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飞

事物通过命名和言说被带入语言。 这不止是一个简单的语义学问题，它有其本体论面相——语言与事物的关系指明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角色。 但这种关系是变动的，主体也随之面临不同的存在境况。 这种变动在现代哲学中尤为剧烈。 作为促成“物转向”的重要推手，海德格尔突出强调词与物的亲密关系：物意味着“聚集”，天、地、神、人在其中归于一体；语词则通过命名召唤物、使物存在，倘若没有语词，物之整体将陷入暗冥之中。①孙周兴：《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291-292 页。相反，布朗肖等哲学家更乐意强调语言对物的否定以及物对语言的逃避：文学语言“既否定现实世界里事物的实在性，也否定文字所指涉的概念”②［英］乌尔里希·哈泽、威廉·拉奇：《导读布朗肖》，潘梦阳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40 页。，它纯粹是一条能指的链条，其中心乃是事物的缺场， 物因此将始终不与精神照面。主体在这些探讨中遭遇不同命运：海德格尔的探讨达成了保罗·利科所谓的“‘我在’的解释学”③［法］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莫伟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275-276 页。，布朗肖则让主体意志在物的面前“被彻底粉碎”④朱玲玲：《布朗肖的语言观》，《外国文学》2011 年第4 期。。而从“主体之死”到近年的“客体导向哲学”“非人类转向”，主体似乎愈发让位于客体或物。 在这种语境中，利科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可能的道路。 对他来说，语言以指称方式见证了主体在众物之中的存在。 物尽管不是利科哲学的一个明确主题，但它作为一条关键线索始终隐含在相关论述中：首先，它是利科反思主体性的起点；其次，它是其语义学和诗学分析中指称理论的重要维度；最后，人的身体本身也有物的一面，它回应并加入了利科意志哲学中的“非意愿”（Involuntary）问题。 主体的自由和客体的必然性在此相互规定，而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哲学日益强调物“绝对独立于主体而存在”⑤汪民安：《物的转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 年第3 期。的语境中重新审视人与物的关系。

一、始于物的反思：知觉的有限性及其在语言中的超越

利科意义上的主体并不是先验的、绝对的或本源性的自我意识或灵魂， 而是一个有限的、有待认识和填充的具体主体。 这种有限性是一种根本的存在状况： 主体具有 “不均衡性（disproportion）”和“居间性（intermediacy）”的特征。 这两个概念意味着主体的认识能力并不均衡：观看与语词、认识与行动、存在与意义、感性确定性与真理是不相称的，但人并不倒向其中任何一方，人作为“居间者”①Paul Ricoeur， Fallible Man， tans.Charles A.Kelble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的存在行为正是居中调停自我内部和外部的所有这些现实形态或层次，并在它们相互交织的辩证关系中前进。 这种本体特征导致了人的脆弱性，但也确保了主体拥有内在超越的可能。

“物”②英语中的“Thing”、法语中的“Chose”和德语中的“Ding”都有多层含义。 海德格尔在《物的追问》中区分出了三种：现成的东西意义上的物，在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务，非虚无的东西。 参见［德］海德格尔：《物的追问：康德关于先验原理的学说》，赵卫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版，第5-6 页。是利科反思这种主体性的起点。 对利科来说， 主体无法先验地认识到自己，“我思”主体所谓的“直接确定性和自我透明性”只不过是“主体的幻觉”③Domenico Jervolino， The Cogito and Hermeneutics： The Question of the Subject in Ricoeur， trans.Gordon Poole， Boston ＆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1990， p.xii.。 事实上主体直接所见并与之打交道的乃是世界中的事物和人，反思因此是“一种从对象开始，或者更确切地说，从物开始的反思”④Ricoeur， Fallible Man， 18.。 这种探讨旨在以“所思（noema）”揭示“能思（noesis）”， 也就是说正是所思对象的呈现方式揭露了主体的意向方式和认识能力。 那么，“物”揭示了何种主体特性呢？

在利科看来，物首先揭示了作为“身体”的主体的开放性。 我们天然地就能通过身体感知到外界的事物，我们能看到、触摸到它们，这揭示了身体的第一个意义，即“通向……”（open onto...）的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使身体成为自我和世界之间的“起源中介”——身体并未把人围困起来，而是使其通向世界：“要么允许被感知的事物出现，要么让我依赖于我所缺乏且被我经验为需要或欲望的事物。 ”⑤Ricoeur， Fallible Man， 19-20.我通过身体通向世界、世界通过身体向我显现，这是一种先验的结构。

