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锐

从近代史看，厦门因为“五口通商”而较早开埠，物产集散与文化交融，使得这里有别于内陆其他城市，更多带有海洋文化的流动性特征。 而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与厦门大学，在近三十年间吸引了一大批著名现代作家和学者来此生活、任教，使其地域影响在新文学史中的重要性，堪比北方另一座海滨城市——青岛，特别是鲁迅的到来， 使得厦门成为新文学史上一座难以绕开的城市。 但是，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开列了1922—1926 年间中国各地新文学社团及刊物的名称，认为“这一时期， 是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定期刊蓬勃滋生的时代”，其中东南部列举了江、浙、粤、赣等省的多地，然而并未提及福建，尤其是后来成为福建新文学高地并被列为 “鲁迅遗产地” 的厦门。 这当然是受限于作为材料来源的《小说月报》中的《国内文坛消息》专栏，所以，茅盾又不忘补充一句：“实际上从民国十一年到十五年这时期内全国各地新生的文学团体和刊物也许还要多上一倍。 然而即就此不完全的材料看来，已经见得当时整个中国到处有新文学活动的踪迹。 ”①茅盾：《导言》，茅盾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年版，第4—8 页。在此后的新文学史研究中，茅盾当时所下此判断被不断确证。

那么，未被茅盾提及或者说未与当时处于新文学中心的《小说月报》取得联系的厦门，其新文学状况如何？又是如何兴起的？这在此前的新文学版图上并未留下痕迹。据后来研究者著录②详参汪毅夫、王卫星：《福建现代文艺期刊见闻录》、汪毅夫、汪洲：《福建新文学社团选介》，皆载于《福建新文学史料集刊》第一辑，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合编，内部资料，1982 年版。，福建最早载有新文学的刊物，只能追溯到1925 年11 月由福清县留省学会创办的《融声》，而最早的新文学社团及其刊物， 也只能追溯到1926 年在厦门大学由鲁迅支持和指导下成立的泱泱社及其《波艇》月刊。故而此前由于文献阙如，以及鲁迅南下厦门所造成的影响力，对厦门新文学史的书写基本上是从鲁迅开始的，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少数知识青年接受了‘五四’以来的新思潮，阅读了全国各地及海外往来的各种新文化刊物， 但却无法在本地施展身手，他们深为痛苦，嗷嗷待哺。 鲁迅的到来，无疑是黑暗中出现了一线光明。 ”③徐学：《厦门新文学》，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 年版，第29 页。但如此下判断似乎还为时过早，只能说，鲁迅的到来，使得当时的文坛更多关注到了厦门，也吸引了后来新文学及鲁迅研究者足够多的目光，以至于“厦门鲁迅”成为厦门新文学史的“高光时刻”。 于是，难免给人造成一个印象，这既是开始，也是高潮。 当然，笔者并无意否认鲁迅对于厦门新文学的影响。 可是， 厦门新文学的兴起， 或者说出现 “一线光明”，是否从鲁迅开始，这就需要依据新见文献重新作出判断了。 这一切都要从早鲁迅三年就来到厦门， 并在此生活工作了近两年之久的新文学早期著名作家徐玉诺， 以及其编辑生涯说起。

据已知资料，徐玉诺在1923 年8 月初抵厦，任教于厦大并兼任《思明日报》副刊编辑①秦方奇：《徐玉诺年谱简编》，秦方奇编校：《徐玉诺诗文辑存》，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633 页。，但研究者并不知道副刊的名称。 徐氏好友周仿溪在1932 年撰有《二十年来河南之文学》（连载于《河南民国日报》1932 年1 月15—17 日第7 版，署名“周佛吸”）②刘涛：《徐玉诺史料掇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 年第12 期。，论述到徐玉诺时曾提及其发表作品的主要刊物——《小说月报》《学生杂志》《民国日报·觉悟》《鹭江潮》，前三者皆为新文学初期的名刊，早已进入研究者视野，对《鹭江潮》却并不知晓。 但笔者于厦门图书馆翻阅民国文献时，发现了厦门《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1923 年10 月31 日创刊，次年1 月1 日终刊），主编为徐玉诺，便可与上述已知资料对接。 通过进一步梳理，在《鹭江潮》上辑获徐玉诺佚文共47 篇次，除了14篇次的诗文创作外， 其余皆为徐玉诺编辑文字，包括编后记22 篇次，通信1 篇次，附记7 则，广告3 则③有两点需要说明：一、统计问题。 大多数编后记（即《编辑室》）的内容直接由徐玉诺书信组成，或者一部分书信是附于编后记之后的，皆被统计入编后记，独立于编后记的则单独统计；二、署名问题。 改版后的《鹭江潮》由徐玉诺一人负责，从某些编后记前署“记者”末署“玉诺”来看，编辑文字中所署“记者”即指徐玉诺。 如果不另做说明，未署名的《编辑室》和直接前署或末署“记者”的编后记、通信以及各种附记，都可以确定出自徐玉诺之手。。 这些新见文献不但有助于考察徐玉诺在厦期间的创作，也有助于认识作为文学副刊编辑的徐玉诺及其编辑特色，而且这些文献是新文学副刊编辑史上较为重要的资料，体现出边缘的地方文学副刊和早期新文学兴起与发展的关系。最为重要的是， 借此可以考察徐玉诺与 《鹭江潮》，于1920 年代初期新文学在厦门兴起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一、徐玉诺主编《鹭江潮》之前的厦门文坛及其新文学接受状况

