国外刊物”的现象。(23)贺晓利：《国内期刊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学术论文发表于国外刊物的评价误区》，载《图书与情报》，2015(1)。2020年，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教科技〔2020〕2号)，要求“破除论文‘SCI至上’”(24)《教育部 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20(3)。。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26号)，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2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23)。在此背景下，科学成果的外流现象得到进一步关注，以此呼唤“中文期刊文献”的价值回归与“中国知识体系”的独立自主。

立足于“自主化”的责任与使命，主文献建设致力于以切实反映中国实际、充分表达中国话语的精品文献为着眼点，以此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体而言，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文文献为基底，突出强调“中国理论原创”与“中国实践关切”，转变照搬、模仿西方研究范式的“学徒思维”，彰显有别于西方知识体系的特色，为提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力与影响力、使之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提供有力支撑。基于该目标导向，“自主化”要求贯穿于主文献建设全过程。在前期主文献精选阶段，为全量优选中国学术界的“主流、经典、必读”之作，遵循如下判别原则：其一，是否关注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与需求；其二，是否秉持中国特有的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其三，是否代表中国本土的学术流派；其四，是否产出中国标识的概念术语。在后期知识精加工阶段，为在世界范围内彰显中国学者与中国机构的学术贡献，主文献建设通过对精华知识的分类标引、智能挖掘、创新再生产等，进一步提炼中国概念标识、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展现中国学术精粹，以充分传播“中国之理”与“中国之道”。与此同时，基于对中国期刊、中文文献的深度关注，主文献建设有利于扭转仍泛滥于中国学术界的“盲目追捧西方”现象，为“破五唯、立新标”、推动学术评价改革提供有益探索。

二、理论依据：主文献建设顺应知识精选与精加工的趋势

由上所述，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召唤下，主文献建设显得尤为迫切。然而，这并非来自战略导向的“刻意为之”“凭空设想”，而是厚植于扎实的理论土壤。我们综合运用知识学、现代文献学与教育学理论，基于“原因域—过程域—结果域”的思路，对主文献建设进行学理化阐释。如图2(见下页)所示。

图2 主文献建设的理论依据

(一)知识学：知识激增现象呼唤精细化的知识控制

“知识论”来源于哲学视域，它聚焦于“抽象的知识”而非“具象的知识”(26)柯平：《知识学研究》，2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旨在从形而上的角度探求“知识何以成为知识”的机理条件。在此基础上，“知识学”逐渐发展成型，其以“知识与知识活动”为研究对象，关注知识本质、知识产生发展规律与全部知识活动。(27)柯平：《知识学研究》，16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就知识增长态势而言，根据知识量增长的裂变模型可知，自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知识总量就以几何级数开始无限扩展并膨胀。(28)文庭孝、刘晓英：《科学知识增长及其评价研究》，载《图书与情报》，2008(4)。知识“数量激增”与“质量参差”的矛盾日益显性化，随之而来的“信息过载”“信息沼泽”“知识爆炸”“知识贫乏”等问题亟须受到重视。如何从海量信息库中精准定位契合主体诉求、保证客体质量的精华知识，既能减轻用户之于知识定位的检索负担，又能满足用户之于知识内容的利用需求，是“知识社会”“学习型社会”所面临的突出困境。由此，在知识生产模式日益革新、知识价值判断日趋复杂、知识创新速度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之下，以理想化为标志的“泛在愿景”势必要让位于以现实性为导向的“优选供给”。这就要求精细化的知识控制，即通过对知识的鉴别、评价、筛选、揭示、整序、分析、提炼与浓缩，使其由无序至有序、由混乱至条理(29)曾伟忠：《数字科研环境下知识控制研究》，2页，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由良莠不齐至质量可靠。

主文献建设便是一种典型的面向文献的知识控制。20世纪70年代后期，弗拉基米尔·斯拉麦卡(Vladimir Slamecka)提出：“知识控制的单位将从文献深化到文献中的数据、公式、事实、结论等最小的独立的‘数据元’。”(30)温有奎：《知识元控制》，2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主文献建设便以此为导向：一方面，它将文献单元作为表层控制对象，通过价值判断遴选“主流、经典、必读”之作，以提要编目等方式对其加以组织整理；另一方面，它将知识单元作为深层控制对象，借由数智工具开展对于其中知识因子与知识关联的抽取、提炼、重组、再生产等。由此，主文献建设不仅是一种专业化的文献服务，更是一种高质量的知识服务。它通过科学合理的知识控制定位精品文献、挖掘精华知识，既有效缓解了用户检索文献的低效压力，又充分满足了用户获取知识的价值需求。