但随着问题从“什么”显现转到“向谁”显现，有限性疑难就出现了。 因为“我”发现自己只能通过“身体的中介”来被动地“接受”世界，只有在这种“接受性（receptivity）”的基础上，才可能谈及认识、行动或其他层面的东西。 正如康德所说：“主体被对象刺激的接受性必然先行于对这个客体的一切直观。 ”⑥［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31 页。接受性是事物向我们显现的基础。 进一步说，在我们对事物的这种接受中实际上存在一种“知觉的视角限制”：我们每次看事物总是且只能从某个“视点（point of view）”看、从身体的绝对“这里”看。 这导致被知觉的对象总是“从某个特定角度单侧地呈现自身”，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知觉到超过一个侧面”，物体只是这些侧面或轮廓形成的“假定性统一体”，我们实际上未看到的那些侧面总是有待证实或证伪。 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同样承认对物体侧面的这种实际经验与对物体整体的假定经验之间存在差异：知觉无法同时呈现一切侧面，而只能在时间中对诸侧面进行“实践综合”。 不过他们也强调“我们对对象的感知超越了我们确定地看到的东西”⑦Sean Dorrance Kelly， “Seeing Things in Merleau-Ponty”， in Taylor Carman and Mark B.N.Hanse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rleau-Po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79.当然， 他们的观点也有明显区别：胡塞尔认为经验对象的隐藏方面“是假定的，且在感知上是不在场的”；梅洛-庞蒂则主张它们有一种“积极的在场”，比如未被我们注意到的光照环境会影响我们对物体颜色的感知。，比如胡塞尔认为物在“彼此融合的知觉复合体的连续正常流动中”被经验为“同一和统一的东西”⑧［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一卷），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116 页。，梅洛-庞蒂主张对象的隐藏特征或所处的背景作为知觉界域以模糊但积极的方式在场。

利科正是在这点上与两位哲学家产生了分歧，他突出强调知觉的有限性：我只是“一个有限的透视中心”，只能从“这里”去感知事物。 尽管知觉确实预设了动觉——我们能通过移动身体将对象经验为连续统一体，甚至据此宣称自己是表象变化的条件，或者预设了对事物整体的模糊感觉，但这都未否定知觉本身的有限性。 正如梅洛-庞蒂所说：“使我从物体的可见面到达其不可见面、从已知达到目前尚未知的综合”是“实践综合”而非“智性综合”。①［法］梅洛-庞蒂：《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王东亮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9 页。对利科而言，正是这种根本的实践性质表明动觉虽然能带来综合，却仍然无法摆脱知觉本身的视角限制：运动的自发性发端于一个“原点（zero point）”——“从这里”开始的感知始终是有限的感知。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某种绝对的自我，利科对“出生”所作的哲学分析表明，出生地的“这里”只是相对他人而言的“那里”，我们不曾选择且已将其遗忘，只能“从他人的记忆中借用我的出生地”②Ricoeur， Fallible Man， 23-24.。 因而这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匮乏的“这里”而非唯我论的“这里”。

事物的呈现样式揭露了知觉的有限性，主体对世界的开放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原始的狭隘性。 这构成一种最初的不均衡性。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利科不赞同在知觉中谈论对事物的超越性把握，那么要到何处寻求超越呢？ 利科再次将分析转回物。 他指出，对知觉的视角有限性的分析实际上发生在反思层面，而在关于物的直接经验中，我们并不会宣称看到了“一个面”，而是会宣称看到了“某物”。 也就是说我是通过“把我看到的面与其他我没看到但却知道的面联系起来”来推测、预测事物本身，或者说通过给定的一面来判断它所属的整个事物。③Ibid.， 26.这样，我们与其说是知觉到了物之整体，不如说是在“意指的意向（intention to signify）” 中将其表象为整体。 这种“意指的意向” 将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揭示为一种意义关系。