严格来讲，徐玉诺并非最早的旅厦新文学作家，且不说漳州籍新文学家林憾庐、林语堂兄弟，后来被视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与“奠基者”的张我军早在1921 年便已来厦，但其在厦期间（1921 年—1923 年底）并无新文学创作，而是跟老秀才学古诗文，并与当时颇具盛名的鼓浪屿菽庄吟社的旧文人集团过从甚密，且进行传统文学创作。④黄乃江：《张我军的处女作及其在厦门的文学活动新考》，《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3 期。故而在徐玉诺主编《鹭江潮》之前，厦门文坛对新文学的接受状况如何并不清楚。 但笔者以为，虽然直接相关新文学的文献阙如，但并不妨碍我们借助其他史料， 对此间接做出一些推断。

首先，从张我军在厦经历来看，徐玉诺主编《鹭江潮》之前，厦门的新文学空气很稀薄。 张我军离厦后北上，受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在抵京后不久的1924 年3 月，就写出了在台湾新文学史上“恰如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胡适的《尝试集》”⑤林瑞明：《张我军的文学理论与小说创作》，张恒豪编选：《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16·张我军》，台南：台湾文学馆，2012 年版，第164 页。 转引自黄万华：《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年版，第18 页。的新诗《沉寂》与《对月狂歌》，可见其对新文化及新文学的敏感和接受之迅猛，也由此可以反推厦门当时并无可供滋养新文学的环境，否则不可能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对张我军都未能产生影响，①但有研究者认为，“张我军在厦门最重要的收获，是直接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理由是“大陆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已有六年，影响遍布全国”，“新文学社团像雨后春笋一样大量涌现”，张氏又曾受教于鼓浪屿教会学校英华书院，而且陈嘉庚在厦门兴办教育，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尤其是厦大“成为传播新文化和爱国思想”的重要阵地，故而“厦门虽不是运动的中心，却也沐浴着新时代的风潮”。 （田建明：《张我军评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年版，第23—35 页）这种对当时厦门新文化及新文学环境所下的判断，似乎略有草率，第一，文献不足征，并无张我军在厦接受新文化，尤其是新文学的直接证据；第二，前揭《张我军的处女作及其在厦门的文学活动新考》一文中也提到了张我军受教于英华书院之事，作者则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未久，而厦门地处东南一隅，在这样一所教会学堂中学习，所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应当说是相当有限的”，并认为张氏从传统文学走向新文学，是在1924 年1 月抵京以后。 作者的这种判断，当是以新见张我军的处女作《壬戌七月既望鹭江泛月赋》（鼓浪屿菽庄花园落成后的征文）为依据，种种材料指明，张我军当时并无多少接受新文化、新文学的迹象，试想，一个对新文化及新文学很敏感且易于接受的人，应该不会创作这种应景的传统诗赋。 而抵京后不到三个月，马上进入了新文学创作，可见两地新文学环境差异之大。这个未来的台湾新文学先驱在这里也只能是交游于旧文人集团而吟诗作赋。②黄乃江：《张我军的处女作及其在厦门的文学活动新考》，《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3 期。张氏最具影响力的散文之一《南游印象记》（1926 年）③此文对其游厦经历也有所记叙。，记录其在故乡的生活和漂泊外地的经历及感受，这“恰恰是他长期旅居北京后，才重新体认到台湾令人神往”④黄万华：《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 年版，第19 页。。 可见，张我军从传统文学走向新文学，在地域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是北京，而非厦门。

其次， 从闽籍新文学家的创作经历来看，当时厦门基本上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土壤。 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来到厦门的林憾庐、 林语堂兄弟，在这一时期的厦门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学痕迹。此后， 林语堂一直在外求学任教，1926 年才回到厦门，而林憾庐在1910 年代中后期至1920 年代初期有五六年的时间经商于南洋， 在1921 年开始新诗创作，次年回国，生活在厦门，继续进行新诗创作⑤分别是：《海上》（10 月21 日）、《小船中》（11 月3 日）、《半夜里风雨》（12 月31 日）。此后刊发在《鹭江潮》及《晨报副刊·文学旬刊》。，但一直未能发表，周围也无人交流、赏读，直到徐玉诺主编的《鹭江潮》创刊后，其创作被再度激发，将新作发表在《鹭江潮》上⑥《无心的悲哀》，《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十四号），1923 年11 月15 日。 按，1923 年12 月30 日 《思明日报》增刊《鹭江潮》（增刊第四张）刊出徐玉诺《这半季之鹭江潮》，文后再附《交陪上的一点结束》，文中说：“很多人问《无心的悲哀》的作者，今天我揭开此幕：他便是林憾先生。 ”，其诗才乃被徐玉诺发现， 并有惊艳之感——“为现代中国诗坛上少见之作，嘉禾屿竟久久宝藏着此等作家”⑦记者：《编辑室》，《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十三号），1923 年11 月14 日。。 可见，此前的厦门并非没有具备一定水准的新文学家，而是缺乏新文学环境。

