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雅炅

《语丝》 的趣味文学作为现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现象，在评价史上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但不论是将趣味与“颓废主义”相等同，将其视作五四文学的倒退形态①赵海彦：《周作人与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甘肃社会科学》2005 年第2 期。，还是认为《语丝》趣味内生于五四文学，其在后五四时期与严肃文学的“格斗”是五四文学“双头政治”的延续②袁一丹：《“吴老爹之道统”——新文学家的游戏笔墨及思想资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 年第2 期。，既往研究实际上都是在纯文学视角下来解读《语丝》，未将其趣味写作的时代背景纳入考察，从而遮蔽了趣味文学的多重面向。 由此，《语丝》趣味写作与彼时既有革命成果成疑而新革命兴起的时代浪潮是否具有相关性，便成了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不过，虽然在鲁迅研究界，已有研究者开始将《语丝》的“文化趣味主义”置于政治革命转向的时代前提下予以审视③邱焕星：《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学政治”传统的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11 期。， 但作为参照对象，《语丝》的趣味文学无疑仍具有被平面化与窄化的风险。 因此，有必要将视线转向周氏兄弟的另一端，以周作人主导的《语丝》趣味文学为中心，探讨在政治革命背景下《语丝》趣味写作的兴起与“革命之再起”的时代关联，剖析《语丝》文学趣味实践的多重意涵。

一、发生背景：双重民国危机与三种革命路径

《语丝》创刊（1924 年11 月17 日）之初，作为政治革命成果的“中华民国”正面临着来自复古思潮涌动与政治乱象频发的双重危机，这为《语丝》反思五四革命，开辟自身革命空间提供了契机。

具体而言，思想危机体现在此时诸多军阀政要纷纷指责白话诗“离经叛道”④转引自邵力子：《吴佩孚反对白话文》，《民国日报·觉悟》1924 年10 月4 日第6 版。，呈请“通国读经”“以端士习”⑤《咨呈国务总理再奉转交山东督理郑士琦等据情转请明令读经并崇祀孟母各节请査照本部前次咨呈转行知照文》，《教育公报》（影印版），北京：教育部发行，京师第一监狱印刷，1924 年版，第29 页。，更有不少学者主张“说古人的话”⑥《新时代之青年：章行严君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之演说》，《东方杂志》1919 年第11 号。，“退反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⑦李守常：《时》，《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 年12 月1 日第5 版。，思想界因而从“一个新奇的怪物”逐渐衰变为一个“开倒车”的“论坛健将”①实（陈独秀）：《康有为章士钊戴季陶》，《向导》1925 年第131 期。。 而政治危机的形成则首先源于辛亥革命之后，帝制时代并未真正结束，不仅宣统年号始终存续着，“封建旧制蝉联不断”②马士良：《溥仪出宫始末》，《文史资料选编》（第18 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年版，第199 页。，而且张勋复辟、徐世昌“为幼主主政”③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同心出版社，2007 年版，第97 页。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其次，1923 年年底，由于曹锟贿选事件的发生，国会、临时约法乃至曹锟政府制定的“曹家宪法”都陷入了“若存若亡的状态”④周鲠生：《段政府的政策如此！ 》，《现代评论》1925 年7 期。。 而在此基础上，段祺瑞政府还“借革命行恶”，致使民国“再进一步，便上了‘朕即国家’的绝路上去了”⑤稚晖（吴稚晖）：《苦矣》，《现代评论》1925 年4 期。。 上述现象共同致使中华民国在1920 年代中期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与事实危机。