和梅洛-庞蒂关注后期胡塞尔的知觉问题不同，利科将前期胡塞尔的意指问题看作现象学的基础。 他指出，现象学的出发点“不是意识活动的无声特点，而是它借助各种符号与事物产生的联系”④Paul Ricoeur， A l’écol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Vrin， 2004， p.10.中译本参见保罗·利科：《论现象学流派》，蒋海燕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3 页。。 意指的意向在这里补偿了意识和事物之间的原初距离，并因此超越了知觉的有限性。 利科强调，只要我一说话，“我就会在事物的缺场和它们的非感知面中谈论事物”⑤Ricoeur， Fallible Man， 26-27.。 比如当说到“桌子”一词时，我们意谓的是其整体，它未呈现的那些面实际上也一同被朴素地意指了。 这意味着事物在话语中并不会孤独而片面地呈现自身，它会被整个地卷入话语以及话语背后的意图。 相应地，在语词中，名称为事物的意义统一性、“非视角统一性”提供了一个基础，它将事物的各类表象、知觉以及意义等集合起来， 投入到交流和验证中。更重要的是，意指并不局限于现实事物，现实中不存在 “方的圆”， 但在意指行为中它作为一个“空洞的意指意向”却是可能的。 正因如此，利科认为在意指行为中 “我所说远多于我所见”。 当然， 这只是语言作为意指所具有的超越性内涵，在利科看来， 语言实际上还涉及更复杂的问题，比如意义、指称、主体、真理和自由等，它们构成语言超越知觉视角限制的核心机制。

二、关于物的言说：指称与物和主体在语言中的回归

通过对“物”的反思来揭示语言对知觉和身体的超越，这构成利科语言及诗学理论的重要起点。 和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相反，这一途径实际上是将后期胡塞尔的知觉理论纳入前期的意义理论，并从中发展出可称作“语言现象学”的命题。 我们接下来首先阐明二者对物与语言的不同态度， 其次阐明利科如何通过指称将物纳入语言，最后阐明其诗学理论中的相关讨论。

在利科看来，物在知觉现象学中具有相对于意识的超越性：不是意识构造了世界，世界是前反思的、预先给出的，意识只是在与其“面对面”的过程中超出自身、移动到物所在的地方，进而将世界揭示为 “活的自我” 的环境、“为我的世界”。 利科承认物和世界相对于主体的这种在先性，然而他在处理相关问题时仍有别于知觉现象学。 一方面，利科是在语言而非知觉中寻求对物的整体性的把握；另一方面，利科将意义问题视为现象学的普遍问题，因此他更加强调意指和语言的基础性作用。 对现象学来说，语言的本质在于“就事论事（say something about something）”，语言在言说中超出自身、 奔向它所指的东西，并在意向性的这种指称运动中消解自身，人借此得以通向现实。①Ricoeur， “New Developments in Phenomenology in France： The Phenomenology of Language”， Social Research 34， no.1（Spring 1976）： 16.因此，语言现象学要冲破完全封闭的符号世界，打通语言的内部和外部。 这一任务的实现尤其体现在利科1960—1980 年代对 “指称（reference）”问题的讨论中。

首先，指称是一种话语事件。 利科曾在其自传中将话语完整地定义为“某人按某些规则就某事对某人说某些话 （someone says something to someone about something in accordance with rules）”②Paul Ricoeur，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in Lewis Edwin Hahn ed.， The Philosophy of Paul Ricoeur， Chicago：Open Court， 1995， p.22.，其中涉及多重相互交织的因素：第一个“某人”指明了言说主体；第二个“某人”指明了言说的对话者或他者；“就某事”是严格意义上的指称，它将语境、事物、处境等引入话语，话语因此被认为指涉了“一个它试图描述、表达或者表象的世界”；③［法］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8 页。“说某些话”指明了观念意义或意图，它是付诸言辞的“言者意义（utterer’s meaning）”；“按某些规则”指话语中的语言工具，如语音、词汇、句法和文体，它们以句子而非符号为中心构成“言辞意义（utterance meaning）”。 此外，我们也有必要为其加上“某时”，因为对利科来说，话语是发生在时间中且在当前被实现的事件，而不是排除了现实时间的语言系统。 质言之，这个多因素定义清晰地表明在利科这里现象学与符号学从对抗走向了融合：一方面，广义上的指称将事物和人引入语言中，“说” 意味着某人正在说话，并且他正在和另一个主体谈论某些东西；另一方面，在符号学和语言学的支持下，指称分析不再是抽象的意向行为分析。 利科倾向于在词和句子的语义学模式中讨论指称问题：说话主体和意指的现象学在人称代词、专有名词、动词及其时态等形式中找到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融合尤其为现象学抽象的我思和被悬置的事物赋予一种语言身份，而这意味着“世界的所说存在和人的言说存在的同时诞生”④Ricoeur，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 30.。

