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凯

西昆作家往往受到“挦扯义山”的讥评①刘克庄《江西诗派序·黄山谷》称：“杨、刘则又专为昆体，故优人有‘挦扯义山’之谑。 ”见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卷九五，济南：齐鲁书社，2015 年版，第2641 页。。 这个评价用于杨亿不太恰当，杨亿对李商隐诗风并非亦步亦趋、照单全收，而是一种能动式对话，承袭中有所突破、发展。 学界已关注到《武夷新集》与《西昆酬唱集》风格不同，倾向于认为《武夷新集》与《西昆酬唱集》是西昆体不同发展阶段的产物。 “武夷格调”不宜视作西昆诗风形成期的审美样式，与西昆诗风相比存在较大“变态”，启发、引导晏殊、胡宿、宋祁、宋庠、文彦博、赵抃、王珪等西昆余派诗人对西昆体内部进行变革，如晨星点亮宋诗走向隆宋之路。 本文拟探讨杨亿与李商隐对话的具体表现，“武夷格调”的特征、诗史意义及相比西昆诗风的变化所在。

一、师法圣人之体：杨亿对话李商隐的基本态度

李商隐诗作魅力不只是艳丽雅致的语汇、蕴藉委婉的典故，更在于其情感张力，折射出晚唐士人呐喊、彷徨而苦闷的心理。 如《陈后宫》借古言今，曲斥唐敬宗荒嬉失政②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8 页。；《随师东》极言战争消耗国力，“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③同上，第32 页。，民不聊生，诗人忧心忡忡；《有感二首》其二婉述唐末阉党乱政，“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 ……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 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④同上，第121—122 页。，诗人有感于甘露之变，茹痛侘傺、无可奈何尽露笔端；《夕阳楼》抒发漂泊孑然感，“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⑤同上，第82 页。。 与其将李商隐视作才子，不如将他视作慷慨悲歌的壮志难酬之士更贴切。 报国壮志难以在昏暗腐败的晚唐社会施展，诗人意识到唐王朝大厦将倾，却无法唤醒醉生梦死的统治阶层，只好借助辞藻与典故自我排解、曲言其志。

西昆正派⑥西昆正派由梁昆《宋诗派别论》（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提出，指《西昆酬唱集》所收17 位作家，与西昆余派诗人相对而言。中， 只有杨亿注意到李商隐隐于才子外衣下的慷慨志士身份：“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有穷而久愈出，钻弥淡而酌不竭，曲尽万变之态……得其清峭感怆，盖圣人之一体也。 ”①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重订、李裕民整理：《杨文公谈苑》卷五，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八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 年版，第9 册，第84 页。李商隐诗作“深趣”在于变化多端、高才雅丽、言虽尽而意无穷。圣人之体的情感特色在于“清峭感怆”，符合李商隐慷慨悲歌的诗风。 杨亿师法李商隐不限于遣词造句，更在于情感表现：“因出义山诗共读，酷爱一绝，云：‘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肢。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 ’击节称叹曰：‘古人措辞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②同上，第154 页。杨亿看重的正是李商隐意内言外，蕴藉含蓄，味外之味的诗作。

自我树立、自成面目的诗人都会自觉与前代典范对话。 这种对话并非萧规曹随式模仿，而是意识到前代典范的创作弊病、去弊取精。 杨亿意识到李商隐好用僻典的弊端，据《杨文公谈苑》：

（徐铉）尝欲注李商隐《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刘稹书》云：“丧贝跻陵，飞走之期既绝；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 ”独恨不知灰钉事，乃后汉杜笃《论都赋》云：“焚康居，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蠡。 ”商隐之雕篆如此。③同上，第99 页。