此外，在徐玉诺主编《鹭江潮》之前，厦门新文学的相关文献如果说还能找到蛛丝马迹的话，便要提到厦门图书馆馆藏仅有的一张旧版《鹭江潮》。 这是残存的1923 年3 月11 日《思明日报》中的一版（第7 版），报纸上端中部赫然印着“鹭江潮”三个字，下有“欢迎投稿”的字样。 这说明《鹭江潮》副刊在徐玉诺之前便存在，徐玉诺主编的《鹭江潮》虽然在名义上有“创刊号”，实则不是创刊，而是改版。

那么，通过旧版《鹭江潮》，对徐玉诺来厦之前的厦门新文学状况，也可看出大概。 第一，旧版《鹭江潮》只能算综合文艺副刊，里面有古文社论（不加新式标点）、旧体诗及传统诗话，也有用白话散文、诗及诗论，可谓新旧混杂，并无特色可言；第二，旧版《鹭江潮》中并没有体现出编者的存在，对所刊作品既无附记，也无编后记，更没有与读者之间的沟通；第三，旧版《鹭江潮》的内容都相对肤浅，更谈不上艺术手法，仅见的四篇白话诗文，应该是厦门新文学爱好者所为，也可以看出当时新文学在厦门的接受状况，比如其中一首新诗《泪与血》， 作者很有可能是接受到1921年至1922 年间北京文学研究会内部关于 “爱与美”文学与“血与泪”文学论争的相关信息，其虽然选择后者为题， 但写作却是相当幼稚的：“啊！我的血，拼命去烧罢＼啊！ 我的泪，拼命去洗罢！ ＼烧！ 烧！ ＼洗！ 洗！ ＼到处烧！ 到处洗！ ＼烧出自由！＼ 洗出平等！ ”①意农：《泪与血》，《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1923 年3 月11 日。饶有意思的是，就在几个月后，真正代表着文学研究会“血与泪”文学创作实绩的徐玉诺就主编起了《鹭江潮》。 还比如开辟的散文栏目叫《随感录》，这明显也是对北京《新青年》、上海 《民国日报·觉悟》 等著名新文学刊物的模仿。

可见在徐玉诺创刊新版《鹭江潮》之前，厦门虽能接受到新文学但很有限，并无真正能让新文学滋生与成长的土壤，不像其他地方出现一些新文学社团及刊物，可以说此时的厦门新文学还停留在有限接受和简单模仿的层面，几乎谈不上创作。 也只有对这一时期厦门新文学状况有一个大概的认识，才能明白作为编辑的徐玉诺及其主编的《鹭江潮》在厦门乃至福建新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二、作为徐玉诺交游圈的《鹭江潮》作者群

但凡成功的新文学刊物，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编辑，他不但具有现代编辑意识，更为关键的是交游广。 甚至可以说，一个新生刊物，尤其是边缘或地方性的刊物， 能否存活并进一步发展，基本上要看编辑的约稿能力，而这项能力又取决于编辑的交游圈以及圈中新文学作家的多寡。

徐玉诺主编的《鹭江潮》与此前旧版相比，其成功之处即通过徐玉诺的人脉资源，将一个东南一隅新旧杂糅的报纸副刊，改办成了既超越地域性，又不失地方特色的新文学副刊。 其作者群含括了从东北到华北，从中原到闽省的几个新文学社团和文人群体的新文学作家。 从已知文献来看，这在此前的厦门文坛乃至福建文坛都是前所未有的。 粗略归纳了一下，包括飞霞社作家群、白杨社作家群、微波社作家群以及徐玉诺在厦门结识的友人群，不难看出，所涉及的地方除了有徐玉诺的家乡，还标记着徐氏的漂泊足迹，这些作家和徐玉诺，以及后来的投稿者，共同撑起了《鹭江潮》。 以下，笔者就将《鹭江潮》作者群以社团及区域划分，将他们在《鹭江潮》上的创作情况略作梳理，一方面，可以直观反映出徐玉诺主编《鹭江潮》之后，为厦门新文学带来的起色和创作的生机；另一方面，有的作家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乃至今天，都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借此可以将之显扬。 此外，所刊作品多属佚文，著录后可供相关研究者查阅，而涉及的社团及作家史料，此前并没有进入研究者视野，故而略作补正。