因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在通过辛亥革命建国之后，继续掀起了国民革命，试图以“政治上的宪法”变革、召开国民会议来“调和自由和专制”⑥孙中山：《五权宪法》，《孙中山先生演讲集》（第1 辑），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社，1929 年版，第11 页。，以北伐军事行动来结束割据，通过政治革命来整顿政治危机。 而转向后的陈独秀等人也承认“国民运动是中国目前所急紧所可能的工作，只有国民运动能打倒军阀”⑦陈独秀：《陈独秀答李子芬》，《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 年版，第382 页。，并在此基础上主张“党之改造”与面向民众的组织宣传。 与之相反的是，语丝派不仅对“现在的青年只靠传单与口号”⑧《周作人致钱玄同（八八）》，《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7 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版，第251 页。心生反感，更是早早打消了通过制度、政治变革来拯救民国的念头，认为“无论什么议会，国民大会，都是不兴”⑨《周作人致钱玄同（三三）》，《北京鲁迅博物馆藏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大系》（第7 卷），第92 页。。 随后，在孙中山逝世（1925 年3 月12 日）前后，经过对当下世态的深度体察与对民元革命的历史反思，语丝派进一步领悟了政党制度革命与军事行动的限度。 因此，当海内外各界人士举行的追悼活动达至“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隆哀盛况”⑩葛培林：《孙中山北上病逝及追悼活动述论》，《团结》1999 年增刊。，文化界多沉浸于大放悲声、歌功颂德的状态中时⑪例如《醒狮》在1925 年4 月4 日第26 期曾刊载范希衡的《哭中山先生次曾琦君韵》与大夏大学学生、张覃军、章太炎、汪精卫、陈炯明撰写的《孙中山挽联五首》，其中不乏“悠悠天地无来者，按剑悲歌四大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语句。，《语丝》却以近乎泼冷水的方式，警醒世人重视当下的现实危机与孙中山革命的悲剧性结果。 《语丝》指出目前国民“奴隶的瘾一时难绝”，“段芝泉先生打倒复辟却又放溥仪到大连去，于中国有什么后患尚不可知”，而孙中山作为“国民之导师”却“以革命而受群众敌视”，最终沦为“国民之敌”⑫钱玄同：《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语丝》1925 年第22 期。，即使孙中山曾将国民“从满人手中救出，不久他还爬到什么国的脚下去了”⑬周作人：《孙中山先生》，《语丝》1925 年第19 期。。 因此，不仅周作人明确表示“中华民国的下二字现在还未实现”⑭同上。，顾颉刚自比为孙中山的“继起者”⑮顾颉刚：《孙中山先生最早的政治主张》，《语丝》1925 年第19 期。，钱玄同坚定了“非革命不可”⑯钱玄同：《回语堂的信》，《语丝》1925 年第23 期。的决心，鲁迅更是有意在《京报副刊》《猛进》等友刊中倡导“《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⑰鲁迅：《通讯》，《猛进》1925 年第3 期。，与《语丝》形成联动。

然而，此时试图重启思想革命的不仅有《语丝》，胡适同样意识到了“现在中国最大的病根”是“懒惰的心理，浅薄的思想，靠天吃饭的迷信，隔岸观火的态度”，而这些思想病根是“政治的祖宗父母”①适（胡适）：《对于本报的批评》，《努力周报》1922 年5 月28 日第8 版。，因此，面对当下思想危机与政治危机并存的困境，胡适认为“惟有思想革命，才可以说是真正的革命”②胡适：《思想革命》，康选宜译述，《新生周刊》1926 年第1 期。，需要继续“《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③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217 页。。 但胡适等人在重启思想革命时，却将“思想”等同于“科学”，以达尔文与赫胥黎的学说视作思想革命的榜样④适（胡适）：《存疑主义》，《努力周报》1922 年10 月8 日第1 版。，致使《现代评论》承接并发展了《新青年》的时事批评方法与科学主义视野。 所以在后五四时代的“民国危机”当中，最触动《现代评论》的是民国的法制问题。 但不论是提倡刑法改革，还是建议完善代议程序，其时事批评在面对现实危机时都显得无力且迂阔。因此，读者指出《现代评论》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有时“还不彻底”⑤陈东原：《此路不通的现行教育——致现代评论记者》，《现代评论》1925 年8 期。，部分建议还因自相矛盾而近于“笑话”⑥善徵：《善后会议之推测——致现代评论记者》，《现代评论》1925 年6 期。，这是由于知识化的政法学视角使《现代评论》同人受困于国际承认与国内现状，将“民国危机”的解决建立在承认段政府与善后会议都“已经成为事实”⑦高一涵：《善后会议议员的出席问题》，《现代评论》1925 年5 期。的基础上，这不仅使其思想革命受到既有科学认知与解决措施的限制，更使其自身的革命方式缺乏生发基础。

正因如此，《语丝》同人张定璜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鲁迅先生》一文，便变得十分重要了。该文不仅称赞鲁迅“还能做梦”，还基于鲁迅文学而指出“亲切而有味的故事”才是“人间的宝库”，认为是文学使“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⑧张定璜：《鲁迅先生（上）》，《现代评论》1925 年7 期。，这一判断实际上意在指出文学的革命性就在于其非事实、非科学的文学“味”。 此外，钱玄同也在客观科学与人生艺术的比较中，“觉悟”出了“文学的有用”⑨钱玄同：《钱玄同日记》（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534 页。，而这不仅意味着两派知识分子的不同偏好，更显露出两种思想革命的分歧所在。