徐铉博闻强识却仍难以尽知李商隐作品的典故出处。 杨亿以“雕篆”概括义山体弊端。 他与李商隐对话在批判中继承，自我诗学追求与义山体风貌特点在相互“切磋”中取长补短。 西昆正派其他诗人大多全盘接受李商隐诗艺，不免顶礼膜拜，如刘筠“画义山像，写其诗句列左右，贵重之如此”④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版，上册，第288 页。，钱惟演《初秋属疾》：“薤簟自凭南郭几，縠巾犹卧北窗风。 蕴迷候雁辞遥塞，露湿飞萤起暗丛。 ”⑤杨亿编、王仲荦注：《西昆酬唱集注》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168-169 页。意在描写病中居家情状，更像前人闲适生活故事集，自我主体形象被故典遮蔽，不免重蹈义山体“獭祭鱼”⑥“獭祭鱼”作为诗歌批评术语，出自《杨文公谈苑》卷一：“旧说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鳞次堆积，时号獭祭鱼。 ”见《全宋笔记》第八编，第9 册，第36 页。覆辙。

能动式对话还表现为转益多师。 杨亿的师法对象较西昆正派其他诗人更广泛， 既有李白、白居易，也有谢灵运、阮籍。 杨亿是宋初少有的几位师法对象由唐上移的诗人之一。 师法对象多元化，不同诗风碰撞、互渗，《武夷新集》开创的“武夷格调”呼之欲出。

二、“抗心希古”：侧重在情感及内容的对话重心

《武夷新集》与《西昆酬唱集》均是杨亿对话李商隐的产物， 二者重心有所不同：《西昆酬唱集》主要在艺术形式层面，“研味前作，挹其芳润”⑦杨亿：《西昆酬唱集序》，杨亿编、王仲荦注：《西昆酬唱集注》，第2 页。；《武夷新集》“期漱先民之芳润”“励精为学，抗心希古……思睹作者之壶奥”⑧祝尚书编：《宋集序跋汇编》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版，第1 册，第75 页。，“抗心希古”不止艺术技巧，还包括文辞内容，具有一定的文以载道的色彩。

王旦称：“有贞元、元和风格者，自亿始也。 ”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五，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版，第4 册，第1945 页。概要而言，“贞元、元和风格”既不同于高度浪漫理想化的盛唐气象，也不同于细腻幽婉的大历诗风，而是文人重新思索小我与邦国的关系，既有关注现实的勃勃热情，也有思索自我生存方式及应对困境的策略。 “贞元、元和风格”正是杨亿对话李商隐的重心。

李商隐颇为推重韩愈、白居易。 自述“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⑩李商隐：《樊南甲集序》，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1713 页。，不只善作骈文，少年时用力更多、赢得文名的反而是韩愈等人倡导的古文。 《韩碑》 盛赞韩愈文章“濡染大笔何淋漓”“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①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第909 页。，如《无题》《锦瑟》等才子之作并非义山体全貌，沁人心脾的“濡染大笔”同样为李商隐所重视。他将此概括为“君子之文”，且认为白居易堪为典范，“翊翊申申，君子之文”②李商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志铭》，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810 页。。 他还曾参与白居易组织的诗文盛会，“陈、蔡及门，功称文学；江、黄预会，寻列《春秋》”③李商隐：《与白秀才状》，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801 页。。李商隐诗作的志士色彩即可看出韩愈、白居易诗文的影响，体现着贞元、元和时风士风文风的鲜明特点。

贞元、元和年间“庆荣而吊衰”的“候虫之声”④出自黄庭坚《〈胡宗元诗集〉序》：“庆荣而吊衰，其鸣皆若有谓，候虫是也……至于候虫之声，则末世诗人之言似之”，见曾枣庄主编：《宋代序跋全编》卷一六，第411 页。渐成风气。 受此影响，李商隐诗作大量表现日暮或岁暮景色。 如《秋日晚思》：“桐槿日零落，雨余方寂寥。”⑤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第518 页。《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⑥同上，第332—333 页。《幽居冬暮》：“晓鸡惊树雪， 寒鹜守冰池。 急景倏云暮，颓年浸已衰。 ”⑦同上，第519 页。景语包含情语，感喟壮志难遂，感伤唐王朝大厦将倾而无能为力。