（一）飞霞社作家群

严格来讲，《鹭江潮》 时期并不存在飞霞社，该社迟至1925 年3 月才于河南临颍成立， 但笔者以此归纳的原因在于，《鹭江潮》中的河南籍作家，除徐玉诺，其余都是后来飞霞社的成员，他们是：周仿溪、张耀南、刘永安、程守道、张向明、卢景楷。 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史研究中都不见周仿溪等人与飞霞社的相关论著，直到2006年才有相关著述面世②详参刘景荣二文：《周仿溪：一个新文学开拓者的足迹》，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 年第5 期；《鹜外红绡一缕霞——河南新文学运动早期的临颍飞霞文学社》，载《中州学刊》2006 年第5 期。， 将他们的文学实绩及文学史意义揭示出来。 其中这样描述飞霞社的建立，“飞霞文学社是在徐玉诺的直接影响下建立的文学社团，它的两个核心人物周仿溪和王皎我都是徐玉诺的挚友，而其他十来个成员，又无一不是徐玉诺的学生”③刘景荣：《鹜外红绡一缕霞——河南新文学运动早期的临颍飞霞文学社》，《中州学刊》2006 年第5 期。。 那么，《鹭江潮》的发现，则可以进一步揭示飞霞社的建立过程，显然，从《鹭江潮》的河南籍作者群来看，飞霞社主要成员早在1923 年冬天， 就开始在同一本刊物上发表作品了， 其中作为后来飞霞社主要发起人的周仿溪，是徐玉诺的挚友，而其他五人则都是徐玉诺在临颍甲种蚕校任教时的学生，他们早在受教于徐玉诺时便受到新文学影响。

所以，徐玉诺主编《鹭江潮》以后，联系到家乡的新文学同人，互通消息，给予鼓励，这在他给刘永安的复信可见一斑——“永安先生： 景楷来信收到，他那坚森的人格，入骨的眼，和那屠格涅夫的作品似的又黯黑又沉重的东西，十分令我羡慕。 你若将近作寄来，合着《烦恼之印痕》这集诗……我觉得已是很难得的一本书了。 ”①玉诺《编辑室》，《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十四号），1923 年11 月15 日。而这些后来的飞霞社成员也不负徐氏之望，成为《鹭江潮》中供稿最多的作家群体，据残存《鹭江潮》不完全统计：刘永安12 篇，周仿溪9 篇，张向明4 篇，张耀南3 篇，程守道3 篇，卢景楷2 篇。 其中，除了出道较早的周仿溪②关于周仿溪在文坛出道的时间，前揭《周仿溪：一个新文学开拓者的足迹》说，1923 年3 月在《小说月报》第14 卷第3 期上同时刊出周仿溪三篇作品，“标志着他以较高的起点正式步入文坛”。 其实，周仿溪早在1921 年就已出道，是年在上海《新的小说》第2 卷第5 期上发表了《贫贱夫妻》，其开始新文学创作的时间应该更早。将同年先刊于《小说月报》的两篇作品在《鹭江潮》上重刊以外，其余人的作品基本上都在《鹭江潮》首发。 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河南籍作家在徐玉诺的影响下， 有共同的文学旨趣，面对中原大地的“兵与匪”，为文学研究会部分人所倡“血与泪”的文学贡献了实绩，正如周仿溪对其诗歌的宣言：“那固然是他自己受伤灵魂的低吟，也是八千万匪地同胞受伤灵魂的低吟。 ”③周仿溪《周仿溪的榴色土匪诗》，《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二十二号），1923 年11 月24 日。这些作品不但是河南新文学的早期实绩，更是厦门乃至福建新文学的早期实绩。 可以说，这批生活于兵匪祸患中的河南籍作家，在徐玉诺的影响和支持下，向生活相对安逸而新文学荒芜靡弱的厦门带来了一抹亮色，也在《鹭江潮》上基本完成了后来飞霞社的雏形建设。 因此，从1923 年的《鹭江潮》看1925 年的飞霞社，一切才显得那么顺理成章。

（二）白杨社作家群

白杨社早在茅盾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已赫然在列，是东北较早成立的新文学社团④详参殷之：《白杨社与〈白杨文坛〉》，《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5 期。按，有研究者认为白杨社是 “最早在东北出现的新文学社团”（沙金成：《东北最早的新文学社团——白杨社》，《社会科学战线》1983 年第2 期），此说不严谨。 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的说法是“在东北有很早成立的白杨社”，较为稳妥。，但是此后声名未显，连社中成员名气最大的穆木天也被后来研究者称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⑤详参陈方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徐玉诺与白杨社的关系极为密切，其曾两次（1923 年、1927 年）赴吉林毓文中学任教，与白杨社的机缘正是来自其第一次任教经历，在该社成立（1923 年8 月12 日）前不久即离开吉林南下。 早有研究者指出，“白杨社的成立予以较大推动和影响的”是徐玉诺，⑥殷之：《白杨社与〈白杨文坛〉》，《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 年第5 期。但是，这也只是推测，并不清楚徐玉诺是如何推动及影响的。 徐玉诺主编《鹭江潮》，最先联系的新文学同人并非他的河南老乡，而是先想到了离开不久的东北，在厦门与前毓文中学同事联系后， 其方知白杨社成立，并在《鹭江潮》中有所介绍：

白杨社除留东与国内各大学者以外，大部分重要作者都在 “毓文中学”——如何霭人张云责官天民王冠章等——白杨已由上海印刷，大概明年一月可出创刊号。 因为实在如此，特在我这里补说一下。⑦《编后记》，《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14 号），1923 年11 月15 日。按，这期编后记由徐玉诺致王统照、刘永安的两封信组成，此段引自致王统照信，信中称呼为“剑三吾兄”，末署“弟玉诺”。