总之，在革命再起的后五四时期，不仅有政党革命者凭借军事行动和制度改革来进行政治革命，解决政治危机，知识分子中也有胡适等人试图重启思想革命来同时应对思想危机和政治危机，与胡适派目标一致的语丝派却并未选择与之一样的路径， 而是选择了以文学来开启思想革命。 换言之，在语丝派看来，民国的后五四危机不仅暴露出民元以来政治革命成果的脆弱，更提示出思想革命在民国多元革命中的中心地位，从而促使《语丝》逐渐形成了以“重启思想革命”为主旨的批评空间。 然而，“重启” 并不意味着对五四模式的重复，面对制度成果的难以维持与胡适派政论加科学的“无效革命”，《语丝》作为“继起者”，势必将在继续革命的目标导向下，带着对既往革命历程的反思与“如何重启”的试探，寻找新的进路与策略，而“趣味”也由此出场，开始与“革命”建立新的联系。

二、“趣味”的形成：接续五四与复活传统

《语丝》虽未明言将趣味视作重启思想革命的方法，但其对《新青年》革命精神的重提却与文体变革有关。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因不满现代评论派在女师大事件中亲近政坛、采用官方立场，《语丝》开设了《我们的闲话》专栏来与《现代评论》的《闲话》唱对台戏，然而在《语丝》逐渐占据上风时，蔡元培却公开出言调停此事⑩华超整理：《大学教育改革与提高问题》，《东方杂志》1926 年第8 号。，对此，周作人通过指出北大的“党派之争”由来已久，暗示论争本就是五四传统的一部分，并通过区分“拿官僚来办杂志”的《现代评论》与“不通世故”⑪岂（周作人）：《我们的闲话（二六）》，《语丝》1926 年第88 期。的《新青年》《每周评论》《语丝》，来说明胡适派的思想革命此时已经走向了自身的反面。 随后，周作人又特意在现代评论派南下与国民党政权建立联系时，将《语丝》的《闲话》栏目更名为《随感录》，并通过“查随感录之名，起于新青年”①右拉（周作人）：《随感录（一）小引》，《语丝》1927 年第141 期。的自陈来表明《语丝》文体与回归五四思想革命的关联。

而周作人上述自陈并非空言，《语丝》 中的《随感录》的确延续了《新青年》中的《随感录》的思想话题，包括政界批判、国民性剖析、推进两性议题、礼教与迷信批判、追求言论自由。 相较之下，《语丝》中的《随感录》虽不愿涉及作为方法的政治革命， 但其讨论政界乱象的文章篇幅却较《新青年》更多，且比起《新青年》在事实层面斥责政府②如陈独秀在《新青年》1918 年4 月15 日第4 卷2 期刊载的《随感录（二）》、1919 年12 月1 日第7 卷1 期的《随感录（七三）》等。，《语丝》 往往聚焦于事实背后的思想问题，重点抨击了官僚阶层普遍存在的卫道习气、封建思想、专制主义、嗜杀心理、权力崇拜等思想痼疾③如周作人在1927 年9 月17 日第149 期发表的“随感录”《（三七）整顿学风之系统》，及1927 年10 月1 日第151期的《（四八）南北之礼教运动》、鲁迅在1927 年10 月8 日第152 期发表的《（五五）反“漫谈”》、易释在1927 年10 月29 日第155 期发表的《（七五）禁止青年出口》等。。此外，周作人还将此前发表于《新青年》中的《随感录》和《晨报副刊》的旧文原样刊出，警示礼法秩序对教育秩序的持续渗透④房密（周作人）：《随感录（四七）野蛮民族的礼法》，《语丝》1927 年第150 期。的同时，通过以“游戏的分子”与“祭神的仪式”来比喻两种文明，指出“游戏”具有“使生活充实而且愉快”的现实功能⑤岂明（周作人）：《茶话（丙九）爆竹》，《语丝》1926 年第68 期。，凸显了趣味在重建精神文明方面的思想价值。