相比之下， 杨亿写景诗作情感色调趋于明丽，如《次韵和章子美对雪》：“背日旋依松涧积，迎风先傍药畦消。 袁安此际偏无赖，独掩闲门对一瓢。 ”⑧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卷一一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3 册，第1323 页。再如《次韵和衢州席刑部早秋》：“艳爱芙蓉开幕府，香怜杜若老汀洲。 使君鬓畔多玄发，临水登山不用愁。 ”⑨同上，第1327 页。等等，无不如此。

三、“武夷格调”：题材表现多元化、情感意绪私人化

美学风貌升格成美学范式，一般缘于作者有明确的创作主张及融通百家又可自我树立的自觉意识。 受到“圣人之体”及“抗心希古”美学观念的影响，杨亿的文论主张兼重雕章丽句、凌云词气，如其《次韵和章頔见寄》所言：“犬子赋成犹未献，飘飘词气已凌云。 ”⑩同上，第1326 页。

杨亿将凌云词气的理论主张付诸创作实践。其《代参政王谏议陈情表》：“臣自念秉孤直之操，荷非常之知，徒励夙夜匪懈之诚，固乏左右为容之助。绝无党援，素少交亲，特出宸衷，擢参相府。”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八四，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14 册，第193 页。《贺剑门破贼表》：“属蛇豕之兴妖，乘貔貅之鼓怒，遂摧锋而奋击，未旋踵以翦除。”⑫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八三，第14 册，第180 页。固然代同僚陈情、贺边将战功，又何尝不是作者寄寓立朝大节、守护金瓯无缺的荡寇壮志？ 词气磅礴、豪气凌云。 余恕评其《涵虚阁记》：“终篇皆奇语，自渡江来，未尝见此，信一代之雄文也。 ”⑬《杨文公谈苑》卷八，见《全宋笔记》第八编，第9 册，第154 页。较西昆正派其他文人只注重雕章丽句，是种难得的突破与进步。⑭西昆正派其他作家的作品基本上不被视为雄文。 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评价刘筠：“能侔揣情状，音调凄丽”（孙猛校证：《郡斋谈书志校证》古籍出版社，1990 年版，下册，第973 页），《宋史·钱惟演传》评其“文辞清丽”（脱脱等：《宋史》卷三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30 册，第10342 页）。

相比其他馆阁诗人应制酬赠、吟赏宫掖等类型化、同质化作品，“武夷格调”书写视角不拘于坟籍故典、宫苑台阁，开始表露私人情感，带有较为鲜明的个人印记。 多元化题材选择、私人化情感意绪可谓“武夷格调”的鲜明特点。 《武夷新集》有意识地冲破西昆诗人的题材取向，视角拓展到家国，如《民牛多疫死》关注民生疾苦，《狱多重囚》聚焦刑罚过于严苛等，体现作者爱民忠君的拳拳之心，构成与李商隐志士之作的呼应与对话。

“武夷格调”私人化情感意绪不只个人私情，而是由个人闲趣提升到人格操守，如《喜朝京阙》之“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①《全宋诗》卷一二二，第3 册，第1415 页。、《偶兴》之“君子益知命，视履如平昔”②《全宋诗》卷一一五，第3 册，第1329 页。，提倡清忠刚直而齐荣辱、忘得失的浩然气节。 《武夷新集》较多出现边塞题材③如 《黄刑部之陕西转运》《十六兄赴韶州从事》《并州王谏议》《窦咏从淮阳军》《次韵和并州钱大夫夕次丰州道中见寄》《钱大夫赴并州》《闻北师克捷喜而成咏》等。，抒发报国壮志，诗风雄豪劲健。 这是其他西昆正派作家未曾屐履的。 如 《黄刑部之陕西转运》：

百二秦川四塞宽，甘泉烽火报平安。 泥书双笔迁郎署，粒食千金仰县官。 江海半生抛别墅，关山何日解征鞍。 定将鞭算资心计，流马功成国史刊。④《全宋诗》卷一一九，第3 册，第1386 页。