按，所谓“白杨”，即社刊《白杨文坛》，而1924年《白杨文坛》确实创刊了，但最终在天津作为《新民意报》副刊推出，而非上海印刷，2 月创刊，而非1 月。 这应当是徐玉诺从毓文中学同事处所知先期计划，而后来有变。

那么，徐玉诺对白杨社的推动与影响也就比较清楚了，白杨社虽然成立，但无自己的刊物，这对于一个新文学社团来讲，不免影响发展，甚至有形同虚设之感。 从这一点上来讲，徐玉诺对白杨社的支持与推进，与上述飞霞社相似，即为他们提供了社刊创刊前的发表阵地，这对于一个成立初期而无社刊的文学社团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白杨社的几位主要成员都成了《鹭江潮》的作者，他们是：穆木天、何霭人、高启福、刘政同、宫天民。 其中，何霭人供稿18 篇，是整个《鹭江潮》作家群中供稿最多者，何霭人也是徐玉诺极为推重的作家，但目前依旧是“文学史上的失踪者”。 此外，高启福7 篇，刘政同6 篇，宫天民2 篇， 叶善枝1 篇。 特别要提及上述徐玉诺所谓“留东” 者， 即指穆木天或者至少是包括穆氏。1923 年10 月30 日《鹭江潮》创刊号（前一号）中刊有散文《沙滩上的除夕——呈何霭人兄》，署名“穆木天”，末署“二三，七，三〇，松花江畔”。 经查，此文未被穆木天的文集收录，也未见有相关研究著述提及，属于穆氏早期佚文。

白杨社作家群虽然供稿数不及飞霞社，但以作品质量论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毕竟白杨社作家的年纪相对较大、学历较高，人生阅历也更加丰富，他们的作品风格独特，正如徐玉诺对刘政同小说《到那里讲理去》的评价：“地方色彩很浓厚，也许有人少感不便；但这正是你的作品的趣味丰富（的）地方；并且使你的风格你作品中主人的性格额外显示。 ”①《编辑室》，《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45 号，1923 年12 月28 日。 按，此句引自编后记中所录徐玉诺致刘政同信。所以，白杨社部分成员不但在《鹭江潮》提前完成亮相，而且为东南一隅的闽海读者带来了辽远的白云黑土的想象。

（三）微波社作家群

如果说飞霞社在《鹭江潮》上完成了此后创社的雏形建构、白杨社将《鹭江潮》作为社刊创立前的发表阵地，那么，微波社则是在《鹭江潮》上发表了成立宣言。 此前学界对于微波社的研究，由于材料不足多语焉不详，尤其是该社成立的时间和主要成员的相关信息说法不一。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词典》（上海书店，1993 年） 中将微波社的成立时间确定为1925 年6 月，这应该是根据《莽原》第7 期（1925 年6 月5日）所载关于《微波》第1 期的广告而定的。 后来有研究者提出异议， 认为成立时间在此之前，因为同年5 月29 日微波社发起人赵荫棠去拜访鲁迅，得知鲁迅此前已见过《微波》旬刊，但成立时间还是不明确。②葛涛：《赵荫棠与鲁迅关系考略——兼谈鲁迅的一则佚文及微波社》，《上海鲁迅研究·15》，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年版。那么，通过新见《鹭江潮》，这一问题就明确了，微波社应该成立于1923 年11 月30 日，证据即此日发行的《鹭江潮》第27 号上所刊魏景星《微波学社宣言诗（一）》、赵荫棠《微波学社宣言诗（一）》以及《微波学社简章》（未署名）， 还有一段出自徐玉诺之手的微波社广告。大凡社团的成立， 以对外宣言及公布简章为开始，1923 年11 月30 日这天， 微波社的宣言与简章同时对外发布，标志着其成立。 而此前研究者推测与赵荫棠合办《微波》的“魏君”，显然既不是魏建功③姜德明：《鲁迅与赵荫棠》，《鲁迅研究月刊》1996 年第5 期。，也不是魏春芝④葛涛：《赵荫棠与鲁迅关系考略——兼谈鲁迅的一则佚文及微波社》，《上海鲁迅研·15》。，而是上述魏景星。 此外，从赵荫棠小说《我又活了》末署“在开封女中校教员室”来看，微波社成立于开封，1924 年赵氏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钱玄同读研究生之后，才在北京创刊了社刊《微波》。

微波社规模较小，为《鹭江潮》供稿的也只有赵荫棠（4 篇）和魏景星（2 篇）二人，但其宗旨是“研究学术特重文艺”，⑤《微波学社简章》，《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27 号，1923 年12 月28 日。这在《鹭江潮》中可谓别具一格，相比于飞霞社和白杨社的纯创作，微波社兼及学术与创作， 且重视对外国文学的译介。 应该说，微波社作为新文学社团，其旨趣更丰富， 创作则含蓄内敛， 体现着一种学人的趣味，这不啻丰富了厦门20 世纪初新文学的层次感，相比于鲁迅后来支持的泱泱社及《波艇》整整早了三年。 当然，这也体现了徐玉诺的襟怀与眼光。