不过，在思想议题的有意重复之外，两刊《随感录》之间的微妙差异或许更值得重视，这源于《语丝》放大了《随感录》中的趣味化批评策略。《新青年》 的 《随感录中最典型的文章是鲁迅的《三九》《（五八）人心很古》和周作人的《三七》《四二》《（一零五）野蛮民族的礼法》，尤其是《（五八）人心很古》将批判性巧妙融合在正话反说的讽刺策略与言语间的滑稽风味中，而这种批评模式后来在《语丝》中反复出现，如《我们的闲话》中的《（十七）奴才礼赞》和《随感录》《（十九）好女教育家》《（二八）光荣》等，其中《（十九）好女教育家》曾因对讽刺策略与滑稽风味的出色运用而引起同人效仿⑥在《（十九）好女教育家》刊出后，出现了六篇模仿文章，分别是：《（二十）好主任与日本》《（二一）好洋奴》《（三零）好南开校长》《（三一）好男医和好女医》《（四六）好学生会》《（七二）好对联》。。 严格说来，《随感录》在《新青年》中的整体面貌以正面斥责加呼吁倡导为主，趣味性文章较少，直至《语丝》时期，《语丝》同人在正话反说之外更增添了唱双簧、说“废话”、编“胡话”等讽刺策略， 由此延伸出的滑稽风味也更为密集、多样，此种以思想革命为主旨，以时事批评与趣味文体为方法的“趣味批评”，才成了在一份新文学刊物中独占鳌头的文类样式，《语丝》同人因而自觉“说滑稽话和骂人似乎是语丝的特色”⑦衣萍、岂明（章衣萍、周作人）：《语丝与教育家》，《语丝》1925 年第58 期。，或以“为严正的滑稽”⑧周作人：《滑稽似不多》，《语丝》1925 年第8 期。“有艺术的骂”⑨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尔泼赖》，《语丝》1925 年第57 期。来概括自己文章中趣味性与批判力度的结合。

更重要的是，《语丝》的“趣味批评”不仅是五四革命结构的内部调整，其趣味的最终形成还缘于《语丝》启用了趣味的传统资源，复活了其中平民化的滑稽风味与游戏作文姿态，由此形成了以批评实践为底色，以讽刺策略、滑稽风味与游戏／消遣姿态为方法，以“流氓鬼”⑩岂明（周作人）：《酒后主语（一）两个鬼》，《语丝》1926 年第91 期。“泼皮”⑪鲁迅：《通讯二》，《鲁迅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7 页。的叛逆气质为精神的趣味文学，这也致使趣味文学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再次逆转。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前，《滑稽诗话》《游戏文章》等都是民初小报上的常见栏目，而言语间的滑稽风味与玩世不恭的游戏姿态也是部分五四作家自觉采用的文体策略，如吴稚晖曾称自己的文字为“拉杂游戏”①吴敬恒（吴稚晖）：《释非政学》，《太平洋杂志》1917 年第4 期。，胡适更是表示自己“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两句滑稽话”，为论辩“增加效力”②胡适：《读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杂志》1923 年第8 期。。 然而，这些文类栏目与文体策略随后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了严厉批判，被隔离于革命资源之外。 如周作人曾正式宣告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并以此与把文学当作 “游戏”或“消遣”③周作人：《文学研究会宣言》，《新青年》1921 年第8 卷第5 期。的旧式通俗文学拉开距离，叶圣陶也曾斥责鸳鸯文人的游戏语言“卑鄙”，称其是在“侮辱文学”④叶圣陶：《杂感（十六）侮辱人们的人》，《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1 年6 月10 日第1 版。。 然而到了后五四时期，《语丝》文人却不再表现出对游戏作文姿态的排斥，开始明确以“游戏文章”⑤刘复（刘半农）：《奉答陈通伯先生》，《语丝》1926 年第64 期。“笔墨游戏”⑥周作人：《发须爪序》，《语丝》1926 年第105 期。等语词自况。

这种转变不仅源于周氏兄弟在拥有独立发声平台后，张扬并放大了五四时期被压抑的个人趣味，新文化运动的成效不断遭受现实质疑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因此时“非战非和”“不生不死”的政局已造成了民众“漠然视之”⑦罗文干：《狱中人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6 册），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66 年版，第83 页。的社会心理，“正色厉声的申斥”于公众而言也已“如东风吹过马耳”⑧罗家伦：《批评与文学批评》，《现代评论》1925 年第19 期。。 面对后五四的时代难题，不仅《现代评论》式的科学理性分析存在弊端，《新青年》式的正面申斥也不适用。 因此，《语丝》使批评的趣味策略由支流上升为主流，并重视滑稽故事、打油诗、游戏文章等传统文学中的平民趣味与离经叛道的言说姿态，重塑其反抗潜能，以此替换知识分子思想革命的精英姿态与官僚倾向。 周作人曾将有关徐文长与“小”五哥的滑稽故事，以及“牛山四十屁”等民间打油诗视作“平民的趣味”的代表，将其“粗俗，壮健”的特质阐释为对礼教、道学的反叛⑨岂明（周作人）：《关于“市本”》，《语丝》1925 年第55 期。，还对其轻巧形式与滑稽风味稍加改造， 使之转变为一种批判反动政府的特殊文体⑩岂明（周作人）：《闲话拾遗（二五）诗两首》，《语丝》1927 年第129 期。。 而王品青则对中国“五官搬家”等传统民间游戏的玩法进行了详细介绍，认为其中的趣味性易于暴露出“聪明人”“张皇失措的神气”⑪品青（王品青）：《五官搬家》，《语丝》1925 年第25 期。。 刘半农、鲁迅、郑振铎等人则不仅对《何典》《平鬼传》等滑稽小说集进行了重印、校勘，还将其比作“三家村的达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圣先师拱手， 甚而至于翻筋斗，吓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过去”⑫鲁迅：《〈何典〉题记》，《鲁迅全集》（第7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308 页。，认为其中存在“可以启发做文章的诀窍”⑬止水：《从何典想到平鬼传》，《语丝》1926 年第87 期。。 可见，对传统趣味文学革命意义的发掘已成为《语丝》同人的共同事业，并将五四文人曾经秘而不宣的私人趣味公开宣布为自身的文学与革命标志。