(二)现代文献学：文献计量理论倡导凸显精华价值

根据研究领域、范围与内容，文献学可划分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现代文献学着眼于文献急剧增长的现实情况，以现代文献及其工作为研究对象，兼具动态观照、技术应用、标准呈现等特点。(31)潘树广：《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根据《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文献计量学”属“文献学”范畴(3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参见http：//c.gb688.cn/bzgk/gb/showGb？type=online&hcno=4C13F521FD6ECB6E5EC026FCD779986E。，并偏向于现代文献学。

就文献信息流的动态特征而言，经典的“指数增长律”与“逻辑增长律”分别揭示了科技文献随时间增长的指数规律与科技文献分阶段呈现S型增长及逻辑上升的复杂格局。(33)邱均平：《信息计量学(二)第二讲文献信息增长规律与应用》，载《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2)。然而，并非所有增长文献均具有高质量特征。据测算，100万份科技文献中仅有大约14份最重要文献。(34)刘宗祥、屈文：《回眸“知识爆炸”论》，载《图书与情报》，2002(2)。在上述两大经典定律基础上修正的“分级滑动指数模型”进一步指明了“出版物数量增长受其质量影响”的观点：数量较少的高质量文献总是伴随着大量的一般性文献而同时出现。(35)邱均平：《信息计量学(二)第二讲文献信息增长规律与应用》，载《情报理论与实践》，2000(2)。这无疑为定位高质量文献、获取优质性知识提出了较高要求。与此同时，受制于信息产生与分布的“马太效应”，全部文献质量占比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二八定律”(36)“二八定律”亦称“巴莱多定律”，该定律认为在任何特定群体中，重要的因子通常只占少数，不重要的因子则占多数，最重要的20%因子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或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余80%因子尽管是多数，却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或发挥次要作用。参见杨明基主编：《新编经济金融词典》，169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由此，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方式，科学识别海量文献中的“3%～5%”甚至于更为内核的“1%”，对于个人提升学习效率、社会推动知识创新、国家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主文献建设便致力于此。为消解知识增长率过快与知识积累量过大所导致的负面影响，通过人工筛选、技术辅助相结合的方式，从海量的一般性文献中遴选有限的高质量文献，以此打造精品文献数据库、建构精华知识体系成为主文献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数量而言，主文献占比不足同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文献成果的1%；就质量而言，主文献所内含的知识密度与价值远高出于同期其他文献。由此，主文献建设完美契合于文献计量理论所倡导的“凸显精华价值”理念。

(三)教育学：要素主义知识教育观强调构建优质资源

要素主义，又称“精华主义”“精粹主义”“本质主义”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与时下盛行的进步主义相对，强调传承“人类文化遗产中共同的、不变的、核心的、具有客观性与永恒性的基本要素”(37)。在当代要素主义的视域下，围绕“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知识教育观认为：学科的核心知识与基础知识、人类社会的文化精华与背景知识尤为重要。(38)赵静：《美国当代要素主义的知识教育观及其启示》，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它强调知识传授的经典性、文科教育的重要性与世界感知的广泛性。主文献建设即集上述“三性”于一体：它着眼于哲学社会科学视野，以学科专业的主流、经典、必读文献为立基点，引入关联性、体系性与整体性思维对其加以组织，旨在构建一套优质的教育资源，以供学生、教师乃至社会大众畅享使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学术资源库建设，更好发挥学术文献信息传播、搜集、整合、编辑、拓展、共享功能，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39)《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载《人民日报》，2022-04-26。在高等教育的理论视域下，高校教学工作以“启发学生看见人类知识的边界”(40)戴木茅、田菊会：《看见人类知识的边界——人文社会科学经典文献阅读课程建设略论》，载《现代大学教育》，2022(6)。为追求，而标记人类认知长度、厚度与广度的，正是承载精华知识的“主文献”。它作为权威知识的成果代表，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过程中展现出突出的工具性作用。对于教师而言，主文献有助于其转变教学理念、改善教学方法、聚焦教学焦点、优化教学模式；对于学生而言，主文献有助于其节省文献筛选时间、了解学科知识体系、树立学术规范意识、获取学术创新灵感。它势必成为引导学生践行“眺望式学习”(41)“眺望式学习”的核心要义在于学生与原初的鲜活知识直接碰撞，以知识的丰富性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由此形成源于学生自身的学习动力。参见戴木茅、田菊会：《看见人类知识的边界——人文社会科学经典文献阅读课程建设略论》，载《现代大学教育》，2022(6)。、进而高效开展学术研究的“助推器”。