叙事主人公虽是黄刑部，抒情主人公却有作者的“投影”：“烽火报平安”既美赞黄刑部安边之功，也表露自己的戍边之志；建功边塞、国史勒功，既是对黄刑部的美好祝愿，又何尝不是作者立功以求不朽的凌云壮志？ 书写题材扩大了，诗人主体形象得以张扬、伟岸。 夏竦评价杨亿诗风“如锦绣屏风，但无骨耳”⑤范镇撰、汝沛永成整理：《东斋记事》卷三，《全宋笔记》第一编，2003 年版，第6 册，第211 页。，石介称杨亿“盲天下人目，聋天下人耳”⑥石介：《怪说中》，见石介撰、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62 页。，显然未注意到《武夷新集》这类作品，论断不免一叶障目、有失公允。

值得注意的是，《西昆酬唱集》之外，西昆正派其他作家的作品大多依然难脱西昆体习气：语言雕琢浮艳；题材上或颂太平盛世，自我形象湮没；或拘于一己私情，罕见家国情怀。 如刘筠《淮水暴涨舟中有作》：“行行极目天无柱， 渺渺横流浪有花。客子方思舟下碇，阴虬自喜海为家。”⑦《全宋诗》卷一一二，第2 册，第1281 页。极目远眺、渺渺横流已显露雄夐之气，但堆砌前人乘舟故典而忽视与个人情志融合，诗人个体生动气韵无从体现；李宗谔《赠苏承旨》：“金銮后记人争写，玉署新碑帝自书”⑧《全宋诗》卷一〇〇，第2 册，第1140 页。，诗人本体让位于政治活动，只见太平气象而不见诗人形象；钱惟演《谪居汉东撰曲》：“城上风光莺语乱， 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变成衰晚，鸾鉴朱颜惊暗换。 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唯恐浅。 ”⑨《全宋诗》卷九五，第2 册，第1067 页。相比《西昆酬唱集》，此诗虽然流露主体情感，但困滞在自伤自叹中，虽然对偶工整、诗语清丽，但过于浓重的愁绪不仅笼罩在诗人心头，也布满在读者的阅读体验中。

宋仁宗朝诗人虽然矫正西昆体之弊，但大多礼敬杨亿，如范仲淹评其“呜呼杨公，两朝清风。盛乎斯文，直哉厥躬。 端者我游，邪者我仇。 ……仰止遗真，雍雍哲人”⑩范仲淹：《杨文公写真赞》，见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上册，第168 页。，王素赞其人格“以方直自守”⑪王素撰、储玲玲整理：《文正王公遗事》，见《全宋笔记》第一编，第5 册，第190 页。，苏颂推许杨亿名节“文公名节冠当年，没世清风更凛然”⑫苏颂：《读杨文公文集》，见《全宋诗》卷五二九，第10 册，第6396 页。，不仅以“真一代之文豪”⑬欧阳修撰、李伟国点校：《归田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6 页。概括其创作成就，还赞赏其道德人格。 西昆体其他诗人罕见受到如此盛誉，“武夷格调”正是一代文豪道德人格的生动注脚。

四、“变态”：杨亿对西昆体的突破与超越

目力所及，“变态”最早出自《楚辞·九章·思美人》“观南人之变态”，王逸注解：“览察楚俗，化改易也。 ”⑭洪兴祖补注，白化文、许德楠等点校：《楚辞补注》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148 页。从中可知，“变态”的基本含义即变化。“变态”后来成为古人艺术评论标准，指书法笔迹体态变化。 如张怀瓘主张“迟涩分矣，无系拘跼；拘跼既亡，求诸变态；变态之旨，在于奋斫；奋斫之理，资于异状”①张怀瓘：《玉堂禁经》，见上海书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年版，第217 页。，强调继承成法的同时有所突破、发展。 “变态”作为宋人诗学观念，最早出自《北梦琐言》：“薛许州能，以诗道为己任，还刘德仁卷有诗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 ’讥刘不能变态。 ”②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版，第137 页。诗歌创作应跳出舒适圈，敢于尝试不同题材、风格，多面性、多元化，不可千篇一律、缺乏变化。 这一主张被宋人广泛接受，成为宋代诗学常常讨论的命题。 宋代“变态”诗学观念主要有两个指向：第一，语言、情感风格。 如欧阳修评价梅尧臣诗风：“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风华雅正，变态百出，哆兮其似春，凄兮其似秋，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陶畅酣适。 ”③欧阳修：《居士外集》卷二三《书梅圣俞稿后》，见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下册，第1907 页。第二，题材内容。如许凯豆页曰：“韩退之诗云：‘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醉座添香。 ’殊不类其为人。 乃知能赋梅花，不独宋广平。 ”④许凯豆页：《彦周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379 页。以恢复文统为己任的韩愈诗风雄奇劲健，没想到他也会有吟咏风物、清丽柔美的作品，这是韩愈作品在内容上的“变态”。