三、“趣味革命”的实践：思想革命与文学路径

经由对五四与传统资源的改造，《语丝》革命的趣味实践的确显现出较为突出的独特面貌，主要表现在时事批评、革命路径批判、文明重建三个方面。 首先，庚子赔款是清末民初以来牵涉国内外诸多领域的重大政治事件，而三大周刊（《语丝》《现代评论》《猛进》）对这一时事的讨论方式，最能显现思想革命在知识分子阵营中的三种推进路径。 《现代评论》认为“现今甚嚣尘上之金佛郎问题，内容极为复杂”，除非以法律、货币、财政等方面充足的科学知识予以审慎分析，否则不能“轻下断语”①马寅初：《金佛郎问题》，《现代评论》1925 年12 期。，而《猛进》则或对中方主张予以逐条驳斥②毅夫：《驳宝道主张金佛郎之五项理由》，《猛进》1925 年第3 期。，或对中饱私囊的政府直接发难③虚生（徐炳昶）：《时事短评：你们急着解决金佛郎案是为什么的？ 》，《猛进》1925 年第5 期。，其直陈利弊、金刚怒目的批评风格正是对《新青年》时政批评主导模式的延续。

相较之下，《语丝》对金佛郎案的讨论别开生面， 这尤其体现在其以时事批评与章川岛起头、周作人应和的双簧表演的结合。 章川岛先在启事中声明自己将成立“爱国大学”来瓜分庚子赔款的教育津贴，并邀请周作人“请些名流来撑场面”④川岛、凯明（章川岛、周作人）：《川岛启事两则》，《语丝》1925 年第35 期。。周作人随后在回信中声称自己也正在筹办“护国大学”，进而附和：比起瓜分津贴，“教员与功课都没什么要紧”⑤周作人：《致川岛》，《语丝》1925 年第35 期。。 二人在文中通过巧妙的扮演策略，讽刺了以“爱国”“护国”“热心教育”等名目进行自我粉饰的教育界， 在制造滑稽风味的同时，迅速将复杂的庚子赔款问题聚焦于法律、 经济、政治问题背后的思想根源，揭示出在国民思想境界低下、官僚体系混乱的现状下，资金支持反而加剧了国内矛盾的事实，进而将思想革命的对象由民众延伸至知识与官僚阶层。 此外，在对清宫善后问题、国民革命军北伐、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政府禁止女子剪发等时事进行讨论时，《语丝》也同样在不违背科学原则与革命严正精神的前提下，将文学趣味与政治批评实践进行了有机融合，将“随感录”彻底改造为“趣味批评”。

其次，由于胡适派知识分子在上述现实问题上显现出的绅士态度与官方立场，《语丝》同人与之展开了激烈论战，双方之所以并未针对任何群体的思想痼疾或公共理性本身进行讨论，是因为这是一场革命路径之争，而正因如此，趣味也才会参与其中。由是，为了批判“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⑥岂明（周作人）：《恕府卫》，《京报副刊》1926 年4 月2 日第1 版。，《语丝》同人可谓“各显神通”。 诸如周作人不仅利用主编之便，自称“右拉”⑦陈西滢曾在《闲话》（《现代评论》，1926 年1 月2 日第3 卷第56 期）中为自己在女师大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辩解，认为这是一种“爱管闲事”的好品质，并以左拉帮助犹太人的事例来辅助说明。 《语丝》由此认为陈西滢以左拉自况。，开设《我们的闲话》以及撰写《在茅厕上》⑧陈西滢在“闲话”中批评学生“闹得太不像样了”，使女师大“好像一个臭毛厕”，致使“毛厕”成了论战中的经典意象。，以文字游戏与滑稽模仿的方式来讽刺陈西滢，更是高喊“吾辈尽忠闲话”的誓言，意在利用正话反说与滑稽风味的趣味武器，揭开“大虫秉政”与“闲话四起”之间的隐秘关联⑨右拉（周作人）：《闲话集成（一）序言》，《语丝》1926 年第102 期。；林语堂则模仿钱玄同《废话（废话的废话）》撰写了《谬论的谬论》，批判了胡适派“勿谈政治”与“闭门读书”的主张⑩林语堂：《谬论的谬论》，《语丝》1925 年第52 期。；江绍原则以家奴的口吻撰文，反衬现代评论派的精英立场，同时还讽刺了李四光、陈源等人不仅自己“瞎攻击人”还“倒打一耙”的伪善行为⑪江宅家人（江绍原）：《后局大院江宅的家人叩禀》，《语丝》1926 年第58 期。；刘半农、章川岛、林语堂则撰写了《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刘博士订正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写在刘博士文章及爱管闲事图表的后面》等游戏文章来讽刺陈西滢自视甚高的文人姿态。