（四）《鹭江潮》的其他作家

除了上述三个社团及作家，《鹭江潮》的作者群中还有徐玉诺其他的友人，

其中在文学史上最出名者莫过于王统照。1923 年12 月23、25、27 日的《鹭江潮》转载了王统照《夏芝的诗》一文⑥原载1923 年5 月由中国新诗社编纂并发行、由上海中华书局总发行的《诗》。，徐玉诺附记说“今年诺贝尔奖金已由瑞典文学会宣布给爱尔兰诗 （人）夏芝了。 吾友剑三最先研究夏芝的作品，必有深切的心得”，而徐氏亦将自己致王统照信①《编辑室》，《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14 号，1923 年11 月15 日。刊于《鹭江潮》。 彼时王统照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文学旬刊》， 为文学研究会新一期的书记干事， 可以说，徐玉诺与北京新文学界尤其是文学研究会的联系，主要依靠王统照来完成，也体现徐玉诺主编《鹭江潮》之渊源所自。

当然，徐玉诺除了联结新文学中心北京以及地方社团的作家之外，对厦门及闽省其他地方新文学力量也一并鼓舞了起来，上述林憾庐即是一例，徐玉诺也是目前所见最早评论林憾庐新文学创作的人。 此外，通过征稿吸引了不少有潜力的爱好新文学的青年，其中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张圣才（1903—2002）。 张圣才是厦门人，成长在基督教家庭，当时正在福建协和大学（福州）念书，是《鹭江潮》 作者群中后来最高寿也最具传奇经历的一位。 其基督教色彩浓厚的创作，备受徐玉诺青睐：“圣才的作品， 只要读者留心的读过他的《临别之杯》，《死的痕迹》，《他的心》，《周汉的死》，便会清楚的知道他造诣所到的地步；是不用我说的。 那篇《他的心》取材圣经中的故事，原文载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节，参观更可以知道圣才用心的地方。 ”②玉诺：《编辑室》，《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40 号，1923 年12 月20 日。张圣才大学毕业后，回到厦门办报兴学， 是福建上世纪20 年代著名的报人和教育家， 更为传奇的是其1931 年在厦门参与并发起“抗日救国会”，之后又被国民党军统吸收为对日情报人员， 最早获悉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成为一代谍报奇人。1955 年，因潘汉年事件而流放、坐牢，直至晚年平反。③详参《张圣才口述实录》（泓莹整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花开花落，百年沧桑，当谍报奇人的传奇经历再度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其早年已经具备相当水准的新文学创作则更应该被铭记。 而作为近代以来闽南基督教传播大本营的厦门，因为有了张圣才的创作，才仿佛有了自己的新文学。

三、作为文学编辑的徐玉诺

《鹭江潮》重新“创刊”后，徐玉诺对其在厦门主编新文学副刊的初衷，有过一段生动的追述：

一九二二年春天我在福州时，常在思明报上看见……许多人的小说，那小说中，每每有一对男女青年，男的呌“他”，女的呌“伊”，或者叫“O”和“B”；开首先写了每篇都是同样的景致，下边不是谈话，便是歌声；不是演说，便是通信。 那“他”和“伊”，“O”和“B”差不多随便换了位置也可以！ 无论是谁都可以！ 大家都看见过罢？ ——他们始终不知写景地是为主人的性格，写主人的性格，为的是一种感情或思想。

现在我来厦门已三四个月，鹭江潮的编者已换过许多人了，鹭江潮的版式也换过许多次了——我想经过二年之久，什么东西都要变迁一点……男女的鞋， 肉鱼的市价，海波节泊着的礁石，都不能不变罢！ ——鹭江潮的内容还是一个样！④记者：《编辑室》，《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9 号，1923 年11 月9 日。

但这毕竟是追述，并不能说1923 年徐玉诺南下鹭岛是心心念念要完成对厦门新文学的推进，而徐玉诺再次旅闽也并非此前就打算好的，况且情随事迁，副刊编到这个份上，刚刚起步，不由得感慨系之。 从另一层面来讲，徐玉诺的这段追述也是勾勒其主编《鹭江潮》之前厦门新文学状况的绝好材料，为上述笔者的推断提供了证据。

那么，徐玉诺的目标是什么？ 他要将《鹭江潮》办成怎样的新文学副刊？ 他说：

请作者，多看些现代翻译过来的书，并且在自己生活求意义，而非有真的感触不必多作。

请编者留心些作者之进步与需要，在中国出版物中择要剪□⑤此字漫漶，无法辨识。， 于作者投稿子择其较进步较真实，思想正确者发表，不要但管填满自己的篇幅。⑥记者：《编辑室》，《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9 号，1923 年11 月9 日。

当然，对于上述作为徐玉诺交游圈的《鹭江潮》作者群，他们的作品更多是出自徐氏约稿，毕竟都是知根知底的新文学同人，约稿的前提当然有对其新文学创作的认同。 此外，对于作者的要求， 则明显是针对以厦门本地人为主的投稿者，这不仅是徐氏对《鹭江潮》的要求，更是对厦门新文学创作的一种期望。 而作为编者，徐玉诺对自己的要求也很明确，从中也不难看出其对自己和《鹭江潮》的定位，一方面，编者不仅仅是单纯编辑副刊，而要有明确的选稿标准，还要兼具批评家的任务，注意与作者的沟通、交流，留心作者的进步， 而作者的进步同样意味着副刊的进步；另一方面，《鹭江潮》 即便再如何联结其他文学社团， 作为一个新文学荒芜之地的边缘性文学副刊，其视野毕竟有限，所以在副刊作者群之外还转载了其他刊物上的诸如茅盾、徐志摩、叶圣陶等名家的文章，以便在思想和内容上做到补充。