三、逻辑框架：主文献建设以萃取精华知识为主线

已有研究倾向于以“研究生培养”为认知视角，以“克服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模式的弊端”为研究缘起，进而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角色重塑”，达成优化研究生培养质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建设目标。区别于此，本文所提的“主文献建设”更加契合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要义，并以“精选学术文献参考体系”与“精加工知识服务产品”分别为主文献建设的核心成果与衍生成果。以此为基点，我们聚焦于目标、主体、对象、标准、流程五大方面，系统阐述主文献建设的逻辑框架，如图3所示。

图3 主文献建设的逻辑框架

(一)以精华知识引领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目标

区别于以往着眼并落脚于研究生培养的局限视野，主文献建设旨在通过打造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精品文献库与精华知识池，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思潮，推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秉承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多重眼光，识别精品文献，挖掘精华知识，借此完整呈现彰显中国话语的学科发展史与学术思想史，全面勾勒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专业知识谱系，进而打破“西方中心论”影响下的“跟跑惯性”，将“异域理论的实验田”转变为“中国理论的生发地”(42)张雷声等：《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7)。。

(二)依托多元主体协同共创良好学术生态

在多元协同、广泛参与的理念指引下，学术共同体作为主文献建设的中坚力量，在推动学科专业发展、共创良好学术生态方面表现出巨大潜力。它主要包括：学者、编辑、政策制定者与实践工作者。不同于已有研究仅对受益主体(即教师与研究生)表现出来的关注倾向，笔者从建设主体与用户主体的双重视角出发，分别明确其在主文献建设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与关联关系。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协同模式如图4(见下页)所示。

图4 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多元协同模式

其中，学者与编辑作为建设主体，可在提出需求的基础上直接参与主文献建设的评价、遴选工作；而两者又作为用户主体，可直接享受主文献建设的精选服务。政策制定者与实践工作者作为用户主体，通过智能匹配享受主文献服务；而两者又作为潜在的需求提出者，可间接作用于主文献建设。具体而言，构建“精选学术文献参考体系”主要采用学科专家(学者)与学术出版工作者(编辑)评审为主、相关主体广泛参与、信息技术有力支撑的方式；打造“精加工知识服务产品”服务于学术共同体，尤其是主文献平台可为多方用户主体提供分享研读心得、交换思想观点、协同开展科研的学术场域。

(三)依据知识价值含量重塑文献分级体系

基于传统的信息组织理论与方法，信息可根据其加工程度划分为：一次信息、二次信息、三次信息。(43)参见马费成、宋恩梅：《信息管理学基础》，17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相应而言，以文献产生时间与加工顺序为参照，文献分级体系通常包括：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其在知识组织的视域下分别表征为：知识因子与知识关联的组织结果、公共知识中知识因子的重组结果、公共知识中知识关联的重组结果。(44)其中，二次文献、三次文献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有序甄选，均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精华知识价值与学术评价功能。

然而，尽管“一次—二次—三次”的文献分级体系由来已久，但受制于划分依据及出发点的单一性，其在判别文献知识价值或重要程度方面较为局限。笼统而言，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因仅对知识进行形式整序或内容加工(45)参见王知津、王乐：《文献演化及其级别划分——从知识组织的角度进行探讨》，载《图书情报工作》，1998(1)。，相比于原创性突出的一次文献，其潜藏的“主流、经典、必读”特性相对较少，故两者基本被排除在主文献范畴之外。在此基础上，根据一次文献的知识价值含量，我们提出“一般学术文献—扩展参考文献—优质文献—主文献”的文献分级体系，旨在以精华知识破除信息迷雾，如图5(见下页)所示。