对于这些趣味之文，不仅周作人提前为其预设了“正”义，认为“我们非绅士之手段与态度比绅士们要‘正’得多多”⑫岂明（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1925 年第54 期。，鲁迅也为其辩解道：“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 ”⑬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语丝》1926 年第82 期。可见二人实际上都是在思想革命的路径之争中看待趣味并且运用趣味的，而这场路径之争渐趋激烈，致使双方形成了“莽原，语丝，猛进对现代评论；京副，民副对晨副”⑭长虹（高长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狂飙》1926 年第5 期。的局面，《语丝》的“趣味革命”实践也随之进一步蔓延至这些“兄弟刊物”中。

最后，趣味除了被用作一种针对当下现实问题的革命方式，更参与到了《语丝》对文明重建的长期构想中。 这体现在周作人、江绍原、招勉之、鲁迅四人在《语丝》设立“礼部”，以颁布“礼部文件”的游戏唱和方式来表明自己建设新“礼”的决心上。在《语丝》同人看来，中国以礼教秩序为核心的传统文明需要转变为以“生活的艺术”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才能致使国民生活“臻于灵肉一致”①周作人：《生活之艺术》，《语丝》1924 年第1 期。，并且处于持续“美化，发展”的动态模式中。 而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不论是《语丝》同人对趣味之文的倚重，还是周作人对趣味可以“使生活充实而且愉快”的现实功能的强调，都显现出于语丝派而言，趣味对于文明体系转变的关键作用。 不过，《语丝》 同人并未以狭义的文学趣味来代指新文明，而是在此之上呼吁“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美术家于一堂，商量怎样美化，发展，调剂我们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②江绍原、周作人：《礼的问题》，《语丝》1924 年第3 期。。 因此，刘半农的民间文艺整理、钱玄同的国语罗马字研究、鲁迅的杂文、江绍原的民俗学小品、顾颉刚的古史研究、魏建功的文化人类学考释等，实际上都在无形中参与了《语丝》的文明重建，尤其是江绍原将文学趣味、医理考辨、民俗整理融为一体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更是在“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时，“把谨严与游戏混合得那样好，另有一种独特的风致”③周作人：《发须爪序》，《语丝》1926 年第105 期。。

难以忽略的是，《语丝》对“趣味革命”的实践还引起了旧式通俗文学阵营的瞩目，从而促使文坛出现了既有阵营的松动及重组趋势， 尤其是《语丝》与《晶报》建立联系就与此有关。 《晶报》作为一份极具代表性的旧式休闲小报，设有《俏皮话》《游戏文》《小月旦》等专栏，好弄游戏笔墨的同时关注奇闻轶事，革命性并不显豁，但由于二者在趣味偏好与游戏策略方面存在相似性，双方关系也在逐渐拉近。 首先，在革命路径之争上，《晶报》率先表达了反对《现代评论》而支持《语丝》的明确立场④行云：《现代评论被收买？ 》，《晶报》1926 年5 月12 日第2 版。并参与了对章士钊的讨伐⑤行云：《章行严自由寄附》，《晶报》1926 年11 月27 日第2 版。，以此与语丝派站在一起，而《语丝》也对之给予了声援⑥岂明（周作人）：《“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晶报书书后》，《语丝》1926 年第86 期。。其次，《晶报》延续了《语丝》对初夜权的讨论⑦参见岂明（周作人）：《初夜权序言》，《语丝》1926 年第103 期；曼妙：《说初夜权》，《晶报》1926 年11 月12 日第2版。，参与了《语丝》同人对游戏文集《何典》的考证⑧炯炯：《吴稚晖的师父》，《晶报》1926 年6 月24 日第2 版。，而《语丝》也认为《晶报》与《何典》《常言道》《文章游戏》等文类的趣味相同，称赞其“颇有意思”⑨刘半农、周作人：《关于何典里的方方方及其它》，《语丝》1926 年第85 期。，并就其不饰假面，能增添道学家“斯文将丧之惧”的文风特点，认为它“不能说是顶坏”⑩洛卿、岂明（周作人）：《乡谈》，《语丝》1925 年第51 期。。 这一评价作为《语丝》对传统趣味文学的提炼与改造，在改换五四文学评价体系作用的同时，也起到了在“《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⑪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469 页。的境遇下重组革命同盟的作用。 一种基于现代批评文体，吸纳古典边缘文学传统， 以周氏兄弟为前锋、《语丝》作家为核心，得到《京报副刊》《猛进》《莽原》等友刊配合与《晶报》等旧式作家支持的“趣味共同体”，也随之生成了。