其次，虚构指称对存在之真的揭示。 在利科看来指称有两种类型： 一级指称⑤利科在《解释理论》中曾进一步将这种指称区分为“显示性指称（ostensive reference）”和“描述性指称（descriptive reference）”：前者是对交谈中现实语境的指示，被指事物在其中直接显现；后者是对此时此地之外的事物的指称，虽然它们不直接在场，但作者通过描述为读者重构了显示性指称的条件，使事物“犹如（as if）”读者亲眼所见。 参见Paul Ricoeur， 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 Fort Worth： The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35-37.吴飞：《在文本前理解自己：保罗·利科的文本意义观念》，《文艺理论研究》2021 年第5 期。是描述性的对感知对象的直接指称、对构成这种感知对象之基础的物理实体的间接指称，它们追求由真实客体的充分性定义的、服从于经验性证实和证伪标准的真理，也即科学或逻辑之真；二级指称则是一种原始的指称功能， 我们称之为虚构或诗性指称。 利科认为这正是“胡塞尔通过生活世界这个表达法和海德格尔通过在世这个表达法”所说的东西。⑥［法］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第119-120 页。它实际上揭示了在我们将人与物对立、将物理解为与“主体”对立的“客体”之前，“我们归属于世界的方式”： 利科反对将诗歌意义看作纯粹的主观感情，恐惧、愤怒、喜悦和悲伤等基本情感在他看来“表达了我们对物的归属方式，也表达了我们与之相关的行为方式”， 更表达了我们被抛到众物之间的感受、气质、情感和情绪等等。这些先于主客体对立的关系乃是人之于物和世界的“根源性和归属性”①Paul Ricoeur， “Naming God”， in Mark I.Wallace ed.， Figuring the Sacred.Religion， Narrative， and Imagination， trans.David Pellaue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p.222.。 文学在这里不再追求实证主义的真理，而是追求一种“显现（manifestation）”的真理，也就是让被隐藏在日常经验和科学客体之下的我们与物、与世界的本真关系显现出来。 因此文学虚构并非没有指称，只不过它的指称不是日常话语的指称——“那种关于描述的、观察性的、具有教育意义的话语语言”，相反，正是由于这种指称在诗歌和小说被中止，第二级指称才得以解放。 这种指称从根本上说显现了一个世界命题，它由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诗性指称对象构成， 因而是一个我们可以在其中发现自己的生存境遇、 把自己最本己的可能性投射到其中、对其进行反思和筹划、进而扩大自身存在视域的世界。 和海德格尔不同，利科没有直接在存在论层面反思这种存在之真，而是从指称尤其是指称的语义学进入的，因此他以语义学的方式将“世界”定义为“由我所阅读的、理解的、热爱的任何描述性或诗意文本所打开的全部指称”②Paul Ricoeur， Interpretation Theory： Discourse and the Surplus of Meaning， Fort Worth： The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37.。这样，弗雷格那种“将指称限于科学陈述的做法”被彻底排除，③［法］保罗·利科：《活的隐喻》，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年版，第303 页。文学虚构获得不亚于科学认识的价值。

最后，指称与叙事实践。 利科对指称的讨论在20 世纪80 年代扩展到叙事陈述，并逐渐转向作品对读者世界的重塑问题上。 利科在亚里士多德“情节摹仿行动”的思想上提出“三重摹仿”理论：摹仿I 关注行动的前叙事性质，摹仿II 关注叙事陈述内部的情节编织， 摹仿III 关注叙事对读者世界的重塑。④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1）.Trans.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52-87.其中摹仿I 和摹仿III 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指称问题相关。 对利科来说，叙事文本指称着人的行动及其时间品质，它再现了行动中的施动者、受动者、环境、工具、目标、动机以及结果等诸多元素，并通过编织它们来讲述主人公的故事。 但这些故事并非与现实世界中的人毫不相干，利科认为它们恰恰通过诗性指称讲述了人的普遍生存状况， 故此读者才能在阅读活动中“占有”叙事作品的意义并被其“重塑”。