纵观徐玉诺主编的《鹭江潮》从“创刊”到终刊，基本上实现了最初的设想，而且这是徐玉诺人生中第一次文学编辑的经历，除了因为其他缘故在两个月后就终刊之外，仅就编辑来看，徐玉诺从新文学作家到新文学编辑，可谓一次较为成功的转向。

应该说，徐玉诺主编《鹭江潮》有明确的师法对象，即北京、上海的一些新文学名刊，仅就《鹭江潮》编辑效果而言，也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极为边缘且新生的地方新文学副刊。

以下具体来看看徐玉诺在编辑层面的操作及其特色，新版《鹭江潮》与旧版的差别，或者说与此前一些著名新文学刊物在编辑上的相似之处，也体现于此：

第一， 在版面设计上更加艺术化和人性化。旧版《鹭江潮》的刊名用略微放大的印刷字体，嵌在报纸上端内容的夹缝里， 显得单调且不醒目。徐玉诺改版之后，首先请人用毛笔题写了“鹭江潮”三个字，置于首版右上角，极易吸引读者目光。 此题签笔意连贯，加之遒劲的笔力，让人容易联想到潮水的连绵与力量，这便为刊名增加了极大的艺术感。 而且，较之旧版相对零乱的版面，重新创刊后的《鹭江潮》将每个版面自上而下等分为五栏，刊载内容从最顶端一栏从右到左依次排版，如此使得版面干净整洁，方便读者阅读，可谓是更加人性化的设计。

第二，在选载内容上有鲜明的旨趣，但也能做到兼容并包。 上述已提及徐玉诺与文学研究会及其内部的相关论争，可以说，《鹭江潮》在徐玉诺的主编下， 所追求的文学旨趣是相当明确的，即以此为阵地，在厦门文坛展开了一场“血与泪”的文学实绩展演。 以此便更加可以理解《鹭江潮》大部分作者都属于徐玉诺交游圈的原因，毕竟作为编辑的徐玉诺，其约稿首先会考虑到相近的文学旨趣，进而努力使《鹭江潮》在表达战祸带来的现实人生苦难的血泪主题上更为集中且具更有冲击力，正如徐氏所言：“虽说吉林，河南，厦门地位这样差别而被匪与兵祸却是一样，战祸差不多像人粪一般盖满中国了。 在这黑洞中，除非是死人，才能安然受容不发一声喊呌！ ”①《编辑室》，《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1 号，1923 年11 月1 日。但徐玉诺也尽量做到多元化，比如其自己在《鹭江潮》上的创作，则更多在展现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漂泊”书写，而上述提及的张圣才立足于基督教背景的创作，更是加深了《鹭江潮》内容的层次感和厦门的地域关联。

第三，在编辑上更加凸显出编者的存在及其意义。 如果说徐玉诺主编的《鹭江潮》与旧版相比最大的变化，即在副刊表面和纸背，都能感受到一个编者的存在，这也正是此前徐玉诺所能看到的一切优秀新文学刊物的特征。 编者不再是单纯将来稿搬到版面上的如徐氏所言“但管填满自己的篇幅”的人，而是副刊的运作者，是一种“显性”存在，其工作并非工匠式的，而是有创造性的发挥。 从某种程度上讲，许多优秀新文学刊物的编者，本身就是刊物的一位特殊作者，他们可能不直接参与创作，但却以各种编辑文字对作品进一步说明、阐发、附注，并且将编者与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的通信刊布，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尝试进行一种有效沟通，既当“梯子”又作“桥梁”。 这即便在新文学初期也不乏其例，如茅盾之于《小说月报》、孙伏园之于《晨报副刊》等，徐玉诺在新文学初期以较高的起点进入文坛，其作品频频亮相于以上这些新文学名刊时，作为作者兼读者的徐氏，不难察觉到其中的“编者效应”，并少不了与编者有所交流。 这些其实都成为徐玉诺在编辑学上的津梁，致使徐氏主编《鹭江潮》一上手便有模有样。

第四，扶植青年作家及文学爱好者。 在新文学报刊的编辑过程中，对青年作家尤其是不知名的文学青年的扶持是许多编者的特点， 比如鲁迅、茅盾等人。 徐玉诺当年步入文坛时年纪虽然不算年轻，但毕竟也曾是一位无名气的新人，得到过如周作人等新文学名家的青睐。 如果说徐玉诺对上文论及的三个地方文学社团的扶持，因为有其交游关系的缘故还不甚明显的话，那么对张圣才这样的闽地文学青年的支持就很能说明问题，还比如，玉舟是一名来自福州的文学爱好者，徐玉诺不断给其邮寄《鹭江潮》，而其文学创作也起步于此，并将新诗小说寄给徐玉诺指点①玉舟：《通信》（致徐玉诺），《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44 号，1923 年12 月25 日。。 还有来自泉州的文学青年尚友，最后俨然成为徐玉诺的知心好友。②尚友：《与玉诺——别的纪念——》，《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纪念增刊第三张， 1924 年1 月1 日。此外，在厦门当地，徐玉诺也扶持了集美学校、毓德女中学生的新文学创作。