图5 基于知识价值含量的文献分级体系

(四)围绕高标准内容质量要求设置主文献评选指标

主文献以“萃取精华知识”为核心要义，重在凸显以下三大特征：一是主流性。主文献应坚持并引领正确的学术导向，能够代表各学科专业学术发展脉络中的主要派系及其观点。二是经典性。主文献应承载丰富的精华知识，兼具经久不衰的价值与常读常新的特点。三是必读性。主文献应凸显必要的工具性作用，能够服务于各学科专业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工作。

为此，主文献评选应遵循以下标准：(1)政治立场与学术诚信。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无知识产权问题。(2)理论开创性。在提出新概念、新方法、新理论、新发现、新思想方面独树一帜或取得重大突破，甚至开创新的学科、领域或学派。(3)知识贡献度。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是学科领域知识体系的核心、必要组成部分，对学科领域理论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4)学科影响力。在学科领域教学科研中被广泛关注和使用，被公认为学科领域的必读文献，对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提升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5)实践引导力。具有重大应用价值，在关注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历史问题、战略问题等方面，起到引领作用，引起广泛关注，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相比于一般学术文献，主文献对于高标准内容质量的要求更为严格，其符合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大势所趋。

(五)通过精选与精加工流程打造高品质服务

主文献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以下流程：

第一，着眼战略全局，做好主文献建设的顶层设计工作。(1)制定主文献遴选方案。基于自然评价模式(46)徐拥军、陈晓婷：《自然评价模式的基本框架与运行机制研究》，载《甘肃社会科学》，2023(4)；杨红艳、卢思佳、徐拥军：《自然评价：人工智能驱动下的学术成果评价模式重构》，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明确专家团队选择与参与机制、主文献遴选标准与指标体系、方案执行程序与落实方法。(2)构建主文献分类体系。对标主文献遴选需求，建立一套体现学科维度和文献知识与用户需求特征、三维立体的主文献分类体系。(3)建立备选文献库。以各学科专业为单位，全面采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献资源，作为遴选主文献的基础范围，即备选文献库。

第二，依托学术共同体，构建“精选学术文献参考体系”。采用学科专家与编辑评审为主、相关主体广泛参与、信息技术有力支撑的方式，对备选文献库进行层层优选，以最终确定入选的主文献。在此基础上，通过分类组织、有序排列、统一标引，形成“精选学术文献参考体系”。需要注意的是，该体系需动态调整、及时更新，以切实满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需求。

第三，借助平台建设，打造“精加工知识服务产品”。组建技术团队开发可对外展示的主文献系统及数据库，确保知识产权风险基本可控。在此过程中，强调对主文献知识的抽取提炼与数智组织，即借由信息技术，组织学术共同体在阅读、利用文献过程中，对主文献进行多维度知识标引，以构建主文献及其所蕴含知识的横向与纵向关联。与此同时，利用网络平台组织学术共同体进行研讨、评论，对文献的知识因子与知识关联进行提炼、交流、标引，并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方法对其数据进行分析、聚类、完善。进而，根据学科专业、个体需求等，提供智能化的“交互式”分类匹配服务。

四、结语

契合于“知识化”“体系化”“自主化”的时代需求，依托“知识学”“现代文献学”“教育学”的理论支撑，主文献建设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它以“萃取精华知识”为核心要义，由此所衍生而来的集聚精华知识、稳固学科基底、彰显学术自信等特性，使其成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抓手。它既是提炼标识性概念、形成独特性范式的“培育田”，又是提升中国话语解释力与影响力、冲破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范式藩篱的“助推器”。

然而，尽管“主文献”制度在我国部分高校已有所推广，但基于全局整体视角、打破校际边界的主文献建设尚未启动，尤其在自主知识体系亟待建构的当下，以萃取精华知识为主线的主文献建设表现出强烈的现实需求与巨大的发展空间。“目标—主体—对象—标准—流程”的逻辑框架为主文献建设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可供依循的科学化、系统化思路。为此，我们呼吁哲学社会科学共同体所有成员行动起来，共商共研具有强劲学术张力的主文献建设命题，共建共享涵盖全学科、兼具动态性、表征数智化的主文献数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