“指称”概念构成利科1960—1980 年代语言及诗学理论的重要线索， 它在现象学与符号学相融合的基础上逐渐朝着修辞学和叙事学发展，成为主体通过语言反思自身的重要机制。 符号不是事物，它从事物中撤退并产生了全新的秩序；但符号确实指定或指称了事物，这种指称尤其通过句子补偿了符号在其自身秩序中对事物的撤出。⑤Paul Ricoeur， “Aesthetic Experience”，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24， no.2／3 （1998）： 27.物和世界正是在这里重新进入语言。 我们认为物之整体构成此在被抛入的存在境遇，从诗性的角度看，物对我们来说有一种根源性和归属性，诗正揭示了主客体未分化之前这种存在的本真性。 从生存论的角度看， 我们在世界中与物打交道，被它所影响、在其中操劳着和筹划着，诗或叙事以各自的方式揭露了人在世存在的境遇和可能性，并因此使我们更好地栖居其中，通向一种善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物在指称中摆脱了客体状态，它积极介入人和语言：首先以言说对象的身份确保了话语的可能，其次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确证了科学之真，再次以与人的存在论或生存论关系确立了在世存在的基本境遇和意义，最后以实践对象的身份参与人的实践。 物的种种身份在这里以不同于知觉现象学的方式返回语言，并因此更加广泛地揭示人类生活。

三、物作为“非自愿”：身体之物以及对物的承认

在利科看来，物并不是绝对外在于主体的客体。 主体根源于并且归属于物和世界，物和世界先于主体存在并规定着主体。 在《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中，利科进一步将物纳入对自身的反思：主体或者说自身首要地就是物，并且首先也只能根据物来认识。 这种再次始于物的反思避开了从“纯粹的意识”或第一人称主体等角度解释人，而从在世存在最基本的事实出发，即我们首先与物打交道，并且我们自己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物”。关于物，在其实体性之外，利科关注的是物的个体性和对它的个体化指称——我们知觉到的是“某个”物，言说的也是“这个”物。在他看来，物是“属于一个独一无二的时空图式”的个体，它在不同地点和时间里都是同一物，具有“时空框架内的相同性（mêmeté）”①［法］保罗·利科：《作为一个自身的他者》，佘碧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第49 页。。 语言则提供了个体化指称机制来揭示这种个体性：限定摹状词、专名和指示代词都指向某个具体个体。我们谈论的是“这只”猫、这只“时时醉薄荷”的猫。 这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分类和概念化过程对事物特殊性造成的损失，因此也补偿了语言的暴力：虽然事物的实在性在严格意义上依旧缺席，但话语无疑指定了一个特定的、能够同一化和再同一化的鲜活事物。

个人首先也正是这样一种物。 我们是作为身体而存在的， 这一身体是众多物体中的一个物体，并始终与其他物理事物相互作用。 身体所处的位置、出生日期和言说的当下等因素则刻画了身体“独一无二的时空图式”，这种具身性及其同一性正是主体属物的一面。 不过主体同时还拥有一种内在同一性，它是主体对自我的认同、指称和保持，利科称其为“自身性（ipséité）”。 这两种同一性的辩证关系贯穿了他的自身解释学。对利科来说，属物的身体实际上无法被还原，它最终将作为一种他者寓于自我之中。身体在原初意义上是属我的，感觉和运动是“我的”感觉和运动；然而它并不是选择或意志的对象， 身体先于我的选择和意志。这种他者性是一种原始性质， 只有在它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支配事物和行动。②同上，第471 页。因此，思考主体首要地就是确认这种身体性存在。

通过“物”来描述主体，进而将身体之“物”作为自身之内一种首要的他者性来规定， 利科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寓他者于自身之内”的主体模式。对他来说，主体不是与外部他者简单对立的孤独主体或纯粹意识：他者“并不只是在自我之外的东西，而是在自我之中的东西”③Robert Piercey， “What is a Post-Hegelian Kantian？ The Case of Paul Ricoeur”， Philosophy Today 51， no.1 （Spring 2007）： 32.。身体（与他人及良知）作为他者性在自我内部与自身性构成了一种辩证的自我本体论。当然，身体只是一种特殊的物，我们并不能由此断定物与主体的普遍关系。但利科早期对“自愿”与“非自愿”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们能一般性地解开这一疑难。