四、趣味共同体的收缩：从“趣味革命”到“文艺趣味”

综上，趣味本就作为内在潜流伴随着新文学的诞生， 但新文学在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同时，以言说姿态为思想内容的辅证，有意剥离了自身的趣味性，从而形成了“内外一致”的严肃革命面貌。 然而凭借科学理性与直露表达进行思想革命，却致使五四知识分子革命一定程度上走向了“去文学化”的“文学革命”。 如周氏兄弟所言，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只是一种 “将文体改变一下”的“意见”与“主张”，后来“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学哲学各方面的思想”①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 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96 页。以转向思想革命，致使《新青年》成为“一个论议的刊物”②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6 页。，文学本身实际上并未真正参与到革命进程中来，未能使后者成为一种具有文学性的思想革命。 后五四时代，章太炎、 胡适等人在撰写文章时仍将时事评论与文艺创作截然分开，认为社会进步应“依靠实际的组织和不断的运动”来推进“制度的改革”③适（胡适）：《上海罢市的取消》，《努力周报》1923 年3 月4 日第1 版。，语丝派意识到新文学正在进一步退出知识分子的革命视野，不再担负介入社会政治的任务，所以，《语丝》不仅不事组织宣传，还批判当时的知识分子“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并指出他们所做的“政治活动”往往也“不大高明”④周作人：《“谢本师”》，《语丝》1926 年第94 期。。

因此，随着既有革命路径在后五四时代的失效，时事批评的趣味性开始被《语丝》有意放大，而传统趣味也被《语丝》重新激活，形成了“为严正的滑稽”这样看似内外失调的革命面貌与独特结构，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革命精神也由此从带有西方中心色彩的科学客观理性，转向带有中国传统民间色彩的主体力量。 而思想革命的文学路径的生成，意味着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从五四时代的错位并行，开始走向以“趣味”为聚合点的路径尝试。 《语丝》不仅明确表示了重启思想革命的决心，在批评实践中将平民、官僚、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旧秩序视为核心革命对象予以解剖，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政党的既有革命路径也置于被“革” 的位置， 通过正面论战与文体变革予以打击， 在路径革命的意义上形成了新的革命经验，其独特的“趣味革命”模式也由此生成了。

因此，周作人曾表示自己“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⑤周作人：《笠翁与随园》，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2 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年版，第681 页。，此言揭示了《语丝》“趣味革命”的独特性之一是“以不纯的身份发声——而不纯在这里就等于机缘”⑥［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35 页。，而《语丝》群体的“趣味自觉”正是其生成“趣味革命”的内在原因，由此《语丝》才能既“聊以消遣”⑦周作人：《发刊辞》，《语丝》1924 年第1 期。又坚持“非革命不可”的时代主线，在保存文学的情感愉悦功能的基础上，生成了新的“革命愉悦”，这也是“批评毁灭了创作”⑧高长虹曾抱怨：“我的批评，无形之间惹来许多人对于我的敌意不算外……它无形之间毁灭了我自己的创作！ ”长虹（高长虹）：《批评工作的开始》，《狂飙》1926 年第6 期。的困境出现在《莽原》，而未现身《语丝》的根本原因。