宋人对“变态”的理解还包括脱离政治教化、作为文之常态的对立：“若豪气抑扬， 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 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侠吾道，观其乐府，得非专变于文欤？ 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 ”⑤田锡：《贻陈季和书》，见田锡撰、罗国威点校：《咸平集》卷二，成都：巴蜀书社，2008 年版，第32—33 页。仿照变风变雅提出文之变态。 变态之文指脱离政教目的后主体精神迸发、情态昂扬的作品，故而大儒端士不敢非议，不同于变风变雅。 一定程度上，常态之文指经纬大道之文，变态之文指独抒性灵之文。

《武夷新集》呈现“变态”，与杨亿成功突破馆阁诗人身份困境密切相关。 馆阁诗人往往需要处理应制酬和等公共写作与独抒性灵的私人创作之间关系，私人创作能否摆脱自身身份局限往往影响馆阁诗人在接受史中的地位。 钱、刘诸人与杨亿的差距在于此，“武夷格调”相比西昆体具有特殊性的原因也在乎是。

不妨来看杨亿《偶书》：

朱轮远守未成欢，薄宦令人意渐阑。 郡阁政清慵按吏，乡园路近欲休官。 梅花绕槛惊春早，布水当檐觉夏寒。 已是三年不闻问，何如归去把鱼竿。⑥《全宋诗》卷一一五，第3 册，第1332 页。

对比钱惟演《谪居汉东撰曲》，此诗虽不一定作于诗人被贬官时，但“薄宦”“远守”不见得比谪居汉东的钱惟演要好，“未成欢”“意渐阑”的心理与钱氏相近。 所不同的是，诗人未被仕途失意绑架、裹挟，既然为官不得志，不妨归乡钓鱼，岂不快哉！ 诗歌语言看似不及钱氏绮丽，更多了份平淡，突破失意，增添言尽意远的味外之味。 这与杨亿乐天知命的君子观及诗意欣赏江湖州郡、视其为精神归栖之地关联密切，“君子益知命，视履如平昔”“吏隐偏知幸，民谣岂敢夸。 无嫌勾漏僻，且得养丹砂”。

不容否认的是，《武夷新集》确乎有西昆体色彩的作品，但大多“另竖骨脊”⑦“另竖骨脊”本自陆次云对欧阳修古、近体诗作风貌差异的评价，“昔人谓永叔诗似昌黎，大约谓其五、七言古耳。至于近体，有另竖骨脊之处”。 陆次云：《宋诗善鸣集》卷上，见洪本健编：《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 年版，中册，第695 页。。 对比杨亿《次韵和集贤李博士中元日见寄》与陈越《休沐端居有怀希圣少卿学士》：

凤池容出沐，蜗舍喜端居。 罢草芝泥诏，闲看紫素书。曲肱销永昼，行药绕前除。鬓换二毛近，林凋一叶初。 香街连甲第，席户望朝车。 暂别同心友，还嗟会面疏。①《全宋诗》卷一一六，第3 册，第1347 页。

玉甃银床荫碧桐，北窗珍簟水纹融。 衣裁练布如王导，扇执蒲葵学谢公。 琼屑半和仙掌露，兰苕轻泛楚台风。 若非冰雪神仙骨，相乐谁同一笑中。②陈越：《休沐端居有怀希圣少卿学士》，见杨亿编、王仲荦注：《西昆酬唱集注》卷上，第25 页。