利科从一开始就拒绝回到抽象的我思，即便是在对意志作纯现象学描述的工作中，利科关注的也是自愿与非自愿的辩证法。 在这里，自愿涉及主体的自由意志或意识，非自愿则涉及主体无法支配的无意识、身体、自然或历史条件等因素。它们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规定，由此使得传统哲学中的超验主体转变成一种具身化的、具体的主体：“促成我决定的理由、 我所是的身体、我之存在的个人及社会条件，不只是施加于我的外在限制，毋宁说我在其中并借此得以实存。 ”④Paul Ricoeur， Freedom and Nature： The Voluntary and the Involuntary， trans.Erazim V.Kohák，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xv.我们认为“物”正是作为一种非自愿性而能在意志哲学中获得探讨。

自由和非自愿之物的“必然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否定的：一方面，包括性格、无意识和生命等在内的诸多事物都威胁着我们，它们限制了人潜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自由则是对这些限制说“不”，我们希望成为完全的人，但这种愿望的虚无和崩溃转眼间便可能将这种主张变成绝望，这构成自由与自然最极端的张力。 物与主体实际上也在相互否定。 利科指出，身体将自己作为广延性的否定性施加给了所有广延之物，它们是“非自我、非思想、非意志”，因此，“空间构成了我的不幸”，它作为外部性威胁着内在的亲密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物以其在时间中的恒定性和在空间中的侧显性折射人的有限性，以更积极的力量影响人的精神和行为，甚至以其彻底的异在性抵制任何认识；反过来，人则寻求通过包括语言在内的各种方式去支配物。 但这种相互拒绝并不是最终的结果，利科认为在这种拒绝中存在“同意（consent）”的一面——我们根据其后期著作将这种“同意”称为“承认（recognition）”①Paul Ricoeur， The Course of Recognition， trans.David Pellauer，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生命的偶然性确实意味着一种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但通过“承认”此境遇，我们便会发现“尽管我没有选择它，但它是使所有选择成为可能的条件”， 生命的否定性由此被揭示为一种肯定性和希望。因此，“同意”丝毫不意味着放弃或投降，而是为了和解与超越。

正是在这种诞生于拒绝的“同意”中，自由与自然同时被保留：“我们不断远离那种产生存在的自由，从可能性走向存在，最终抵达一种转入必然性的自由，从而服从于事物（things）的必然性。 ”②Ricoeur， Freedom and Nature， 482.自由不是一种纯粹的行为，它既是主动性的也是接受性的。 对这种普遍状况的承认使得自由最终是一种具身化的、有限的自由。 物的确构成此在被抛入世的境域，构成对主体的拒绝和抵抗，但正是在众物之中并通过物， 人的自由才得以实现。正如利科所说：“所有非意志的存在既不是灾难也不是监狱，而是一种初始的慷慨和一种初始的胜利”。③Ibid.， 476.世界的外在必然性作为纯粹的事实与身体的主观必然性紧密交织，物因此不是纯粹外在于主体的东西， 而是参与了主体的非自愿性，并与自愿性构成一种辩证的自我。

四、余 论

利科对主体的反思通常发端于对物的反思，因为一方面，物是我们直接所见并与之打交道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自身首先也是众多物体中的一个物体。 因此物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将揭示人的状况。 但利科并未直接给物赋予某种超越性身份，因此，物的问题在利科的著作中并不十分突出。 在《易错之人》中，物的呈现方式揭示了知觉的有限性，而这种有限性在语言中被超越。 仿佛物只是利科语言理论和主体理论的一种参照维度。 然而当深入其中，我们发现物和广义上的事物始终是其理论不可化约的一极， 物被深刻地嵌入语言和主体中。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利科对物或事物的直接与间接探讨将有助于抵抗将物从语言和主体中分离出去的做法， 实现物与语言、物与主体的和解。

质言之，在语言问题上，语言超越的并不是物而是对物的知觉， 物或事物并未被排除出语言——这种排除实际上是符号学的做法。 对此，利科坚持并发展了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 “指称”概念：语言的本质就在于指称事物和主体，文学虚构则进一步揭示了我们根源于和归属于物与世界的生存论关系。 在主体问题上，利科反对任何纯粹意识或绝对主体的概念，主体自身内部充满自身与他者、自愿与非自愿的辩证法，物正是作为一种他者和非自愿性而介入主体。 这样，主体对物的绝对掌控和主体与物的彻底分离这两种极端形式就值得怀疑：主体与物拥有一种内在的辩证关系——尽管它们并不一定会和平相处。语言则是呈现这些关系最有效的中介，我们通过语言见证了主体在世界之中因而也是在众物之中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