四、徐玉诺及《鹭江潮》之于厦门新文学的意义

上述在钩沉了上世纪20 年代初徐玉诺主编《鹭江潮》之前厦门文坛的新文学状况之后，又考述了新版《鹭江潮》作家群与作为文学编辑的徐玉诺及其编辑特色，两相参照，其实徐玉诺及《鹭江潮》之于厦门新文学的意义，也就比较清楚了。概而言之，徐玉诺来厦与《鹭江潮》“创刊”，使得新文学在厦门从简单模仿的接受状态走向了具有创作意义的生产状态，也为厦门新文学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带来了质的提升，可以说，徐玉诺及《鹭江潮》最大的意义，乃其使得新文学在20世纪20 年代初期兴起于厦门文坛， 形成了厦门乃至福建新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好在当时读者也留下了至今可供我们认识徐玉诺及 《鹭江潮》意义的只言片语，以佐证笔者的判断。

1923 年11 月7 日， 离厦未久已生活在新加坡的文学青年邱陵，在给徐玉诺的信中曾对改版后的《鹭江潮》抱有很大的期望：

你在厦门，这文化初萌芽的地方；我信是必有成功的时候；你也不必失意；惟有向前做去，等待收货就是了。 （或三十倍，或五十倍，或百倍。 ）

鹭江潮进步的状况如何？ 我很思念伊。盼望伊像万年青的长入的百合花的美丽，和太阳光的明亮和高热度：③疑作“，”。映照到人们的眼帘，和镕化他们的砖心。 他们至少也觉得是一线引到真理道上的光明。④邱陵：《通信》（致徐玉诺），《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43 号，1923 年12 月23 日。

而经历了《鹭江潮》改版的玉舟，则明确肯定了徐玉诺的贡献：

寄给我的鹭江潮，如数收到，感谢之至。我逐篇阅过，其中使我感动的，很不少咧。 你来了厦门未及半年，把思明的鹭江潮整顿得如此完美，——形式和内容——这实在是你数年系⑤当作“来”。对于文艺热心之所致呵！⑥玉舟：《通信》（致徐玉诺），《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第44 号，1923 年12 月25 日。

从这些话里都不难看到，徐玉诺来厦后主编《鹭江潮》为厦门文坛带来的改变，而当时读者对徐玉诺的期许乃至赞许，也说明了此前的厦门文坛并未出现过如徐玉诺一样的人物，可以借用研究者形容鲁迅之于厦门文坛的意义的话——“无疑是黑暗中出现了一线光明”——来形容徐玉诺之于厦门新文学的意义，而这束光的到来无疑比鲁迅早了整整三年。 其实，早在1922 年于福州就关注厦门新文学状况的徐玉诺，自己又何尝意识不到接手《鹭江潮》之后为厦门文坛带来的改变，为此徐氏有更进一步的打算，即在厦门发起一个新文学社团，他曾联合林憾庐、林幽兄弟，以及林安国、邵庆元作为发起人，在最后一期《鹭江潮》刊登了如下声明：

我们几个人相信文学是人生不可少的，久想联合同志组织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想联合同志组织一个研究文学的团体，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交换智识。 现在着手组织，希望同志的青年们加入讨论会及一切组织……（按，引者省）①《发起声明》，《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尾声，1924 年1 月1 日。 按，此声明无标题，此标题为笔者所拟。

至于这个社团的名称叫什么、是否有后续动向，皆不知晓。 徐玉诺在《鹭江潮》纪念增刊第4张的《编辑室》中曾说，“今天见着林幽先生，他很热心提倡文学；不久将约合朋友有嘉禾文学研究团体之组织”②记者：《编辑室》，《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纪念增刊第4 张，1923 年12 月30 日。。 或许，可以将之称为“嘉禾社”吧。而上述这篇《编辑室》也是徐玉诺为《鹭江潮》撰写的最后一篇编后记，他深情地点名提及了不少《鹭江潮》的作者，算是告别，临了又不无悲伤地说：“请投稿思明报者， 以后直寄思明报社编辑，自然有人编辑；万物③当作“勿”。再写我（徐玉诺）的名字，至投入岐④当作“歧”。途去！ ”⑤记者：《编辑室》，《思明日报》副刊《鹭江潮》纪念增刊第4 张，1923 年12 月30 日。。

1925 年5 月中旬，徐玉诺离厦，自此再未踏上闽地这一隅孤岛。 次年秋，鲁迅南下，在厦门共停留了135 天，这期间成为此后厦门新文学史叙述中最为高光的时刻。 但是，今天我们在论及“厦门鲁迅”时，同样应该记住厦门时期的徐玉诺和他主编的《鹭江潮》，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厦门新文学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