杨亿此诗意象典雅雍容，雕琢句意、句法，西昆体色彩鲜明。 看似均以公余闲居为题材，诗歌面貌却差异较大： 杨诗可见自我身影， 看书、昼卧、赏景，自得自适的主体形象跃然纸上，结尾直接点明对友人思念；陈诗几乎全篇使典，沉溺在“研味前作，挹其芳润”，而忘了作诗本旨在于“有怀希圣少卿学士”，形象、情感完全被咏物使典淹没，浓妆艳抹，失去真淳之趣。 作品中显露自我形象，正是《武夷新集》西昆体色彩作品“另竖骨脊”的主要表现。

西昆正派其他作家在《西昆酬唱集》之外的作品大多依然以义山体为师法对象。 《武夷新集》师法李商隐而不拘于义山体， 还仿效白乐天体，这也是“武夷格调”相比西昆体主流风格的“变态”处。 除《读史学白体》外，再如《吴航赴宜兴簿》：“家住武夷峰，眉间道气浓。 风尘久为客，雷火近成龙。 试吏江城僻，宁亲岭路重。 一廛期没齿，乐土定相容。 ”③杨亿口述、黄鉴笔录、宋庠重订、李裕民整理：《杨文公谈苑》卷五，见《全宋笔记》第八编，第9 册，第86 页。此诗自注：“予素有阳羡退居之志，会当占数于乐郊也。 ”退去西昆体脂腻富贵气息，纯粹以平淡语道出，典故运用如花中蜜、水中盐，体匿性存、无痕有味，与白居易闲适诗风颇为契合。

杨亿曾列举雍熙以来文士能诗者，其中不乏朴淡平易的作品，如杨徽之《春望》“杳杳烟芜何处尽，摇摇风柳不胜垂”；徐铉《游木兰亭》“蓝烟破浪城阴直，玉勒传花苑树深”；郑文宝《春郊》“百草千花落，华风细雨天”；刘师道《寄别》“南浦未伤春草碧，北山仍愧晓猿惊”④同上。，杨亿已有避免李商隐雕篆诗风的自觉意识。 这是“武夷格调”得以呈现“变态”的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武夷格调”与西昆体确实存在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多元化艺术风格，密切关注现实、以故实曲言其志，“武夷格调”与传统西昆体差别明显。 “武夷格调”使宋初诗风不致被晚唐五代余绪完全笼罩， 宋诗才得以在宋仁宗朝走向隆宋，这是下节所要论述的重点。

五、以启山林：“武夷格调”的诗史意义

诗歌史演进无法立竿见影、速见其效。 宋诗在宋仁宗朝走向隆盛并非因为当时士人顿悟猛省，宋初诗坛看似因袭唐诗却潜伏着新变、启迪宋仁宗朝诗人的自我树立。 不同于钱惟演、刘筠等人对唐音亦步亦趋，杨亿对话义山体意欲以李商隐诗作深妙的措辞寓意变革晚唐五代诗风，树立宋调自家面目。

宋诗走向隆盛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西昆改造运动。 其推动力量，欧梅诗派之外，西昆余派也不容忽视。 “武夷格调”对欧梅诗派的启迪意义，相关讨论已较充分。 以下重点论述“武夷格调”对西昆自振的启发。

一般而言，诗派自我革新往往参考与之风格近似、在某些方面针对性救治其弊的诗体。 西昆自振选择的参照对象便是《武夷新集》。晏殊曾言：“洎入馆阁，则当时隽贤方习声律，饰歌颂，诮韩柳之迂滞，靡然向风，独立不暇……自历二府，罢辞职，乃得探究经诰，称量百家，然后知韩柳之获高名为不诬矣。 迩来研诵未尝释手。 若乃扶道垂教，铲除异端，以经常为己任，……则韩子一人而已。……会众流而有归，适然沛然，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其人也。 ”⑤晏殊：《与富监丞书》，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九八，第19 册，第221—222 页。对待韩愈、柳宗元的态度由鄙夷到推崇，在西昆余派中具有代表性。