遗憾的是，《语丝》经由趣味重建所生成的文学革命经验却并未得到完整延续。 随着狂飙社、创造社、 太阳社等青年团体革命主体意识的萌发，他们迫切需要找到新的革命路径，而“理论斗争”与“意识形态批判”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 年第2 号。便逐渐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革命武器。 当他们发现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延伸出的阶级同情与革命信仰作为文学性的替代品，不仅同样可以弥补科学方法与正面申斥的缺陷，还可以规避趣味因“不纯”而滑向“聊以消遣”“只讲油话”的风险，趣味也就由此再次被排除在革命资源之外，并被视为革命的反面。 1930年代后，《语丝》虽然停刊，但“它所给与作家们的影响，仍然潜在着，譬如《论语》这种刊物的勃兴，和幽默文字的繁茂，可说总多少受着《语丝》的影响”⑩贺玉波：《中国新文艺运动及其统制政策》，《前途》1934 年8 期。，可知继五四之后，趣味又一次构成了文人分化与新思潮确立的关键。 然而左翼革命文学在“革”去了趣味之后，却只剩“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⑪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 卷），第567 页。文字与“叫叫无产阶级吓，普列塔吓，恶伏快变吓等新名词”①郁达夫（署达夫）：《覆朝霞书店的马先生》，《语丝》1928 年第30 期。的口号。 缺少趣味做黏合，阶级同情与革命信仰难以直接转化为能够产生“革命愉悦”的文体基础，1930 年代后的知识界在文学、思想与革命之间也由此出现了新的错位。

而在1930 年代试图继续路径革命的语丝派，却也因此让出了自己的革命招牌。 具体而言，面对国民革命的复辟和国家主义化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话语的虚浮，语丝派在尖锐的路径革命中逐渐失焦了思想革命的主线，开始自称“不革命”并对趣味进行“纯化”。 因此，《骆驼草》“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②鲁迅：《19300524 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5 页。；《人间世》逐渐崇尚“以闲适为格调”③林语堂：《人间世·发刊词》，《人间世》1934 年第1 期。；《文艺茶话》即使效仿《语丝》发刊词，试图延续《语丝》的趣味路线，声明自己“没有一定的仪式”，“也没有一定的信条”，“不必正襟危坐地谈文艺， 那是大学教授们的好本领”，却将《语丝》富有革命性兼具美与善的“趣味共同体”收缩为“自由表达的文艺趣味”，以“李太白的春夜宴桃李园”与英法“才子们”的“文学会”“沙龙”④章衣萍：《谈谈文艺茶话》，《文艺茶话》1932 年第1 卷1 期。为理想。 《语丝》趣味的后续演变收窄了趣味涵纳文学、思想与革命的意义空间，使其丧失了聚合多重革命向度的黏结与调适能力，“趣味革命”也由此走向了“不革命”的“文艺趣味”。

不过，《语丝》趣味的后续流变也不仅仅是外力或同人间的龃龉使然，实际上早在《语丝》的北京时期，很多《语丝》同人都已找到了各自的志业⑤参见夏寅：《想象〈语丝〉的方式：同人结构与文体偏移（1924—1927）》，《现代中文学刊》2021 年第4 期。，甚至顾颉刚的“考古”文章曾被鲁迅明确指出与《语丝》注重时事的倾向“相反”⑥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萌芽月刊》1930 年第2 期。，而他们对于“趣味革命”的理解与偏好也存在些许差异。 比如刘半农更青睐且善用“游戏文章”的形式策略、鲁迅更着力于时事批评进而上升于“骂之为战”⑦邱焕星：《鲁迅“骂之为战”的发生》，《文学评论》2016 年第2 期。、周作人与林语堂较为均衡，但二人对滑稽风味的偏好却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上述志业与偏好差异虽然在北京时期都能与二周的趣味实践相配合，统合于“趣味革命”之下，“在大同小异的范围内各自谈谈”⑧岂明（周作人）：《答云深先生》，《语丝》1927 年第135 期。，但这些差异也为此后江绍原彻底转向宗教学与民俗学领域、林语堂正式主张幽默奠定了基础，为顾颉刚既反思自己“文体不活泼”又反感周氏兄弟“村妇之骂”⑨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7 版，第689、710 页。的心理提供了解释，也为鲁迅担忧趣味反噬革命、 愉悦磨平人心⑩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现代》1933 年第6 期。埋下了伏笔。 因此，正是感于趣味的“纯化”，鲁迅不仅脱离了语丝派，更将“杂文”这一脱胎于“趣味批评”的综合性文体沿用下来，使之经由新的时代磨砺，成为取而代之的新的革命文体。

总而言之，“趣味革命”既是一种立体性的革命合力也是革命再次分化、 逐渐失焦的征兆，这种一体两面的性质需要得到全面且客观的审视。而经过《语丝》对趣味文学的重建，趣味已然溢出了在文学审美、情感愉悦、思想表达或革命工具单一层面的意义范畴，趣味的共同体性质不仅使其成为应对复杂危机的一种可能路径，其内部关系与整体地位的历史变化，也都使趣味成为审视现代知识分子文学、思想与革命实践的内在理路及其关系变迁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