有个问题值得思考： 西昆余派既然也推崇韩、柳，一些成员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联系密切甚而成为诗友， 那么为何并未被欧梅诗派同化？这正是因为西昆余派推重杨亿诗风。 韩、柳诗风与传统西昆体题材与风格差异较大，西昆余派希望在二者间寻找到平衡，于是《武夷新集》成为他们的理想选择。 他们将“武夷格调”作为保留西昆体摹写细腻、 语言雅丽优良传统的法宝秘籍，回应其时诗文改革浪潮，保证自身的主体地位。 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就意象书写方式而言，西昆余派继承“武夷格调”意象玲珑的特点。 欧梅诗派如“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回如鼻吸，老鱼无守随上下，阁向沧州空怨泣”①梅尧臣：《青龙海上观潮》，见梅尧臣撰、朱东润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一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233 页。，以水“倒蹙”、鱼“怨泣”极言潮水之盛，这样的雄奇诗风较少出现在西昆余派笔下。 此外，西昆余派继承“武夷格调”写景注重空间营构、色彩搭配，如赵抃《曲馆》：“日华烘玉甃，烟缕亘雕甍。 枣熟房栊暝，花妍院落明。 ”②《全宋诗》卷三四〇，第6 册，第4136 页。景物布置在高低、远近之间自如切换，景物光度有明有暗，对比映衬中愈益增添诗作玲珑美，诗思覃微、体物功夫胜过欧梅诗派。 语言清新朴淡，避免西昆体脂腻之弊。

其次，就情感抒发特点来看，西昆余派继承“武夷格调”蕴情于故典中，比欧梅诗派内敛、含蓄。 如宋庠 《忧阕诣台先寄献臣天休二学士》：“凄凉曾釜粟，感咽晏楹书。 鲋勺怀穷辙，鸡栖整故车。 ”③《全宋诗》卷一九〇，第4 册，第2184 页。孤苦愁寂的情感体验借助故典传达出来。

最后，西昆余派承袭“武夷格调”“丽”“巧”的美学主张，不同于欧梅诗派。 如胡宿《送致政秘丞》：“老笔工诗殊觉丽，清谈倾座几相亲。 ”④《全宋诗》卷一八二，第4 册，第2094 页。标榜诗风清丽，与欧阳修“雄文大手……盖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⑤欧阳修：《六一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第272 页。，强调雄文大手笔、纵横捭阖、雄奇横溢的文风，差别明显。

正是有了“武夷格调”如灯塔般的引领，西昆余派才得以与欧梅诗派并列为宋诗走向隆宋的两大力量。 西昆余派承续“武夷格调”风貌特点，精琢句法、细炼句意，诗风清丽典雅，一扫晚唐五代以来芜鄙之气，一定程度上纠正欧梅诗派气过其文、不善体物等创作弊端，推动宋诗健康发展。隆宋诗人明显热衷于炼字锻意，体现西昆余派的积极作用。 一定程度上，“武夷格调”正如晨星先导、引领宋诗树立自我面貌。

宋代诗人普遍存在唐音影响的焦虑，踵武其步还是自我树立，直接决定着他们与唐代先贤是模仿还是对话的态度。 对话意味着法唐而变唐，“深入唐人风格”⑥释文莹撰、郑世刚整理：《湘山野录》卷上，《全宋笔记》第一编，第6 册，第14 页。的同时又有敢于与唐人并驱争先的昂扬自信，“谁道元和无复致，为君堂上起薰风”⑦范仲淹：《杂咏四首》其三，见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上册，第77 页。，追摹中有所变形。 杨亿继承李商隐“圣人之体”，转变感乱伤时的“候虫之声”，自觉避免义山体雕篆之弊。

综论之，《武夷新集》所形成的“武夷格调”可谓宋代诗坛“自名一家”⑧宋祁提出“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 ”见宋祁撰、储玲玲整理：《宋景文公笔记》，见《全宋笔记》第一编，第5 册，第47 页。的最早代表性审美样式， 使宋初诗坛在晚唐五代浓雾笼罩中露出光亮，先导了宋诗走向隆宋的步伐。 这既是杨亿对西昆体诗风的自我突破， 也是对宋初主流诗风的变化。 宋调的确立，如杨亿等先导诗人的贡献值得重新认真思考。